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章李密起兵与洛阳争夺战 一、李密起兵攻东都： （一）李密以其雄才大略说动群雄。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翟让击斩隋河南捕讨大使张须陀，翌年二月取洛口仓。 （二）四月，密克回洛仓逼东都。 （三）同月，再展开回洛仓之争夺战。 （四）六月，密逼东都大胜，四取回洛仓。九月，密取黎阳仓。 二、李密与王世充攻防战： （一）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王世充等攻洛口仓，先胜后败。 （二）十一月，王世充再与李密大战，复大败。 （三）十二月，王世充袭洛口，三败。 （四）翌年正月，王世充攻洛口，大败。 （五）四月，李密攻东都。六月，密转兵战宇文化及于黎阳破之。 （六）九月，李密屯兵金墉城逼东都。王世充反攻，夜袭密军，密大败投奔李渊。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参看附图7—273） 隋之天下叛乱，其造因有三：（一）东征高丽动员过大及征役不息。（二）杨玄感之叛乱，影响所及人心浮动，各地叛乱踵之而起。（三）炀帝图谋贯彻东征之政策错误，遂致天下糜烂，身被屠戮而亡。兹将李密起兵前后各方面之乱象分述于次。 一、叛乱迭起 （一）河济及北海方面：大业六七年间，炀帝初作东征高丽之准备时，由于自黎阳至涿郡，及自涿郡至怀远镇间之大量输卒逃亡，而此等逃亡者无地生存，遂相聚为盗。加以大业七年秋，山东河南大水（黄河泛滥），漂没三十余郡，百姓困穷，失业者众。于是先后有邹平人（山东今县）王薄，漳南人（今山东恩县西北）窦建德（详见下卷第四章）及孙安祖，鄃县人（今山东夏津县）张金称，蓨县人（今河北清河县）高士达等相继起兵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东）、高鸡泊（今山东恩县西北）、河曲（今河北清河县）、蓨县等地。此等地区，即今山东省西北部及河北省交界之地，地当黎阳至涿郡间水陆运输路线之东侧，输卒逃聚于此。故首乱之源，先发于此。 至大业九年三月，又有济阴（今山东曹县）孟海公起兵据周桥（今曹县境），凡见隋郡县之传书史，辄杀之，盖反抗隋之征兵也。同时新起兵者，又有齐郡（治今山东历城县）孟让，北海（治今益都县）郭方预，平原（今陵县）郝孝德、格谦，渤海（今阳信县）孙宣雅，河间（河北今县）格谦等相继起兵，与王薄、张金称等各率众攻掠郡县，多者十余万，少者亦数万人。山东由是苦之。同年六月，杨玄感叛后，又有唐县人（河北今县）宋子贤，以幻术惑众，竟欲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时炀帝在高阳——河北今县）。翌年汲郡贼帅王德仁，又拥众数万，据林虑山（今河南林县）。至十二年三月，张金称竟陷平恩、清河、巨鹿、武安诸县（今山东邱县西，清河县东，河北今县，河南今县），惨杀男女，所过民无孑遗。其间虽有齐郡丞张须陀及勇士罗士信、秦叔宝等之勇决善战，曾击破章丘（山东今县）诸贼，但贼氛并不因而戢止也。 （二）江淮方面：自杨玄感叛于黎阳（大业九年六月），隋各地之乱象益形扩大。由于刘元起等在江南起兵应玄感，于是章丘贼帅杜伏威，临济（今山东高苑县）贼帅辅公祐，及下邳（今江苏邳县东）贼帅苗海潮等于同年六月，合势转掠淮北，而下淮南诸地寇掠。翌年（大业十年）十二月，孟让亦自长白山趋淮南，至于盱眙（安徽今县），众至十余万，据都梁山之都梁宫（炀帝所筑），阻淮为固。同时东海（江苏今县）贼帅彭孝才等则转掠沂水（山东今县），孝才虽为彭城留守董纯所讨擒，但炀帝竟因人之谮，执纯至东都斩之。至大业十一年十月，长白山贼帅李子通由于为其主帅左才相所忌，而南渡淮与杜伏威合势。于是江淮间之乱象日亟，民皆堡聚。其间虽有隋将陈稜、王世充等之讨剿，而盗贼之势益滋。 十二年十一月，鄱阳贼帅操师乞、林士弘亦起兵，一月之间至十余万人，北自九江南至番禺皆为所有。 （三）荆襄方面：大业十年二月，炀帝三征高丽时，士卒在道逃亡者相继。十二月涿郡贼帅卢明月，遂率众十余万南走祝阿（今山东长清县），为张须陀所破后，而转掠南下至于南阳（河南今县），其后虽为王世充所击灭，但至翌年十月，城父人（今安徽亳县）朱粲，为县佐史，因被征从军，乃亡命聚众为盗，自称迦楼罗王，众竟至十余万，而转掠荆沔及山南郡县，于是江汉间及上洛（即山南，今陕西商县等地），为之嚣然不安。大业十三年十月，萧铣起兵巴陵。皆至唐初始告平定。 （四）河汾方面：大业十年十一月，离石胡刘苗王起兵，自称天子，众数万人，隋遣将军潘长文讨之，不能克。翌年四月，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县）群盗又纷纷而起，炀帝以卫尉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进讨龙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县间）贼帅毋端儿等；又遣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进讨绛贼敬盘陀等（绛郡，治今山西新绛县）。但樊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以东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亦尽坑之，因是盗贼益多。幸李渊采剿抚兼施之策，贼氛稍戢焉。 （五）秦凉方面：大业九年正月，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贼帅白瑜娑劫牧马起兵，北连突厥，南掠秦陇，陇右多被其患，谓之奴贼。由是秦陇地区群盗相继纷起。李轨、薛举等，亦接踵而起矣。 （六）燕云恒朔方面：大业十年，炀帝三征高丽时，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翌年春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贼帅王须拔遂起兵，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至大业十二年春夏间，魏刀儿又遣其将甄翟儿西寇太原（上年炀帝遭雁门之围），隋遣将军潘长文赴救战死。又以李渊为太原留守往救，战于雀鼠谷（今介休灵石县间），始破走之。然自此而后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亦相继而起，据地自雄矣。 