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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一章 导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的大公司在进行管理和销售的时候，公司管理层级方式压倒或者社会关系网方式压倒，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两者其实并不完全互斥。第二到四章回答的问题是，西方（或日本）的企业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层级结构下的营销系统来直接销售产品，还是一直将销售产品的权力下放给华商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五章讨论日本企业是用自身的层级结构来雇佣、培训和改造工人，还是将其交给中国工头的关系网和帮会组织？第六、七章则探讨关于中国企业是接受了西方式的公司结构，还是保留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第二章 美孚——成功建立西方层级管理结构1880年前美孚在中国市场的煤油销售量低且增长极其缓慢，于是在1883-1893年之间把销售权下放给叶澄衷，叶澄衷利用宁波同乡关系网络快速高效地提高了销售额和销售量，但是由于他总是违反公司的规定（缩短给经销商的借贷期限而用多出来的时间自己利用贷款去投资，高出公司规定价格销售以赚取差额），美孚罢免了他。1893-1903年之间则用香山人和一家德国洋行。但是由于同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竞争（完全下放给中国经销商），这十年间美孚市场占有额缩小。1903年后，美孚逐渐开始建立自己的层级管理结构，支付高薪吸引优秀的西方职员，聘用没有同乡关系的中国职员，着力打击同乡网络的作用（采用“回避”制度，惩罚违反规定的代理商），将公司层级管理制度不断向下推进，最终在中国成功建立起西方公司结构。第三章 英美烟公司——让位于中国关系网1902年-1912年间，英美烟公司采用了西方管理等级体系和社会关系网两种方式经销货物。公司雇佣了邬挺生（教会大学毕业）和郑伯昭（纯土著，香山人）做经销商，邬挺生英语流利，但缺乏从商经验，热衷于通过取得官方或地方精英的支持来推动销售；郑伯昭则完全老式中国商人左派，利用同乡关系网络扩展销售。1912年两人同赴美，邬挺生取得了英美烟公司更有力的支持。1912-1917年，英美烟公司设立了协和贸易公司，以邬挺生为总经理，邬挺生在官场的努力未能为英美烟公司取得烟草的垄断生产和销售权，而且由于忽视与中下层销售商的联系，他的成果并不理想，最终辞职。但与此同时郑伯昭则风生水起，英美烟公司逐渐给予他非常高的自由度，对很多违反公司条例的行为视而不见（做假账等），并确立了“独立经销商”制度，放弃层级管理结构，从而获得了极大成功。英美烟公司也在中国开设工厂加工香烟和采购烟草。1927年前，工厂利用工头（又称拿摩温）招募和管理工人，工头利用同乡或帮派关系招募和管理，经常对工人进行剥削，同时国民党和中共也利用这种关系工人进行罢工，故1927年后英美烟公司尝试取消拿摩温，雇佣大学生充当车间主任，但在27-37年间依然没有完全能够取消拿摩温的影响，工人的招募私下依然通过拿摩温进行。在收购方面，英美烟公司也利用中国烟草收购商在潍坊和许昌直接向烟农收购烟草，给予商人较高的自由度。第四章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培养中国通完全取代买办和经销商1877-1898年间，作为一家经销公司，三井采用中国买办进行销售，后由于买办费用高昂，决定自己培养中国通职员。三井招募青年日本人，展开为期三年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完全能够融入中国文化（非常成功），并对他们采用家长式的管理，使他们为公司工作一生。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和日本政府在1906-1907年的直接帮助（日俄战争后取得东北铁路控制权、联合日本几大棉布生产商统一为三井生产）使得三井在东北地区的棉布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作为反击，原本使用中国买办的美国生产商开始使用英美烟公司的销售网络，但由于英美烟草公司拒绝向棉布经销商提供信用（先取货不交钱，英美烟的烟草销售是提供的）等原因，最终无法与三井抗衡，不到一年就宣布推出中国棉布市场。