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王氏之死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1/15
ISBN:9789861734644
作者:史景遷
页数:261页
内容概要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命名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书籍目录
代譯序 李孝悌
致 謝
前 言
第一章 觀察者
第二章 土地
第三章 寡婦
第四章 爭鬥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結 語 審判
附 錄
參考書目
作者简介
《婦人王氏之死》在類別上可以歸到地方社會這一項，但在風格與取徑上卻與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史景遷一向偏重在文學性的故事，但透過有別於一般歷史論著的敘述技巧，和學術涵養所訓練的敏銳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後，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
史景遷依據《郯城縣志》和其他幾個地方的方志、郯城縣官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小說《聊齋誌異》等，意外發現在中國明末清初的山東省郯城縣，曾發生一名婦人王氏的死亡案件，進而引發了他對這個在中國邊緣，在歷史上微不足道的小城的研究興趣：郯城在屬於它的時空背景下有著什麼樣的風貌？
因此通過本書，史景遷為讀者建構清初山東地方民眾的心靈圖像，還原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
史景遷使用的資料，看似簡單、平常，但透過他獨特的敘事與文字，郯城這個三百多年前，在中國北方的一所窮苦的聚落，卻以那麼鮮明的形象，逼近讀者眼前，久久揮拭不去。1668年的那場地震，如何極具象徵性的將我們帶進郯城的歷史。透過史景遷的文字敘述，呈現一幅幅鮮明的圖像和具體的描述，讀者才真正進入曾經靠抽象的概念徘徊在其外的鄉村世界，真正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苦難與夢幻之中。從一個老百姓婦人王氏的短暫一生，後世的讀者將可看到這塊土地上的一切不幸與喧擾。
《婦人王氏之死》為史景遷最受歡迎的著作之一。全書抽絲剝繭，解剖市井風俗，分析法律訟事，在在引人入勝。而史景遷自有情觀點，探討女性情欲及想像世界，波瀾起伏，尤其驚心動魄。本書在社會史、法律史、敘述史，以及女性研究等方面，均具有示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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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這本書的重點並非考證王氏的生死，而她在書中更是在最後一章才「登場」，不久讀到結語。到底史景遷在書中寫了甚麼呢？ 很多時候，歷史研究的題材大多數以名人、大事件、大城市等為主，反而忽略了如社會基層、女人、小城鎮等，在歷史邊緣的題材。《婦人王氏之死》講述的是在一個小縣城——郯城縣內，一個基層婦人王氏被殺的小案件，但史景遷卻活用史料，生動地為大家介紹清初郯城人、基層、婦女的生活面貌。以小說為史料郯城縣是位於山東省的小縣城，並沒有出過甚麼名人，也沒有發生大事件，但在明末清初時期，這座縣城受到各類災難摧殘，如饑荒、水災、叛亂、兵災等，甚至「郯城大地震」也在這時發生。因此，郯城多多少少是一個充滿悲劇的縣城。為了「還原」王氏的案件，或是明末清初郯城人的生活，史景遷採用了三份歷史材料為線索。首先是1673年的《郯城縣志》，由擔任郯城知縣的馮可參主編，這份史料是當地的官方文獻。第二份史料是《居官福惠全書》，由同樣擔任過郯城知縣的黃六鴻撰寫，是他的官員生涯的回憶錄和官箴，而王氏的案件正是由黃六鴻進行審理。至於最後一份、也是較具爭議的「史料」，就是蒲松齡的作品《聊齋誌異》。蒲松齡的老家淄川同樣位於山東省，而該區的經歷和生活，與郯城相距不遠，而蒲松齡更在1670至1671年間經過郯城。《聊齋誌異》僅是短篇小說，而且是神怪仙妖的故事，但即使如此，蒲松齡的故事主要以當時生活為背景，包括農村的爭執、寡婦的生活和態度等，再加以創作。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內容反而更加真實的，特別是對民間的記載。郯城土地上的生活郯城是一個農業縣，但沒有甚麼物產，主要出產冬麥、高粱及其他蔬果。一般來說，農民在十月在田裡撒下冬麥種子之後，便開始準備來年種植深耕，在五月種植高粱和玉米。冬麥在六月時成熟收割，高粱和玉米則在八月準備收割，而九月是田地的休耕，但十月又要開始撒冬麥種子，可見農民的生活幾乎「無時停」。