二、炀帝雁门被围 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以突厥始毕可汗不朝，欲北巡以镇慑之。初裴矩以突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欲分其势，以宗女嫁其荣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时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谋略，为始毕所宠任，裴矩诈与为互市，诱至马邑下杀之。因遣使诏始毕曰：“史蜀胡悉叛可汗来降我，已相为斩之。”始毕知其状，由是不朝。及炀帝北巡出雁门，始毕乃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帝驰还入雁门（郡治今山西代县），齐王暕率后军保崞县（今山西浑源县西）以拒之。突厥进围雁门，郡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及崞县未下。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帝简选精骑数千突围而出。苏威、樊子盖皆非其议。子盖曰：“陛下乘危侥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萧皇后弟内史侍郎瑀亦议：“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之使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战矣。”虞世基亦劝重为赏格，下诏停辽东之役。帝遂从之。乃一面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劳，相望于道。一面诏天下募兵救援。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甚众。各地守令竞来赴难。时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开始崭露头角。彼说定兴多赍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炀帝亦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至忻口（今山西忻县境）。”始毕遂解围而去。 三、炀帝幸江都 大业十一年九月，帝既得脱雁门之难，纳言苏威乃进言曰：“今盗贼不息，士马疲惫，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向道洛阳，自潼关而入。”帝从之。同年十月至东都，帝谓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慰酌，樊子盖固请，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惧不敢对。炀帝颇吝官赏。初，平杨玄感，应授勋者多，仍更置戎秩：建节尉为正六品，次奋武、宜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递降一阶。及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得勋者才五百人，皆准平玄感勋，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阵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时帝又议伐高丽，诏江都更造龙舟数千艘，制度益大于旧者。盖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兹更造之，以为伐高丽之需也，由是将士无不愤怨。时势至此，炀帝犹欲东征，而吝爵赏，其崩溃固宜也。 至大业十二年七月，江都更造之龙舟告成（去年十月命江都更造，已见前述），时适劝帝不复征辽之樊子盖卒，劝帝还西京之苏威又既罢黜，宇文述乃劝帝幸水军策源地之江都，帝从之。盖以来护儿在数度征辽中，其水军常获胜利，故欲重整与扩充水军以征辽也。右后卫大将军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西京），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朝臣皆不欲行，但以帝甚坚，故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遂幸江都。令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罗城正南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发兵屯洛口仓。帝曰：“卿是书生，定犹恇怯。”车驾至巩县，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村于仓内，仍令筑城，以备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反斩之，遂幸江都。是时，贼帅李子通据海陵（今江苏泰县东），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光禄大夫陈稜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十二月，帝至江都。但自是月李密起兵以后，李渊继之，炀帝被弑于江都，隋之国运遂告终焉。（见《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 第二节　李密王世充传略 一、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辽东襄平人。曾祖弼为魏司徒，赐姓徒河氏，至周为太师魏国公。祖曜为周太保魏国公（《新唐书》作邢国公）。父宽为隋上柱国蒲山郡公。代居长安皆知名当世。密以父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对曰：“故蒲山公宽子密。”帝曰：“此儿顾盼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显，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去，感励读书。