日本棉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1898年的28%上升至1928年的98%，三井的份额常年占日本的20% - 30%。第五章 内外棉株式会社——将工人雇佣让位于关系网1911-1924年间，内外棉成功利用公司培养的中国通监工严密而凶狠地控制工人，并通过直接向工人提供住房和福利的方式削弱了拿摩温的权力（此前住房一向由拿摩温负责），因此罢工很少发生。但1925年后在国民党、中共和青帮的领导下，罢工频繁发生，其中一次是单纯针对内外棉要逐步解雇男工而增加女工和童工的行动（为方便进一步控制工人、建立层级管理）。五卅运动中，内外棉遭到强烈打击。1927年杜月笙指挥青帮捣毁了中共在上海的公会，成为上海的劳工组织者。1928-37年间，内外棉通过青帮来雇佣工人并协调劳资关系，罢工只出现了3次，但在工厂内，内外棉仍采用日本式层级管理。第六章 申新纱厂——改革并利用社会关系网荣宗敬早年通过同乡社会关系网络取得成功（无锡），但在1905年，由于无锡同伙人不同意在无锡以外建立工厂，他与同乡分离并利用日本银行贷款单独在上海设立了申新纱厂。他将决策权掌握在一人之手，但利用同乡关系网络执行决策，企业大部分成员来自荣家或无锡。他通过建立自治区的方式成功在无锡打破了工头对工人的控制，并将无锡模式移植到汉口，但在上海本部遭到了杜月笙青帮势力的阻挠，最终通过雇用一名无锡藉青帮成员来处理包身工事宜解决（实际上包身工只占小部分，但荣宗敬还是没有放弃加强控制）。在1927年、1933和1934年，荣宗敬分别成为政府的攻击目标，但他利用与吴稚晖的同乡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成功化解了危机。第七章 大中华火柴公司（比较混乱的一章，个人感觉大部分并非在讲层级管理和关系网）在1930年联合其他公司创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前，刘鸿生一直利用同乡关系网工作（宁波）。公司的工人招募让位于关系网络，但他设计了等级管理体系，并将权力交给职业管理人员。1936年，刘鸿生的儿子们留学归来，又将家族以外成员排除在决策层以外。第八章 总结公司与关系网的互动是动态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控制另外一方。欧、日、中的公司都容许过对关系网的依赖，也未曾完全克服关系网的抵抗。但是一旦外国雇主学会了在中国做生意，与外国发生联系的关系网成员就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在关系网内部，最大的局限是排他主义，但这也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总之，等级体系与关系网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是依自身状况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而定的。感想：作者得出了一个和稀泥的结论，让人不禁想到了非此即彼的辩论题目其实一般也都可以和稀泥。进一步的思考：社会关系网络和层级管理结构的具体不同之处究竟何在？传统、未加改革的社会关系网络就一定没有层级管理结构的一些特色吗？ -
http://bizchedan.blogbus.com/logs/59729750.html1840年以后，外国企业逐步进入中国。经济史家长期强调它们与传统商业的对立，表现在组织形态，分别基于科层制和关系网。本书多译为管理层级，本文沿用更常见的术语称科层制。历史学家高家龙的著作<大公司与关系网>记述1880-1937年间六家大企业在中国的组织变迁，则指出融合的方面。其中欧美、日本和中资各两家，都不同程度涉及两种组织，包括在其间双向转换。本文尝试进一步修正和扩展。允公允能历史地分析两种组织，可以将商业分成产权和管理，或借鉴政治学的政治与行政之分，前者是价值观，何者重要，为谁的利益，后者是方法论，什么任务，如何做。我们讨论的科层制和关系网，在每一层再分为两个概念。在产权或政治层面，自中世纪末期，西欧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法律上个体权利平等，可自由订立契约。随之发展出各种公共组织，作为法人，拥有人身权利以外的民事权利。