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河街公寓》书评

《滨河街公寓》：以阶级斗争对付阶级斗争

《滨河街公寓》：以阶级斗争对付阶级斗争在喜欢苏联文学的网友中，很多人都提到《滨河街公寓》，并给予勿庸置疑的经典地位。很好奇，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竟然被追捧到如此高昂的地位。拜读之下，知悉这是一部并不长的中篇小说，但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整个小说是以一种煞有介事、剑拔弩张的笔触展开它的故事情节的，苏联小说里最让我撼动的还是《鱼王》这种舒缓的带着忧伤的白描小说，其实即使在《鱼王》中，也有部分章回的内容，与整体的小说风格不够一致，比如其中写到一个女大学生迷路在大森林中的那一篇，后来她受到渔民的救治而两个人在天高地远的僻地里尽享激情之欢，就给人一种过分编织的感觉，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低俗的趣味。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女人安慰与拯救情结的传统。苏俄文学中有两种典型的大相径庭的风格：一种是托尔斯泰的那种过度的心理描写的风格，另一种是肖洛霍夫式的白描风格。托氏的风格是在所有的人物动作背后，都要去分析他的心理动机，给人一种叠床架屋的累赘感与烦琐感，而过于累赘的东西，最终给人一种一览无余的轻渺感。比如《战争与和平》中人物心理展示的过分通透，反而失去了一种模糊性与朦胧性；而肖洛霍夫的小说里注重人物的外在与自然，对人物的心理进行虚化，反而拓宽人物的心理空间，给人一种无限广阔的广度。因此，《静静的顿河》就给予了人们以无限解读的可能与空间。《滨河街公寓》显然属于一种一览无余的叙述笔调，它是以“意”贯“事“，叙述的语调太一本正经，从来不知道什么幽默，这一点与同样是以“意”贯“事”的瓦西里耶夫可谓是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瓦西里耶夫在叙述的主调上，采取的是一种契诃夫式的幽默的轻松的语调，这种轻松的语调令整个小说里洋溢着一种轻灵、敦厚、温暖的基调，而《滨河街公寓》的作者，则给人一种怒发冲冠的感受，在他的作品中，似乎他拿着一个解剖刀，穷凶极恶地向一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物单刀直入、疱丁解牛一般地宰割下去，非要一针见血，非要证明作者的深刻程度。但是这种气势汹汹的叙述语调，如果不能够在小说里揭示出更深刻的生活本质，就会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虽然《滨河街公寓》在苏联当年曾经获得过巨大的反响与追捧，但我们离开了那个语境，很难体味到小说里充斥着什么样的敏感的内质。而恰恰相反，小说里的核心事件，今日读来却感受到作者的思维空间与反映空间的狭隘与苍白。小说里的主人公反映的是大学里的一段恩怨与纠葛。之前，作者曾经以长篇小说《大学生》一炮打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大学生的恩怨纠葛其实无非是与老师的那么一点碰撞而已，《滨河街公寓》从某种程度上，在重复着《大学生》里的相似的主题，就是小说主人公格列勃夫在大学期间，左右逢源，当看到曾经提携他的恩师遭受到打击的时候，他立刻见风使舵，离开这艘破船，另觅高枝了。这个情节太司空见惯了，而这种学术之争，也根本没有对与错的最终结论，格列勃夫离开他的辅导老师，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市侩”式的背弃。通过学术之争的没有定性的矛盾模式，来界定在这种冲突中的正确与错误的一方，也往往缺乏说服力，最终感受是令人觉得无所适从。再来看看格列勃夫的老师甘丘克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也是耐人寻味的。小说里确定了甘丘克的一套文学观点，使得小说更像是一个文学评论的背景读物。小说里说甘丘克曾经在三十年代之前，是加盟过肃反部门的官员，对付过多罗德诺夫这一类投机分子，当时他手软，没有把这些人干掉。后来甘丘克转到文化战线上来，投机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学院里的当权派，利用当时的形势，来进行他的阶级斗争的复仇。从这样的设置来看，甘丘克受到打击与报复，是因为他当年的手下留情，没有坚决执行肃反的冷酷无情的策略，导致这些当年的阶级敌人漏网之鱼重新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转手对当年的暴力执行者回赠同样的暴力，甘丘克十分后悔地说，早知道就不应该在一九二八年的时候，对这些今天置他于死地的那些当权者手下留情。