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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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
ISBN:9787508613420
作者:吴晓波
页数:291页

章节摘录

第一部 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1870年:未死将生的时刻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柘之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曾国藩没有亲眼看到帝国的崩溃。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击溃太平天国更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他和他的同党们试图让暮霭中的国家重新振奋起来。向美国委派留学生就是他临终前最后批准的计划之一。这是一项更为庞大的复兴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工程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它便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源。洋务运动的启灶,先是与镇压各地民变的军事活动有关。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国藩就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建了兵工厂和船坞。1862年,他从官库中调出6.8万两现银交给35岁的容闳,派遣他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兵工厂所需设备。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贫穷家庭,少年时被教会学校送进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书,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中国人。他赴美期间途经正在修建中的苏伊士大运河,预感世晃将被打通。1864年5月,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蕈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议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同年,苏淞太道道员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在9月20日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详细说明开办此厂的重要性。他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且现在制造的机器是为军事所用,日后一定运用普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他甚至预言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和子弹。1867年5月,曾国藩奏请朝廷提留部分海关税款建造大型舰船。第二年8月,工厂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轮船下海时,上海万人空巷,争相观看,欢呼雀跃。曾国藩高兴地在试航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其后五年,“操江”、“测海”、“威靖”和“镇安”等军舰相继造成,最大的“镇安”舰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已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它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日渐发展成为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它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它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于黄浦江畔的工厂原址将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百年复兴梦想,居然在此巧合际会。就在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的同时,另一个地方大员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它造出了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福建南洋水师。左、沈两人还创办了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它以中文、法文双语开课,所用教材均是来自欧洲的原版教科书。优秀的学生被选拔到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深造,他们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洋务运动是一次留着“辫子”的改革。后世史学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美国在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读白人学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厅进食,不能与白人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或必须让座给白人。在1860年前后,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欧洲的报纸直接将之比喻为“跟在英、法后面的小兄弟”。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一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2000余万两,田地万亩。胡雪岩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1870年,以“埃姆斯电报”事件为导火索,普法战争爆发。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普军大获全胜。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皇帝。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就当曾国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868年1月3日,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天皇,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

前言

【题记】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日,在漫天烟花中,改定《序言》。序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瑞典诗人托?特朗斯特罗莫【一】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而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它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象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白吉尔式的好奇,并不是惟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显然,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另外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然而,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景象。正是为了解答上述的这些问题,让我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后,鼓足勇气,溯源再上,开始重新梳理1870到1970年代的中国百年企业史。史海茫茫,我出发去打捞沉睡在水底的记忆碎片。因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中国企业史在传承上支离破碎,几无传统可言,它好象一张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图,一切都混乱不堪,某些片幅遗失了,显得残缺不全。【二】仅仅过去了一百年,我已经很难从实物上目睹到当年的光荣。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的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象海平线尽头的那一个飘渺的风帆远影。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正是因为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还有人记得虞洽卿吗?正是因为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还有人记得穆藕初吗?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还有人记得张公权吗?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还有人记得郑观应吗?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记得卢作孚吗?那个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甚至,我们该怎么评价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他们仅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团白灰的恶商丑辈吗?“化石”残存,商脉已断,一部企业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运河,我们能否清淤接续?我还试图在大历史的转折时刻里,寻找到企业家们的身影和声音。在国贫民穷的时刻,是怎样的资本和人才组合启动了“洋务运动”?在慈禧出逃、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时候,南方的商业繁荣是靠谁保全的?当立宪浪潮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谁保卫了市井的稳定?在五四运动的口号声里,谁是广场背后的支持者?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谁一度管理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日本军队悍然侵华的时候,又是谁保住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和转移了国家的最后一口元气?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的进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的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一,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其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气质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实。二,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地一致。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了2000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有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将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的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晚清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1930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醒。三,在百年的中国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悲剧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了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给予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景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其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由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未来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这是本书企图达成的一个目的: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三】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长礼”。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四】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却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惊喜若狂。我常常感奋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灭而黯然神伤。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不再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象极了我们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的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我们只是在无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缪和徒劳的。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前,静视运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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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英国《金融时报》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南方周末》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台湾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21世纪经济报道》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中国经营报》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吴晓波掌握了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也许再过数年,他能写就类似于《追求卓越》、《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的中国版商业“本纪”。——《第一财经日报》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他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新京报》

内容概要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荡三十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荣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年度十大图书”等奖项。

书籍目录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第一部 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年: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太保赫德
1875年: 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买办世家
1884年: 盛宣怀夺权
1894年: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一代“商父”
1900年: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北方一周
1905年:立宪急先锋
第二部 1911-1927:惟一的“黄金年代”
1911年: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百货四子
1915年:作为抵抗的商业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第三部 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 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南洋兄弟
致谢
人物索引

编辑推荐

《跌荡一百年(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1、作者吴晓波是著名畅销书作家,他的《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跌荡一百年(上)》”之一,销量应有50万册以上。《激荡三十年》销量也在30万册以上。2、作者对这一题材的驾御能力非常强,人物、事件、环境都不是孤立的,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将整个历史生动地再现出来,可读性非常强。3、《跌荡一百年》为《激荡三十年》姊妹篇,作者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作者简介

上卷叙述1870~1937年间中国企业的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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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72条)

