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章节摘录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墨西哥危机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第一节 第三大贸易伙伴1995年1月10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 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 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 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30%，即每年增加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1996年大选败北。 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间主义者。媒体普遍认为，与他在职的头两年相比，这代表着某种变化。我则认为，克林顿的中间主义立场始终如一，我们最初的预算削减计划、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手出于选举需要而常常将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攻击为某种大政府计划，但他曾提出过某种解决方案：由私营企业参与，尽管政府将发挥某种重要作用，这与政府提供医疗保健的说法形成对照。但在1995年和1996年，总统更加审慎而有效地传达了这一改革方向。感知方面的变化证明了一个完全超越华盛顿政治范畴的重要论点。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沿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轨迹进行政策选择，但只是在两年以后，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感知才开始与这一现实相一致。 1995年，我们拿出一个预算，继续降低赤字——一个固定的实际赤字数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会中的反对者就我们的预算未能达到平衡而频频发起攻击。我记得，当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该委员会的几名共和党人想要我承认：“一看便知”，我们提出的预算将意味着2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不愿以美元价格来描述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赤字，因为有人可能会对此加以利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没有对预算削减承担义务。我在回答中指出，我们的提案将继续降低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事实上，我当时处于一种自己无法确认的停滞等待状态。我们的战略是，在提出一个预算的同时，我们就其他开支削减——这些削减会大大降低赤字——展开工作。在这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中，我们有幸得到艾伦•科恩的帮助，他是联邦政府中的众多无名英雄之一，是一位不修边幅但工作勤勉的财政部职员，也许是政府部门中对联邦预算程序最了解、最有兴致的一位人士。我们不想把艾伦帮助我们找到的那些削减（项目）纳入最初提交的那个预算提案，担心共和党人会将他们“藏匿起来”并接着在谈判一项最终的预算案时寻求额外的、我们所反对的削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展开工作，研究我们真正的预算提案的内容，但那时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他是否必须达到绝对平衡。5月，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一项平衡预算中提出他们的减税议案——以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月的某个时候，在内阁厅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最终向我们指出：“如果要让别人关注我在其他问题上的提议，我首先得拿出一个平衡预算。一旦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谈论那些进步计划。但如果我拿不出一个平衡预算来，他们永远不会倾听我有关进步计划的提议。”大致上看，我认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顾问坐在那里，向他解释，从经济上看，几十亿美元的赤字与零赤字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是经得起分析的。但另一点更加事关重要，也就是克林顿提出的：如果我们想提议把钱用于教育和改造城市贫民区计划，我们就得以预算平衡为前提，否认人们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总统意识到，虽然财政责任本身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但使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的确能产生反响，而且也是选民能够认同并为之团结的一个目标。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事实上就自己的议事日程与公众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极其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他的这一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我后来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反响的目标——一个预算平衡，财政责任本身也变得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我记得在1993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经济计划而在小石城举行会议时，克林顿提出某种见解——他的上述观点只是这种见解的扩展。当时，赤字削减一直被他称为某种旨在促使经济活跃起来的“门槛问题”——他希望着手处理的其他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现在，预算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这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进行平衡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他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亲周期”的政策代替“反周期”的政策——前者会经济更加紧缩，后者则通常是衰退时期需要实施的。即使在我们决定支持一项平衡的预算后，该修正案在1995年也仅以一票之差而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如果我们不对人们进行这样的劝说，该修正案完全有可能被通过，即：该修正案会不时要求削减开支，而这些削减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资金。 克林顿在那次会议上就预算平衡所说的那番话使我受益非浅。伴随着在白宫的工作，我已经开始懂得，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意你（的提议），你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在某些议题上，人们就是不会理会你，除非你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行动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克林顿就某种平衡的预算提案所持有的观点。相反，在有些议题上，某些评说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会继续理会你的提议。回溯我在纽约的那些日子，我想起了好几年前与比尔•林奇一起参加的一次晚餐。林奇是一位美国黑人政治家，一直在戴维•丁金斯手下担任副市长。当朱迪在丁金斯市长手下担任礼仪官时——朱迪与丁金斯的友好关系可以追随到后者担任市长以前，比尔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许多华尔街高级人物围坐在实权酒店（Regency Hotel）的那张餐桌旁，其中很多是犹太人。那时，人们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杰西•杰克逊是否发表过反犹言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黑人团体与犹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本应十分健全，但由于误解和双方某些成员不恰当的言论，使这一关系恶化了。林奇在众多问题上的见解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而且非常有趣。接着，在晚宴的某个时刻，他引用杰西•杰克逊的话来证明某个论点。他立刻意识到，谈话的整个势头随着这一言论而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对我说，“我刚一说出那话，他们就不理会我了”。我在公司领域多次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一家公司通常会以此来处理某个公共关系问题：过于自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即使其行为正当有理，如果首席执行官首先急于辩解，那也无人真正理会。除非他首先道歉或承认错误，否则人们是不会理会的。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没有犯错或其错误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那要做到首先道歉或认错是非常困难的，但也许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得到人们的理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同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共和党人的某些具体提议。在整个那一年里，举行了一系列非常公开的谈判，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白宫-国会会谈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谈判。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皮特•多米尼西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率领共和党人投入战斗。利昂•帕内塔则是我方的领军人物。这一进程开始时产生的分歧是：各方可以有多少人参加会谈，他们应该是谁，等等。当最终着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人们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如同对待一场外交峰会，双方实质性地就有关话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会对此表示忿忿不平：就项目削减而言，我们表现得不够狠。我们则会忿忿不平地回应，他们大幅度地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及其他社会开支以换取对富人的减税。双方的言辞都极尖刻。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但参与者把会上的言论公诸于众。双方谁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对方或达成某种和解。 即使在克林顿提出一些重大让步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共和党人也许可以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宣称获胜——尤其是在克林顿提出一个10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后，或是在他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之后：以7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目标来换取共和党人放弃对社会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从未这样做。总统在谈判中的表现可能使其对手不愿达成一项交易。通过多次观察克林顿（在谈判期间）与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认定，共和党人当时对他有所误解。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同情他们的见解，虽然我可以断定他并非如此——他只是专注地倾听。另外，克林顿也许一直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太想达成一项交易了。 他没有明确表明的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将会否决预算案——如果他没有做出重大改进以更加接近他的立场的话。我担心的是，克林顿的形体语言可能会再次被误解。在我们于这样的一次例会结束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问我对他的表现有何见解。我说，“总统先生，我过去常常列席旁听在高盛公司举行的许多谈判。因此（现在）把你比作我的客户，我们一同离开这次会议。就你给那些人留下的感觉来看，我敢说，他们将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弄你”。当时担任办公厅副主席的哈罗德•伊克斯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又向别人复述了我告诉他的那番话。我的印象是，总统此前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那些会议上所造成的影响。 金里奇和其他人的确这样误解了克林顿，把他的倾听和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当做某些迹象——他会在自己从未妥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回过头来看，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谈判立场的误解证明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所助益的。政府两度停止办公、联邦政府面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危险以及与国会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在经历这些以后，克林顿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大为改善。他最终得到大多数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如保护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和穷人、残疾人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并阻止了大多数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如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谈判经验。有时，拒绝买通对方的同意，效果会更好一些。 ……

