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书评

多玛模式的误区—《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小记

按照凯恩斯的“自信”，政治学家、商人、芸芸众生其实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同时，本特利也提醒世人，业余经济学家是非常危险的。两个截然相左的观点都揭示出经济思想的巨大力量，不过凯恩斯所说的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本利特则想表明，经济学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有可能完全是灾难性的。顾问、学者左右着政策的制定，然而，无论是学者的思维还是政策所决定的社会制度，都具有某种取决于初期行为的“路径依赖”特征。“思想一经诞生，后人便难突破”，“多马模型”的影响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多马模型虽然产生于两大特定历史背景之中（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苏联通过强制储蓄与投资实现了工业化）。然而，模型一经建立，便开始奴役后人，不管时间是否改变，也不管历史是否推演。不禁思考，譬如生理的进化一样，思想的进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两者虽然过程类似，然而结果却完全不同，生理的进化让人更好地适应了自然，思想的进化却可能给自然带来毁灭。最怕的是某些“专家”，拿着早已被洋人扔进历史垃圾桶中的“洋模型”当作自己的遮羞布，跳上舞台张牙舞爪。中国的百姓遇到这些“专家”，算是最大的不幸了！

一本对于中、初级经济学学习者和未入门者都很有帮助的书

我想这是一本对于中、初级经济学学习者和未入门者都很有帮助的书。经济学，对于专业的人来说是一门科学，一门可以用来维持生机的技巧很深的科学。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它是生活、生存、发展的自然规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知道、理解的是其中类似“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映”这样简单明了的原理，而非需要苛刻条件、假设，才可能存在的各类“模型”。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伟大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下逐步完善的“模型”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宏观上）的指导都有着巨大作用。

误打误撞走出迷雾的中国经济？

有人统计过，经过这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重新返回了1900年时的排名，大约第一百位。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近20年的快速发展上，而很少讨论1900年到1980年中国经济是如何在迷雾中求索的。 作者首先向读者介绍了一些关于贫穷的常识性错误，比如投资、教育和储蓄并不能解决贫困。作者指出最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是完善激励机制。就好比中国目前的贫困地区，政府给穷困人口生活补贴，这些人感恩戴德，然后周而复始。这些人缺乏创业的能力和热情，在无数次的挫折中已经认为自己必须靠补贴才能够维生。贫穷国家没有发展也是这个原因，拿到了免费的食品，就忘记了自己还有思想和手脚。 小时候觉得台湾人很有钱，有人给我解释说因为国民党当时带过去很多黄金，而且人口又少，所以富裕。后来了解到台湾其实也很穷，60年代靠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代工才开始富裕起来。所以很多经济学现象不能够凭感觉和常识来判断，而要像这本书一样，有论有据。 在学习《宏观经济学》时，老师只是介绍了索罗模型，没有谈这本书上的观点，差点让自己的知识很片面。关于贫穷国家发展模型，目前看起来没有通用的，本书的观点以后也可能会被更新的证据和研究所替代。http://comm.dangdang.com/member/5092681341813/reviewdetail/1215485/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书评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书评-腾讯财经特约　邱恒明http://finance.qq.com/a/20061204/000513.htm把激励搞对多年的国际援助并没有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探索国民财富增长的奥秘始终是个令人神往却又极富挑战性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家把主要注意力从商业周期转向了经济增长，大量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在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在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上所犯的各种错误。威廉·伊斯特利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则是这其中引人注目的著作。伊斯特利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同时长期任职于以减少发展中国家贫困为主要宗旨的世界银行，参与了大量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这使他非常熟悉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的思路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的问题也有着切身的体会。《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面对的是一个沉重的事实：一方面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上万亿美元援助收效甚微。作者认为过去经济学家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基于这些"药方"的国际援助也往往事与愿违。该书由两大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作者逐一批判了曾经被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奉为至宝的各种"灵丹妙药"。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如日中天的投资缺口理论。受前苏联工业化成功的影响，那时人们相信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但是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普遍偏低，缺少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巨额投资，这样就造成了投资缺口。当时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普遍认为只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可以弥补投资缺口，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投资与增长的关系很松散而且很不稳定，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投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济援助不仅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甚至没能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政策没有考虑该书一再提到的原则：人们总是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回报率高，人们自然就对未来进行投资。如果回报率低，增加经济援助也不能改变未来投资的激励，受援国只会用这些钱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当大多数人认识到资本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深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不少非洲国家的教育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东亚国家，经济却停滞不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即使把非洲国家从样本中剔除，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伊斯特利对这一惊人发现的解释仍然与激励有关。一个国家的教育有没有足够的回报率和人们愿不愿意投资教育有关。如果缺乏对教育的激励，即使政府强行规定入学率，由于质量低下，教育也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控制人口是经济学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又一药方。但是研究表明，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少显著影响。伊斯特利认为人口数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需要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判断。同时他认为发展是控制人口的最好手段，因为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收入较高的父母生育及抚养孩子的成本较高，他们往往会选择生育较少的子女。这也再次验证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原理。援助、投资、教育、人口控制、调整贷款和债务减免等都被证明并非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在书的第二部分，伊斯特利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本身的错误，而是忽视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造成的。只有当经济发展中主要参与者有着正确激励的时候，经济繁荣才会降临。首先政府必须要有良好的激励。好的政府应该积极促进技术进步，提供公共物品，努力减少腐败。其次是企业的激励。如果分配现有财富比创造新的财富更有利可图，那么这种激励将促使企业从事各种"寻租"活动而不是致力于经济发展。作者的结论是过去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激励搞对"。伊斯特利认为"把激励搞对"仅仅是一个原则，如何实践取决于具体情况，他很明智地没有开出自己的"灵丹妙药"。虽然伊斯特利在全书中对中国着墨不多，但是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重新调整激励的历史。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将责、权、利联系起来，目的是增加激励，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的是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都是企图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中国地方财政承包制度则是促进地方政府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反，俄罗斯地方政府的财政留成率非常低，因而得不到发展经济的激励，这使得它们逐渐走向掠夺当地企业的道路。对于中国的贫困地区，来自中央和发达地区经济上的支援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建立起适当的激励机制以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