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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首先介绍一下7年来我在耶鲁做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是为了把环境政策的制定推向一个新的层次，那就是以数据推动，并且以实际的经验来检验。特别要讲一下我们在瑞士达沃斯推出的2006年环境指数。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基于数据推动。大家都是来自不同方面的媒体和环保人士，我也愿意就更广泛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因为我参加了很多次全球环境政策和环境框架的讨论。　　这是一个合作项目，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包括欧盟和世界经济论坛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之所以有兴趣主持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曾经做了20年政府环保工作，在此期间，我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到非常失望。在环境这个领域里，我们几乎无法回避的就是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这样，很多时候环境决策就非常依赖专家的判断，但是很多专家对环境也不是十分确定。所以在很多时候最终环境决策的基础就变成了猜测，变成了情绪，变成了政治的说教。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环境决策向更加坚实的方向推进，更加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首先我认为环境决策应该是基于充分的数据，之后是很好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和对于风险的分析。我们最终是想让环境决策基于事实和实践的观察。我特别希望创造一种方式来评估政府的环境表现。　　“环境绩效排名总体框架”是一个核心依据，我所用的是现在企业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个指标体系，同类型企业都按照它来看自己的表现。所以它的实质就是通过16个不同的指标体系来给所有国家的环境表现打分。　　通过对这16个指标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谁是领先者，谁做得不够好，以及如何改进等措施。这样我们创造出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给政府的环境表现打分，而且还可以创造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于单纯依赖经济发展的GDP增长率体系。所以简而言之，我就想推动环境革命，它是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政府更好地对环境负责，比现在其他的环境决策要好。　　有了好的指标、好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政府做得怎么样，他们和同类国家相比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差一些。通过提供这样的指标和数据，我们可以使环境决策更加民主化。因为有了好的数据以后，可以评价他们的表现，有利于每个普通人，特别是有利于媒体，而如果达不到环境表现，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原因。　　有了这16个指标体系，我们就可以看到和更容易知道一个正确的决策是做得更好还是没有做得足够好。这样一个体系可以使得我们非常清楚地揭示在环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腐败问题，是不是存在表现不佳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环境集团操纵等问题，学习环境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政府都说他们已经尽力做得更好了。　　但是你如果能证明与这个国家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他们的环境表现得更好，就可以向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　　我稍微讲一下。它整个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大的目标，一个是环境健康，一个是生态系统的活力。环境健康主要有五个指标与此相关：儿童死亡率，室内空气污染，饮用水，是不是有足够的卫生系统，是不是有清洁的空气（包括城市可吸入颗粒物），这些都跟健康有关。此外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活力，包括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还有自然资源生产力、可持续能源，其中又包括很多小的方面，比如总氮、水资源消耗量，这里面还包括荒野的保护，过度捕捞，可持续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效率，能源效率，还有GDP，每个GDP增长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我们得出这些指标体系是因为环境科学家指出这些相关体系都是重要的，我们把这些体系建立起来再找相关数据。有些数据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大家觉得这些数据太糟糕了，根本不值得相信。　　比如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数据，能够让大家知道有多大程度暴露在有毒空气下，或者有多少湿地保护，但是在这方面没有相关数据。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我们能找到数据的指标尽量做到更好，我们明确提出其他一些存在的空白和缺陷，希望促使政府把这些缺陷弥补上。　　虽然我很希望推动数据的环境决策作用，但是我也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希望做得非常透明化，我们搜集的所有数据都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希望了解这些假设或者分析方法是不是合适。　　在我们的环境绩效排名体系中，最终排在前三位的是新西兰、瑞典、芬兰，后三名是毛里塔尼亚、乍得和尼日尔，而在中间的国家有些做得不错，有些却做得不好。最终我们发现一个总的排名是有用的，你可以在其中发现为什么一些国家做得好，一些国家就做不好。　　但在环境政策的讨论中，其他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排名得到回答。我们通过它看每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总体来讲离环境表现的目标有多远，这样就可以看出全球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做得怎样。

