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书评

一个新的视点。

以为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居多是从启蒙阶层和政治领袖的论述来做，后来由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出来后，又一窝蜂地从 出版媒体层面论述。这本书新意就在于从日常生活的立场，讲“消费”是如何把国家概念勾连起来，把民族国家概念通过一个在实质上并不成功的“国货运动”植入 民众心中。（不过我觉得他这儿的民众，应该限制于都市民众）不过讲到民族国家，要唠叨几句的是，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正是为了破西方“民族国家”概念而写，大家都明了，如果按照西方的理论去接受，那么中国的确是帝国，现在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这可就是悠关国家存亡的大事。至于这本书，虽然我们都不一定像他那样从史料方面做，主要是方法论上的更新。前几年在导师带领下读土改文学，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鄙人书看得太少，不知道 有无人写过，但我当时感觉，如果能够从土改文学入手，看看“中国”的概念怎样进入农村，农民如何接受“中国”和红色政权（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应该很有 意思。在历史上就有这个事例，当初梁漱溟质疑毛政权只是普通的改朝换代，直到他到了四川考察发现农村80岁老妇人都能说出“中国”的时候，他才折服于毛泽东。（正是这样，他虽遭毛批判，不过到了晚年还是说毛好，也是有原因的。）不过要写这种文章，（借用毛主席的话）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屁股坐那边，不然写出来也是白写。

抵制：不能与不为

2005年圣诞节，美国财经记者萨拉•邦乔妮突然发现，自己被无所不在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包围着，从电视到网球鞋，从圣诞树上的彩灯到地板上的洋娃娃，从DVD到自己脚上穿的袜子……她迅速将自己收到的圣诞礼物清点了一下，发现来自中国的占了25件，而非中国制造的则只有14件。如此众多的“中国制造”让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尝试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开始这段实验。但很快，她就遇到了麻烦，为了给儿子买一双童鞋，她跑遍了整个小镇，但很难找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无奈之下，她只好花68美元买了一双意大利进口童鞋，而类似的中国制造则只需10美元左右。童鞋问题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发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尴尬，越来越狼狈。为了给丈夫买一盒生日蜡烛，她开车跑了6个杂货店，结果一无所获。家里的抽屉坏了，丈夫刚刚想修理，却发现，手里的工具写着“中国制造”。如果说，大人们的需求还能忍受和克服的话，来自孩子们的压力，则让邦乔妮越来越感到这场实验的“残酷”。她的孩子在商场中看到一个南瓜玩具，母子因是否购买这个“中国制造”而争执起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孩子自己攒钱来购买这个玩具。而每当自己的孩子眼馋的看着别人的孩子兴高采烈的拿着中国产的“鳄鱼医生”、“充气泳池”、“塑料光剑”玩具时，邦乔妮的内心就要对是否早日结束这场实验而争斗一番。2006年的最后一天，邦乔妮终于盼来了结束日，她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了。”但这个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就在她开始实验的100年前，她的先辈们早已尝试过一种类似的“实验”，那就是“在十年之内，拒绝任何中国工人”。这项“实验”的发起者是美国国会，而实验的支持者，包括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中国工人不应该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的说。那时候，中国劳工显然没有如现在的“中国制造”一样对美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普通的美国人甚至不会感受到抵制华工带来的任何影响，反而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暗自高兴。但美国人依然为此付出了代价。1905年，记者们发回消息称，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这一次，美国人自己尝试到因“抵制”而引发的抵制滋味。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来对外来者进行抵抗。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它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渲泄。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的时刻，抵制就成为公众最自然，最方便的选择。1905年因华工问题，1908年因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因“二十一条”，1919年因“凡尔赛合约”，1925年因“五卅惨案”，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无不是在中国大小城市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一份1909至1929年的日本对华出口的统计也表明，日货出口最高额反而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这一悖论表明，抵货行为引发的后果远远比公众想象中要复杂的多。历次运动的模式往往是，学界和商界会短期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而因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民众不满，也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大多最后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即便是抛开此种情绪化的矛盾，从抵货的实践操作中，也有种种无法化解的技术障碍。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标准分为复杂的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为第一等，是最纯正的国货。依次往下，到“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为外国原料，国人工作；或者是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第七等，是最低档次的国货，在第七等之外，则为外货。标准制定后，困难接踵而至——对执行者来说，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全国大小企业的资本股份、经营管理、原料来源、技术来源，劳动力组成，进行复杂的甄别和鉴定，而企业的状况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否则就无法区别国货和外货，从而抵制外货就成为一句空谈。而对企业来说，要想进行“国货”认证，就需要将企业的一切内部商业机密毫无保留的告知政府部门，而这样的认证过程不过是增加了政府认证部门“巧取豪夺”的机会而已。国货认证也正如大多数抵货运动一样，以不了了之而结束。这样的结果，让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关系的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凯不得不遗憾的说，“考虑到国货运动面临的巨大障碍，认为它是个失败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当然，抵制活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有弹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情绪的权利。”而历次的抵货运动，也渗入到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当中，以至于当今的中国人消费行为，依然时常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当然，这种抵制外来者的情绪和行为也并非中国独有。从美国早期的排斥华工，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控制美国财富地标洛克菲勒中心后引起的美国人抵制日货争论，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学生掰断日本铅笔以表达爱护国货的情绪。抵制行为始终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生相伴，但正如历史上给出的那些结果一样，所有因抵制而生的行动，无不是以最后和解而收场。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国会的信中，提到“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近40年后，他选择了纠正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错误。再回到开头那个美国记者萨拉•邦乔妮的故事，她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抵制中国货。她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紧密联系的时代，友好而没有偏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P371－442（参考书目）

我不得不佩服某些知识分子，能把这种那么学术的书给“啃”下来。我更羡慕某些知识分子，在看完之后可以只用几句话就把书的核心思想给概括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读懂那些很学术的著作。我感觉作者讲的是“国货运动”及背后的一些社会思潮跟矛盾。历史还是我的软肋，一看到历史事件，我头就发懵。要说收获，就是知道原来那么久以前，中国就有抵制洋货的运动了。9.2.28晚写于402

短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在本书的开头，葛凯引用了中国人相当熟悉的《林家铺子》中抵制日货的情节，来引出他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怎样并且为什么会交织在一起？虽然对于《林家铺子》中的细节叙述与原文有些差异，但和很多汉学家一样，文本不过是一个引子，这小小的疏漏并不会影响到全书所具备的启发性和理论深度。在葛凯看来，20世纪初期的中国，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先后滋生，且互相影响对方，通过消费主义来研究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葛凯能够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联系在一起，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和复杂的背景。他探讨了国货运动和反帝抵货运动、发型和服装、商品展览会、爱国企业家形象的塑造等消费文化的诸多方面，显示出民族主义怎样将商品区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消费者又是怎样被提倡“买中国货”的，从而将消费文化转变成民族性概念加以表达。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和图片的使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葛凯为我们解析当代中国的某些问题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