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 小说卷(上、下)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ISBN:9787539905693
作者:汪曾祺
页数:320页
内容概要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作者简介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2006-05-02 12:07:24: 狂爱查尔斯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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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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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汪曾祺，是隔了四年之后。四年前，只读薄薄一本《汪曾祺小说经典》，这一次算是较完全地把他主要的作品都读了一遍。那时候是冬末春初。现在却秋高气爽。汪曾祺的文章，是适合在那样寒冷或这样净爽的季节读的。这样的话，说来不免有些玄远，然而我的感觉又确切是这样的。这大约是因为汪曾祺的故事多数温和平易，仿佛秋天从阳光里吹过来的风，穿过了开着门的屋子，那样的一点阴凉，有一种蕴藉的忧伤；又好像冬天里明黄的太阳，不强烈，可又实实在在地滋暖着萧索的万物，这样的欢乐也是内在的。这种忧伤和欢乐常常又是交融的，隐藏在故事的语言之下，浸透在故事的气韵之中。这个秋天渐渐到了它最好的时候，阳光明亮而不炽热，风是明净的，天是明蓝而高远的。一切都寂静而明朗。悬铃木的叶子渐渐失去了水分，每天都有新的枯叶落在地上，踩着时发出细微的破裂的声音。女贞树的叶子仍是深沉的翠绿，枝头挂满如初生葡萄大小的绿色籽粒。汪曾祺的故事和这个季节最好的时光是融得到一起的。这大约还因为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散淡的意思在里面。他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是不明显的，都有一种萧散的气度。我们翻开汪曾祺的集子，有些故事很难说它是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散文，比如《晚饭花》、《故里三陈》。就是《受戒》、《大淖记事》这些被人们划定为小说的文章，那些大段的看似闲笔的风景描写，对地方民俗人事的介绍，都实实在在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这种萧散是有意为之的。汪曾祺曾说，他年轻时是想打破诗和散文以及小说之间的界限的。他说：“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晚饭花集>自序》）他的小说与散文分界的不明显，主要偏向小说的散文化，小说没有一个十分扣人心弦的故事或悬念，没有十分炫目的叙述手法，只是从故事的开始，进展，到结果，由着故事的气脉，那么委委婉婉地叙述起来。这种写法沉稳而老实，我们简直可以说它是“笨拙”。但这种“笨拙”，也是基于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去除了多数复杂的技巧而归于的一种朴素。自然这故事里也有剪裁，有曲折，只是不是为着使它奇崛险怪，好比一弯流水，它的曲折也是自然而然的。它希望的不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猎奇感，而是阅读后留得一番深永的滋味，“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蒲桥集》简介），这样的味道是他所追求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与小说的写作分界模糊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大约是废名。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菱荡》以及许多其他故事，说到情节，真淡得好比远远一个女人的脸，只看得清一个轮廓，然而文气里透出那一种深婉窈窕，要使你无端地深信那确实是“有美一人”了。汪曾祺说自己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只是废名先生的文字要更为纯净，更倾向于个人的哲思的境界了。“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多的是写作的审美层面的追求。在这方面同样对汪曾祺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他回忆说：“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也是那些课外经常到沈从文屋子里谈天的学生之一。老师对学生写作乃至性情的影响，更多时候浸透在了这种看似无为的闲谈里。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几十年，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即使1949年后沈从文停止了文学创作，但文革之后汪曾祺重新开始写作，过去所获得的知识，所接受的影响，渐渐就重新显现出来。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以及其他许多短篇小说，都是小说里蕴藏了散文的种子。汪曾祺的《受戒》与《大淖记事》，实在是受了沈从文的很深的影响。《受戒》里的小英子，这个小小的姑娘，与《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有一种遥遥的相呼应的关系，都是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成人，一样地善良美好的少女。而《大淖记事》的前三章，都在不紧不慢介绍大淖的风物与人情，写大淖西头与东头的人的“不一样”所在，直到第四章，才绘出一个巧云来。这种经营，和《边城》的开头三章不写故事，只交待茶峒地理与人情种种的写法，异曲同工。小说结构既散，叙述的手法也并不夸张，也不有意制造传奇的情节，然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却多数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大约是由于人物自身遭遇本身的复杂离奇，再经过作者稍稍以意为之的削减与改变，想象与夸大，便成就了这样的故事。