这样的逻辑可以看出，《滨河街公寓》里恰恰证明出，当年的阶级斗争的肃反形式是相当必要的，甘丘克遭遇到的迫害，恰恰是因为他当年给阶级敌人的雷霆般的手段是不彻底的，如果他当年杀了那些投机分子，那么，他就不会在学院里遭遇到清除与迫害。小说里否定了大致在四、五十年代的学院里的左的一套，但作者把这些左的东西归咎于混入到政权内部的投机分子的所为，“左”来自于阶级敌人。这一点，在《磨刀石农庄》里也看到相似的设置。小说里描写到反革命分子为了打击苏维埃，以左的面目出现，造成大面积的饥荒，使群众对政权产生反感。从这一个角度讲，“左”正是“右”的敌人所为。这种设置手法，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中也有着雷同的设置。这样，便把“左”的危害划入到阶级敌人的破坏的范畴中去，似乎“左”也是阶级敌人所为，而正确的政权是不可能有“左”的。所以，消灭了阶级敌人，“左”自然也就消失了。回到《滨河街公寓》里来，甘丘克教授在学院里遭受到的批判，实际上是阶级敌人利用“左”的面目来行使发自私欲的报复。这样苏联四五十年代的“左”，便是因为我们的队伍里混入了阶级敌人。小说里也写到，那些打击教授的阶级敌人不久也失势了，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可以看出，《滨河街公寓》骨子里的核心逻辑，仍然是用一种阶级斗争来反对阶级斗争。它批判了四五十年代里学院里的不正常的学术空气，但把这一切“左”的作为归罪于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对付阶级敌人的时候，手腕不够严酷，没有消除这些人的肉体，使他们潜伏下来，从而在四五十年代窃取了权柄之后卷土重来。小说似乎在证明着，当年的肃反是相当的必要的。依附在这个核心的“骨”上的肉，则是格列勃夫的投机取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抛弃了他的恩师还有恩师的女儿，从此他与老师一家恩断义绝，走上了一条自我飞黄腾达之路。在道德上他显然是一个应该受批判者，小说正是用道德批判来取代了历史批判。换一个角度来看，甘丘克的立场是否就是正确的？他也是一个阶级斗争论的实践者，在该小说当年发表的时候，触动了前苏的热点议论中心，但事过境迁之后，甘丘克观点的正确与否在历史评判的天平上已经无足轻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格列勃夫对恩师学术观点的摒弃是否还应该用历史审判的眼光来衡定？小说实际上用道德批判取代了历史审判，因为历史审判永远是具有相对性的，是难以作出优与劣的终结答案的，但是道德审判却相当有效。小说里的格列勃夫背叛老师，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分歧，是难以为格列勃夫定下罪名，但他对老师的女儿先乱终弃，就铁定无疑地将他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所以小说里的爱情段落便显得相当的重要，因为这里是为格列勃夫定罪的一个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砝码。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也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开始的时候，小说的主要视角是以格列勃夫为观察点，这种观察的目光本来可以很好地观察到他碰到的一个搬运工人的层层迷障，他看到的陌生的熟悉人——廖夫申正是他当年的同学，似乎小说的视角观察的视域应该是廖夫申，但小说却没有将目光投射出去，却反过来扫视了格列勃夫本人。廖夫申的落魄，小说也没有提示出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使小说的结尾，从开始就已经确定好了的，整个小说并没有一个新颖的出人意料的结局来让我们反思什么。而其中“我”的段落的插入，也让小说的视角显得相当的混乱，“我”的部分其实与对格列勃夫的心理揭示的部分，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这样勾勒出的人物只能是作者一个角度单方面、单行道塑造出的人物，没有在换一个角度的情况下，洞察到人物的立体面。相比之下，我们看看《静静的顿河》里就有多声部的人物心理交锋，作者的立场叙述与人物的心理隐秘其实并不在同样的一个平面上，这样的人物必然给人一种立体的感觉，而且给予人们以无限的解读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滨河街公寓》显得太满，太主观化，太越俎代庖地代替了生活的如实叙写，完全用作者的一意孤行的主观意图统帅了生活化的进程，给人一种强行塞入给读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