前言

　　在为绿色记者沙龙提笔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竟生出些许回顾历史的感觉。其实绿色记者沙龙从创办至今不过8年，在历史长河中，8年时间只是一瞬。然而，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匀速、平稳的，而是有着起伏跌宕。有时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发展和演变陷入胶着，如冰下流泉，冷塞难通；有时在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和沉寂之后，变革却悄然而至，一发而不可收。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明朝锁国500多年来，中华文明持续衰落的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释放了久被压抑的对富足生活的渴望，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与西方的资金和消费市场接合，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余年中获得了爆发式发展。然而，当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同步展开的时候，中国的生态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给公共健康带来危害，给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损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成为木桶上的短板，最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制约。　　首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的，正是中国的媒体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写出了大量报道，反映出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危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也是这群媒体人中的成员，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或优美、或尖锐的笔触，为中国的环境报道写下了重要篇章。而对环境问题严峻性的认识，让她们开始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从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转变为环保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汪永晨在1996年成立了“绿家园环保志愿者”，这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之一，而张可佳也依托《中国青年报》成立了“绿岛”环保组织。作为媒体人，她们为唤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了重要作用；作为环保组织的发起者，她们的组织成为环保运动中重要的力量。然而，我始终认为，在她们的工作中，真正起到了无可替代作用的，是将环保工作的积极参与方和大众传媒联系起来。而起到这个桥梁作用的，正是2000年建立的环境记者沙龙。　　绿色记者沙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经济发展中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所开展的研究和采取的行动，及时地通报给大众传媒，进而展现给社会。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环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西方传媒在提高社会环境意识、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境问题涉及到发展和保护平衡的艰难选择，没有公众对利弊得失的充分了解，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基于平等和信息对称基础上的讨论和相互妥协，就不可能在高速发展中平衡各方利益。　　细加分析，在共性之外，大众传媒对中国环境保护，相比其在西方的意义更为关键，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环保组织可以采用的社会动员手段非常有限；而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报道，恰恰是通过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实现了将环境议题放大到社会层面，进而透过社会关注寻求解决之道。　　回想起来，初创时期的记者沙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的会议室，还只是物质上的难处；更难的是当时包括媒体在内，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多；而沙龙初创，记者们更没有形成每月关注沙龙议题的习惯。但汪永晨以其坚韧的性格和扎实的工作，持续地组织了一场场的沙龙，而这份坚持最终让大家养成了习惯。　　当然，仅有坚持还是不够的；大众传媒和环保工作者相互沟通的需求，确实是沙龙成功的必要因素，但仅有这一点也还是不够，我们不能忽略其他重要因素。首先，作为媒体人，汪永晨和张可佳熟悉新闻规律，对新闻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把握，了解如何找到和开掘新闻点。其次，她们又很深地介入到了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了解正在发生的环境事件，常常是在直接引领环境实践的展开。　　以备受关注的都江堰水坝工程为例，在都江堰于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仅仅两年多之后，水电部门就计划在都江堰上游1310米处修建杨柳湖水库。此时共同主持绿色记者沙龙的汪永晨和张可佳应邀到杨柳湖开始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张可佳采写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汪永晨的稿子也通过记者沙龙传递给了许多记者朋友。之后国内外一百八十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个事情，杨柳湖工程已经在公众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最终，由多个部委组成的调查组肯定了媒体反映的问题，杨柳湖工程被四川省否定。　　回顾杨柳湖大坝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媒体调查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得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发挥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力，反过来对环境决策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汪永晨认为：“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张可佳也对《南方都市报》谈道：“以前，《中国青年报》也冒险发出了很多东西，但是起不到这次这样大的效果。”而没有记者沙龙对这一问题及时有效的传播，很难想象会在短时间内凝聚起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关注。正如张可佳所言：“这不光靠我们，如果没有民众基础的话，你说了以后没人理睬。”　　时至今日，每当踏入中国青年报会议室济济一堂的沙龙会场时，就感到这个每月一次的环境记者聚会，已经让很多人欲罢不能了。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从2003年在绿家园办公室一张条案旁和几位记者探讨中国水资源面临的挑战，到2004年7月在《中国青年报》的绿色记者沙龙和来自金沙江的萧亮中报告虎跳峡建坝问题调研的情况；从2006年9月在记者沙龙发布我们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到2（K17年3月21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直到2007年12月在新的记者沙龙会议厅发布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记者沙龙一次次为我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更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和探讨的平台。　　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记者沙龙的每一次聚会自然地闪回在脑海，丰富的议题仿佛已是浓缩的历史，但一个个热烈而亲切的场景又似乎就在昨日。中国的环境状况依然严峻，科学发展的实现和生态文明的建立，有赖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广泛参与。未来20年大发展中，我们必须维持一个起码的健康环境，必须保存下最为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而绿色记者沙龙，正是环保工作者为此不懈探求的一个微小但却极为重要的平台。

内容概要

逯耀东(1932－2006)，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首届历史博士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尤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主要作品有《魏晋史学及其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肚大能容》、《寒夜客来》。

书籍目录

序引言  没有河流的故乡环境总论　全球环境治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态安全　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能源　利用能效电厂加快节电产业发展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化研究　风能发电　为实现“十一五”的节能目标可以做些什么江、河、湖、海　面向生态的水资源思考　江河的生态作用　科学分类江河流域，协调保护与发展　中国某地六十多年来水污染记录和生物多样性变化　中国水污染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　世界拆坝现状及我们的思考　中国近海生态面临的径流减少问题　海水进京战略研究森林　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林浆纸一体化问题与出路保护地　世界遗产及其保护问题动植物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情况简介　禽流感城市保护　论四合院存废：不该失去的认识立场公众参与　从国外为流域立法看规划环评　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几个问题　环境保护、发展与公众参与生态补偿　为什么要引入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生态补偿整体框架　中国对下游生态问题及实施生态补偿的探索后记

作者简介

“环境记者沙龙”六年来精彩讲座的集辑，涉及环境总论、能源、江河湖海、森林、保护地、动植物、城市保护、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九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是针对当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或最受关注的环境话题展开论述和讨论，主讲均为著名的环境理论专家、学者、多部门的政府官员。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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