《老鲁》中的老鲁，从行伍上退下，到昆明乡下的捉襟见肘的穷学校当校警，犹自那么勤勤恳恳每天挑着水。《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陆长庚，一个成年捧着一把紫砂壶，在街上逛来逛去说闲话，然而一到孵鸡鸭的三四月，就守在炕房里，守过几个极其要紧的日子，炕出那一带最漂亮的小鸡小鸭来；一个是那一带放鸭的第一能手，“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然而命运不济，几次鸭瘟的打击使他发誓再不养鸭，而养鸭的手艺偶一亮出仍使人赞叹。《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然而看去，又使人觉得这样的离奇原是极自然的事，仿佛在故事讲出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应该存在着似的！他的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写故乡的，写昆明的，写张家口的，写文革的，写北京的。大多是根据他的生活实际经历而来。汪曾祺小说里的传奇性，表现得明显的又大多是他写高邮家乡大淖地区的人事的文章，写到昆明的故事时，也时时显现出来。这时气韵最为圆转。而写到文革和在张家口坝上劳动时的文章时，这种传奇性就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汪曾祺最动人的文章，不论小说或散文，都是以记录家乡大淖或昆明的生活的为多。从1920年出生，到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所生长的地方有一大片水，即《大淖记事》里所说的“大淖”。汪曾祺曾说，他的小说里也多“水”的意象（正如沈从文说自己的小说里多“水”的意象一般），这与他从小生长在水边大约是分不开的，他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那样，从小喜欢用一双眼睛各处去听去看，各样风俗人情，各种印象气味，留存在心里，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仍不可磨灭。《受戒》的后记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是重要的，对一个作家，尤其是性格温和、感觉丰富敏锐的作家的来说，童年或许尤为重要。游子的家乡有时候实已脱离了故乡本身的实在，而真成为一种独立生存于游子记忆中的“梦”了。汪曾祺童年与少年的生活留给他一生的记忆与眷念，此外还教给他乐于观察的习惯。汪曾祺在昆明呆了七年。先是在西南联大读中文，毕业后（他是肄业的），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中学里当老师。直到1946年秋天离开昆明去上海民办致远中学当老师。昆明的生活，虽然极其穷困潦倒，却正是最好的青春时光，这段生活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永远有一种飞扬的神采。即使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说起来也是一种有味的自嘲。昆明的雨，昆明的花，昆明的人，昆明的联大，昆明的翠湖，昆明的茶馆，昆明的菌子……昆明几乎无一不是美的不是好的，就连昆明的跑警报（抗日时期日军飞机来轰炸，便跑到郊外防空洞躲避，名为跑警报），他写出来好像也那么值得怀念的样子！文章的气味是和文章的内容相关的。有时候，一种文章动人，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动人。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觉得那样的文章最是自由自在，自适自然。他的故事爱跑野马。中间跑，开头也跑。他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照我们普通的观点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那么详细那么动人。譬如小河见到一朵花，一棵草，都要流过去招呼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原是周作人形容废名的文章的），又譬如流着流着，忽然走了长长一段弯路。然而他的野马不是信着缰绳乱跑，却是跑到足够处，忽然就收回来了的。因为这时时的跑野马，使故事也显得格外丰盈，格外自由和从容。《异秉》里写王二的发达，而跑到源昌烟店的生意，而跑到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而跑到酱园的食客张汉轩，而终于跑回“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跑回王二的“异秉”，跑回陈相公等试验自己是不是也有王二的“异秉”。这时才知道先前的那些看似无意的着笔，实实每一笔具为着这最后的收束。而故事就在这些野马之中有了实实在在的筋骨，血肉，气味。他的语言也是淡淡的，不大会用十分秾丽的或有强烈抒情意味的词汇。但这平淡不是枯淡，好比苏轼说陶渊明的诗，“似淡而实美”。在平淡的语言里，也常常会出现尖新的意象，“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平淡是“第二次的平淡”。我们随手就从《小学校的钟声》里找几句：“小学校里的欢声和校园里的花都融解在静沉沉的夜气里。那种声音实在可见可触，可以供诸瓶几，一簇，又一簇。我听见钟声，像一个比喻。我没有数，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轻重。我听出今天是西南风。”这样富于内在张力的文字！要使人屏住了呼吸才好。有时候他又用一些看似最平常的、似乎人人都想得到的、然而确实又人所未言的话，比如《葡萄月令》：“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象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对物事和语言的感受能力都细致得教人感动。他有一支极优秀极动人的写景的笔，使人不得不赞叹那简直是近于天生的才能。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他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然而他真是简洁干净。