  •     2008年,汇源老总意图将公司资产易手跨国巨子,遂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究竟是品牌无国界,还是企业家缺乏民族精神,但终究因法律上的原因而未能成事。此后,金融危机伊始,民族资本开始走出国境,涉足海外兼并。时至今年,山西省政府的十号文一声令下,国有的煤炭企业开始收编煤老板,国进民退一时间争吵得不可开交,时至岁末,此格局稍有松动。此外,中石油团购门、中石化天价吊顶事件也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上述事件,基本上包含了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的始终不解的问题:一是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二是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三是企业资本和公民责任。历史已经过去,话题却不能被遗忘。根据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中国从清末开始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三峡,从1840年开始至少需要200年的时间,这个可怕的三峡阶段会在2040年结束。现在看来,唐先生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到如今我们甚至连变革的方向都尚未明确,更罔论成败。在这里对中国发展变革的检讨,仅集中于中国的现代企业发展历程。如果希望更好的理解中国企业精神的话,那么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得不察。去年冬天,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读出了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冷暖,今年,藉由作者的宏大叙事,由《跌荡一百年》中一窥中国企业百年兴衰罔替,为上述问题提供更加系统的思考和理解。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从抵制日货到民族资本壮大,从官督商办到官僚压榨,从自由生长到被国家征收,中间战争、变法、革命、复辟之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倒更像船过三峡一般起伏跌宕。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列强欺辱,商业更是遭受挤压,因此,民族企业伊始,便带有和外国企业竞相争夺的题中之意。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等一系列洋务,都是在和外国公司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洋人的公司当时十分强势,甚至于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即所谓的买办都能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由此可见一斑。那些投身于实业的先人,如郑观应,舍弃洋人之厚禄强挽,终为国家效力,如卢作孚者,尽其全力保护工业资产,夥矣夥矣,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不应当被历史忘记。正是他们形成的群体,开启了国民经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列强如日本者,几度将中华民族置之死地,战争战之则败,几度让整个国家沮丧,但凡如商战者,其作用不可埋没。时至今日,欧美各国仍然以战争和金融作为前导,在世界上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保持所谓的“无发展增长”,由其继续保有财富增加的利好,而让其他国家承担相应的成本,即所谓的“结构增熵”。近百年来的历史向我们昭示,缺乏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是可悲的,缺乏独立国家意识的民族是可叹的,缺乏实力的国家是要挨打的。近代的中外商战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纵然以天下为担当,却也是以民族的强大势力为基础的,如二十世纪初之美国。从长期的历史看来,所谓品牌无国界,或为数典忘祖,或为目光短浅。关于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更是夹杂着国有和官僚资本的倾轧,民营企业从其创办的第一天起就多灾多难,军阀混战政府更迭,不改变的永远是对民营企业的压榨。从晚清的官办压制民办,到民国搜罗财政支持几乎使出无奈手段,再至日本残酷吸血,以至后来的国有化,民营企业除了能够在难得的喘息时顺势而上,在多数时候是在夹缝中生存,到了最后更是“不知下落”。民营资本作为极有优势的资本形式,应当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战略性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换言之,官办资本不应当在这些领域与民争利,也不应当适用垄断性资源挤兑民营资本。但是这一陋习至未改。收购煤老板虽非著例,但是现有的垄断体制不打破,难以发挥出最积极的经济驱动力,也难以实现新的进步,更难以防止腐败丛生,不能剪除衰落的祸根。除了上述制度,内在的商业文化精神更加让人难以释怀。当代的商业,中国传统的晋商、徽商所坚持的注重信用、国民责任也渐次失却,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商业巨子,有多少是怀抱家国天下之心从商的,在商业成功之后又有多少人投身社会改造和公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等高一呼,奔走呼告。此次煤老板被收编,稀有帮掇之声,其极其负面的社会形象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悍马撞人、包养二奶、黑煤窑等等之下焉能有崇高的人格?当年陈嘉庚虽然典卖企业也要建立厦门大学,荣德生纵然企业败落也要捐造一百座桥梁,张骞宁可自己坐三等仓吃素食也要支援教育和公益,等等,他们尽到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也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个别企业家们与先贤们相比,道义精神何在?等到掩上书卷,不觉天已拂晓,推开窗户,远方晨灯依稀,一阵寒风迎面扑来,瞬间让人异常清醒。
  •     最早是读吴先生的激荡三十年;接着,又读吴先生的跌荡一百年。两套书,两种感受。如果说,激荡是一支意气风发的新中国发展史,那么,跌荡就是一曲悲壮的民族崛起史。但,更令我震撼的是,跌荡一百年。也许,悲壮的奋斗史,更能引起人的深思与共鸣吧!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水深火热中,前行,倒下,再前行,再倒下。。。前赴后继,缓慢的,不懈的,推动着中国的经济进程。所以,中华民族,从来缺的都不是所谓精神。。。
  •     其实个人觉得跌宕比激荡好看很多。因为一百年和三十年的历史宽度很明显不同。而且在跌荡一百年里面更多的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看这些,我想不通的问题就更多更多了。于是更加更加的无奈。很大程度上,吴晓波至少是努力为很多企业家平反了。虽然我依然认为这其中的曲折还没有作一个全景式的展现,虽然我觉得很多话还是作了很无奈的折中的表述。而我深深感动的,相比于此间的故事,更多的是结语,那句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这样冷静沉着的历史观,至少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啊 ,不管作者在著述中是否达到了这种自觉,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另外特别感动又特别遗憾的是,作者虽然吧个人和历史联系起来了,但是对群体更多的陷入了政治学的角度。没有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真正高度把握。我们甚至很难看清楚一个城市的兴衰,哪怕是作者极重笔墨的南通、北培、集美。当然,这未必是本书论述的重点。毕竟这部书旨在写企业家,而非商业史。即使写商业史,作者也已经在企业家、企业这两个点上取得了几乎可以说突破性的进展。这已经很不容易。

精彩短评 (总计101条)

  •     跟多数人相比,我从书上认识吴晓波比较晚。当《大败局》风靡大江南北时,我虽也曾多次从书店的书架下拿下这本书,但翻了翻还是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2007年上半年,我在一个叫“悦读时光”的小书店看到了《激荡三十年 上》。这个时候,我正在关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无疑,企业的变化是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即使身处这个时代,即使学习的就是经济管理,即使从来也没有停止对这个社会企业变化的关注,仍然感觉其难以把握。可以说,这30年企业的变化既是中国变化的缩影,更是中国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因此,一本描述中国企业这30年变化历史的书正是我所期待的。吴氏这本纪录片似的书,年谱一样的记录,令我很感兴趣。因此,差不多每次去这个书店(大约每周一次),都会去翻翻这本书。之所以没有立即买下来,完全是因为它还只有“上”。
    2008年2月,终于看到了《激荡三十年 下》,于是毫不犹豫地同时买下了“上”、“下”。
    真是好文字!
    不是说笑,除了金庸、古龙、还珠楼主等有限几人,我还很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口气看上一个人五六本书的——更何况这其中还包括了近一年时间的等待。究其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吴氏的文笔确实不错,令人实在不舍卒读。
    因此,读完《激荡三十年》后再买《大败局》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然后看到了《跌荡一百年 上》,然后,又是等待。2009年10月拿到《跌荡一百年 下》时,正是比较忙时,并正逢出差,结果在路上就把书看完了。
    过瘾!