闻国子助教包恺在缑山，乘牛往从之。牛角上挂《汉书》一帙，且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遇于道，问曰：“何处书生勤读如此？”密识素，下拜之。素与语奇之，归谓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玄感倾心与之结纳。密在开皇中袭蒲山公爵后，已有非常抱负，常散家产，赒赡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惜。从师于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及杨玄感叛于黎阳，密赴玄感所赞襄之，其事已详见前章。玄感败，逃匿于冯翊，为人所告而被捕，将解往高阳炀帝所。密与其他囚徒七人，途次邯郸村中，乘夜穿墙逃遁。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郭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仲伯潜归天水，密乃至淮阳，宿于村中，变姓名称刘智远，聚徒教授。数月郁郁不得志，又为人所告，官吏将捕之，复亡去，至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所，君明从子怀义又告之。炀帝令梁郡通守杨汪捕之，值密外出获免。时会东都法曹翟让，坐事当斩，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私释之。让逃于瓦冈（今河南滑县南），聚众为盗有万余人，又有单雄信、徐世等少年勇健为将，掠劫于荥阳梁郡汴水之上商旅以资给。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南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亦皆拥众于此地区为盗。密自雍丘亡命后，乃往来游说于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渐为敬服。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为让策划，往说诸小盗，皆下之，让悦，稍亲近密，与之计事，密因说让曰：“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让谢曰：“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时有前宋城（今商丘南）尉，齐郡人房玄藻自负其才，恨不为时用，曾预于杨玄感叛乱之谋，变姓名亡命。遇李密于梁宋之间，遂与之俱游汉沔，遍诣诸贼，说其豪杰。还日，从者数百人，仍为游客，处于让营。让见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犹豫未决，密乃深结让之军师贾雄以为己助。雄托阴阳术数说让，立密为主。让然之，与密情好日笃。密因说让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廩，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隋荥阳郡治管城，今河南郑县），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隄关（今滑县西南道口附近），攻荥阳诸县，多下之。荥阳太守郇王庆（文帝从祖弟弘之子）不能讨，炀帝令徙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以讨之。须陀前在齐郡讨诸贼，战无不胜（其事已见前章），及其进讨让，让为之大惧将避之。密说让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阵以待，密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布阵。密乃分兵千余伏于大海寺北林间。须陀素轻让，方阵而进。让与战不利，须陀乘之，逐北十余里。密发伏兵掩击之，须陀兵败。密与让及徐世王伯当合军围之，须陀溃围出，而其左右不能尽出，须陀复跃马入救之，往来数四，遂战死。须陀副将鹰扬郎将贾务本亦被伤，率余兵五千余奔梁郡（治今河南商丘县南）。务本寻卒，于是隋之河南郡县震动。炀帝为防东都被攻，乃遣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捕讨大使，代领须陀之众，徙镇虎牢（今汜水县）以御之。时为大业十二年十月末也。（上引《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翟让既知李密善于用兵，乃令密建牙以统所部，号蒲山公营。但密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凌辱，密部分严整，凡号令士卒，威约有素，而密又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对让士卒亦不敢报也。是时让谓密曰：“今资粮粗足，意欲归瓦冈，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让遂率兵及辎重还走。密亦西行，至康城（今河南禹县西北三十里）说下数城，大获资储。盖李密欲至此地区，以建立其发展之基地也。翟让寻悔，复引兵从密，寻遂进攻洛口仓而逼攻东都焉。（见《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二、王世充 王世充（《隋书》卷八十五列传载为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姓支，祖支颓槈，徙居新丰。颓槈死，其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汴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善敷奏，明习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不能屈，称为明辩。炀帝时，累迁至江都郡丞。时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以郡丞领江都宫监。