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

章节摘录

收养诈骗：互联网欺诈游戏长期以来，文明社会一直在不断规范儿童收养的程序，同时，不法奸商也在不断寻找逃避保护孩子、生父母、养父母的相关法律的手段。19世纪以来，在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和美国——一些叫做“婴儿农场主”的人，策划安排非法收养，然后贩卖婴儿给出价最高的买家（或者，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杀死婴儿，但继续向他们的父母索要抚养费用）。现代技术给不道德的收养“协导员”们提供了新的牟利途径，而不再限定于传统的巧舌如簧和小心措辞的报纸广告。现如今的互联网成为了某些提供婴儿收养骗子们的金矿，他们拿了很多打算收养孩子的人的“中间费”，但并不打算给他们付“货”。虽然在一些案件中，给收养者提供孩子确实存在，但是对孩子的种族、性别、生理条件的描述可能是错的；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根本不存在待收养的婴儿，根本不存在将要分娩的孕妇，存在的只是随时会消失的敛钱的网站和邮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收养诈骗已经成为了发展最快的网络犯罪种类之一。正如国家收养委员会创始人比尔·皮尔斯在2000年8月对一位记者所说，想收养孩子的夫妇“在互联网上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欺骗”。芝加哥家庭资源中心执行总监理查德·皮尔曼在2001年1月告诉洛杉矶时报：“互联网使贩卖人口成为可能。收养领域有如此多的赚钱潜力以至于没有人不想试一试。”美国收养律师协会2001年度主席罗伯特·图克也同意他的看法。图克告诉洛杉矶时报：“以前骗子都是通过邮件或者亲自交易，而在互联网上，更容易找到更广泛的受众，更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按图克的观点，想做父母的夫妇“特别容易上当”，经常在一种很感性的状态下上了骗子们的当。现在记录在案的诈骗人数最多的互联网收养骗子是桑亚·弗洛。他是费城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少诈骗了44对夫妇，从遍布美国的受害者身上骗到至少20万美金。一对受害夫妇，威斯康星州的史蒂夫和凯利·莫特尔，付给桑亚·弗洛的公司一一创办于1998年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名为“慈心家庭服务社”——一笔钱。这笔钱据称除了作为给桑亚·弗洛的中间费之外还打算给一个叫做劳雷尔的怀孕的年轻女性分娩生产之用。事实上，令莫特尔夫妇得知后无比伤心的是：根本不存在孩子，甚至根本不存在叫做劳雷尔的年轻孕妇。桑亚·弗洛只是简单的编了个谎话，就把这笔钱中饱私囊了。另一对夫妇，肯和凯利·莫斯特罗姆，付给桑亚·弗洛3500美元，得到的只是中间人发给他们的只有寥寥几笔的电子邮件，信中说这位生母（其实不存在）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这个孩子。3500美元的中间费就这样打了水漂。费城的罗伊和凯利·卡瑟夫妇，在决定收养前，小心谨慎地了解了相关事项，想做出相对明智的选择，但还是落入了桑亚·弗洛的圈套。他故伎重演，开始先许诺3 500美元可以换一个孩子，到要交“货”的最后时刻，电话告知孩子的妈妈“Elise”违背了协议。科罗拉多州的约翰和特里·纳凯夫妇，给了桑亚·弗洛4 500美元，桑亚·弗洛代表一个叫做达卡他的生母照单全收。