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译注

章节摘录

　　作战篇第二[题解]本篇以“作战”命名，紧接“计篇”论述战前计划之后，再论作战问题(古代战争不分战役、战斗，也不论大战小战统称为作战)。要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作战，必须先筹划费用、粮秣、物资。本篇立论主要着重阐明战争的胜负依赖于经济(财政、物资等物质条件在内)的强弱。由于当时生产方式还很落后，物资还很不充裕，军队组织也很不严密和不巩固；各诸侯国互相吞并的战争又为奴隶和农奴及其他贫穷劳动者所反对，所以《孙子》对进攻作战主张速胜而反对持久。又因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所以提出“因粮于敌”的主张。(七)孙子日：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产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财国用不足。②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③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⑤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⑥[校勘](1]千里馈粮：十家本、《武经》本“里”下无“而”字。竹简有“而”字，无关原意，不补。[2]内外：竹简作“外内”。于义则应先内而后外，于文则内外通顺。未从竹简。[3]其用战也贵胜：十家本“胜”上无“贵”字，《武经》本有“贵”字，据下文“兵贵胜，不贵久”，疑十家本漏“贵”字。依《武经》本增“贵”字。竹简“战”下无“也”字。[注释]①[凡用兵之法]：凡是用兵的准则。[驰车千驷]：驰车，即轻车，装载甲士用以攻击敌人的轻便战车。驷，古代原称驾一辆车的四匹马为驷，由此也把四匹马拉的一辆车称为一驷。[革车千乘]：革车，即重车，运载军需物资的辎重车。乘(sheng剩)，辆。[带甲十万]：带甲，当时对徒兵的通称。杜牧注引《司马法》日：“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所以二乘一百人为一队。以此推算，出车轻重各千辆，带甲合计就有十万人了。这里讲兵车以“千乘”数，讲带甲以“十万”数；这是理论上概论之数，不是一定的数。[千里馈粮]：千里，泛言远途。馈(kui溃)，运送。就是远征他国，就要远道运送粮食，既费人力又要大批运费。[内外之费]：指前后方的经费。[宾客之用]：指招待国宾使节的用度。[胶漆之材]：古代弓箭甲盾的保养维修所必须的胶和漆。这里泛指制作、维修武器装备所必须的物资。

前言

　　中华民族最早在自己的广大土地上过着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那时并没有战争，但生活水平很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私有财产、私有观念引起了部落问的相互掠夺，由集群格斗而发展到由小到大的部落间的战争(虽然初期还没有现在意义的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稠密地区战争不断发生，有战争的社会代替了无战争的社会。　　战争是社会历史的特殊现象。战争是阶级社会中的政治以特殊的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受当时社会经济的限制制约其规模和持续时间。　　人们从当时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战争，由局部、具体的战争实际中，综合各方经验提高到理性的认识。战国初“将”、“相”的分工，促使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成长，而这也适应各大奴隶主相互吞并斗争的需要。于是有若干军事理论家想方设法搜集并整理各地方的战斗纪实和某些军事名言(实即战争理论的片断)。这些军事经验和战略片断的综合在当时是必然的，它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孙武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家，这些军事经验和战略片断的综合以孙武命名是合理的，也是偶然性的事。　　《孙子》问世后，为古今中外军事家们所重视。曹操最先注释《孙子》。后来注家蜂起，便有许多文意不尽相同的版本传世。《孙子》在国外的流传，以日本为最早，十八世纪后有法、英、德、俄、捷等文译本，可惜都译得不好。拙著《孙子译注》(原名《孙子今译》)亦是一初步的整理。由于我所阅材料偏少，古文知识不够，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一)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子同时)，春秋末期人，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器重，用他为“工正”，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族，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形成自然要起一定作用的。　　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即位后，利用当时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一九七二年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改革图强思想的一个侧面。公元前五一二年，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同伍员协助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接受了伍员、孙武的扰楚、疲楚计谋，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于是乎始病”。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五0六年，孙武和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它们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袭击，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众⑥，攻人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恩格斯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春秋末至战国初，是由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推广施肥，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显然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奴隶的反抗、起义和奴隶战争，此伏彼起，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这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奴隶革命造成的形势下，代表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就是产生《孙子》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就是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孙子》的作者，顺应历史潮流，用当时比较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学说。它在战略上，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命题，在哲学上表露出不少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当广泛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它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二)　　一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的军事思想是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关于战争问题和军队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新兴时期政治上的需要。　　关于战争问题《孙子》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参见原文及译文第一段，以下只注明段的号数。)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九十九)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六十四)主张对敌性邻国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它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二)。这五个方面，从前注家们略称为“五事”。《孙子》接着又说：“主孰有道?将孰有?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二)这七个问题，从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计”。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那么“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二)这表明《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二十二)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拼死作战而不敢违抗。　　《孙子》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他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关于军队问题《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它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新的主张。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二)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二)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春秋末至战国初新兴的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八十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五十一)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三十二)、“料敌制胜”(七十九)、“通于九变”(六十一)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八十)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七十六)，要能“与众相得”(六十七)，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辅也”(一十七)、“国之宝也”(八十)。当然《孙子》这里说的“智、信、仁、勇、严”(二)，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和要求。　　《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二)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十九)。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七十六)。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提出“视卒若爱子”(八十一)，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拼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十一)，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内容概要

　　郭化若：（1904-1995），男，汉族，1904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原名郭可彬，曾用名郭俊英、郭化玉、郭化羽。

书籍目录

前言再版的话计篇第一作战篇第二谋攻篇第三形篇第四势篇第五虚实篇第六军争篇第七九变篇第八行军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用间篇第十三附图  春秋末期形势简图  战国形势简图  齐魏桂陵之战示意图  齐魏马陵之战示意图

作者简介

《孙子译注》是对《孙子兵法》的注释，中华民族最早在自己的广大土地上过着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那时并没有战争，但生活水平很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私有财产、私有观念引起了部落问的相互掠夺，由集群格斗而发展到由小到大的部落间的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稠密地区战争不断发生，有战争的社会代替了无战争的社会。战争是社会历史的特殊现象。战争是阶级社会中的政治以特殊的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受当时社会经济的限制制约其规模和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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