    只是,看过后,我发现,在书里却没有留下多少涂鸦。
    原因呢?
    我是喜欢在自己的书上信手涂鸦的,因为,不是很喜欢的书,现在已经难得买了;喜欢的书,总有喜欢的理由,比如,能与之交流,激发自己的一些感想——因此,自然会有涂鸦。并且,我信奉一句俗语:不动笔墨不读书。
    但是,也有读过之后,不着一字的,比如小说。因此,没有在这六本书上留下多少字迹,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的想法,读过了就是读过了。喜欢,就是喜欢,以后也许看到了他的书,翻一翻,喜欢还会买,如此而已。
    但是,前些日子,邀几个管理学界的朋友小聚,谈起吴晓波,问了一句好像不太合适宜的话:据说,吴晓波的《大败局》成了教学案例?
    “那叫骗局,能叫案例吗?中国企业都这样的案例,那中国还要管理做什么?”
    我恍然。

    不是吴晓波写的不好,也不是写得不真,是我自己要求错了。既然是对骗局的分析,自然也就与小说差不多了,我何苦求什么对话?
    又想起他对抗战时期陈仪在福建被陈嘉庚驱逐之事的描述,对比在别的书中见到的陈仪后来结局,也就释然,每个人看到的历史果然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喜欢吴晓波的书。编年史?权且当作是吧。喜欢就看了,如此而已。
    一个人,六本书,以后也许更多。
  •     从激荡三十年开始看起到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的曲折历史惹人深思
  •     知识水平介于高三和大一阶段
  •     历史的轮回总是惊人地相似。
  •     视角独特,纪念那些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力行者
  •     感觉全书说的最多的话是“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     吴晓波的书都不错,他得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都很好看
  •     历史总是相似的,市场环境不一样可人性总是相差无几的,百年前的经济问题现在也一直在循环出现啊。
  •     最近把三十年和一百年都一口气读完。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从经济与企业这条脉络去追寻中国现代化之路,洞察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与自救,勘破负责的人性在时代之中的跌宕起伏,更是商业文明在中国这个古老土地上的颠簸前进。虽然是经管类图书,但是完全大可当做是小说来读,中国当代企业史,在吴老师的很多细节的描述中,散发着丰富的叙事乐趣,颇似一部黑色幽默的小说,其中的光怪陆离,匪夷所思,让人又想笑,又禁不住心痛。
  •     真的非常好,让近代史一下子立体化了。
  •     最后关于吴舒然的段落,让读这本书时的某种心情一扫而空
  •     陈嘉庚的集美与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
  •     了解了好多中国近代史
  •     读书心得:企业家的成长宿命?读《跌荡一百年》(上,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在过去的130多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从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现实的问题,这是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上,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的一段描述。他接着说,“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想起自己十年前立志从商(或在企业)而不在政府机关,来自于一个乐观的预期,即未来的政府的权力会受到限制越来越小,而企业家阶层的力量将日益体现;而这种判断可能也来自于当年轰轰烈烈的“国退民进”的大改革。而“河东”十年过去了,却不期然到了“河西”:政府的权力不断放大,对企业的制约显而易见,而目前的“国民进退”却也是轰轰烈烈的演绎着。但在目前这个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甚至在美国、欧洲的大金融机构不断国有化或政府接管的阶段,更容易诱发国有化的各种美妙诱惑:国有化和国有管制或许更有成效?我们是否要进行更多的国进民退?在阅读这本书后,我找来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来读(这本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他写到,“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党组织所安排以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书中也提到,“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侵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其中有一篇文章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但罪恶的存在,指定是损失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他还提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制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我好像还曾读到一句话,大约说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其实已经历了原罪阶段并向更高阶段过渡,但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不得在改革开放后一步回到解放前的更前阶段重新“原罪”,从而使整个民族承受这种损失和伤害。同时,在目前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仇富现象却获得如此的追捧,对企业家的道德诉求又是如此刻薄,企业的发展是越来越局促----以著名的江苏铁本事件为例,为控制经济发展过热现象,200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指出铁本项目是一起典型的涉嫌违法犯罪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注册、项目审批、批准用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问题。据此,有关部门对戴国芳等10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戴国芳此后被关押达4年以上。而最终的罪名确是: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而2008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由此前的过热转变为投资乏力、内需不足。钢铁行业尤其如此。而戴国芳从投资过热的标志人物,到被关押4年,又被取保候审,突显了政府对企业家易如反掌的掌握,真是让人吹嘘不已。或许,未来的企业不是被“和谐”掉了,就是被“调控”掉了,这能使没有恒产者有恒心吗?但是,人民却不以为意。----“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使的。”&nb
  •     跟随着《激荡三十年》一路看下来的,看书的时候很是为当时的民营经济鸣不平,在国民政府尤其是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孔祥熙等人对民营经济的压迫让人义愤填膺;对张骞、卢作孚、陈嘉庚等企业家能在成功后造福社会、在国难当头时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努力构建自己心中理想社会而努力感到钦佩。 当然本书是着眼于企业史,更多地关心企业的兴衰。但如果当时掌权者来看,除去一些人为自己谋私利外,蒋氏政府政府的一些举动虽过分但也是迫不得已。当然做得过分了自然失去民心。不讲信用的政府,怎么能长久。 说回企业家,同样是员工的执权者,如果也像蒋氏一样,长期给员工画大饼,一直『发行债券』却不兑现,甚至寅吃卯粮,让猪吃猪蹄,势必也会让员工失去信任,企业也不可能长久发展。可以狠,但不能失信!
  •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企业,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     吴晓波的经济史作品文笔简练,史料详实,是了解中国百年政治和经济的好素材。从激荡30年看到浩荡两千年。