商业公共组织，中文恰如其分地称为公司。同期中国仍处在某种封建社会，我们不纠缠这个有争议的题目，简而言之，儒教从血缘引申出个体间的附庸关系，最基本为三纲，相互承担不对等的义务。传统商业也基于这种附庸关系网，借用一个中文词，可称为财阀。本书的史料，英美烟草的经销商郑伯昭，各工厂的旧工头拿摩温，都对员工行使家长式的权威。共同创办申新纱厂，“理论上荣宗敬与弟弟分享权力，但实际上他在公司始终拥有决定权。”当兄弟二人就申新二厂选址发生争执，荣德生最终妥协，提供了资金，并在日记中写道，“余不违兄意”。两种组织，个体与集体、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截然不同。公司员工直接与法人立约，界定双方的权益，包含与其他员工的管理关系，也只有管理关系。郭士纳曾批评某区域主管，没有你的员工，只有IBM的员工。当然永远存在公司政治，但不能公开，只能以管理的名义。财阀则只有一对一的附庸关系，与管理关系的界限模糊，尽管儒教也有公的概念，但或者指纲常，抽象的附庸关系，或者化身君父，附庸关系网的顶点。荣德生不违地是兄意而不是总经理意。本书倾向于关系网由同乡组成。这些乡域都在中国南方，南方保持了宗族的社会结构。同乡总能追溯到某种真实或虚构的宗亲。英美烟草工厂的男女工头让工人分别叫他们爷叔和舅妈。其中国区主管唐默思也重用美国南方同乡，显然是不同的关系，更不可能将英美烟草的产权转移到他们的关系网。在管理或行政层面，经济学家科斯指出，交易成本决定企业的边界，将各项活动置于内部/计划还是外部/市场。当计划达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建立科层制。本文将市场上的战略客户群，包括公共关系，称为关系网。产权与管理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公司与财阀，科层制与关系网，共有四种组合。将本书案例代入下图，欧美大企业在第一象限(公司制+科层制)，中日大企业在第二象限(财阀制+科层制)，中国传统商业在第三象限(财阀制+关系网)，英国式个人资本主义在第四象限(公司制+关系网)。 管理比产权容易观察，因而引起西方研究者误读。两种观点都默认科层制和传统关系网是同格的概念，定义传统关系网是“横向沟通和相互义务”，将科层制称为等级体系，将传统商业与英国式个人资本主义类比，将日本企业视为比美国企业扁平的科层制，等等，都是不恰当的。西体中用1840年以前，附庸关系网笼罩整个社会，又分成官僚-士绅和平民两部分，古人形象地称为庙堂和江湖。开国后，关系网塌陷一角，被强行插入西方社群，渐渐加入西化的本土精英。现代化就是两个精英集团的斗争史。商业也属于这个进程。历史学家费正清指出，存在两个中国。无论认为西方企业还是传统商业主导市场的观点，都只看到了一个。美孚石油在中国销售用于照明的煤油。最初十年(1883-1893)由宁波人叶澄衷总代理。尽管叶的业绩稳健增长，最终因财务违规被辞退。1893年美孚设立首个驻华机构，人员不足，转而依赖香山关系网。在失去第二个十年以后，美孚下血本建立一个科层制销售体系，覆盖整个流程。1903-1914年间在华投资逾2000万美元，超过亚洲其他地区的总和。包括修建基础设施，以当时最高的薪资招募外籍员工，给予中文培训，从各西方驻华机构挖人，雇佣大批通英文的中国员工，通过他们严格控制末端的经销商。美孚采用派驻外地等方法，尽量使中国员工脱离关系网。已经在改造社会，企业应该是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却颠倒了，直到今天仍没有反正。这在欧美企业也是特例，英美烟草在华业务规模相当，都没有采取如此激进的做法，何况组织和财力更弱小的本土企业。英美烟草则始终同时经营两种组织、两张关系网，分别以唐默思、邬挺生和郑伯昭为首。科层制早期并未有效地运转，外籍员工依赖中国助理。一个美国人回忆：“我只不过是公司的门面……善良的中国人总是让洋人趾高气扬，相信自己是个干大事的”，但其实业务都是他们做的。邬挺生在官场的活动1912-1915年达到顶点，替英美烟草争取垄断全国香烟生产和销售，但没有成功。1919年邬辞职，直接原因是他在科层制的支持者唐默思离任，又挥霍了应收款用于交际，遭到继任者斥责。但我还是倾向他功成身退。1919是中国划时代的一年，爆发五四运动，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西方企业公关。邬接着做官，很可能和英美烟草保持联系，1927年又替公司出马，用政治手腕挤垮许昌本地烟草行会，结果被黑枪打死了。