世充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帝由是益昵之。大业七、八年间，隋乱开始，世充内怀侥幸，卑身礼士，阴结豪俊，多收众心。江淮间人素轻悍，又属盗贼群起，人多犯法，有系狱抵罪者，世充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反，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拥众十余万。将军吐万绪讨之，未竟全功而被谮。炀帝再使世充招募江都万余人进讨，遂尽破之，江南悉平。世充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资皆赐士卒，身无所取，由是人争为用，功最居多。炀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始遣领军进讨诸盗，所向皆破之。又能自勤苦，以求声誉。大业十一年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世充尽发江都兵，将往赴难，在军中泥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炀帝闻之，以为爱己，益信任之。十二年迁为江都通守，将兵讨格谦、卢明月等诸大盗，尽破灭之。及还江都，炀帝自执杯酒以赐之，亲宠无比。时世充又知炀帝好色，乃言江淮良家女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愈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之物，以娉纳之。李密攻东都，炀帝遣诸军救之，皆受世充节度，前后百余战，世充多败。及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率兵北还。李密破化及还抵金墉后，世充即乘密兵精锐多损，攻密大破之。密败奔入关，世充遂自为太尉郑王。寻又自为相国。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遂废侗自即帝位，国号郑。（见《新唐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第三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作战方略 （参看附图7—273、7—274） 一、战场地理形势 洛阳、长安为隋代之两大政治重心。洛阳为控制关东之政治重心，长安则为控制关西之政治重心。隋为控制东方之形便，故设东都于洛阳。 李密起兵，志在首先夺取东都，其与王世充作战之地概为今河南省巩县、偃师、北邙山、金墉，及东都之西苑等地。李密攻取之目标为东都，王世充攻取之目标为回洛仓、河阳仓，及洛口仓三仓，而洛口仓为密之根据地也。 东都：大业元年所建，其位置在今洛阳城附近地区。有外城内城。外城亦曰都城，亦曰罗城，其城垣仅短垣而已，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亦谓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前直伊阙之口，后依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逾涧水之西，洛水贯其中，跨洛为桥曰天津桥。内城亦曰皇城，在都城西北隅，约在今洛阳城西之处，周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又有宫城曰紫微城，在内城西北隅，周九里三百步。 金墉城：城在汉魏晋故都之东北隅，东都之东十八里，约在今洛阳城之东偏北十五公里，城在邙山南麓。李密自东攻东都，为必争之地。 含嘉城：城在东都城北，即隋之含嘉仓城。王世充与李密战败于巩北，败还东都，屯守含嘉城即此。盖其城在邙山东南山麓，防李密自邙山攻皇城也。 北邙山：山之主峰在东都西北，其脉横亘于孟津、偃师城北而至巩县，为向来争洛阳首先必争之地。其山为洛阳北面之屏障，而对洛阳又有高屋建瓴之势。其东麓县城有回洛、河阳二仓，更为王世充与李密所必争也。 西苑：苑又曰芳华苑，在皇城西。北距邙山，西至孝水（亦名谷水，在洛阳县西，东流与谷水合），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其间（谷水源出陕县东境东崤山谷阳谷，东流经渑池，合渑水，又东合涧水为涧河，至洛阳西入洛）。苑墙周周回一百二十六里，东距上阳宫七里，四面四门。李密攻东都，曾与隋军连战，李建成李世民亦曾东出欲与李密争东都，曾战于苑中。 洛口仓城：此仓亦曰兴洛仓，为李密之根据地。仓城位置于巩县东南原上，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大业初，巩县亦移治于仓城。由于此仓米之丰富，故李密据以为基地。密攻占此仓城后，又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更临洛水筑偃月城，与仓城相应，亦即仓城之前哨堡垒也。 康城：康城在今河南禹县西北三十里。阳城在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为翟让李密发动进袭洛口仓之基地，盖其时隋河南捕讨大使裴仁基镇虎牢（今汜水县），故李密等乃越辕山（今巩县西南七十里）潜行辕道，以进袭洛口仓也。 偃师：即今县，县城在洛水之北，城北即邙山之东麓，为李密与王世充作战，必争之地，亦自洛口仓至东都交通之咽喉也。 二、作战方略 李密方略：密从杨玄感叛，即已献计以西取关中为得计，顿兵于东都坚城之下为下策。其第二次攻东都时柴孝和建议于密，请西取长安以为基业，密虽赞其策，但因顾恋仓粟之富，东都未下，未肯远略。因之其西取长安之素计不遂，盖亦过于迁就现状所致。于是其作战方略乃为： （一）据有洛口、回洛、河阳储诸仓之粟，以支持长期作战；并以招徕山东诸叛隋之军；逼使东都陷于饥困，而取之。 （二）克取东都后，再进取长安。 （三）在战术上据有邙山之地利，以临东都。 （四）因东都元文都与王世充之内斗而取之。 东都方略： （一）初期守虎牢之险，以固东都。 （二）及洛口仓陷落，则固守东都，以待四方之援兵。 （三）王世充守东都，志在夺回洛口仓，以解东都之困，并使李密失其根据。 （四）宇文化及西上时，元文都等立即利用此种突变情势，啗李密以高官，使之抗拒化及，并以离间其内部。待其两下相斗，俱陷于困惫时，然后制之。