  •     比三十年好看,真的是历史风起云涌
  •     吴晓波是我尊敬的一位财经作家。这部书据说是叫做中国企业编年史。我喜欢,看了两遍。同样是写历史,与那些力图客观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吴晓波的写作方式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他对于历史的描述通常饱含着深情,以一种特别的情感介入的方式来讲述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故事,落笔之处尽是浓墨重彩。吴晓波在书的结尾说,“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境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我们正在阅读的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但也不应该是滚烫的,它仅仅应有平凡人的正常的体温。在冷静中,我们才能找到真理的入口。”我们找到真理的入口了吗?我们印象中的近代历史,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推翻封建压迫的斗争史,总之是一部政治史。但是这百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企业是如何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家对历史有哪些贡献等等,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十分陌生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是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么?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通常的情况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历史学家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吴晓波通过这种努力,希望中国人能够记住那些他认为应该记住的人。那些虽然理想浪漫但务实精明的中国商人,那些亦官亦商的企图捍卫民族权利的官商,那些投笔从商实业报国的学商们等等。他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中坚力量。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卢作孚、张静江、周学熙、范旭东、胡雪岩、虞洽卿等等等等,在书中,他们一个个血肉丰满地鲜活地向我们走来。在近代政治屈辱的大背景下,企业家们的努力更多的显示出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胡雪岩在上海与洋人斗丝,最后惨烈地失败;在争夺开平煤矿的过程中,周学熙与英国人打了10年商战,最后仍然以悲剧收场。那些浪漫的商人,在经商的同时,已经用实际行动打造自己理想中的小社会,张骞的南通城,卢作孚的北培、陈嘉庚的集美学村,曾经是乱世之中的桃花源。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盛怀宣、宋子文、甚至杜月笙这样的人都有可敬之处,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抵御外强的入侵和掠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杜月笙和虞洽卿们将自己的船悉数沉入江底,以阻挡日军西进。他们理应被后世牢记。其次,通过他对历史的描述,能够让人们对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有所警醒。“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吴晓波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对国家主义和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担忧。国家主义在清朝末年李鸿章掌权的年代就已经大行其道了,盛宣怀这样的官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与国外资本搏杀,从洋人手里夺回了诸多经济利益,但是他也上演了一幕幕官进商退的闹剧,他在四川实行的铁路国有化竟然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用吴晓波的话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后来,蒋介石政府中宋子文、孔祥熙对民营企业的巧取豪夺,更是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加深了普通中国人的贫困程度。反观现实,吴晓波怀着深深的忧虑。
  •     是一本让人对民国有全新认识的书。事实一再证明,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力量是最具中正平和和理性能量的一股力量,但在中国由于数千年歧视工商业的传统导致商人在危险的时候能成为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在矛盾激化时成为政府的盘中餐和替罪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说明了,当中央政府弱势时,民营资本就有机会繁荣起来,而一旦中央政府缓过劲来,民营资本就成为待宰的羔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不会放弃扩大权利的机会,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会让腐败泛滥,当前是这样,民国也一样。商人往往是素质较的族群,所以也经常代表了传统乡绅势力,文化传统里的齐家治国的理想也经常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即使一次又一次粉身碎骨。以前以为抗日战争救了我党,现在才发现被救的不止是我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样,民族的凝聚力让它重新坚持了八年,而不思悔改终于葬送了自己。
  •     吴晓波不愧是中国企业史第一人
  •     历史都是这样在重演
  •     值得一看 中国近代史加经济史 能感觉作者很认真很真诚写的这本书
  •     时代的体温
  •     昨天收到书的,大体看了一下,和激荡30年的风格类似,吴晓波本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尽可能客观的去收集资料,去评述,很难得!感谢!
  •     一点史实错误:1、上册231页讲到中原大战时,说张学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与史实不符。2、上册234页讲到1931年1月18日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应为1932年。上册致谢里面写道“如果我的任何一部著作让读者感觉心旌荡漾,那一定是我的错”。是否有点……做作?因为我的确看得心旌荡漾,心中涌起去做实业的豪情。同时,也有感于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百年前的片段如今看来总有似曾相识之处。其中所言国营资本总是占据上游能源和资源性行业,民营资本总是只能在下游竞争性行业中生存,非常经典。而盛宣怀、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之所为正可与当今国企当家人相比。官僚资本与国营资本相伴而生,百年前即已演练得相当熟练了。果然,读史使人明智。本书的体例与《激荡三十年》基本一致,但部分经济人物的章节则侧重于人物而不能给人全貌的感觉。还是要感谢作者妻子的建议。本书是近代企业史,但总难免要到更大范围的近代经济史甚至近代史领域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诸如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观察中国》,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总要逐一读过,一一记下了。
  •     通勤路上听完的
  •     喜欢看吴晓波写的书,文字里面有对商业历史在认识上的智慧,非常喜欢,期待第二部。
  •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291页的书。许是纸质的缘故,拿在手上它显得轻飘飘的。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深黑色的封面与封底,以及由作者亲笔题写的五个苍劲的大字:跌荡一百年。
      
