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书评

信任是走向专制的路线图

张伟/文尽管在史料的引用上颇为与时俱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克曼的《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以下简称：《衰落》）一书，仍然可以视为制宪会议期间辩论的延续。《衰落》将总统在宪法政治中的嬗变作为讨论对象，并试图指明国父们设置的三权制衡是机械的。在作者看来，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是指“共和价值传统的永续，——最主要的是，因为白宫转变为魅力型的极端路线和官僚践踏法律的平台，而由此必将导致危险。”本书将火力集中于“总统”制度上，作者认为美国总统正在验证反联邦党人提出的某些命题之正确性：国父们所构建起来的“三权制衡”将没入人性的幽黯与历史的渊薮中。因为总统正以国父们难以预料的方式窃取人民主权，已变身为共和国最应警惕的“最大危险部门”。作者延续了他在《我们人民》一书中的阶段式划分，着力于“现代共和国”，即罗斯福新政后总统制度上显而易见的变迁：“总统如何由18世纪的社会贤达转变为19世纪的政党巨头，再转变为20世纪的民众领袖，最后成为21世纪的煽动政治家，他们主张超宪法的权力，以控制威胁共和国的危机。”作者总结了“最大危险”的各种症状：统帅官僚机构的总统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打破常规政治中经验式的平和秩序，变身为民主政治中的煽动家；常备军以更具有倾向性和压迫性的方式干预政治，从而偏离文官制度的谨慎与克制；总统甚至以惯例的方式用白宫律师和白宫法律顾问处替代司法部的行政职权，并以“法律意见书”窃取了国会的立法权。“在这些条件下，国会和法院都可能会变得绵软无力，而如果它们做出反对，制度化的总统可能变成一种威权主义接管的跳板。”在作者看来，美国总统在选举设计上的“选举人团”制度经由“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一案确定存在缺陷。而美国之所以能平息由此案引发的宪法危机得益于戈尔的政治道德和节制——但宪法政治的真正基础绝非道德而毋宁是对野心和利益的利用与限制。犹如汉密尔顿所说的“用野心制约野心”。但当下的总统正将汉密尔顿意义上的“精明强干”形式化为克里斯玛式的政治权威，甚至在和平时代都表现出了强大的煽动能力。将总统等同于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不但击碎了宪法政治中的稳定秩序，也让审慎与节制的政治德性成为“书呆子”的象征。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曾说“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阿克曼十分清楚总统身上呈现出的克里斯玛式煽动性，正是用将民调数据视为人民意见的方式实现的。“正如经典中的‘呼喊’，民调数据代表的是政治意志在一个瞬间的抽搐，而不需要仔细将问题想清楚。而且，民调还是一种有效得多的呼喊形式，正是因为它看起来用严格社会科学的理性发现取代了群众歇斯底里的视觉形象。”政治中克里斯玛权威吞没了理性本身，韦伯透彻地道明在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中，魅力型政治家将变身为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武装的先知”——其权力的根源不再基于法律的授权，而是追随者的忠诚。“起初，他的权力只及于追随者，但如果这些追随者可以设法把政府交给他，那么他就控制了整个政府。”在韦伯看来，共和国中的民主脆弱不堪，因为“如果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靠公民投票的承认，通常他会企图通过一个能迅速有效运作的官僚组织，来稳固其政权，他会争取战争胜利的荣耀，或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或者——在某些条件下，——设法两者皆做到，以巩固被统治者的忠诚。这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其确为天纵英明。”考虑到《衰落》一书将总统视为宪制中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破坏者。为正本清源，有必要引用由汉密尔顿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篇的内容。汉密尔顿在该篇中说“总统精明强干，是好政府定义的主要特征。要想保护社会不受外来攻击，总统精明强干，至关重要；要想坚定贯彻立法，保护公民财产，不受时而打断正义进程的、偏离正轨或施加高压者的侵扰，要想保障公民权利，制止党派活动和无政府行为，防止他们野心得逞、危害社会，总统精明强干同样重要。”同时，他还分析了二人分享甚至委员会式的行政权不但无助于实现宪法政治的目的，反而会导致“相互推诿，文过饰非，个个道貌岸然，弄得舆论无法判断，究竟谁是罪魁祸首。有些误国殃民的措施，有时就是这样铸成：多人插手，程度不同，个人所扮角色不一，我们虽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政体，却无法分清具体人的具体责任。”权力就是对暴力的垄断这一本质性的洞察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并不冲突。其实，联邦党人在宪法中设置的三权制衡以及联邦与州主权分割的制度图景正是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审慎。在这点上，汉密尔顿表现出了更加卓越的政治见识：“认为人数众多的代表是获得人民的信任所必须，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政府运作良好就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试金石。”