桑亚·弗洛后来又声称达卡他突然得了癌症，借机继续要钱，纳凯夫妇觉得桑亚·弗洛所说破绽很多，不想继续付钱。最后，他们收到了桑亚·弗洛气急败坏的电话：“我再不愿和你们这种人打交道了，连对人家得癌症都无动于衷，我让她另寻别人吧。”桑亚·弗洛的骗局终结于查尔斯·艾略特，费城的一个会计师和诈骗案侦探。查尔斯·艾略特收到一个客户对慈心家庭服务社的控诉，并把他掌握的信息提交给了FBI（联邦调查局）。桑亚·弗洛受到多项利用邮件进行诈骗的指控。桑亚·弗洛2000年8月认罪，被判3年零10个月的监禁，法官指控桑亚·弗洛侵害了“人性中对拥有家庭的基本诉求”。互联网上像桑亚·弗洛这样玩弄收养骗局的骗子还有许多。华盛顿州雷德蒙市想收养孩子的吉尔和史蒂文·霍普斯特夫妇，2000年特别提出要求抚养一个混血孩子，这打破了对收养父母要求的惯例。他们与一个混血孩子的生母定了合同，但随之失望的是发现孩子的生母在网上又把孩子卖给了别人。后来的调查发现，孩子的生母在孩子的种族和法律身份上欺骗了吉尔和史蒂文·霍普斯特夫妇。另一对在媒体报道中没有透露姓名的受害夫妇，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市呆了10个星期，等待着领养他们的孩子，最后却被中间人告知孩子的生母改变了主意。当然，这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受害夫妇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该案件中的中间人艾德丽安·刘易斯2001年5月将面临18对受害夫妇对他的指控。）迄今为止，最臭名昭著的国际收养诈骗案是所谓的“互联网双胞胎案”。2001年1月16日被一家英格兰小报披露，北威尔士的阿兰和朱迪斯·基尔肖夫妇为了收养阿肯色州一对6个月大小的双胞胎女婴，给了一个美国中间人蒂纳·约翰森8 200英镑（1.2万美元）。可是就在他们已经给这对双胞胎起好了名字——贝琳达和基姆伯莱之时，却发现中间人蒂纳·约翰森已经先把这对婴儿以4000英镑（6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加利福尼亚的理查德和维基·阿兰夫妇。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约翰森采取了及时“补救”措施，力劝加利福尼亚的理查德和维基·阿兰夫妇把这对孩子还给他们的生母特兰达·韦克尔。正当阿兰夫妇和基尔肖夫妇都打算通过诉讼争取到孩子们的法定监护权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决定加强国际收养法案的实施力度——该法案自1999年通过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贯彻。FBI的侦探们也开始着手调查此事。1月18日，英国警方给基尔肖夫妇下达了紧急保护命令，将孩子暂时收容监护起来，等待法院做出最终判决。6天之后，密苏里州一家法院将监护权判给了孩子们的生父亚伦·韦克尔，此时孩子们仍然在英国。阿兰夫妇和基尔肖夫妇2月1日在奥普拉的电视节目中将他们的争论公之于众，特兰达·韦克尔也在2月8日雇用律师争取自己的监护权。2001年3月1日，因被两个十几岁的保姆指控虐待儿童，阿兰夫妇被逮捕，他俩对此做出了无罪辩解，但也撤回了对孩子监护权的要求。3月6日，阿肯色州法官皮尔斯拒绝了这两对领养夫妇的监护权要求，将案子发回孩子的出生地密苏里的法院继续审判。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3月14日为寻找可能的犯罪证据，突击搜查了蒂纳·约翰森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爱心收养服务机构。2001年4月9日，英国高等法院将双胞胎移交给密苏里州，将监护权还给了他们的生父生母。