      其实更为沉重的感觉隐藏在书页与书页之间。自从吴晓波不再沿袭激荡系列,而是悄然用跌荡两个字来替换,一阵悲凉的气氛已经不知不觉笼罩了阅读者的心绪。那个在教科书中被称为“软弱”,“两面性”,“唯利是图”的一个群体,随着阅读的过程像画卷一样缓缓展开。这群被摒弃在人民群众之外的人们,经历着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样的遭遇。相比于近百年后的追随者,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们多出身于精英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比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更早具有国家的概念和忧患的意识,也更早脚踏实地地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担,虽然在不断的重新书写后,他们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在那个以掌权者为中心的历史潮流之中。
      
      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事实注定了这个国家最早的工商先驱也必然是官员。这群社会精英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把天下兴亡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太平天国平定后骤然由乱到治的局面赋予才华横溢的他们以无比的信心,似乎只要动手去做,现代化的前景就在眼前,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片在西方眼中落后贫瘠的土地上涌现了多个大规模,大投资的企业,五十年后,这个兴办大型国企的浪潮戏剧性地再一次,也许是再二次再三次地重复,历史就这样一次次地走着圆圈。今天再回头,当年的那些荣光,连凭吊的遗迹也很难再寻到。其中命运最好的应该算是江南制造局,它的地址上正在建起世博会的一系列展区,用以在一年后表示我们的人民第N次站起来,模范城市南通现在只不过是苏北的一个小城,而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早已无迹可寻。
      