邬挺生还代理大城市销售，包括投放广告促销，兼有科层制功能，因而引起西方研究者误读。可能到10年代末大城市市场已经饱和。邬的继任者剥离这一功能，本书没有交待，但显然收回英美烟草的直属机构了。有观点认为邬忽视中小经销商，但他已经定位精英阶层，自然就放弃了江湖。进入20年代，英美烟草更致力在江湖上发展“独立经销商”，郑伯昭是个中翘楚。相应裁撤大区，增加基层办事处，使科层制扁平化、精细化，与传统商业共同成长，就像正规军以游击队为先导，向中国内地市场挺进。英美烟草对传统商业的管理也更宽松。郑伯昭存在叶澄衷同样的问题。外籍主管完全知情，包括收到一个中国员工密报，但装糊涂。法律顾问柏思德表示，只要郑能为公司赚钱，他就不会管这些小事。美孚为什么不能这么洒脱？尽管最终得到了回报，成本极其高昂。有前20年的经验，也应该能估算两种组织的损益，何必这么大动干戈？本书没有分析这个问题，我猜想有行业和组织两个原因。石油是高度同质的行业。煤油是大众消费品。传统和西化精英阶层有自己的照明方式，中国于1879年开始使用电灯。美孚在中国农村销量更大，煤油听有五花八门的用途：水桶、簸箕甚至摇篮，精英阶层显然无需这么节约。同质产品适于采用同质的组织，以发挥规模经济。香烟则相对差异化，接近奢侈品。英美烟草将不同的品牌授予不同经销商，可能还直营若干种，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和社会阶层。关系网分散决策，比科层制灵活。美孚是典型的美国企业。英美烟草最初为英美合资，1911年美资退出，属于英国企业，早期中国团队多是美国人。英国先完成工业革命，美国则迟至19世纪后期，科层制企业诞生在美国，美孚是先驱之一。尽管英美烟草晚20年成立，传承历史，可能科层制的发展反而不如美孚。英国本土狭小，殖民地广大，各地差异悬殊。英资很早就大量投向殖民地，其中的大企业，势必因地制宜，给分支机构较大授权，包括本地合作。英美烟草更是根据协议，不能在英国本土开展业务。英国殖民统治通常也采用二元结构，以印度最为典型，并行印度文官体系和众多土邦王公。美国是巨大的同质市场，孕育了科层制企业。科层制良好运行的关键之一在财务管理。美孚在中国就严格地层层审计。叶澄衷破坏了原则。英美烟草虽然宽容，也划清两种组织的界限：任何人在薪金和佣金中只能选一种。美国企业通常充满本土才向海外扩张，缺乏这样双管齐下的经验。美孚在中国的两大竞争对手联合销售，兼有价格和地缘的优势，也充分利用传统商业，美孚都难以超越，只有组织优势可以凭借。中国的疆域与美国相当，也适于复制其优势。中国团队融入全球架构，发挥协作效应，用全球摊销，成本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收益则更高。两家欧美企业，无论与传统商业斗争还是合作，最终都是为了加强公司制和科层制。本书则视为相反的案例，特别是将英美烟草描述为试验两种组织，对应两个中国合作者的选秀，都是不恰当的。我倾向于这是标准的开拓程序。并沿袭至今。改革开放中，较早一批外企通过特批方式进入，与国企合资，先进入大城市。等时机成熟，向中小城市-乡镇逐级渗透，和当代邬挺生们分手。本土企业也寻求某种官方背景，最好是“国有民营”，无力与外企正面竞争，抢先进入内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当代郑伯昭。中体西用长达25年，荣宗敬忠实地履行宗族义务，从上海向无锡输送资金。1914年荣提议向外地扩张，遭到打击，愤而与宗族决裂，成立申新纱厂。申新采取无限责任制，确保家族的控制权。其下建立科层制，任命家族成员出任高管，从无锡招募员工。申新成功地在两地遣散工头，但上海厂最终被青帮渗透进来。刘鸿生长期受益于宁波同乡和圣约翰大学同学两个关系网，在任职英资开滦煤矿期间发家。1930年刘主导鸿生火柴厂与另两家本土火柴商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注册为有限责任制。建立高效的科层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商。刘逐步推动行业联营，1936年争取到政府统制，亦将管理权转回自己的儿子。荣宗敬和刘鸿生都已不是郑伯昭式的传统商人。荣在外地建厂，从日资银行贷款，引进职业技术教育，用近代通信管理企业。刘更是西方机构培养的精英，在商战中击败西方企业。早在1850、60年代，叶澄衷就自觉学习英语、商法和海关条例。中国商人始终能敏锐地把握新事物。但在核心的产权制度原地打转。荣宗敬挑战的是宗亲荣瑞馨，而不是像本书认为的关系网。这是场“叛乱”而不是革命，从大关系网分出一个小的，个人也上位。三家火柴商也不是西方式兼并，尽管有管理原因，刘鸿生实际迂回地吞并另两家。