后记

历史回顾只要人萌生欲望，犯罪便由此而生。《圣经》的第二个故事讲述的是人类违背上帝的律法，紧接着就是第一个谋杀。自那以后没有什么变化：谋杀、劫掠、偷盗、奸淫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为维持秩序，人类社会建构法律以及要求人们遵守的行为规范，而那些违法者则被施罚，以做效尤。法律若非强制执行，则很快失去效力。所以一旦案情产生，迅速鉴别犯罪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紧迫之事。只有迅速侦破、逮捕和惩治罪犯，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这是社会利益所在。那些违法乱纪者有其他利益，主要是掩盖罪行，尽可能长时间地躲避侦查，甚至永远逃离追捕。很长一段时间，罪犯占有优势。如果罪犯作案后未留下可以侦破的现场，那么他就有合法逃跑的机会。那些执法者不得不依赖运气、证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可能留下的线索。细心的犯罪嫌疑人常常交好运，他们确保不遗留任何作案证据。这一时期的最大危险是：抓错了人，引起冤案。由受害者和证人鉴定罪犯并非万无一失。一旦嫌疑人被指控犯罪后，通过证人、对惯犯的行为分析、现场分析取证所找到的疑点很少有概率来证实他们的清白。真正的罪犯既不可能坦白悔罪，法律的执行者也不会承认出错的可能性。正义转瞬即逝，惩罚苛刻残忍，错误层出不穷。直到19世纪后期，情况才有所改进。科学的进步不仅帮助了法律执行者，同时还有那些蒙冤受害者。正义系统关注对惯犯的识别。直到19世纪末，警察依赖他们的记忆来甄别那些犯有前科的罪犯。1878年，干板摄像（dry-plate photographic）技术的发展使保管人像成为可能。但是，警察没有跟上新技术应用的步伐。1879年，时任职于法兰西警署的阿尔方斯·波提龙提出对囚犯的14种测度方法可以有效地鉴别他们。1882年11月，他的理论体系被采纳为审讯基本原则。1883年2月，一位自称是“杜庞特”的囚犯被鉴定为犯有前科的名叫“马丁”的人。至1884：年底，波提龙的方法使300多名惯犯得到甄别鉴定。那时，波提龙拥有了最新的摄像技术，创建了惯犯的存档图片库，他们的图像保存为如今所看到的传统正面像和侧面像。“波提龙”系统被广泛接受直到世纪之交出现两大事件，一个是在英国，另一个是在美国，都指出这套方法的不足。1901年在英格兰，被鉴定的一对名叫阿尔伯特·福克斯和艾本瑟·福克斯的孪生兄弟中的一个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但究竟是哪一个?根据波提龙鉴别法，他们二人只能通过指纹鉴定。当他们的鉴定确立后，艾本瑟被投入监狱而阿尔伯特被无罪释放。两年后在美国，一名叫威尔·韦斯特的囚犯被投入佛特里文沃斯监狱。然而，根据他的“波提龙测试”结果，所谓的“威尔·韦斯特”已经在那里被监禁了。原来有两个人，一名叫威廉·韦斯特，和另一名叫威尔的有相同特征的“波提龙测试”结果。只有通过指纹才能恰当地鉴别犯罪人群。与此同时，应用指纹来解决犯罪问题大大发展了。最早的著名案例是在1879年的东京，苏格兰医生兼传教士亨利·福兹在盗窃现场留下了一个碳墨手印，使一名被警方以盗窃罪而被逮捕的男子免除罪名。这名被关押的男子即日后坦白他的手印符合现场所发现的手印。1892年，阿根廷警署的朱安·福瑟提希解决了两名儿童的双重谋杀案，他通过留在门柱上的血印表明孩子们的母亲制造了这场血案。苏格兰场于1902年第一次应用指纹实施逮捕和指控。那是一场入室行窃案。苏格兰场首次通过指纹对谋杀案的指控是在1905年。其他的鉴定方法也在发展之中。1902年，首次尝试使用血型来进行刑事甄别；1916年，都灵大学法医研究所的列奥·雷特斯博士使用血型使一名备受谴责的嫌疑人免除指控。数年后，弹痕学的发展使侦察员将子弹和弹药筒的形状与所使用的武器相对照。1915年纽约奥尔良区，一个名叫查理·斯蒂楼的男子被指控用22毫米口径的手枪谋杀而遭逮捕。斯蒂楼在纽约州新新监狱被审讯、指控并宣判定罪。有关他无辜的证词被保留着，最终当一切表明从他那里复原的手枪并没有射出致命一击时，他逃过一劫而被无罪释放。20世纪20—30年代，卡尔文·哥达德（供职于美国军队军火保管署）、斯蒂尼·史密斯先生（英国法医学顾问）等专家开启了武器鉴定方法，并沿用至今。当然，正如法律执行者运用科技与罪犯斗争，犯罪群体为其自身目的使用这些技术也毫不逊色。试举一例，指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犯罪者而言都是一大拖累，特别是那些作案时不戴手套的罪犯。伪造或改换指纹的行为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绝大多数都获得成功。一个最著名的成功、完整且持久地消除指纹的罪犯是罗伯特·菲利普斯。1941年，列奥伯特·布兰登伯格博把罗伯特的腹部皮肤植入他的指尖，才成功地发现他的指纹。对菲利普斯而言实属不幸，他再度被捕，警方通过其掌纹识别出他。现状概览1977年我开始了在巴尔的摩警察署刑侦试验室（BPD）的职业生涯。作为刑侦试验室的技术人员，日后又成为教授，我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甄别犯罪现场并从中取证，同时也是寻找并发现证据以求鉴别那些被卷入罪行的人们。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发现自己运用的技术与刚才上文谈及的那些别无二致。取样犯罪现场的指纹仍然要用刷子和石灰粉。一旦隐蔽的印记被发现，只有在存在嫌疑人的条件下才可以被识别，或者是从搜捕记录和开放卷宗中经过长时间且单调乏味地搜寻。同样地，当用过的弹药筒和子弹头符合复原枪支，并能将它们与其他案件中所用的武器联系在一起时就要求有长期的案例详审过程记录。犯罪现场的血迹通过血型分类和近似基因标记鉴定以符合嫌疑人和受害者。除非此人的分泌物符合这些标记，否则精液和其他体液毫无用处。而且经常是在一场案情中卷入的众多人有同样的标记轮廓，从而导致积极的鉴定工作毫无可能。虽然如此，技术发展逐渐赶上了我们的需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BPD刑侦试验室开始运用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强力胶）灼熏使表面印痕显影，这种表面原来被认为是不符合此操作过程的。激光赋予我们另一种工具，借用它，我们可发现更多的隐蔽印痕。而我们的取证收集能力随着脱氧核糖核酸（DNA）分析而增强。我们不仅能更好地比较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的血液和精液，而且这些诸如饮料瓶的瓶口、武器的手柄、手枪的扳机的作案工具现在也成为可见的踪迹，一旦它们被完整地复原则可有效地甄别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我选出近期一项彻底改变司法执行的先进技术，我会选择计算机。