前言

　　鲁宾经济学与货币主义幽灵　　叶檀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幽灵同时在我们的头顶盘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有有关货币信用、金融衍生品、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讨论成为长期热点。　　第一次成为热点，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国内地帮助香港抵御住了针对港币的大举做空行为。而在2010年，索罗斯卷土重来，他耐心地在香港安营扎寨，等待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中国出现的大机会。　　这一机会不仅来自于中国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更来自于各国拯救经济所发放的天量货币，到2010年，虽然实体经济仍处于艰难恢复期，但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股权投资市场，从香港到北京、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散发出兴奋的牛市激素味道。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不可能忽略这种熟悉的激素味道，正是由于这种货币激素，9·11之后证券市场的短期下滑后急速回暖。金融业甚至实体从业者相信美联储可以解决一切。　　这可不是鲁宾经济学的精髓。　　鲁宾所著的《在不确定的世界》，并非针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他在高盛公司工作了26年后，成为高盛庞大的转型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进入高盛的行政名人殿堂，从1993年到1995年，他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并于1995年到199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因此，他的主要关注点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到9·11事件后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市场.　　鲁宾经济学的最成功之处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成功减少了赤字，财政甚至还略有赢余。鲁宾就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时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赤字。在克林顿的两届美国总统任期，削减赤字与医疗改革、对富人征税等成为点燃火药桶的话题，反对者通常都是市场派的拥趸，认为任何减税都有助于提升企业效率，而出身于华尔街的鲁宾却成为民主党人，认为财政规范对国家未来具有极端重要性。　　关于政策的争议永远不会停止，鲁宾获得发言权，是因为克林顿时期是难得的低负债时期，而在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赤字一发不可收拾，奥巴马政府与伯南克合作对抗金融危机，用的是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外加削减赤字、增加出口的口头承诺，疯狂赤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成倍增长。　　疯狂的赤字与疯狂的投资必然有疯狂的货币政策支撑，反之亦然，疯狂的货币体系必然催生过热的金融市场，必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实体与虚拟投资。 　　面对市场无止境的繁荣，身处其中的人总是乐享其成。在1995年以后的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中，格林斯潘仅提出一次非理性繁荣，事实上，在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密切探讨中，对于新的生产周期、生产效率的提高抱持极端乐观的观点，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美国的市场创新能力、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低门槛的贸易政策与健全的财政成就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大繁荣时期。证券市场把乐观情绪放大到极至。 　　当时提出泡沫是不合时宜的，直到互联网泡沫崩溃、直到9·11事件发生，美联储的降息成为飘浮在华尔街的救生圈，不仅让所有的市场裸泳者获救，还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乐观，乐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此时，鲁宾才会问，难道货币就是一切吗？结论是，投机总是过度发生。 　　货币当然不是一切，但掌握全球定价权的货币美元是止痛剂，是催化剂，是显示人性贪婪最好的镜像。 　　在直面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鲁宾非常冷峻地提到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糟糕之极，指出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这段描述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论调如出一辙，但事实已经证明，这套逻辑无法运用到自身，无论是墨西哥危机、9·11危机还是次贷危机，火烧自身时，美国的第一反应就是放松钱袋。 　　