前言

序言一《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修订序言“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媒体关注与评论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内容概要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书籍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目录：

第十一卷　隋　代

第一章　隋代全般形势

第二章　隋开国——讨尉迟迥之战

第三章　隋北征突厥之战

第四章　隋灭陈及平定江南余乱之战

第五章　隋炀帝征高丽诸战役

第六章　李密起兵与洛阳争夺战

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战争史7:隋》编辑推荐：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军中将校担任撰稿，史家负责指导审校，历21年而成的一部战争史巨作。•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编纂委员会：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培根(陆军上将)皮宗敢(陆军中将)罗列(陆军上将)刘安祺(陆军上将)余伯泉(陆军上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将纬国(陆军上将)编委会委员：许朗轩(陆军中将) 朱嘉宾(陆军中将)总编纂：李震(陆军上校)审校委员：姚从吾(历史教授) 蒋复璁(历史教授) 徐道邻(历史教授) 宋晞(历史教授)陈致平(历史教授) 夏德仪(历史教授)刘光(陆军中将) 张傧生(历史教授)方豪(历史教授) 黄大受(历史教授) 许朗轩(陆军中将) 杨家骆(历史教授)李方晨(历史教授) 赵铁寒(历史教授) 黎东方(历史教授) 萧一山(历史教授)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纬国(陆军上将)指导委员：钱穆(历史教授) 王云五(历史教授) 陶希圣(历史教授) 蒋复璁(历史教授)黄季陆(历史教授) 方豪(历史教授) 屈万里(历史教授)

作者简介

《中国历代战争史7:隋》内容简介：《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为第4册，内容涵盖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年间的主要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蜀吴猇亭之战(亦称夷陵之战)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尽在其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中国历代战争史》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中国历代战争史》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中国历代战争史》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中国历代战争史》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中国历代战争史》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中国历代战争史》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中国历代战争史》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中国历代战争史》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中国历代战争史》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中国历代战争史》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海报：

图书封面

---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