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文明》书评

文明古国何以文明

金融危机中，中国依旧一掷千金，GDP依然保持高增长，让世界觉得中国世纪已经来到。2009年由马丁·雅克著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预言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虽然我没有拜读过此书，不知道作者的依据是哪些？GDP？世界性赛事的举办国？在海外抢购奢侈品的中国人？但自己对于这个观点还是持保守态度的。许教授将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做为前提，来讨论该崛起是否与文明有关，还是只是单纯富强的崛起，但细读下来，中国与富强的崛起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所谓富强的崛起，是“民富国强”，可是“民”真的富吗？只是一部分的“民”富吧，数据不用细列，光从CPI和房价来看，“民”更本不富，党富倒是真的。从“浮士德精神”角度来看，富强有三个层面1。器物现代化，这点在中国不可置否，已基本达到（至少在非贫困地区）2。国民精神的提升，何谓国民精神？自己做主人，有主人翁精神，知道自己权利为何，如何捍卫，争取，面对不公正/义勇敢反对/抗，自律等等。不知道现在国人的国民精神到了哪种境界？ 3。实现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即使市场和国家机器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会计制度和科学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社会运作方式。在这点上，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加上特色两字，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又不全是，至少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会过度干预市场正常的运行与调整。在中国，政府的手永远会干预各个方面，大到宏观经济，小到计划生育。另外中国数量庞大的国企并没有遵行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一味从国民身上谋取利益，水电煤油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看来，中国根本不是富强的崛起，那是文明的崛起？文明的崛起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的完善。普世价值是“平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价值体系，传到中国后，就变味了。权力和责任并存在中国就成为只要权利；个人利益永远在公共利益之上。公民素质的缺乏也使得民主很难实现。教育是培养公民素质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但问题是，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往这一方面设定，培养的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被洗脑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将教育做为统治的工具，哪还会有“公民”？分明是精神上的“奴隶”。就如作者所说“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仅依赖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更与社会的文化环境，个人所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知识和文化的领导权在谁手中，一个国家的国民就最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中国的价值观恐怕是“唯我式的个人主义”，没有道德伦理的牵制，更不用说宗教的救赎了。在这么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会是一个好制度吗？一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丢了文明，想富强，结果富强得不伦不类，想再找回文明。可是何以文明呢？！

作为文明中国的复兴

尽管中国已经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关于未来中国何去何从却成为争论的焦点。当然，从积极的意义来看，争论的起点已不再是如何变强，而是如何做得更好。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学者许纪霖给出的答案是：文明复兴。不过，在对答案进行解读之前，有必要温故以知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史中，富强一直是压倒文明的主旋律。无论是强调优胜劣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以革命为口号的赶英超美的计划经济发展，以及“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追求“富强的崛起”。因此，文明让位于富强，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和制度的合理化，个人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服膺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让位，也正是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所提到知识分子尽管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疑，但依然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往事不可追，但必须看到的是过分强调“富强”所带来的后果：“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还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加剧了精神层面的心灵危机。”而这一危机，也只能依靠文明来弥补。但尽管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在追求精神文明上作出了不少努力，在未来之路上依然还存在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即是强调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强调中华文化的特定性？然而，在许纪霖看来，两者不过是一场不在同一平面的辩论。前者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后者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不唯西方所独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纳入其内，正说明这一点。而中华文化却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重要特征，比如中国话、方块字等等。因此许纪霖提出来一个重要的观点“理一分殊”，既追求好的，不避讳其出处，也努力继承和丰盛中华文化。除去“中西之争”，许纪霖也对自由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前阵关于张艺谋超生的争论中，不少网络大V认为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质疑为什么在国外生了几个孩子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到了国内却成为见不得光的“超生游击队”。然而问题是，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意志自由，而强调“恶法非法”，那么是不是最终可以引申出像连岳说的，如果超生不违法，那么招募童工自然也是可以的？不单如此，许纪霖强调如果自由主义仅仅认为通过民主程序就能确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忽略作为伦理基础的特定价值，那么民主政权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关于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恰好是当今社群主义所关注的，难怪桑德尔的《公正》在中国能赢得如此多观众的喜欢。一言以蔽之，中国在追求富强的基础上，应努力走向文明，不仅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更需要重新塑造以礼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左右对抗回到圆桌对话”，以合力来消解意识对抗所留下的戾气。本文已被《北京青年报》刊载（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3/07/content_44402.htm?div=-1）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