鸿生火柴厂在三家中只是第二大，却主导合并。这在公司制下不多见。关键是刘在各种关系网中位置更高。两家中国企业都高度发展科层制，既是管理的需要，已成为本土数一数二的企业，也是产权的需要，加强从己的，削弱异己的附庸关系。但这是双重标准，违背人类的公平心和科层制的同质原则。后者类似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元前221年秦朝就在辽阔的疆域推行科层制。到隋朝开科举，标志其发展成熟。正因为科层制国家如此强大，将传统关系网压地如此扁平。美孚前端最接近，其他企业假以时日，也会接近这种状态。20世纪上半期，国家长期分裂，政出多门。先后三次某种政治势力向荣宗敬下手。传统观点强调国家对企业的侵害，但本书描述了企业灵活的推手，荣宗敬凭借关系网都化险为夷。刘鸿生更充分地加以利用。两家企业也都和帮会周旋。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民企的生态状态，正如吴敬琏所写：边生产边寻租。两种观点都暗示政府与企业是相独立的主体，只适用欧美公民社会的语境，政治和经济实现分工。在传统中国，政府和商业是一张附庸关系网的不同部分，春秋时就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官员整体最高，商人最低。侵害和推手都是“合理”的行为。日本幅员中小，人口密集。不同于中国，始终保持封建社会。战国时代很多武士已只食禄米而不是田贡，转变为官僚。各藩作为半独立实体，寄生一个御用商人阶层。明治维新鼓吹“和魂洋才”，虽然取消武士阶级，延续了附庸关系，并引进西方的科技和管理，等等，最终造就一个比中国更紧密的财阀制和比西方更紧密的科层制的奇特组合。日新月异本书对两种组织持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最后的命题：“理解(世界各地)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但我作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理智和情感都不能接受。见本文分析，财阀制产权和管理成本高，成长空间低。长期必然被公司制取代。再举一例，郑伯昭需要借助船户销售，这是个管理问题。但船户主要是江淅人，就变成产权问题。在公司制下，双方可以直接谈判，但郑的实际运作复杂地多，招募了一个镇江人冯锡藩，通过他打入目标关系网。尽管冯破例获得提升，仍须做完学徒期，并学会流利的粤语。后者耐人寻味，郑伯昭常驻上海，不可能存在交流障碍。学粤语并不是实际需要，而是种仪式，表达上位者的接纳，下位者的效忠，有如清初的剃发。粤语在中国各地方言中属于较难学的。这种合作算不上重大的产权变更，成本都如此之高。也说明不存在纯粹的产权和管理问题。本书早期的案例多与销售有关，后期多与生产有关，显示贸易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整体而言，工厂管理传统关系网不如销售部门成功。这取决于三者管理对象和组织的异同。销售是物流，科层制只要控制物，既能压平关系网，也能屏蔽与其的差异，实现合作。生产是工作流，需要控制人，势必与附庸关系冲突，后面还有广大的社会，特别是掌握暴力资源的政府和帮会。少数成功的案例都恩威并用，紧迫地是转移人身控制权。内外棉换成粗暴的日本监工，申新则温和地推进。而中国工头能控制工人，不是靠暴力，传统关系网覆盖整个生活。所以重要地是提供超过传统的福利。两者结合，内外棉和申新建设了厂内社区。后者称为劳工自治区，实际上类似保甲制。最神奇地是还修建尊贤堂和功德祠，分别供奉历史英雄和资深员工。贸促工是西欧的老路。数千年内，欧亚大陆贸易，早期丝绸，后期香料，采用类似关系网的接力方式。西欧开辟新航线，接管全程，也催生公司制的雏形。为平衡贸易逆差，西北欧发展纺织工业。最终导向工业革命。相应的组织进化，工业组织比贸易组织更高级。销售的战术灵活，但战略上属于同质分工。铺货和人身支配都是从中心向外发散的结构。而工业随着技术的提升，趋于异质分工。正因为附庸关系是纵向和不对等的，同阶者要求上位者一视同仁，相比同质分工不适于异质分工。财阀制相比贸易不适于工业。政治和军事斗争比商业残酷，更考验组织效能。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揭示了中国科层政治的困局。18世纪伏尔泰等西欧学者还相当推崇中国的行政，同样忽视后面的政治。1840年高下立判，英军击败清军，威逼清政府开关，也是本书的缘起。