他有这样敏锐的观察的天分，他的白描于是真是簇簇拥拥，纷至沓来，姿态横生。《大淖记事》里写大淖：“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的，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响。……”就是这样，他还远远没有写够呢。于是他写了那么洋洋的三章。他又是“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语），他是努力变成故事里的人物，再去体会他们的思想与情感的。所以他的语言，尤其是对话，没有学生腔或学问腔。用他自己的比喻就是，“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说短》），很妥帖地生长在文章里。《看水》里写小孩子小吕第一次在晚上独自去坝上看水：“天上真干净，透明透明、蔚蓝蔚蓝的，一点渣滓都没有，象一块大水晶。小吕还很少看到过这样深邃、宁静而又无比温柔的夜空。说不出什么道理，天就是这样，老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片蓝。可是天上似乎隐隐地有一股什么磁力吸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觉得很舒服，很受用，你愿意一直对着它看下去，看下去。真好看，真美，美得叫你的心感动起来。小吕看着看着，心里总象要想起一点什么很远很远的，叫人快乐的事情。他想了几件，似乎都不是他要想的，他就在心里轻轻地唱：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照见我的阿哥在他乡……这好象有点文不对题。但是说不出为什么，这支产生在几千里外的高山里的有点伤感的歌子，倒是他所需要的。这和眼前情景在某些地方似乎相通，能够宣泄他心里的快乐。”这真确确是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的语言。用词朴素，情感自然。并不把华美的词汇、也不把自己的想法加到这个生长在农村的小孩子身上，他只是写“真好看，真美”，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最朴素的感受。它是贴切的，真实的。他说：“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他以为一个作者的语言和他的性格是相关的。他对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汪曾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自己说：“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象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晚翠文谈>自序》）他的文章的确不是大文章。他说他是写不了长篇的，也写不了雄辩的、华丽的大文章。他说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有人说他的文章像一幅一幅风俗画，他表示同意的同时，又说：“风俗画小说是有局限性的。一是风俗画小说往往只就人事的外部加以描写，较少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大作心理描写，因此人物的典型性较差。二是，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恢宏的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一点，风俗画小说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愤。”（《谈谈风俗画》）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汪曾祺对他自己作品的认知。实际上，他的文风，在当时，在现在，从来都算不得是主流。然而汪曾祺是不可缺少的。他的作品不大，却结实，经看。那么干净明朗，给人以向上的希望。他的文章是温热的，好比春日晴光转绿苹。他于是自成一格。他曾记自己画一幅画送给宗璞，只在纸的一角画一丛牡丹，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这里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真乃是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文章自也有其缺点。八十年代是他最好的时候，到了九十年代，有时候便未免流于滑熟。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里说：“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很肯切的。叶兆言认为是因为八十年代作家的身分地位有一个很快的上升过程，上升得太高太快，竟不免成了一种损害。汪曾祺后来的文章有时因为太“熟”了，未免显得有些“轻”，失去了文体庄重的意味。其失在“过”，过犹不及。然而汪曾祺是独特的。他的大多数文章，是开得那么好，那么丰盛，那么自由，那么使人爱这人间生活的、山野间静静的大丛大丛的花。若定要取一种花来譬喻的话，我以为却并不像牡丹，而是春天时满坡的映山红吧。2009年10月9日，鼓楼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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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完小说卷后，心里就一个词儿：有意思。写的有意思，我们读的才有意思。汪老爷子的文字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生活。汪老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我觉得都离不得它，没有它也便不成汪老的文字了。他曾经写过：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也正是这么一个喜欢生活的人才能注视着生活，写出这些生活图景，聊聊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职业》里写文林街各行各业的生活，《异秉》里王二的活计儿，还是《大淖记事》里自个儿家乡里的小锡匠和淖里讨生活的人的日子，无不是写老百姓，勾勒出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也难怪有人说这些文字像极了老舍和沈从文的文笔。