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这个经济大扩张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认为发家致富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希望闯荡一番。然而，在18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大量小生意破产，人们的发财梦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碎了。整个经济的运转就像是一架巨大的筛选机，涌入城市的人很快地被分为三个阶级。“在顶端的是那些握有巨大资产与权力的人，中小生意人、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白领形成中层，而下端则是挣工资的大众。”在那个时代，靠工资吃饭的人，日子并不好过。在工厂，无论是工人的工作条件还是劳资关系都充满问题。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劳动力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厂方只关心如何尽快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管理工人的权力几乎全部落在工头的手里，而后者简直就是独裁者，“生杀予夺”全凭其喜怒了。劳工们的普遍不满是很自然的，他们感到不论是经济机会还是社会体系都正在向他们关闭。人们希望重新得到以往在社区文化中的那种价值和权利，而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以本阶级作为社会支持网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这种阶级冲突和潜在的政治危机引起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警觉。约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9，1847—1916），这位后来因主张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追求无限扩张和攫取在华利益而出名的牧师，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极有煽动性和影响力的小书，题为《我们的国家：其可能的前途和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ItsPossibleFutureandPresentCrisis）。在此，他号召新教徒们要准备迎接“威胁我们基督徒和美国文明的危险”。他警告说，从缅因的船厂到得克萨斯的铁路，一场巨大的劳工骚动正席卷美国，而劳工骑士团的人数已经从1884年的5万迅速膨胀到1886年的40万。这本书一下子销售了五十万册。对于美国经济和文化精英来说，这些言辞可不是耸人听闻，他们真的感到了山雨欲来。 斯特朗说的这个对基督教和美国文明的威胁是特有所指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殖民时代起，其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的西部和北部，这些移民带来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文明成了美国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和主流。

前言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能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然后把所得写出来与有同样兴趣和好奇心的人分享。更为幸运的是，这一路上，我得到了无数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从事研究和写作是件很享受的事，但也很辛苦、很困难。没有家人、朋友、同事和各种机构的支持，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和读者交流了。因此，要借这个机会向使这本书得以问世的人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对一个在“文革”中失学的人来说，1977年重新回到学校，感觉真好。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师大的教育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8年来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读历史学博士，这里的老师给我展示了新的学习方法并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看问题的批判角度和挑战前人的研究路径，让我受益匪浅。我的硕士导师林琪教授(Catharine Lynch)和博士导师哈麦克教授(David C Hammack)引导我走进美国传教史和社会政策史等领域；对这两位导师的学识和品德我至今不能忘怀。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传教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产生兴趣。虽然博士毕业后我转向了其他的研究领域，但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事业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也是我决心完成本书的原因。    从读博到2010年此书动笔，为了解西医东渐的经历，我先后在纽约、北京和成都访问了袁贻瑾、邓家栋、严家英、王光超、张昌颖、王志钧、马旭、彭瑞聪、杨宝年、郑芸田、吴宪夫人和陈志潜之女陈芙君等人。言辞无法表达我对这些老协和人和医学前辈的敬佩。他们娓娓道来的亲身经历和对现代医学教育的中肯看法使我摸到了西医在中国由起步而发展的脉搏。他们对我真诚、坦率，希望我了解这段历史。与他们交流是我宝贵的人生体验。    我曾到多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从事本书涉及领域的研究，这些机构为我利用它们的历史档案提供了种种方便，并慷慨允许我在本书中发表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在此特对下述档案馆／图书馆表示真心的感谢：洛克菲勒档案馆(the Rockefeller Actlieves Center)，哈佛大学胡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康特维医学院图书馆及珍藏医学资料馆(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and Countway Medicine Rare Books Serial，Harvard University)，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艾伦·梅森·切斯尼医学档案馆(Alan Mason Chesrley Medical Archiv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Library)，比罗伊特学院图书馆(Beloit College Achieves)。在此还要特别对洛克菲勒档案馆表示感谢。该馆曾两次为我提供研究经费，而且本书中的大量图片都来自它们的收藏。该馆知识丰富的馆员洛森鲍姆先生(Tom Rosenbaum)的帮助更使我的研究得心应手。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的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而且本书中主要的图片都来自它们的收藏)任教。感谢学院多年来为我提供到中美多个图书馆收集资料的研究经费，特别是这次又为本书写作提供了一年的学术休假。若非学院的大力支持，本书恐难以顺利完成。    在此还要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真诚致谢，感谢他们的信任与眼光。同时，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他们一丝不苟、专业敬业的工作使本书的出版质量得到了保证。    在本书研究、写作过程中，前辈们为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筚路蓝缕、鞠躬尽瘁的精神使我由衷景仰并引以为师。在此谨以本书献给他们中的一位，我敬爱的父亲。他为发展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呕心沥血，六十年如一日。他的精神和对我的鼓励是我完成这本书的动力。    马秋莎  美国俄亥俄北坡

