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与管理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内容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伴随着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大厦倾倒的态势，但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在极度的失序的状态。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一方面提出“克己复礼”主张，要求重视制度（“礼”）建设，以制度（“礼”）来凝聚人心，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提出以“仁义”作为制定制度（“礼”）的文化基础，力求设计出让社会各利益群体普遍满意的制度安排，为此就要求以“中庸之道”作为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方法论基础。【关键词】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政、义利观一、孔子生平及其时代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按春秋时的习惯，人们对所尊重的人称之为“夫子”或“子”，因此，从孔子在世时开始，历代相沿，人们尊称他为“孔子”或“孔夫子”。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公室贵族。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在贵族内部倾轧中被害。后代迁往鲁国，失去贵族地位，以孔为氏。孔子之父名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宰。“丘生而叔梁纥死”①。孔子自幼随母亲过着孤苦贫贱的生活，担任过“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牲畜的小吏）等职务。春秋后期，贵族对文化事业的官方垄断局面已崩坏无余，学术流人民间，这使孔子有可能随众多的士人学到广博的知识。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②，“学而不厌”⑧，“发愤忘食”①，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②，因而在青年时代就有精深的学识。他的学生说他“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③，都说明他知识领域广阔而且博采众长，学无常师。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到齐国，为齐国贵族高昭子家臣，不满两年，又回鲁国继续办学，并整理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典籍，声名更著，被誉为“圣人”，门徒大增，鲁国以外的许多诸侯国也都有人前来拜师受业。公元前502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即鲁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一年后，又任命他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与闻国政”，进入了鲁国上层贵族的行列。但为时不久，即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辞职离鲁，率领门徒们去周游列国，寻求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机会，14年间，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均无所遇，公元前484年返回鲁国。回国之后，被尊为“国老”。国家遇有重要政事，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未再让他担任官职。他晚年主要从事教育及整理古文献工作，公元前479年病逝。孔子生前已成为闻名列国的大学者，门徒多至3 000余人。他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术教学生，并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学科对学生因材施教，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继承人。他不但学识广博，而且他的各方面的学术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形成为一个“一以贯之”④的思想体系。他删《诗》、《书》，订礼、乐，以鲁国的国史为基础编成《春秋》一书，全面整理和总结了他以前的典籍、文献，创立起先秦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术流派——儒家，揭开了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帷幕。在先秦的各学派中，儒家各支派固然是同宗孔子，墨、道、法、阴阳等学派的创立，也多受过儒学的很大影响，或者是从儒学中分化出去的。汉代以后，儒学更逐渐被尊为思想界的正统，而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声名昭著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孔子的思想主要保留在《论语》一书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它是研究孔子生活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关于《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498章，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东汉郑玄。二、“天道观"孔子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其中对大自然运动规律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即天道观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在神学政治框架内加入了人性、道德等内容。这主要是因为西周作为一个小部落竟然短时间内推翻了强大的商王朝，这引起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思考。他们认为商王朝虽祭祀天帝非常殷勤、周到，但由于不讲德行，对百姓滥施刑罚，终于引起了上天的恼怒，最终遭到天帝的抛弃。西周虽然是一个小部落，但讲德行，对百姓施仁义，最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上天将领导天下的使命交付于它。由于这个原因，西周的天道观在继承商王朝的基础上，加进了“尚德”的内容。他们认为，商王因失德而失天命，周王修德而受天命，可见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天命靡常”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和商王朝的天帝相比，西周的“天帝”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以人道融入于天道，从而神被人格化。它一方面相信天帝是世界一切事物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的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致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在这里，人的命运的主体，便从上天回归到人类自身，由此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人定胜天的结论。虽然在周初的天道观中还没有明确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它确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定胜天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周人的天道观已完全抛弃了神学决定论，而具备了彻底的道德决定论的形态。应该说，在周人的天道观中，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周人是十分敬天崇命的，他们所反复论证的只是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而不是怀疑或否定天命的存在。

前言

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不同学派间的思想之争，而就其本质来看则是围绕未来社会如何构造的制度之争。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它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文化定型的时期。从经济上讲，这是公有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个体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从政治上讲，这是国家由间接管理天下的分封制向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制转变，中央政府由松散的联邦体制向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变的时期。从文化上讲，这是德礼思潮兴起，既讲“德治”又讲“礼治”，既讲强化政府权威又讲对政府权威加以制约的百家争鸣的时期。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不足以凝聚人心，而新的、能将全社会的意志凝聚到一起的新价值观还没有产生，因而社会充满了混乱，用孔夫子的话讲，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在这种“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个阶级的思想家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这些方案中，固然有统一的地方，但差异甚至对立的地方也不少。由于每个学派都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往往“以己所是攻彼之所非”，于是“百家争鸣”出现。诸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异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站在社会管理者的后备军——“士”的立场上，既看到了人有认识未来的能力，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即具备仁义的潜质之处，也看到了由于人的视野、能力的局限性，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之处，因而既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人群之间的矛盾，又不主张政府的权威过分强大，要求对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督。

后记

本书的创议最先来自于研究生的讨论课。2007年，我给北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课程，主要讲授先秦经济思想，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管子等的经济思想，选课的同学有：于平、马亦欣、刘雪娇、冶辉、王慧媛、陈昱良、杨浩、徐潇潇、谢倩、沈苗妙、吴文斌、徐尧、黄夏岚等。当时我对同学们说，如果他们的学期论文写得好，可以考虑出版。当时的分工是：于平负责写孔子的管理思想，马亦欣负责写孟子的管理思想，陈昱良负责写荀子的管理思想，王慧媛负责写墨子的管理思想，杨浩、徐潇潇负责写老子的管理思想，谢倩负责写庄子的管理思想，沈苗妙负责写《中庸》、《大学》的管理思想，刘雪娇、吴文斌负责写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冶辉、徐尧负责写商鞅的管理思想，黄夏岚负责写管子的管理思想。应该说，同学们的写作态度还是较认真的，但学生的学术功底离出版的要求毕竞还有较大的差距。马亦欣同学写的孟子的“王政”思想，我改动很少。杨浩同学写的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我在基本保留的基础上加了部分新内容。大部分同学的论文，仅保留了少部分的内容，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新加的。为了配合《先秦诸子与管理》的书名，后来又加了名家、阴阳家、杂家、兵家等内容。所以要出版这部书，一是自己多少年研究的结果需要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这段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它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也是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中国今天正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制定并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方面，我们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是会得到很多启发的。三是这段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道德观、价值观，是近代中国在走向社会化大生产道路上所着力改造、批判和吸收的。不明白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为什么“文革”时期要“批林批孔”、“评法反儒”？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会出现“文化热”？为什么当前又会出现“国学热”？因为传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坎，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过去，尤其是民族性格、思维形成、定势的春秋战国时期。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管子》的管理思想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第三章  孟子“王政”思想解析——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体系建构及现代启示第四章  荀子的管理思想第五章  《中庸》、《大学》的管理思想第六章  《墨子》的管理思想第七章  《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第八章  《老子》的管理思想第九章  庄子的管理思想第十章  商鞅的管理思想第十一章  韩非的法、术、势思想第十二章  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第十三章  《吕氏春秋》的管理思想第十四章  名家学派与现代管理第十五章  阴阳五行学派与现代管理第十六章  兵家学派与现代管理——以《孙子兵法》为中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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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与管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先秦诸子与管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围绕着人和资源的冲突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探讨先秦诸子是如何思考建立长治久安社会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无疑，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秦诸子与管理》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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