风俗画。汪老的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生离死别，有的只是淡淡的生活：大段的风景的描写，人物的三言两语，细节处的人物的情态，就这么活灵活现，这么有精气神儿。他就摊开一幅风俗画，说，您呐，就这么看着吧。不管是《鸡毛》和《晚饭后的故事》写着昆明的街里街巷；还是《大淖记事》《徙》的家乡风俗；亦或是《羊舍一夕》《七里茶坊》《看水》的口外的下放的生活，怎么着都在描绘着风土风俗画，让你留恋不已。人性。汪老也说过他的书里的人都是有人性的，都是美的。民国，抗战，解放，文革，不管什么时候，老百姓都没有放弃希望，人性也没有丧失，尽管有酸甜苦辣，有不顺心，但是汪老的笔下在写着老百姓悲苦无奈的背后，隐约着显着一丝希望，人性的希望。汪老的文字透着水性，这水性是故乡的水，是故乡的乡愁。乙未年冬月书于存远斋 -
苏轼《与王庠》写道：“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读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找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她就像新孵出的雏鸟，圆圆的前额上还粘着蛋壳碎片也不奇怪。”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值得“一意求之”的是教授大卫•凯普什给儿子的强有力的建议，他说：“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其主要文献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旨在保证个人自由，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她们会给你制造不幸；为了第二天早上永远不起床你不需要走错哪怕一步路。但是在这里，没有极权主义……”这父亲似乎缺乏同情心，因为二十一岁的儿子是来寻求建议与安慰的——他正读大四，女友怀孕了而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父亲为儿子罗列出一系列伟大的书籍，目标却是为了对付一个未婚孕妇。不过，这书中的书，确是很好的教材：“《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葛底斯堡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南北战争的全部三个修正案。我和他一起温习了一遍上述所有文献。我为他找到了托克维尔。我估计，他已二十一岁了，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交谈。我比波洛涅斯还要波洛涅斯。不过，我告诉他的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1979年时肯定不过时了。当年我需要将上述那番话硬塞进我的脑子时，它也是不过时的。孕育于自由——那不过是良好的美国常识。”这教授父亲纯属虚构，这番对话是虚构人物的虚构，与现实生活隔了两层，然而我们不妨把这认作有价值的来自父亲的教诲，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父亲没有这样的提供时。同样的，也不妨把北溟先生高鹏视作自己的国文教师，在汪曾祺的小说《徙》中，他是废科举前一年的秀才，后来颇不容易才得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对他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后来被聘为初一到初三的国文教员。“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我怀疑在这篇小说里，汪曾祺泄漏了许多他自己求学的经历，以及日后他本人教书的经历。至于高北溟先生所实践的国文教学，借用大卫•凯普什教授的评价，“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垂死的肉身》，[美]菲利普・罗斯，吴其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13元《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
精彩短评 (总计5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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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同意楼上。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文字总能让整颗心变得充盈和柔软 -
“鼓楼南园”，您是南大的？ -
喜欢的不得了。在公车上看《 寂寞与温暖 》，眼眶里湿湿的，是一种淡淡的感动 -
重读了。汪的小说，极好，像诗。 -
@修罗：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秋天，而且就是坐在宿舍里写的，所以，就是学校的秋天啊：） -
这一套我最喜欢，封面，序言，软皮版都喜欢。错过的一套价格极为合适的一版一印让我萌生过去图书馆窃书的想法。 -
苏轼《与王庠》写道：“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
读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找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她就像新孵出的雏鸟，圆圆的前额上还粘着蛋壳碎片也不奇怪。”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值得“一意求之”的是教授大卫•凯普什给儿子的强有力的建议，他说：
“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其主要文献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旨在保证个人自由，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欧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她们会给你制造不幸；为了第二天早上永远不起床你不需要走错哪怕一步路。但是在这里，没有极权主义……”