那么，阿克曼在《衰落》一书中是危言耸听还是误解了汉密尔顿意义上的总统强权？在此，请读者关注曼斯菲尔德的《驯化君主》。在该书中，曼斯菲尔德认为“自由主义是以一种个人权利的观念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政府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但是，为了保护各项权利，政府又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它一定要盯住权利的行使，在必要时还要根据这些权利的目的对它们加以缩减。”自由主义的拥趸自然会把上述言论斥责为“保守的、太保守的”。但他的旨趣就是为美国宪政中“行政权”，也就是为总统辩解。曼斯菲尔德承认马基雅维利的“发明”——把圣经中的耶稣受难这一事件归结为一次“执行”。“……这种高于其他一切手段的手段，便是居于核心位置的基督徒的执行（处决）行为。这个有着既软弱又残忍的暧昧地位的世俗执行官，如今已被世俗化和政治化了。他将成为马基雅维利的新范式和新秩序中的头号人物”。曼斯菲尔德认为行政权在宪法政治中的产物就是美国总统——成为一个经由宪政驯化后的共和主义造物。不过“对执行权得到公认的需要，等于认可了对优秀品质的需要。这方面的所有权威都证实，不依靠一个至少部分地处在法律之外、不被体制的解释所左右的执行官，任何法律或体制都不能确保它所要求的行为。不会自动执行的因素不管是什么，它只存在于优秀品质的王国。那么优秀品质是什么？你们会问。它大概是灵魂的完美——如今这是个不轻松的想法，然而也是个能够激励人心、振作精神、恢复健康的想法。”仰靠总统的“灵魂的完美”（德性）——这个修辞深谙汉密尔顿设计总统职务时的核心意图。不过，制宪期间的辩论中反联邦党人对宪法中设置总统一职却十分惊惧。在一篇署名为“老辉格党人”的文章中就有如下的质疑：“事实上，总统将成为一个国王，正像大不列颠国王那样，而且他是最糟糕的国王——一个选出来的国王。……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除非减少总统的权力，我对合众国的幸福都深感绝望，那些权力将成为永久的和世袭的。”当然，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诸种批评的前提在于他们认为地广人稀的殖民地不可能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他们政治科学的导师孟德斯鸠正是这么认为的。汉密尔顿对此不以为然：“把合众国总统这样的行政首脑完全比喻为大不列颠国王，不能不说是蓄意的欺骗。他们为了使欺诈得逞而采用轻率无耻的权宜策略，不能不让人痛加斥责”。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原则在于将州而不是联邦作为公民政治德性的丰饶土壤。在他们看来，强大的联邦，尤其是享有强权的总统、常备军都会摧毁共同体的美德。帕特里克·亨利曾警告说：“你们要探究的不是你们的商业如何增长，也不是你们如何成为强有力的人民，而是如何保障你们的权利；因为自由是你们政府的指导目标。”同属联邦党人阵营的麦迪逊与汉密尔顿在依靠谁的“德性”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分歧。“认为会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保障没有任何美德的人民之自由和幸福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如果共同体有充分的美德和智慧，那么它就能够运用在选择统治者方面；因此，我们不依赖于被选举出来的人的美德，我们不是把信任放在我们统治者身上，而是放在那些选举他们的人身上。”但在权力政治中，少数人从来不会沉睡，而多数人很少真正清醒。一位反联邦党人言简意赅地说：“信任是走向专制的路线图”。确实，反联邦党人看到了经由时间的流逝，人民疏于对君主防范，从而又会沦落为共和制度下的“贱民”。总统变身为先知式的角色，正是民粹政治爆发的典型。阿克曼对民调数据的大篇幅批评，正是以此为根由的。在这点上，他继承了反联邦党人对政府要“小心授权，严加限制”的精神质素。但恪守宪法处理政治危机的阿克曼忽视了美国人民在面对蜕变为“武装的先知”的总统时，往往会暴露出“诛杀暴君”的共和主义血腥。同时，《衰落》一书有意忽视了州权对联邦权的制衡，也未触及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孤立主义”向“领导世界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性转变。阿克曼的观点带有极强的法条主义色彩，这种强有力的偏执是以剥离帝国政治为代价的。他的“共和国衰落”的定论已经远离了汉密尔顿设置强总统的意图，因为在后者这里不但看到了权力的恶，他的雄心还在于试图通过利用权力之恶来达到保障公民幸福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美利坚共和国内的幸福，而更有可能是普世主义的幸福。阿克曼防范的总统煽动性特质，其背景正是这种普世主义极富侵略性的进攻时期。因而，阿克曼的忧虑能否成立，从这种普世主义的政治宗教角度去理解会更加恰当。斯托林认为“建国的过程并不因宪法之制定而终结。宪法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经由相关规则和原则而确立了一个持久的框架——我们并没有采纳当时流行的基调，根本法本来无法赋形，须由后世子孙自行确认。但是宪法并没有解决每一件事情；它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创建美国政体之任务。”汉密尔顿不信任人民，反联邦党人不信任权力，宪法政治的基础正在于这种“不信任”之中。事实上，评判共和国公民德性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否将“信任”从自己的政治辞典中予以剔除。（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