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文明》书评

叩问现代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迟到的文明》自序）这部书的出版拖延了好些时候。一部书迟到，司空见惯，作者、编者都有点麻木了。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随之而来的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景象：冤魂、饿殍遍野，万千百姓化为厉鬼、人殉，甚至国家全境或部分地区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幸，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大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中国为什么会迟到？海内外历史研究者都在求索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有话直说，原因无非两条：第一，先天不足！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摧毁文化遗产者，不外三种人：蠢货、疯子或罪犯！不过，同样毋容讳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1.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法专制的核心是严格的上下、亲疏、贵贱等级体系——三纲六纪。直至秦代“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都是有生杀权的，到了后来则适用于君臣而不适用于父子之间了。”而直至清代仍然坚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原则，“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1]而在经济上，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分家和拥有私财，从而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基础。在三纲体系控制下，个人只是宗法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人际关系毫无平等可言。尽管清代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体现三纲六纪秩序的族规族法牢牢控制着每个人，个体的婚姻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等等，无不被剥夺或受到严格的限制，个体的尊严和创造无从谈起。2.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西方自古以来鼓励和保护贸易自由，支持海上牟利探险乃至掠夺，成为他们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与他们相反，中国民人当然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农耕、狩猎、手工业和一定范围的商业活动。可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下，有些跨越省区的贸易特别是到一些边疆从事经济活动，常在禁止之列。海外贸易更屡屡被禁。创办新式企业则要督抚甚至朝廷批准，机遇丧失殆尽。市场经济在政权重重压制下挣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生机被剥夺殆尽。3.思想文化领域尊圣宗经，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非圣渎经，罪不容赦，并且不准以夷变夏，堵塞了推动思想文化不断更新的内外动力，社会转型从而失去了方向和灵魂。西方的宗教也禁锢思想，留下不少残酷镇压的记录。但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保护异端的机制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加上民族国家的王权与大一统的神权的矛盾，教内的革新和反叛，存在许多自由的空间。4.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5.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愚蠢，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第二，后天路径选择错误！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一误于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拒诸门外。可是，顶层从乾隆爷到慈禧；臣下愚昧如倭仁、刚毅；草莽无知如义和团，异口同声“不准以夷变夏”！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学睿智如梁廷楠也反对“师夷长技”！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2]即使大门被冲开，也坚守思想壁垒；现代文明的传播异常艰难！二是沉溺于“革命”和夺权，而疏于具体制度建设。经过鸦片战争后六十年的挣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清帝国好不容易施行新政，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理应更执着全面更新社会运行规则——各项制度。不幸，国民党的夺权心态未变，一部旨在把权力从总统（袁世凯）那里夺到国民党手中的《临时约法》，打乱了力量平衡和三权分立的正常运作机制，引发了民国初年延绵不断的政争！[3]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洋各派内战、“国民革命”、国民党各派内战、国共内战、继续革命，人们热衷于相砍相杀，不愿包容反对者！直至噩梦惊醒，只好从头做起，锐意改革开放。如果容许说句真话，那不过是赓续清末新政没有做完的事情！为什么先天不足不能补足，后天的选择却屡屡出错？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观念错了，一切皆错。制造偶像，编造信条，强迫或哄骗人们顶礼膜拜，这是历代统治者和暴民首领的愚民术。历经瞩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牢笼。首先应该抛弃的是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家国之恋，出自天然。问题在于怎样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固守传统，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必然走入死胡同。文明与野蛮永无止息的争斗，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几个国家率先树立了文明的标杆。跟进还是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剧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17世纪乃至更早，西欧、北美跑到前面去了。随着世界市场日益生长，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和思想、文化冲破一切障碍，在国际间交流。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偏偏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却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不变，堵击现代文明，悲剧就上演了。这个思想牢笼没有随清王朝坍塌而消逝。从孙文被封为文武周公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国民党中宣部宣扬的“中国本位文化”，到当下一些人洋洋得意鼓吹的“中国模式”，“反文化侵略”，“植根传统”，“儒家宪政”，如此等等，都是它的面目各异的修订版。这样的蠢举长期无法纠正，在于它用“爱国”的华丽外衣包装自己。谁敢说半个不字，敢于揭露本国历史和现状的不足，谁就是“汉奸”、“卖国贼”！