这父亲似乎缺乏同情心，因为二十一岁的儿子是来寻求建议与安慰的——他正读大四，女友怀孕了而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父亲为儿子罗列出一系列伟大的书籍，目标却是为了对付一个未婚孕妇。
不过，这书中的书，确是很好的教材：“《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葛底斯堡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南北战争的全部三个修正案。我和他一起温习了一遍上述所有文献。我为他找到了托克维尔。我估计，他已二十一岁了，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交谈。我比波洛涅斯还要波洛涅斯。不过，我告诉他的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1979年时肯定不过时了。当年我需要将上述那番话硬塞进我的脑子时，它也是不过时的。孕育于自由——那不过是良好的美国常识。”
这教授父亲纯属虚构，这番对话是虚构人物的虚构，与现实生活隔了两层，然而我们不妨把这认作有价值的来自父亲的教诲，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父亲没有这样的提供时。
同样的，也不妨把北溟先生高鹏视作自己的国文教师，在汪曾祺的小说《徙》中，他是废科举前一年的秀才，后来颇不容易才得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对他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后来被聘为初一到初三的国文教员。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
我怀疑在这篇小说里，汪曾祺泄漏了许多他自己求学的经历，以及日后他本人教书的经历。至于高北溟先生所实践的国文教学，借用大卫•凯普什教授的评价，“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
《垂死的肉身》，[美]菲利普・罗斯，吴其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1月，13元
《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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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长了些……
其实有一个删节版的，删后大约四千多字吧。因为不愿意把引的汪的话删掉，于是我就把自己说的话给删去了。 -
老清新 -
浮躁的时候读一读汪曾祺的文章吧，他会让你安静下来 -
文章太长会减少可读性 -
嗯……“您”字就不用了吧…… -
恩，然而就是喜欢这样清新浅易的风俗画小说。 -
為整齊起見 -
自我调侃的人生是乐观和勇气的表现，再加上谦逊，更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坚韧 -
第一次接触汪的文字是同学推荐的《受戒》，画面感很强，的确，用风俗画形容很贴切。再后来自己搜索，提到他的《大淖记事》很出名，赶紧下下来读，觉得还是喜欢《受戒》。几年前在公共图书馆借了本精选集，读到《鸡鸭名家》后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过期。工作后人很浮躁，纯文学书刊尤其是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文字（都有散文气息），要心很静才能品味。但是那种文字体验一直不能忘，他们总是让你感觉生活真美好。 -
文学作品中我难得比较喜欢和愿意读的，不矫情 -
他写到的吃食和人，总是格外可爱 -
文章里的小兴奋，越看越兴奋，爱不释手。 -
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般的文字，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般的内容，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般的情感 -
只读了上 读鸡鸭名家的时候 第一段写父亲处理鸭子的细节描写 忽然就哭了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日渐瘦弱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可见汪先生的文字功底 后读到老鲁 在图书馆笑出了声却忍不住 不能更佩服先生的洞察和细致到位的描写 小说多与时代变迁有关 我历史不好 总不能领悟到最深层的东西 但真的喜欢汪先生 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那么动人 虽然常常我都觉得一些文章被归为小说 却深深散发出散文的味道 看完下我彻底爱上了汪老！！只是如今连读书都已变得匆忙 不知何时得以再慢下来 -
一直只看大先生、二先生，看了这个评论，再加上之前的印象，似乎的确有必要去到汪家转一圈了。推荐。 -
混迹在中文系的，看完之后很惭愧。 -
一字一句认真读了，写得真好。我本科的学年论文就是写汪曾祺，写得比你逊色多了。 -
但是很全面，关于汪曾祺的东西再长也不嫌长。 -
不论多少年过了，闲暇时候读他的文字，enjoy！ -
黄油烙饼 -
同是学中文的，境界差别太大，我很喜欢读书，沉醉，却很少写，也写不系统，向沈书枝学习。 -
段首关于秋天的描写，忽然让我回到了大学里寂寞的秋天，一个人端着一份晚餐，披着刚洗过的湿漉漉的头发，穿过起风的篮球场，落日的余晖温柔地撒在眼睫毛上。。。 -
很喜欢汪曾祺 你的笔触也和他很相像 -
还是大一时看的，觉得不适合现在人读。。。。 -
那还是一个打工的年代，我在书店看见这两本书只买20来块，我心想难道是一本的价格店家搞错了，于是像抢一样的把他买了下来。从此爱不释手。 -
刚在图书馆读了一部分，借书证满了，叫隔壁班的一个姑娘帮着接回去，还有十五分钟关门了，多的说不了，喜欢晚饭花儿，喜欢黄油烙饼。还有我顺手存在草稿箱的那句：莜麦干净的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儿。 -
重温，很受用。鼓楼，南园，我的母校。 -
我倒都倒不出来，怎么不惭愧咯。：（ -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先生之风，自成一派！ -