      读到这一段时,我正在安庆,那个新兴旅游热点天柱山的脚下。五一的假期吸引了无数来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人们,开着私家车扶老携幼地来欣赏山上随处可见的绿树,路边杂乱丛生的青草,一边抱怨着城市的嘈杂与喧嚣。窗外雨淅沥沥地下着,延绵的山脉在远处轻柔地起伏,隐藏了一个个旅游者们看不见的小村庄。
      
      我刚刚从其中的一个村庄回来。踩着雨后泥泞的小路,我们是帮一个教育基金会去做回访,以确认他们的支教资金正确地送到了正确的受助人手里。汽车在乡村公路上驰过,空气如洗过般清新,山脉和田野都在身后静静不语,除了路边三三两两的小饭馆和汽修铺,一切和百年前区别不大。
      
      从当地教育部门指定的那户人家出来,我们在村前屋后又徜徉了几分钟,希望找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一群妇女正在一块空地上聊天,我们凑过去打听一个学生的名字,迎来的是一组狐疑的目光,“你们是干什么的?”于是赶紧给她们看我们的胸牌,连比带划说明我们的来意,不敢说得太多,因为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农村社区,其中一家凭空获得若干的金钱,会对他们的社区人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站在她们面前,我陡然感到一种遥远的距离,那不仅仅是语言不通的结果。我们和她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每个世界有自己的规则,就算她们知道些什么,我相信她们也不会说的,何必为了几个侵入者一样的“外人”毁掉自己的社区生活呢?那是一种非常无力的感觉,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制面前,满腔热情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成效的感觉,就像那些百年前的工商业先驱。
      
      这些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出在安徽,经过合肥时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并没有去拜谒他的陵墓。引用《跌荡一百年》里的一段描述,“遥想59年前的1842年的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阙,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制度的框架下,他一生所作的努力,练兵也好,海军也好,机器制造也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一个裱糊匠”。大厦将倾,李鸿章再怎么竭力支撑,也是无力回天,他的身后,是一系列他签下的条约和长达百年之久的骂名。秋风宝剑孤臣泪,那是个悲凉得令人难以自持的往事。
      
      也许不仅仅是往事,读史时我们总觉得似曾相识,从王朝的更替循环到个人的命运起伏,“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
      
      回到上海,发现到处都在纪念五四,那个九十年前,精英们一腔热情,试图从口号上改变这个千年帝国的尝试。
      
  •     吴晓波以其独特的眼光分析中国在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对现在的经济改革很有启发,对中国现在的改革会有正面的作用
  •     从之前的大败局1,2,到激荡30年再到跌荡一百年,吴晓波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经典,都值得去细细阅读。从百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中,可以让我们对整个国家及企业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
  •     从洋务运动到北洋,各种形式经济力量的生存,落后的国营官办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     和金融高边疆建国后的内容很像
  •     看到洋务运动就想起了传统企业转型
  •     非常喜欢的书。经常看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一直期待有这样的一本合集。读来有点手不释卷的感觉,非常想让人一口气读完。
  •     最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     古训为何鲜活?大抵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提古训之古人确实睿智,说到了根本,而根本道理往往亘古不变;其二,人们都说重复的错误不可饶恕,其实人们所犯之错误几乎全部是重复错误,所以古训想解决之事几百年、几千年中始终未解决。有这两条,古训怎会不鲜活?《跌荡一百年》终需在《激荡一百年》后才会出炉,睿智如吴晓波,可做到把事情想深,却也改不了想的顺序。而像我们普通人,油盐酱醋的事也想不深,更别提顺序。唉……唉呀…………
  •     该书是国内最著名企业史学家吴晓波老师的最新力作,以编年史形式简要介绍了中国近现代100年间中国民做企业兴衰历程。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人读后感慨良多,从该书中我看到了GCD执政以来的的很多经济政策都有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影子,不免让人感叹文化和历史的顽强延续力!建议对民族企业发展史感兴趣的买来一观!
  •     跌荡的一百年,看完吴先生的这本书,你会由衷地感慨中国企业的百年发展史走得真是艰难曲折,令人感慨万千。
    内有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国有巨头,外有牢牢掌握各方面资源的老牌外企。夹缝中生存是对百年中所有中国企业生存状态的最好写照。跌荡百年,百年跌荡,中国民营企业太难了。他们一直都处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之下,对政府讨好而被出卖,对外国阿谀而被欺凌,对军阀妥协而被掠夺,对革命同情而被抛弃。无论何种势力走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民营企业似乎总是舞台边缘那个始终不知如何自处的蹩脚角色。
    中国企业的近代史并非一片黑暗,浓密窒息的黑夜里也曾有过耀眼的光明。比如同治中兴,比如黄金十年,比如日据时代的沦陷区,比如一五计划。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似乎总在重复政府图强,大举民力,大兴国企,短暂辉煌,归于平庸的死循环。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处于配角的角色,而且是一部连续剧中连一个侧面镜头都没有的配角。仿佛看客的我们只看到他们背影,而不知他们微微抽动的背影那边是强颜的欢笑,或是带泪的哭泣。
    百年以来的政府从来都把民营企业看做可以利用的工具,清政府把他们作为聚拢民间财富的工具,北洋政府把他们当做筹集军费的工具,民国把他们当作扩张四大家族财富的工具。
    政府亏欠民企真的太多,每次政府想做什么大事就把民企拉上,出钱出力。如果干得好,就想方设法排挤民企;如果干得不好,就把市场拱手让给洋人。宁与外人不予家奴的做派看得人好心疼。
    究其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的当权者从来没有养成平等的观念,城头变换大王旗,不管谁上台,从来都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企业,面对民众,而不会认真聆听企业、民众的需要。
    近期国进民退的态势明眼人一看便知,但是有关部门就是要矢口否认,如之奈何,但是历史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死循环似乎又将重演,嗟乎,悲夫!愿当局者慎之、再慎之。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可不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
  •     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从各种渠道都能了解,但商业商人在此日新月异变革动荡的年代,他们的探索至今深深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走向。
  •     书写的跟激荡三十年是想通的风格,记得自己在几年前看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是那么的激动,现在拿着这本跌荡一百年,少了激动,多了一些冷静,多了一些遗憾,如果洋务运动成功,如果维新变法成功,如果民主革命成功,心里有了那么多的如果,可惜没有如果,在国企方面现在的困境,中国现在仍然在重复之前的失败老路,书还没看完,已经让我有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感慨,吸引我不断的看下去,去寻找思路,寻找出路,总之这本书值得读,值得看,值得买。
  •     吴晓波的书,真心喜欢,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很写的阅然纸上
  •     吴晓波先生的这本书刻画了一幅近代百年中国“下落不明”的阶层——商人及其企业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发展的历史画卷。商人这个意味着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群体被历史家遗忘了,即使著称于世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老先生也如是。吴晓波把商人及其企业的产生、消亡等一系列细节在近代百年中国屈辱史的大背景下展现开来,书中借用了诸多历史上和当代中外历史学家、观察家等的论述、观点为论据,考证中国企业家在政权更迭、制度变更、外敌入侵、国共内战等环境下的艰难成长、无助徘徊和民族气节。
    清朝末年首创“官督商办”的盛宣怀、招商局“四大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席正甫、浙江官商胡雪岩、状元兼大生纱厂的张謇、棉花大王穆藕初、商务印书局张元济、民生船王卢作孚、面粉纺织业巨头荣宗敬和荣德生、创办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银行的银行家陈光甫、黑道枭雄兼商人杜月笙、官僚资本代言人宋子文和孔祥熙、上海商业领袖虞洽卿、中国银行大股东张公权、商人助学典范陈嘉庚、化工领域先驱范旭东和侯德榜、南洋烟草大王简照南和简玉阶、晋商“日升昌”掌柜雷履泰等国企和民营老板在清朝末年到1949年成立的期间或为实现个人报负和私利,或商业救国,或商业建城,或商业助学,在外敌入侵、内政不修的大背景下谱写了一曲百年屈辱企业发展史。
    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理念和办法对中国现代商业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其直接操作的官民博弈商战——收回四川铁路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导火索,触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即使今日仍有可反思之处。孔、宋在国家政权下形成的官僚资本对企业共商界的倾轧更是让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存维艰。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表现的软弱性和摇摆性,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大无畏奉献与抗争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商业利益壮大奔波于外国人与中国官场的无奈与尴尬,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外敌入侵和政权威势不存之时迎来了民营经济的黄金时代,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中小企业在税收和吸纳就业方面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如何在未来发展中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全民创业提供制度、资本、技术等要素支撑,激发13亿人民的创业激情,在盛世迎来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白钻时代”将是未来执政党需要认真斟酌考量的重要课题了。期待这一天的早日来到。。。。。。
  •     特别喜欢看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每本书都让我受益匪浅!
  •     作者从经济的角度讲述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企业家跌宕起伏的命运。看完让人浑身不是滋味。
  •     吴晓波的商业史系列值得每个对商业有兴趣的人读一读,尤其我们生在中国。
  •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这个书不错.值得一看.
  •     非常喜欢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当看到地摊上出了《跌荡100年》,马上就在当当上买了这本书,写得真好,受益匪浅。向吴晓波致敬。
  •     系列最佳
  •     经济史科普必读著作
  •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
  •     了解中国近代企业史必读,好书!
  •     吴晓波写的所有书我基本都看过,跌宕一百年上下两册一出版,我即收入囊中,早就看完,只是没有时间见书评,呵呵!