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敢于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欢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中国争奇斗艳，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次，应该告别阶级和阶层斗争偏执症！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中国百年动荡，知识阶层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思维偏执难辞其咎。沉溺革命，就要不断制造敌人。撇开华丽言辞，清末革命党人心目中的的敌人是满族，他们要恢复大汉江山、汉官威仪。[4]辛亥革命后，北洋各派、国民党与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部各派忽友忽敌，变化之快，叹为观止。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名单更长：地主；资产阶级，后来限制为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托派；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等等。自然还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历次重大错误的主要根源是以偏概全看待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以及所谓依附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把不应消灭和消灭不了的群体当作敌人。资本的经营和管理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不承认这一条等于抹杀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任何劳动者只要努力掌握和创造知识，都有可能上升为人力资本家。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都是经济范畴，以政治和思想、文化主张乃至学术观点划阶级，制造敌人，是摧残知识阶层和扑灭言论自由的荒唐和罪恶。在国际关系上，动辄树敌亦属政治家的大忌。不要再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吓唬中国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间谍活动、炫耀武力，彼此都有。有识的政治家应该盯住未来，举重若轻化解这些小矛盾。要是有人仍然沉迷于寻找“帝国主义代理人”，应该提醒他们重温苏联昔日的历史和当下邻国的勾当。再次，要明确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对比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老一代领导人说不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普通中国人都了然于心了。不是那么神秘，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无非是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纵观历史，俾斯麦就在刻意经营福利制度。横看世界，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哪一政党执政敢不顾选民的福利？不过，人不是猪狗牛羊；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还有其他内涵。首要的一条是人的自由和尊严。以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自由；以头脑不受管制和人身不受威胁为前提的言论和信仰自由；加上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这一切的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这些都是自由和尊严不可或缺的要素。1948年12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说得好：“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旗帜，也是现代文明的标杆和现代国家的制度。简明扼要一句话：四大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明乎此，苏联及其同类国家毫无疑问是假社会主义。最后，必须牢牢记住现代社会是生长出来的。现代文明是观念，也是制度。所谓制度无非是观念固化为社会运行的规则。逐步修改规则是成本最低的路径，革命则是以大量生命和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游戏。千万不要忘记革命的代价。17世纪的英国革命带来近四十年的动荡和40万人死亡（英格兰当时只有500万人）。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期是82年，以1871年3-5月巴黎公社起义和被镇压为标志，局势才大体稳定。20世纪俄罗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是71年的短命王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一任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说：“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到1991年覆没时为止，全苏联只有2亿8700万人。“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5]至于中国的故事，读者耳熟能详，不再赘言。过去的革命是客观存在，没有告别与否的问题。创巨痛深，最少在中国，今后应该坚决摒弃这一变革方式。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改革是永无休止的过程。百年来，机遇一再消逝，知识阶层和政治家的极端思维难辞其咎。早在1919年，胡适就大声疾呼：“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6]走出极端思维，倍觉先贤的睿智。眼睛紧紧盯着各个领域具体的制度改革！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发展的不二法门是：1.稳定，以民主、法治达到真稳定。2.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积极性，与创造无缘，更谈不到人的尊严和幸福。要是说基本上把经济自由还给人民，中国人喘过气来了，支撑了昨天的发展和繁荣；为了让中国人活得自由自在，保持长期持续的发展，推动世界公认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必须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3.融入世界。少说空话，沿着这条道路实实在在走下去吧！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1]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17、2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2] 梁廷楠：《夷氛闻记》第172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3] 参阅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摘要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98-106页（7月15日出版）；全文见《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4] 参阅拙作：《昨天的中国》第82—10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杭州版。[5]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北京版。[6]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2）第5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