内容概要

马秋莎，美国欧柏林大学东亚系教授。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学士、硕士，美国凯斯西方储备大学历史博士。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社会团体与公民社会、西方传教士史、洛克菲勒基金会史、西医在中国等，就此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专著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当代中国NGOs：走向公民社会？》，2006年出版，2009年再版），是该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之一。

书籍目录

致谢

前言

第一章：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

一、现代基金会问世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洛克菲勒与他的科学慈善事业

三、慈善动机与基金会批判

第二章： “科学医学”权威在西方的确立

一、科学医学”的形成

二、盖茨的医学神学观

三、西医在非西方文化的扩张及医史对此的研究

第三章： “用手术刀为福音书打开中国的大门”

一、传教士与西医东渐

二、三位来华的西医先行者

三、传教士在中国作用之我见

第四章：中国：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新边疆

一、放眼东方：改变中国的时机到了

二、探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之梦

三、传教士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分歧何在？

第五章：协和医学院：“洛氏基金会王冠上闪光的宝石”

一、美国医教改革与霍普金斯模式

二、取之于蓝而胜于蓝的协和

三、洛克菲勒的驻华“教育大使”

四、盖茨的中国医学发展蓝图

第六章：二十世纪初中西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位置转换

一、当西医与中医最初相遇

二、科学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对洛克菲勒项目的支持

三、中西医冲突政治化与西医改变中国的作用

第七章：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一、从纽约到北京：协和的管理机制

二、戏剧性的一幕：顾临挑战洛克菲勒？

三、协和“中国化”的努力

第八章：转折时刻：从精英医学到乡村建设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改组与新方向

二、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从兰安生到陈志潜

三、中国乡村建设和甘恩的“中国项目”

结语：让我们“在新的基础上继续”

参考书目

索引

编辑推荐

《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编辑推荐：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口号是“在全世界促进人类福祉”，这种改变世界的热情令人敬佩，但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现代中国的成败得失，为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能映衬出中国当代基金会和NGOs在运作、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口号是“在全世界促进人类福祉”，这种改变世界的热情令人敬佩，但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现代中国的成败得失，为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能映衬出中国当代基金会和NGOs 在运作、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1915年，经过十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了世界一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颗“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闪光的宝石”，代表了基金会在华事业最昂贵、最辉煌的一页，以及它以科学精神来改变中国的决心。随着双方在合作中不断产生的冲突与妥协，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支持乡村综合发展的定县模式，正当这一模式初见成效时，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洛克菲勒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中断了半个世纪以来“改变中国”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双方重新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接触和交流，洛克菲勒基金会又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经历充满了起伏、矛盾、失败与成就，这与洛氏基金会的文化优越感和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关，也跟双方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作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将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教育家、传教士、中国知识分子、改革家和中国政府，都一一置于聚光灯下，探讨不同文明在交往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如何利用自身和对方的资源，艰难地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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