房山石经(全3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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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ISBN:9787508017716
作者: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 编

书籍目录

房山石经 1
妙法蓮華經(七卷) 末附五十三佛名 《姚秦鳩摩羅什譯》 隋、唐
維摩詰經(三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隋、唐
大方廣佛華嚴經净行品菩薩百四十願二卷一 《柬晋佛陀跋陀羅譯》 隋、唐
佛說温室洗浴眾僧經(一卷) 《後漢安世高譯》 隋、唐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父宣公弟譯 隋、唐
勝鬟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 《劉宋中印度求那跋陀羅譯》 隋、唐
無量義經(一卷) 《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 隋、唐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隋、唐.
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一卷) 《婆藪槃豆菩薩造、元魏菩提流支譯》 隋、唐
受菩薩戒法—(卷) 出《菩薩地持經》 《北凉曇無讖譯》 隋、唐
賢劫千佛出賢劫經(一卷) 隋、唐
八戒齋法(一卷) 《劉宋沮渠京聲譯》 隋、唐
十方佛(一卷) 出自《十方滅閤冥經》 《西晋竺法護譯》 隋、唐
三十五佛并懺悔文(一卷) 出《决定毗尼經》 《西晋燉煌三藏譯》 隋、唐

作者简介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画,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盘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盘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
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
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
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
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
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画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着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房山石经》这部自隋唐以来绵续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经典,在佛教研究、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明清以来,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着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 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
首先从《房山石经》的学术价值来说,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据唐代开元二十八年(740)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大唐新译经四千余卷,送往石经山作为刻经底本之用,而且是由当时的佛教版本目录学专家、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的。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开元大藏经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完成之年。所以这四千余卷用作刻经底本的赐经,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钦定开元大藏经》,而《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保留了这部唐代宫廷大藏经的原貌。
我国历代雕印的汉文大藏经,加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内,约有三十余种。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鲜半岛于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这部《高丽大藏经》在刊印时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家视为「梦幻」般的一部藏经。近年来根据研究,《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 《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实际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这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房山石经》所用的两个底本,在今天都是绝世不传珍本,所以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尤为可贵的是,《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不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
其次,从《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来说,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再次,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区的政治区域规划,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以上资料根据【华夏出版社】与【中国佛教信息网】房山石经介绍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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