    如果你对企业管理,公司治理非常感兴趣,这两本书是非常值得购买的,你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企业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西方国家要缓慢得多,你也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水平还非常落后,我们的企业十分擅长关系导向型的事业,但是中国真正市场化的公司很少,基本都靠国家的扶持或私人关系的倚靠。今天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是资源或关系垄断型的国有或私人企业,完全市场化的企业没有一家!

    看完本书,你就能了解我上面说的几个为什么?跌宕100年真是非常不错的图书,至少在我的知识体系里还没找到比它更好的讲述中国企业史的书籍,信不信由你哦!
  •     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描写历史的书不少,但像吴晓波这样描写中国企业成长史的历史方面的书太少了,几乎没发现有跟这本书类似的,买来之后觉得很值得,很长知识,毕竟对于我们大多数不是研究经济、历史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对于自晚清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是如何成长的,对于这些知识我们都知之甚少。由衷地感谢作者给我们带来这本书。受益非浅!
  •     角度很特别。普及知识。
  •     虞洽卿 卢作孚
  •     国家主义 vs. 民营资本
  •     四星半
  •     学到了好多,虽然读的不仔细,但是对于好多方面的知识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     吴晓波的书嘛。。从中国的企业发展中,抽象出规律,让人们得以窥探,纷繁复杂的中国企业史。问题是,下册啥时候出啊。。好想看
  •     跌荡一百年的上部基本是从清末鸦片战争一直写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的这段时间的经济,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笔笔数额巨大的赔款,使得中国一步步滑向了深渊而无法自拔。
    而在经济层面来说,虽然在西方国家的带动下,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初步的端倪,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使得官办企业虽然有现代化的思想,但是缺乏现代化的灵魂,效率低下,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可以说依然保留了这一中国特色。而由于社会制度上的先天缺陷,使得中国就算是在同一时期和我们的隔海相望的另一个国家-日本即使是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越来越无法赶上现代化的步伐。吴晓波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很有趣的一点,当清政府正将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时候,日本却以1日圆的价格将日本船舶公司卖给了一个叫岩崎弥太郎的人,后来这家船舶公司就成了世界赫赫有名的三菱重工。
    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然总算是走出了封建社会,但是植根在中国太久的皇帝思想,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是随着一个一个伪皇帝,和一个一个伪农民起义而一步一步在蚕食中国近代工业的进程,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名目众多,预征到十年,不断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近乎停滞,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敢于贸然发动侵华战争。
    感谢吴晓波先生将这段历史还原给我们,我们熟悉的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因为我们只知道有这段历史,而不知道这些历史时间和当时的经济发展都密切相关,虽然是一段近乎屈辱的历史,但是绝对一段我们这辈子子孙孙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     孔宋两人可真够坏的。。。之后一个因心脏病一个被鸡骨梗死也算是报应吧。。。
  •     看的第一本是激荡三十年的下册,然后就在当当上将这两套四册全买了下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很有可读性。我觉得似乎是很典型的复旦出来的学者的思维方式,酷酷的文笔带着淡淡的批判,总而言之人无完人的那种态度。但是也的确如此,过去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耻辱百年,百年之中风流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来来往往,创造了无数传奇,也浪费了无数次机会。在世界奠定后几百年大势的百年中几乎是一直沉沦,让人痛心。回转当今,又有几个人能说,走的真的是崛起的正确的道路呢。
  •     从小学开始学习历史,却真正的不明白历史。跌荡一百年,写了这百年的沧桑,吴晓波先生,谢谢。这一百年,中国经济的起步是何其艰难。以历史的眼光和胸怀来面对这百年的发展,受益良多。期待下部,相信,下部会更难落笔。毕竟那是一个有太多太多的争论的年代,毕竟那是一个受控的时代。有时,我甚至不相信,我能够看到跌荡一百年的下部。
  •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一百多年前,中国与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百年后的今后,我们蓦然回首,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部《跌荡一百年》中,晓波从商业史的独特角度,带我们重新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走过的路。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商人的命运,正反映了国家的命运。
    从鸦片战争到1977间的一百余年是中华民族努力适应千年未见之变局的一百余年,外敌、官、商、民构成了整部大剧的四个主角。
    在大剧的第一幕洋务运动中,主角是官商,官是主导者,商是被主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以应对列强兵战获胜后的商战。由于官的颟顸,红顶商人就渐变成了主角,成了官商,而民商则受到专制政权和国家资本的压制,结果是甲午惨败,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中国坠入了半殖民地社会的万丈深渊。在第二幕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权的不统一,官的力量被削弱,商的力量一度崛起,其主要标志便是出现了地方自治,此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小阳春”:政治上民主力量兴起、经济上民族工业繁荣、文化上百花齐放……而统一的政权一旦重新形成,大剧便进入到第三幕南京政府时期,此时官的力量卷土重来,商的力量再次被强大的官的力量压制,垄断一切的官商(四大家庭)重出江湖,商被更厉害地剥夺,力量式微。而第四幕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消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于是万马齐暗,直至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惨剧……
    在这一百年中,商人命运多舛,国运自然也多舛。而只有改革开放后,商人扬眉吐气了,国家才真正走向了繁荣富强。
    回首这失去的一百年,我们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国富民强,而发展市场经济,则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和法治作为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中国商人永远的福祉,也便是中国永远的福祉!