不知不觉读完。20140621 -
很有沈从文的味道。 -
很喜欢，很乐观的大师。比沈先生更喜欢。虽然是沈先生的徒弟。 -
受戒 -
刚刚吃完饺子 一边吃一边看着汪先生的 五味 顿时饺子也变得好吃许多。 -
嗯，我是中文系的：） -
补记 -
对汪的喜欢和对冯骥才的感觉很像，浓浓的民俗气息，但文字奇，嚼起来香~汪的小说读起来有散文的感觉，极像江南的小桥流水，是一个阅尽沧桑仍幸运地拥有温柔平静心态的男子。ps:汪老对好吃的东西的描写真是登峰造极，晚上睡前读的感觉，你懂吗？\(^o^)/~ -
写的太认真了。你是中文系的么？
这几天在读他的五味和说戏 的确有你所说的那种 “冬天里明黄的太阳，不强烈，可又实实在在地滋暖着萧索的万物”之感 -
沈从文对汪曾祺写作乃至性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读《受戒》，小英子会让我想起沈从文作品《边城》里的翠翠和《三三》里的三三，都是天性美好的女子，如同纤尘未染的荷花。 -
重读汪曾祺，是隔了四年之后。四年前，只读薄薄一本《汪曾祺小说经典》，这一次算是较完全地把他主要的作品都读了一遍。那时候是冬末春初。现在却秋高气爽。汪曾祺的文章，是适合在那样寒冷或这样净爽的季节读的。这样的话，说来不免有些玄远，然而我的感觉又确切是这样的。这大约是因为汪曾祺的故事多数温和平易，仿佛秋天从阳光里吹过来的风，穿过了开着门的屋子，那样的一点阴凉，有一种蕴藉的忧伤；又好像冬天里明黄的太阳，不强烈，可又实实在在地滋暖着萧索的万物，这样的欢乐也是内在的。这种忧伤和欢乐常常又是交融的，隐藏在故事的语言之下，浸透在故事的气韵之中。这个秋天渐渐到了它最好的时候，阳光明亮而不炽热，风是明净的，天是明蓝而高远的。一切都寂静而明朗。悬铃木的叶子渐渐失去了水分，每天都有新的枯叶落在地上，踩着时发出细微的破裂的声音。女贞树的叶子仍是深沉的翠绿，枝头挂满如初生葡萄大小的绿色籽粒。汪曾祺的故事和这个季节最好的时光是融得到一起的。
这大约还因为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散淡的意思在里面。他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是不明显的，都有一种萧散的气度。我们翻开汪曾祺的集子，有些故事很难说它是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散文，比如《晚饭花》、《故里三陈》。就是《受戒》、《大淖记事》这些被人们划定为小说的文章，那些大段的看似闲笔的风景描写，对地方民俗人事的介绍，都实实在在有着散文的韵味。他的这种萧散是有意为之的。汪曾祺曾说，他年轻时是想打破诗和散文以及小说之间的界限的。他说：“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晚饭花集>自序》）他的小说与散文分界的不明显，主要偏向小说的散文化，小说没有一个十分扣人心弦的故事或悬念，没有十分炫目的叙述手法，只是从故事的开始，进展，到结果，由着故事的气脉，那么委委婉婉地叙述起来。这种写法沉稳而老实，我们简直可以说它是“笨拙”。但这种“笨拙”，也是基于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去除了多数复杂的技巧而归于的一种朴素。自然这故事里也有剪裁，有曲折，只是不是为着使它奇崛险怪，好比一弯流水，它的曲折也是自然而然的。它希望的不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猎奇感，而是阅读后留得一番深永的滋味，“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蒲桥集》简介），这样的味道是他所追求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与小说的写作分界模糊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大约是废名。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菱荡》以及许多其他故事，说到情节，真淡得好比远远一个女人的脸，只看得清一个轮廓，然而文气里透出那一种深婉窈窕，要使你无端地深信那确实是“有美一人”了。汪曾祺说自己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只是废名先生的文字要更为纯净，更倾向于个人的哲思的境界了。“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多的是写作的审美层面的追求。在这方面同样对汪曾祺产生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修了沈从文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他回忆说：“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也是那些课外经常到沈从文屋子里谈天的学生之一。老师对学生写作乃至性情的影响，更多时候浸透在了这种看似无为的闲谈里。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几十年，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即使1949年后沈从文停止了文学创作，但文革之后汪曾祺重新开始写作，过去所获得的知识，所接受的影响，渐渐就重新显现出来。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以及其他许多短篇小说，都是小说里蕴藏了散文的种子。汪曾祺的《受戒》与《大淖记事》，实在是受了沈从文的很深的影响。《受戒》里的小英子，这个小小的姑娘，与《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有一种遥遥的相呼应的关系，都是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成人，一样地善良美好的少女。而《大淖记事》的前三章，都在不紧不慢介绍大淖的风物与人情，写大淖西头与东头的人的“不一样”所在，直到第四章，才绘出一个巧云来。这种经营，和《边城》的开头三章不写故事，只交待茶峒地理与人情种种的写法，异曲同工。