不過農民在忙於農作時，在農曆二月又開始付稅。由於農民不可能一次交付全額，因此政府改為分期付稅，分為九個付稅月份。郯城縣劃分為四個鄉，鄉下為八個社和里，知縣指派有勢的地主出任社長，並負責納稅工作。鄉村採用保甲制度，不僅用作收稅，更有效管理和監察鄉村，以防地方發生叛亂。然而，對經歷連番災難的郯城縣，人口大減使徭役減少、農地荒廢，加上農作物失收，使田賦稅收少之有少。另外，郯城縣在地理上位於軍用物料的運輸線，修路、修河、養馬、運輸隊的花費，使郯城的財政狀況可謂百上加斤。百姓除了交付田賦之外，還有其他雜稅，如蘆葦稅、漁民稅、小販稅、鹽課及羨耗等，加上地主、吏役、盜賊等人的勒索，清朝管治的農民百姓的生活並不輕鬆。寡婦的節烈和命運在《郯城縣志》裡，除了記載名人及大事件之外，也記錄了一些婦女的生平事蹟，包括寡婦。她們盡了繼後香火的責任後，守寡時要撫養孩子，讓他們成為受人敬佩的學者，或是忠貞賢良的妻子。然而，這些婦女傳記出自士紳們的傳統價值觀，透過豎立節烈的人物，讓婦女們以此為榜樣。寡婦們的命運，不僅經歷喪夫之痛，更有無數的危機出現在她們面前。由於《大清律例》中，婦人改嫁的話，前夫的財產及妝奩需交給前夫家。結果，前夫的親戚為了分得遺產和免掉贍養費，因而強迫寡婦改嫁，有的寡婦放棄財產，有些則向衙門請願，更甚的會自殺以保情操。1670年，郯城婦人彭氏守寡養兒，其夫的堂姪陳國璘、陳國相和陳國連為得財產，把彭氏的兒子陳連（也是陳氏三人的姪兒）殺死。其後，他們報官謊稱陳連殺死三人的父親陳平，而向陳連報仇。然而，陳平早在1643年清兵劫掠郯城時被殺，結果陳國相被判絞刑，但彭氏的財產則連同三兄弟的另外兩人一起離開。鄰舍間的地方爭鬥農民的煩惱、寡婦的悲哀，是郯城縣基層發出的聲音。經歷明代末年的亂世，地方盜匪的爭鬥時有發生。同樣發生在1670年，曾經加入于七叛軍的王三來到郯城生活，由於有不少亡命之徒跟隨，加上娶了當地地主莊氏的女兒，成為地方上的地主兼盜匪。然而，鄰家李東振一直希望擁有莊氏的土地，王家與李家時有發生爭執。終於，王家因為一次爭執，夜襲李家。儘管李家提出指控，但無人敢於指證王家，初任知縣的黃六鴻於是暗地調兵，並設局緝拿王氏一家，經過一番追逐和惡鬥，王三及其子王可習終於被捕。然而，王氏被捕後，大批人離開郯城縣，當中有些是王氏的幫派人士，亦有人害怕王氏黨羽掀起叛亂，可見當時地方勢力的強大和影響力。有人認為王家一定留下很多財富，但王家只把郯城作為謀財的基地，而財物則運到位於江蘇省界的邳州，由他的歃血兄弟來自管。婦後王氏之死儘管書名為《婦士王氏之死》，但主角王氏在第186頁才默默出場，而書本則在216頁結束。王氏一案發生在1671年。當時，婦人王氏與她的丈夫任氏居住在郯城縣城外歸昌的一條小村莊，過著貧窮的低層生活，但有一天，她與一位無名氏的男人私奔了。雖然無人知道他們往哪裡走，但史景遷根據當時的環境，推測出三條可能的路線。首先，王氏可逃往官員難以追捕的邳州，但山路崎嶇，還可能遇上盜賊，而且邳州的災難不比郯城的情況好。其次是郯城，但因為這裡是縣政府所在，在保安上非常嚴密，若然城內沒有熟人，則難以長留於城內，甚至會被逐出城。最後是馬頭鎮，該鎮作為商業城鎮，不但駐軍較少，而且有眾多商會、廟宇，同樣是一個逃跑的好地方，但流民和亡命之徒較多，品流複雜。可惜，逃跑的路途不簡單，而王氏不久被慘遭愛人拋棄。當時的婦女的工作選擇不多，王氏可作接生婆、卜筮者、媒婆，也可到孤兒院、老人之家或道觀工作，若在馬頭鎮等貿易小鎮，更可到賭場或妓院工作。然而，王氏最後卻選擇回到老家歸昌，由廟內的道士收留。有一天，鄰居高氏在廟內上香時見到王氏，於是告訴任氏其妻在廟宇。兩人在談論中，高氏受任氏以言語侮辱，賞了他兩耳光，但任氏並無作出報復。後來，王氏被接回任家，兩人一直生活了幾個月，但一天兩人再次發生爭執，任氏在憤怒中掐死王氏。他把王氏之死嫁禍給高氏，但知縣黃六鴻在審訊中查出她為任氏所殺。任氏原本應被處死，但考慮其父老邁，加上沒有後嗣，於是判重杖責打任氏，並在頸上戴著枷鎖，希望他們在往後遵循孝道。另外，黃六鴻為安撫慘死的王氏，決定安葬她的遺體，而費用一半由高氏支付，以教訓高氏摑人耳光。後記以「後現代史學」而言，《婦人王氏之死》可算是一部不錯的作品。儘管歷史學主流以原始文獻檔案為史料，但有時候卻在被忽略的文學小說中找到。史景遷活用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結合官方的文獻，把一件平平無奇的案件，敘述那時代的郯城基層生活。即使《婦人王氏之死》沒有結論，但她卻總結了那時代、那地方、那人物的歷史——一段被史學家放在邊緣的歷史。 -