它在犯罪与反犯罪的斗争中成效显著，而从这个行当中获取利益的人也会为之惊叹不已。计算机被用于分析犯罪模式。上溯至1977年，记录、犯罪现场图和面部合成等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用手工完成的，而且并不总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精准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如今，计算机使我们更完美、更专业化地完成这些工作。即便如此，行政官方资料素材虽然重要，对于首要目标而言变得次要了，那就是将恶棍投进监狱。而正是在这一领域，计算机能更好地服务于法律执行者。美国乡镇、州府以及联邦警署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存有被逮捕的罪犯的碳墨指纹的数码记录；复原了的作案现场的指纹；开枪时子弹的轨迹和弹痕；使用过的弹药筒的制擎痕迹；以及从作案现场复原的包括从性侵犯者那里取样的体液的DNA序列。这些计算机数据库的应用赋予法律执行者以强大的武器。警方不再需要一个嫌疑人的复原指纹符合一个疑点。将指纹敲入一种“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指纹检索有时能在案发24小时内在没有证人和嫌疑人的情况下进行核对。类似的数据库还能核对从一个作案现场复原的子弹和弹药筒与另一个作案现场以及作案枪支是否相符。同样的情景还见诸于复原证据或已知罪犯的DNA序列分析。由于这些工具，法律执行者不再需要依赖运气、证人以及鉴别犯罪参与者的明显线索就可以完成鉴定工作。这些数据库也大大缩短了时间。对那些调查5年前、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案件的刑侦人员而言，无疑如同获得新生，能够搜集越来越多的信息，而逍遥法外太久的罪犯因其以往的罪行而被鉴定并逮捕。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更为迅捷且精准地甄别，使得那些被误判，或者本没有犯罪却遭到不公正监禁的人得到洗雪冤屈、重获自由的机会。正如指纹、弹痕和血型比较的应用使无辜者免遭惩罚。现代科学和技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全球的犯罪和刑事斗争，接下来的情形将会愈演愈烈。正如本书作者米歇尔·纽顿在他前几卷有关拐骗和连环杀人者的图书中论述的那样，他巧妙地运用百科书的格式来缜密地检索这些主题，主要关注DNA和计算机分析的优势，同时也考察了其他技术手段，如自我防护、指纹复原。人类学、关节学和牙科学在解决犯罪鉴定工作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还要提醒读者，纽顿先生的工作对一些固有的观念和概念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谁能理解那些借助基因和其他取证方法得到免罪的无辜之人，并且不会质疑以往的取证和司法执行的合法性?在面对如此众多的计算机病毒和计算机事故时，谁还能安心地稳坐在计算机终端前?谁能像一名真正的警察那样在现实世界中伸张正义并享受这一过程?从另一方面看，技术中暗含的知识也提供了其自身的安全隐患。劫掠者不再是匿名的，这意味着可按照他们遗留的痕迹来跟踪他们。随着鉴别真正罪犯手段的日新月异，误判的概率可能会越来越小。计算机盗窃犯和违法者的阴谋使我们失去了钱财并夺取了我们的生命，这也需要我们做好自卫。正是基于此，米歇尔·纽顿的《高科技犯罪与刑侦百科全书》使我们受益匪浅，它探讨了今日技术的利弊，以及法律对它们的应用与滥用。——约翰·L·弗兰奇教授

内容概要

米歇尔·纽顿（Michael Newton）是一名职业作家，他从1977年以来出版了160多本书。他的书主要关注犯罪领域，主要作品包括：《连环杀手案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erial Killers），《绑架案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kidnappings）和《抢劫案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Robberies，Heists,and Capers）。

书籍目录

序参考书目作者手记前言A—Z译者感言

编辑推荐

《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详细介绍了软件盗版，计算机攻击，化学武器，DNA鉴定等诸多方面。书中覆盖的主题有：机场安全保障、臭名昭著的黑客和软件盗版商、手机克隆和诈骗、互联网恶作剧和诈骗、计算机诈骗和黑客攻击、非杀伤性武器……《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学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家庭必备的参考读物。

作者简介

《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原版在美国是专门论述高科技犯罪与刑侦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聚焦于高科技犯罪与打击犯罪的最新领域，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和变化中涌现出来的诸多标志性人物和事件。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穷便利，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手段。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高科技犯罪自从诞生那一刻起，执法机构运用高科技手段打击犯罪也越来越高明。《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涵盖面甚广，包括了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的最新进展，对美国国内司法制度也涉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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