小说结构既散，叙述的手法也并不夸张，也不有意制造传奇的情节，然而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却多数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大约是由于人物自身遭遇本身的复杂离奇，再经过作者稍稍以意为之的削减与改变，想象与夸大，便成就了这样的故事。《老鲁》中的老鲁，从行伍上退下，到昆明乡下的捉襟见肘的穷学校当校警，犹自那么勤勤恳恳每天挑着水。《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陆长庚，一个成年捧着一把紫砂壶，在街上逛来逛去说闲话，然而一到孵鸡鸭的三四月，就守在炕房里，守过几个极其要紧的日子，炕出那一带最漂亮的小鸡小鸭来；一个是那一带放鸭的第一能手，“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然而命运不济，几次鸭瘟的打击使他发誓再不养鸭，而养鸭的手艺偶一亮出仍使人赞叹。《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然而看去，又使人觉得这样的离奇原是极自然的事，仿佛在故事讲出之前，就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应该存在着似的！他的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写故乡的，写昆明的，写张家口的，写文革的，写北京的。大多是根据他的生活实际经历而来。汪曾祺小说里的传奇性，表现得明显的又大多是他写高邮家乡大淖地区的人事的文章，写到昆明的故事时，也时时显现出来。这时气韵最为圆转。而写到文革和在张家口坝上劳动时的文章时，这种传奇性就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汪曾祺最动人的文章，不论小说或散文，都是以记录家乡大淖或昆明的生活的为多。
从1920年出生，到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所生长的地方有一大片水，即《大淖记事》里所说的“大淖”。汪曾祺曾说，他的小说里也多“水”的意象（正如沈从文说自己的小说里多“水”的意象一般），这与他从小生长在水边大约是分不开的，他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那样，从小喜欢用一双眼睛各处去听去看，各样风俗人情，各种印象气味，留存在心里，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仍不可磨灭。《受戒》的后记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是重要的，对一个作家，尤其是性格温和、感觉丰富敏锐的作家的来说，童年或许尤为重要。游子的家乡有时候实已脱离了故乡本身的实在，而真成为一种独立生存于游子记忆中的“梦”了。汪曾祺童年与少年的生活留给他一生的记忆与眷念，此外还教给他乐于观察的习惯。汪曾祺在昆明呆了七年。先是在西南联大读中文，毕业后（他是肄业的），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中学里当老师。直到1946年秋天离开昆明去上海民办致远中学当老师。昆明的生活，虽然极其穷困潦倒，却正是最好的青春时光，这段生活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永远有一种飞扬的神采。即使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说起来也是一种有味的自嘲。昆明的雨，昆明的花，昆明的人，昆明的联大，昆明的翠湖，昆明的茶馆，昆明的菌子……昆明几乎无一不是美的不是好的，就连昆明的跑警报（抗日时期日军飞机来轰炸，便跑到郊外防空洞躲避，名为跑警报），他写出来好像也那么值得怀念的样子！文章的气味是和文章的内容相关的。有时候，一种文章动人，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动人。
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觉得那样的文章最是自由自在，自适自然。他的故事爱跑野马。中间跑，开头也跑。他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照我们普通的观点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那么详细那么动人。譬如小河见到一朵花，一棵草，都要流过去招呼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原是周作人形容废名的文章的），又譬如流着流着，忽然走了长长一段弯路。然而他的野马不是信着缰绳乱跑，却是跑到足够处，忽然就收回来了的。因为这时时的跑野马，使故事也显得格外丰盈，格外自由和从容。《异秉》里写王二的发达，而跑到源昌烟店的生意，而跑到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而跑到酱园的食客张汉轩，而终于跑回“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跑回王二的“异秉”，跑回陈相公等试验自己是不是也有王二的“异秉”。这时才知道先前的那些看似无意的着笔，实实每一笔具为着这最后的收束。而故事就在这些野马之中有了实实在在的筋骨，血肉，气味。他的语言也是淡淡的，不大会用十分秾丽的或有强烈抒情意味的词汇。但这平淡不是枯淡，好比苏轼说陶渊明的诗，“似淡而实美”。在平淡的语言里，也常常会出现尖新的意象，“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平淡是“第二次的平淡”。我们随手就从《小学校的钟声》里找几句：
“小学校里的欢声和校园里的花都融解在静沉沉的夜气里。那种声音实在可见可触，可以供诸瓶几，一簇，又一簇。我听见钟声，像一个比喻。我没有数，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轻重。我听出今天是西南风。”
这样富于内在张力的文字！要使人屏住了呼吸才好。有时候他又用一些看似最平常的、似乎人人都想得到的、然而确实又人所未言的话，比如《葡萄月令》：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象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昆明的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对物事和语言的感受能力都细致得教人感动。他有一支极优秀极动人的写景的笔，使人不得不赞叹那简直是近于天生的才能。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他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然而他真是简洁干净。他有这样敏锐的观察的天分，他的白描于是真是簇簇拥拥，纷至沓来，姿态横生。《大淖记事》里写大淖：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的，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响。……”