  •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     这是我买的第四本吴老师的书了。从大败局到激荡30年,在到跌荡100年,作品资料翔实,风格统一,深入浅出,见解深刻。由于现存对清朝到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描述的著作不多,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艰辛,以及它所具有的两面性。发展环境的恶劣超出了我的想象。国民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摧残也出乎我的意料。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了较为详细的感受。盛宣怀、胡雪岩、虞洽卿、荣氏兄弟、四大家族等众多人物跃然纸上,他们通过吴老师的笔在低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或是长吁短叹,或是一览众山小、或是跃马驰骋商海,或是阴阴的一笑。看,真值得看
  •     吴晓波的这本书虽然名字和他那本《激荡三十年》有点类似,但此书仍旧不乏那种历史的沉淀感,读后让人对中国的商业基因在《激荡》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     【2017-19-1】非常好看,感觉比激荡30年讲的深,历史又比浩荡1000距离我们近,很期待下部的内容。从朝图小庄馆借的上册,想去借下册,结果闭馆装修了,只能用Kindle来看啦。上册看到最后的时候看哭了。。。
  •     书一到手就大略翻过,体例基本延续《激荡三十年》,稍有区别的是,人物的命运沉浮在这本书中占据了较大篇幅。或许因为一百年中的许多事件,现在来评判已无太多禁忌,其中许多是非功过的盖棺论定要从容大度得多。感受尤深的是,《三十年》中许多被视为创举的行为,《一百年》里早有模样,他们的商业精神气脉未能如愿传承,一段几乎斩断脐带的混沌历史,令商业在中国面目全非。尽管有胡雪岩等个别巨贾故事在民间流传,但系统挖掘、补缝断裂的文本一直是空白。近代史,一直被屈辱史、反抗史、政治史所占据,留给商业的空间实在太过逼仄。但现代的商业精英自得于所谓的创造时,看看这本书,或许会有更多沉思。
  •     流淌的百年经济企业史
    2011-12-20二
    吴晓波笔下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年的一个侧面。以往我们知道的一百年,是一段从老大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再到一统江山的历史。这样描述的历史,是一段简略的概述。而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从个体或局部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才非大而化之,是逼真的,可信的历史。个体的历史,表面看起来稍显单薄,但如果从多个角度累积起来,将是一副历史的全景图。
    这样的历史,不是单纯叙述某个历史事件,而是让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众多人物出来说话。他们说的话可能不一致,对事件的看法甚至截然不同,但这正反应了历史的真实。历史是今日的昨天,今日之事,不也正呈现出众说纷纭的事态。昨日如此,岂不是再正常不过。
    经济企业史,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在吴晓波的一百年中,世界经济舞台上出现了个很重要的角色——企业,以及掌控企业的企业家。这是因为,在那时,世界的经济已由自然经济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的主人即资本家,相当多的资本家以企业为舞台展示自我,实现自我。中国虽然跟世界不同步,但有识之士认识到,迎合、追赶潮流是中华复兴之正道。但这条道路太过曲折,主导思想从洋务运动变为改良立宪,从改良立宪再到革命救国。在这条道路上,企业家始终从事着实业报国的理想,实施方法从胡雪岩、盛宣怀的官督商办到张謇、荣氏家族的民族资本,不一而足。沿着这条企业家的历史路径一路寻来,不禁让人扼腕长叹,击掌叫好,义愤填膺,唏嘘感慨,直至五味杂陈。这是真实的历史,活生生的历史,能够与当下联系起来的历史。这部历史不光在远处流淌,它也流淌进目下的中国,目下的现实。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书评并作一处。在此,向我最佩服的作家之一吴晓波致敬。感谢他让我们看到如此生动的史实。
  •     激荡有余,反思不足
  •     历史冰冷地写在书上,却时刻敲打着现世人。这半个世纪,朝代更迭,群雄角力。曾经以为的正确,现在又是错误。书本就是这样,越读越多。真相并不在一本书中,而在探寻的路上。
  •     吴晓波的企业史系列的书,值得收藏。
  •     看了激荡三十年和大败局,感触太深了,其实中国的很多企业,成功各不相同,但是失败都有共性
  •     讲蒋介石强取豪夺一事还需自己多了解去辨别一下,总感觉有抹黑之嫌
  •     喜欢读吴晓波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宏观阐述,瑞然跨度比较大,但是内容细节之处写的很到位。(激荡30年)就是指的这一代经营者读一读的。
  •     当将三十年的激荡延长至百年的跌荡之时,可看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便已有的中国人的商业与企业文化,各种与政治与命运与时代相交割的人物和历史
  •     写的真好。
  •     《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延续了他在《激荡三十年》里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看透历史的深邃洞见中,娓娓道出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商业历程与艰辛岁月,这里包含着故人们的呐喊、激情、梦想与失落,在吴晓波式的视角中,这群身穿长袍或中山装的人又跃然于纸上,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灵魂,是很多现代人血脉相连的记忆。
  •     本来要写好看的通俗易懂的好书,但是我觉得,书不能分高雅通俗的,自己觉得好看就好,我一直都喜欢看晓波的书从激荡30年到现在的跌荡100年,我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专业研究企业史的学者,能够中立客观的点评历史事实,和我们读者一起分享。希望每年都能有几本这样有价值的好书问世。
  •     一直对吴晓波的著作比较感兴趣,对中国经济的变迁史也很感兴趣,以前士、农、工、商最末等的商甚少被世人所关注,但这群人却在很多时候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尤其在那不堪回首的耻辱岁月,历史应该被铭记,更应该被公正地铭记,客观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评价当时的人们。感谢吴晓波的分享与付出。
  •     吴晓波,偶最喜欢的财经作家,上次看他写的《激荡三十年》,一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史,跌宕起伏,令人感慨万千!自此,就期待他的一百年,得知书上架的消息,第一时间买来,依然很好,在此赞赞~
  •     相较于前著《激荡三十年》,史料之翔实,文笔之流畅皆有所提升
  •     很多的经济类书籍总是充满了太多理性的分析,而当我爱上吴晓波的文章,常常读到的是一种充满了情感的文章。中国历史100年跌宕起伏,写满了国人的泪水也写满了我们不屈的抗争,有太多我们不能说清楚的内心的情感音绕其中。从盛宣怀到荣毅仁,我们的企业家始终不乏理想,他们从零起步,步履蹒跚的往前挣扎,但是他们的血管里似乎有一种永远不能忘却的情怀。像盛宣怀不管他是如何的贪图私利,但面对中国自身的利益,他从来不曾低头;像郑观应,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在那个时代他也不能逃脱他早已看在心上的悲剧。亚当斯密曾经把人定义为经济人“说人都是为了利益而生存”,但是当你读完了那些在血泪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明白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感胜过一切的欲望。
  •     15/36 相对于激荡三十年,内容略显枯燥~
  •     因为读了激荡所以读了跌荡
  •     从经济的角度体会中国百年激荡历史
  •     写作方式和激荡三十年的基本相同。看了这本书,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企业和经济史有了更多的认识,不再仅仅是知道历史教科书上写的那样,民族企业家软弱具有两面性。这些企业家和政客们的利益交换早就现在的中国,只是有人选择了蒋,有人选择了毛。于是历史就慢慢地改写,否则就只靠军人打仗,没有后方支援,如何进行战争?
  •     带着耳机听完了上册,算是吴晓波巅峰时期的著作了。从13年向后,吴晓波就开始借着之前几本企业史积累下来的名声整天忙着做软广写软文,时不时替既得利益集团发发声。财经界许多学者都是这个路径,年轻时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有过不少好的作品,也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确实是人中龙凤。等有了一定名声之后,就开始了各种过场演讲,各种包装代言。最典型的就是郎咸平。吴晓波也差不多算一个。
  •     先买了吴晓波的《激荡30年》,睿智的书,继续阅读他的书。
  •     引用的好多,整篇讲了一个故事,图存
  •     难得的人才,难得的好书。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     之前就看过激荡三十年,被吴晓波优美的文字、清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所打动,他对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历史的梳理,填补了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空白,所以义无反顾买了他的所有的企业史的书。这本书刚拿到,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具体书评后述。
  •     之前读历史是读不下去的,感谢吴晓波老师的笔触,让人轻松阅读
  •     深刻体现了企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民族企业成长的独特背景,读来常令人扼腕叹息,通过100年时间的提炼对企业在中国生存的真实法则更有体会,向吴晓波同志的辛勤工作致敬!
  •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为什么我们很难找到中国商人的名字,他们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他们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却没有被历史所铭记。也许答案就在于中国民营经济永远无法挥去的痛——官督。中国没有纯粹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尤其是那些规模很大的民营经济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我们都知道,经济的蓬勃发展有赖于两点,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优秀、高效的企业管理。而恰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介入扼杀了这两点。一个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政府便会插手,使其从民营转为官督,把政府的官僚系统引入了民营经济,大大的消弱了民营经济的自主、灵动、高效等特点。而政府旗下的低效企业为了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就势必会打压该行业其他企业,形成自己的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再低效的企业也具有了利润。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要素就如此被扼杀了。不是中国的商人不聪明,是中国的民主政治环境不允许纯粹的商人发展壮大。时至今日,这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
  •     伴随着卢沟桥的烽火硝烟,洋务运动以来70载积攒的财富悉数尽毁,并不成熟的体制和企业家群体失去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列强欺侮、政商勾结、军阀混战、阶级对立,任凭是胡雪岩、盛宣怀、周学熙、虞洽卿们,还是张謇、范旭东、张公权、卢作孚们,更遑论宋子文、孔祥熙和杜月笙之辈了,惟剩下忧见宗之陨。
  •     从大清盛宣怀到民国宋子文,中国政商关系的演变,其实也还是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     以时间为轴,梳理百年来的商业演进,吴先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至今已近鲜为人知的企业家群体。可惜有些地方轻重不一,对企业家的作用描述有点模糊,这一点做得没有激荡三十年好
  •     刚刚读完这本书,感受很深。
    由于看完《激荡三十年》之后,偶然发现作者还写了这部百年史的企业发展,所以就迫不及待地买来看。总的来说,信息很全,有作者个人独到的见解。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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