這本書我讀過兩次，第一次在大學，可惜我沒耐性讀完它。第二次是現在，史景遷是個會寫故事的人，這本書也不是用來寫學術論文博得學位或是學術界贊同的。在幾百年前的時候，有這麼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女人因為禮教而死，她生活在某個封閉而貧困的環境，唯一的出路除了像貞節烈女一樣等著牌坊到家鄉(前面已經先排了當地仕紳土豪的媽媽老婆女兒媳婦一卡車，輪不到她當節婦)，要不然就是到私奔到外地去自立自強，但是如果你沒有花木蘭的機智勇敢，從小被訓練成女子無才便是德，我看這也很難做到，更別說，花木蘭沒有纏小腳，而這個女人連要跟情夫私奔都跑不遠，那雙小腳絆住了她一輩子的幸福與尊嚴。她死了，她始終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她的老公任某只被小小地懲罰了。這樣默默無名、在歷史的汪洋中沉淪的人從古至今一定很多，如果不能自力更生，那就得一輩子忍耐欺侮，我覺得這本書多多少少算是史景遷對於古代女性表達同情與憐憫的小品之作吧！ -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费正清那一辈人之后，最富盛名的几位历史大家当属三个人：孔飞力、魏斐德和史景迁。这几位学者的治学路数并不一样。看过《叫魂》一书，我知道孔飞力著述理论深刻、剖析精细；看过《讲述中国历史》的人知道魏斐德的特点是大气磅礴、宏观洞察；至于史景迁先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钱锺书说史氏是个“不成功小说家”，大概是说他的著作既没有达到小说的高度趣味，又违背了史学的基本底线。钱锺书认为“史必证实，诗可凿空”，所以史学著述应向科学靠齐，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大概是钱氏所谓的史学底线。过去的史景迁热，读者多倾心于史氏笔触潇洒、认为其文字寓精湛思考于叙事之中，这是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史氏的著作的。当然史景迁肯定不会承认他是个小说家，他说“将历史和文学合二为一和讲历史和小说合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种“品质”，小说是一种“方法”（参阅卢汉超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史林》05年第二期）。品质的东西是所有文字都必须具有的，而方法则具有特殊性，小说的方法并不适合历史研究。仔细翻阅一下孔飞力、魏婓德、史景迁几个人的著作，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几个人著史路数大不一样，但都秉承着当时一种新的史学趋向。自从费正清创建美国现代中国学后，一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的主流著作还是关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菁英人物的历史。像《妇人王氏之死》这样描述底层社会的历史绝对是个异类，但正是这种对主流的背叛才会引起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转向。魏婓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都开始了地方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尝试。比如《叫魂》一书，虽然主要意在论述皇权和官僚之间的政治问题，但孔飞力对下层社会关于叫魂案的一系列心理、风俗、迷信的描写，绝对是本书的一个亮点。研究史景迁的人都会注意到，史景迁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他关于下层民众历史的研究。比如史景迁提出明清历史发展的“内在连贯性”以及他研究历史的中西文化交流意图的前沿意识，这些都是史景迁深层的史学思想（参阅朱政惠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五期）。就《妇人王氏之死》而言，主要体现了史氏关于下层民众历史研究的史学见识。史氏在这本书明确的说明，他所要研究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见本书大陆李壁玉译本第三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他所用的主要材料由三个来源：一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二是郯城县令黄六鸿任职期间所写的详实并不乏感情色彩的笔记以及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三是蒲松龄的作品，除了《聊斋志异》，史氏还引用了他所写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包括回忆录。他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他们:其一,土地耕作和税收；其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其三，地方恩怨而带来的暴力；其四,王氏如何决定,她不再愿意面对一个不可接受的现状,而要逃离她在郯城的家和她的丈夫。