对于金融体系的反省与整肃遭到华尔街肥猫、货币主义者的激烈抵抗。国性与人性相同，制裁他人易，治理自己难。 　　书中鲁宾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复苏之道津津乐道，认为制度改革与浮动汇率让东南亚成功度过劫难，经济更加健康，但他显然无法用这一套理论解释美国金融危机的内核。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滥发燃烧了别人，最终也会燃烧到自己。鲁宾的这套理论即便是正确的，美国也绝对不会用到自己头上。 　　有意思的是，鲁宾对于中国的观察，他正视中国的崛起，同时指出中国极其强硬的一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美达到共识挽救危机，但鲁宾预料到，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一一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鲁宾与其他所有被经济危机漩涡卷入的人，现在更要正视货币主义在后危机时代恍若精神导师的作用，这位导师挟裹着各种货币，正在猛烈冲刷着这个世界实体经济的堤坝。当货币镇痛的效应丧失时，真正的痛苦来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罗伯特•鲁宾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光彩夺目和可亲可敬的智者。而一本特别的书已经从他手中诞生。它既引人入胜又有着很强的可读性。通过精彩坦率的描述和大量的人生教训，它给我们展现了他在华尔街和作为总统顾向、财政部长期间的精彩人生。它又是一本非常个性化的书，全书有大量关于他和一些著名人物交往的故事和见识，例如艾伦•格林斯潘、桑莫斯和克林顿总统等。此书注定将成为最重要的经典图书之一，也将是我们这一肘代出版的最具欣赏性和启发性的读物。 ——沃伦•伊萨克森 罗伯特•鲁宾带我们走到一扇能够窥探全球经济特殊历史性时期的华尔街、白宫和财政部门等动脉中心秘密的大门的背后。这是一段最吸引人的、最具建设性的故事，特别是当它由一位带领我们战胜这些政治和经济挑战的、独特而又优秀的领导者口中讲出时，其权威性更是无可置疑。 ——汤姆•波克瓦 罗伯特•鲁宾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时期赢得了崇高的威望。现在他写了一本关于他这段经历的极富趣味性和思想性的书，即使是那些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的人，也能从中发现多重要的元素。 ——亨利•基辛格 当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90年代，他们几乎都很肯定地思考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时期是怎样发生的。罗伯特•鲁宾坦率而又醉人的回忆录将给我们一个思索的起点。既有一个学者的小心翼翼，又有吸引人的写实，鲁宾写出一本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应该撰写的却又很少做到的 书。 ——迈克尔•伯斯鲁斯大林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 译者:李晓岗 王荣军 张凡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高盛公司工作了26年，并升任到联合首席执行官一职。之后，从1993年到1995年，他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并于1995年到199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任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

书籍目录

第一章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墨西哥危机第二章 一个成功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发展第三章 在高盛公司顺境与逆境中的明智之举第四章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一个有趣读本第五章 白宫超现实生活：政治敏感度的些许提升第六章 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获得信心与信誉第七章 面对妖魔化的媒体所必备的言谈技巧第八章 美式观点：重新审视危机边缘的世界第九章 亚洲金融危机:走向极端是一种集体心理第十章 未来的危机：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领域第十一章 政治与生意：两个世界互动的复杂决策过程第十二章 贪婪、恐惧和自满是人类本性中不变的东西第十三章 赤字会影响利率——被大加排斥的“鲁宾经济学”第十四章 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宣言

编辑推荐

《在不确定的世界》：★华尔街真相，华盛顿内幕，花旗秘密；★美国商业周刊年度十佳商业图书；★金融危机后必读的经济学著作。

作者简介

《在不确定的世界》简介：罗伯特•鲁宾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光彩夺目和可亲可敬的智者。而一本特别的书已经从他手中诞生。《在不确定的世界》既引人入胜又有着很强的可读性。通过精彩坦率的描述和大量的人生教训，《在不确定的世界》给我们展现了他在华尔街和作为总统顾问、财政部长期间的精彩人生。《在不确定的世界》又是一本非常个性化的书，《在不确定的世界》有大量关于他和一些著名人物交往的故事和见识，例如艾伦•格林期潘，桑莫斯和克林顿总统等。此书注定将成为最重要的经典书籍之一，也将是我们这一时代出版的最具欣赏性和启发性的读物。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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