就是这样，他还远远没有写够呢。于是他写了那么洋洋的三章。他又是“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语），他是努力变成故事里的人物，再去体会他们的思想与情感的。所以他的语言，尤其是对话，没有学生腔或学问腔。用他自己的比喻就是，“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说短》），很妥帖地生长在文章里。《看水》里写小孩子小吕第一次在晚上独自去坝上看水：
“天上真干净，透明透明、蔚蓝蔚蓝的，一点渣滓都没有，象一块大水晶。小吕还很少看到过这样深邃、宁静而又无比温柔的夜空。说不出什么道理，天就是这样，老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片蓝。可是天上似乎隐隐地有一股什么磁力吸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觉得很舒服，很受用，你愿意一直对着它看下去，看下去。真好看，真美，美得叫你的心感动起来。小吕看着看着，心里总象要想起一点什么很远很远的，叫人快乐的事情。他想了几件，似乎都不是他要想的，他就在心里轻轻地唱：
哎——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照见我的阿哥在他乡……
这好象有点文不对题。但是说不出为什么，这支产生在几千里外的高山里的有点伤感的歌子，倒是他所需要的。这和眼前情景在某些地方似乎相通，能够宣泄他心里的快乐。”
这真确确是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的语言。用词朴素，情感自然。并不把华美的词汇、也不把自己的想法加到这个生长在农村的小孩子身上，他只是写“真好看，真美”，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最朴素的感受。它是贴切的，真实的。他说：“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他以为一个作者的语言和他的性格是相关的。他对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汪曾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自己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象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晚翠文谈>自序》）
他的文章的确不是大文章。他说他是写不了长篇的，也写不了雄辩的、华丽的大文章。他说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有人说他的文章像一幅一幅风俗画，他表示同意的同时，又说：
“风俗画小说是有局限性的。一是风俗画小说往往只就人事的外部加以描写，较少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大作心理描写，因此人物的典型性较差。二是，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恢宏的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一点，风俗画小说作者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而气愤。”（《谈谈风俗画》）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汪曾祺对他自己作品的认知。实际上，他的文风，在当时，在现在，从来都算不得是主流。然而汪曾祺是不可缺少的。他的作品不大，却结实，经看。那么干净明朗，给人以向上的希望。他的文章是温热的，好比春日晴光转绿苹。他于是自成一格。他曾记自己画一幅画送给宗璞，只在纸的一角画一丛牡丹，题曰：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这里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真乃是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文章自也有其缺点。八十年代是他最好的时候，到了九十年代，有时候便未免流于滑熟。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里说：“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很肯切的。叶兆言认为是因为八十年代作家的身分地位有一个很快的上升过程，上升得太高太快，竟不免成了一种损害。汪曾祺后来的文章有时因为太“熟”了，未免显得有些“轻”，失去了文体庄重的意味。其失在“过”，过犹不及。然而汪曾祺是独特的。他的大多数文章，是开得那么好，那么丰盛，那么自由，那么使人爱这人间生活的、山野间静静的大丛大丛的花。若定要取一种花来譬喻的话，我以为却并不像牡丹，而是春天时满坡的映山红吧。
2009年10月9日，鼓楼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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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用谦虚吧，我也只是胡乱说几句感想而已。而且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 -
西南联合大学的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彷徨愤怒和酒精。 -
汪曾祺的文字就是带些淡淡忧伤和些许温暖。嗯，应该就是温暖。 -
汪曾祺的士大夫语可以中和王朔的痞子语，否则后者戾气痞气太重。 -
补档。 -
写的太好了！ -
楼上大可不必，不过是胡扯的印象式读后感罢了。 -
天上真干净，透明透明、蔚蓝蔚蓝的，一点渣滓都没有，象一块大水晶。 -
沈从文之后，有他。他继承了那种悠然的风格。喜欢那篇《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