本书大陆版的副标题为“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译者大概认为这是本书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灵魂。至于是何等具体的小人物，读者大概就认定了王氏。可是全书直到最后二章才姗姗亮出王氏，王氏突兀地出现，又突兀的死去，使得书如其名。但是我们读完整本书后，不难想象，作者在王氏出场之前关于十七世纪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以及《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所有这些现实的观察和梦幻般的书写，都铺设了王氏之死的深层原因。后来我们才明白，王氏虽然突兀地出现，但并不是突兀地死去，她的死是必然的。如果要说这本《妇人王氏之死》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最恰当的评价是他在开辟平民史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纵观最近三十年的海外中国史研究，成绩最为显著的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这固然和国外学者收开疆之功密不可分，但他们的研究确实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当然，史氏的这本书因引用《聊斋志异》这种不被认为是史料的文本而遭到诟病。虽然在很多新文化史家看来，这种征引文学作品来填充社会心理背景实在是一种先见之明，但是史料单薄、缺乏实证，作为史学著作无疑是值得商榷之处，除非把这系列的书重新定义。史家汪荣祖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参阅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2006.12.14）史氏对人物的生动叙述无疑是他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把“人”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使得史学从社会科学化回归人文学，还因为史氏暗合了中国历史长久以来的书写传统。“景迁”意味景仰司马迁，史氏自认受司马迁著史的影响。虽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但史氏却认为：“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做一种道德上的评判。”（参阅卢汉超对史景迁的访谈，载于《史林》05年第二期）其实接受过西方正统史学训练的史景迁（其导师是《同治中兴》一书的作者芮玛丽，芮玛丽的导师是费正清），是深受西方传统史学影响的。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塔西佗、吉本，他们的历史著述都是由优雅文辞写成的叙述文。“历史叙述”可以说本来就是中西史学的传统。劳伦斯.斯通说“史家总是在说故事”，他和其他一批新文化史家倡导一种历史叙述的复兴（参阅《新史学》第四辑第8页，大象出版社）。史氏虽然不喜欢“后学理论”，但他实在也是暗合了这一理论。所以当他写完《妇人王氏之死》后看到《奶酪与蛆虫》一书时，他不会感到很惊讶。也许对于史景迁来说，他的那种“无理论”研究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论供他参照。比如他研究妇女王氏时，大部分人还没有研究中国妇女。汪荣祖说史氏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 （参阅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2006.12.14）。这也是主流历史学家对史景迁的批评。但是史氏在文学和人文关怀的基础上研究历史毕竟是当前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下的一件幸事！南征骑士2010年3月24日星期三12:08:38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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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O -
复仇 -
各故事的主体来源于《聊斋志异》，将其与《郯城县志》的记载联系，试图建构民众的心灵图像，不过文学性的想象居多，说服力不够。但经过史景迁的叙述，郯城始终与“灾异”二字联系在一起。 -
在飞机上看的，还蛮适合在飞机上看的…… -
最爱这版装帧 -
故事的主线很文学，其史学功底体现在细节之处，如税赋、律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