后面还有更多更大的耻辱。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西欧式民族国家转型。1919年标志其完成。此前邬挺生游说特许不成功，1927年英美烟草在许昌的资产被冯玉祥军没收，要求英国军事干涉，遭到拒绝，都显示时代不同了。但刘鸿生最终做到邬挺生替英美烟草没有做到的事情，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本书选取时间段的最后20年，大势如阳关三叠。北洋军推翻清政府……统一中国。1949年以后，西方企业撤出中国，民族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本书的主角暂时退出历史。但趋势向前一大步，计划经济将全国人民从关系网掰出来，填进科层制。也和内外棉、申新一样建立工厂社区，由单位提供全部福利。集中资源实现初步的工业化。1978年改革开放，否定之否定。本书的戏剧在更高起点、更大规模重演了。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外企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源，但民企的产权制度至今仍原地打转。在可以想象的将来，整个国家进入公民社会。中国企业仍在向公司制努力的时候，西方企业，又，创新了。1990年代初的衰退中，美国企业大批永久地裁减白领岗位，不同于以往临时裁减蓝领。当经济好转，紧接着第二波裁员。总共250万个岗位消失了。科层制可能已盛极而衰。20年来出现若干组织创新，统称为网络型组织。某种程度上回归关系网。令人担心地是，正如政治学者观察到的现象：那些在前现代政府已具有某种现代性(科层制)的社会，更难以建立现代政府。中国发达的传统关系网，会不会阻碍中国企业建立后现代关系网？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2010.2.8本文授权<中欧商业评论>
精彩短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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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系网络和人之间的网络关系类似。其中可以更好的认识公司之间的“社会资本”分布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的业务都是多元化的，但一般是相关多元化。网络式治理也许是螺旋式上升回归？ -
没想到。没想到，本来想的是另外一种书，没想到是这样的！喜欢学术的人可以看看。 -
我们有一些大国企有自己的人去写公司志，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却没有看到有什么人研究公司史，尤其从经济的角度去看一个公司的成长与消亡，虽然和《21世纪的隐形冠军》的内容不同，但是可以看得出我们在公司史的研究方面落后了很多，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始。
那些跨国企业可以在中国这么逍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复制历史，几十年前他们经历过的东西在中国在导演一次自然轻车熟路。对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的历史的研究，让他们更加可以纵横中国，当我们做着白领鄙视买办的时候何曾想过一百年来我们的位置都没有变过！！！ -
书名更应该翻译为：在中国遭遇关系网。如果是这样，那么开篇的提问最后模棱两可的结论，以及6个异质性案例的论证，都是“伪命题”。因为必然遭遇关系网，必然有不同的应对，因为变量太多，不足以有定论。抛开这个问题，该书由很多亮点，不赘言。直觉，高家龙的思路与美政府智库一脉相承，更似如今CCTV2惯常的论调。不过一切的一切，观今，可知中国外企。 -
全篇没废话。读的十分的流畅。观点和论证也十分的清楚。 -
视角很好。但存在各种概念的含糊与偷换。 -
书目本身不是很长，因此几乎没有废话，这是本书相当大的一个优点，作者列举了六个例子作为佐证，各具代表性，是研究中国近代以来关系网的优秀作品。 -
应该再看几遍，内容相对于现在的自己有些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