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出版社:宗教文化
出版日期:2007-8
ISBN:9787801239037
作者:李际宁
页数:237页
作者简介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内收集的是笔者几年以来研究大藏经的阶段性成果。大藏经研究，是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版本研究的一部分，以笔者的经验，版本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这是《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插入不少图版的目的。其中许多图版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见到，笔者将这些图版插入《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中，正希望使读者能够见得到并能够欣赏，使各界同好能够共同研究探讨。
近代以来，随国内佛教学术研究的潮起潮落，大藏经的研究时起时伏，许多著名佛学研究大家，都关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然而，大藏经研究又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笔者服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承前辈学者的精心蓖集，这里成为研究大藏经得天独厚的宝地，丰富的藏品，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结集时，仅对个别字句、标点符号等做了调整，个别地方做了补充注释，其他地方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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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际宁：《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李际宁、陈红彦[选目]：《佛教文献留真》（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0年版）佛典版本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研究和立论受到材料的严格限制，借用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的话说，就是“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专治这门学问者不过数人而已，其中较著名的有童玮、李富华、方广锠、何梅和李际宁。李际宁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著有《佛经版本》（李际宁2002）和《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李际宁2007）。由于佛典版本学在中国不太发达，可以参考的专业书籍很少，许多读者遇到相关问题时，都会去参考李际宁这两本书，但不是谁都能注意到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借李际宁等编刊《佛教文献留真》（李际宁等2010）的机会，对李际宁（2002）和李际宁（2007）两书尝试提出一些批评和补充意见。编订《契丹藏》的诠明汉文大藏经的雕印始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目前仅存残卷十余种，收藏于中外各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年有《开宝遗珍》（方广锠等2010）的刊行，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全部残卷仿真复制500套。同《开宝藏》相比，存世的辽代单刻佛典乃至于零本的《契丹藏》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可以说毫不逊色。1999年春，北京某拍卖行出现一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唐窥基撰），刻本，卷轴装，仅有卷上，首残尾全，存十六纸。从卷尾“上三十五”推断，卷上总的纸数应为三十五纸。此《疏》被韦力高价买下，并于2002年出资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原件影印出版仿真本若干部，并托作者考证。作者先后写出《影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疏跋》（李际宁2007：229—235）和《拍卖行中出现的辽刻经疏》（李际宁2002：100—103），根据版刻风格将其定为辽刻。该《疏》卷尾有题记曰“燕京悯忠寺讲唯识论法华经释诠晓定本”，高清晰图版刊于《藏书家》第12辑封二。诠晓本名诠明，是辽代唯识宗的大著述家，曾主持编刻《契丹大藏经》，为避辽穆宗讳，易名诠晓。关于诠明的生活时代，作者提到：“据毕素娟考定，诠晓生活时代约在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活动时期当在10世纪中晚期至11世纪初。”（李际宁2007：232）此说当是引自毕素娟（1996）撰《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但最早将诠明生活时代考订为“约在五代后唐天成年间（926—930）至辽圣宗统和末年（1012）”的文章，是张畅耕和毕素娟合撰的《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张畅耕等1986）。从发表顺序上说，作者应引用这篇文章才是。后世文献提到诠明时，尊称他为“无碍大师”（《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天字引《元一统志》）或“钞主无碍大师”（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作者提到“辽圣宗赐号‘无碍大师’”（李际宁2002：102；李际宁2007：232），但辽圣宗赐号在文献上无徵。北京大兴县履磕村有一“无碍禅师之塔”，塔上署“至元六年建”。据学者研究，此塔主体部分应为辽塔，多半就是诠明的灵骨塔，“至元六年”只是该塔重修的时间。关于诠明出家前的姓氏和籍贯，由于资料缺乏，前人只能凭借其他材料猜测。比如张畅耕和毕素娟就说：陈垣作《释氏疑年录》，辽僧入录者凡十五人，其俗籍无一例外，皆是析津府属县。台湾省王吉林作《辽僧补传》，入传大德凡十九，亦多析津人氏，诠明大师之灵骨，置于燕京属地，似与前述可能有关。因系揣测，有待实证，故后记之。（张畅耕等1986：89）2004年，韩国松广寺出土诠明《法华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一和卷二刻本，卷一前有刘晟所撰《抄序》，明确提到诠明“俗姓刘氏，世为燕人焉”（西脇常記2009：Ⅲ·128 写真4）。往年张、毕二人所猜测者，已经可以坐实。丰润出土“小字本”《契丹藏》据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记载，有一种《契丹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学者遂据而推测《契丹藏》也许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987年，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出土过一批辽刻佛典，内有《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佛顶心观世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诸菩萨名集》、《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乘中兴三藏圣教》等。尤其是其中一函八册的“小字”雕印八十卷本《华严经》，千字文号与应县木塔出土的已被定为《契丹藏》零本的八十卷本《华严经》残本完全相合，极有可能就是“帙简部轻”“纸薄字密”的《契丹藏》“小字本”（李际宁2002：93—99）。这批佛典现藏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区文管所，虽然至今没有出版任何正式的考古报告（《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〇一〇）》收有部分丰润辽经的图版），但据作者说，介绍这批辽经的文章共有三篇，即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合撰的《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董宝莹等1991），陈国莹的《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陈国莹1989），以及郑绍宗的《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郑绍宗1997）。其中董宝莹等人的文章发表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作者介绍说“这是一份发行很少的内部资料，笔者一份承著者赠阅，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李际宁2002：95）。其实文章刊登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董宝莹等1991：13—34），我手上就有一本。这一辑《丰润文史资料选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方志馆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可以查阅，作者供职国图，似不应“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蒋唯心考证《金藏》诠明著作残本最早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赵城藏》）之中。这部藏经的雕印过程，最早是由蒋唯心所作《金藏雕印始末考》阐明的。《始末考》有南京支那内学院铅印单行本（蒋唯心1934），还收进北京三时学会编印的《宋藏遗珍叙目》（三时学会1935）。蒋唯心是四川璧山人，生卒年不详，曾在支那内学院随欧阳渐和吕澂研究佛学。蒋考证《金藏》时年纪轻，学力浅，若无高人指点，怎能以如此高效率解明《金藏》真相？担任幕后指点的高人就是吕澂（号秋一）。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棲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原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欧阳渐1944） 蒋唯心后来又入川访查当时刚刚发现的《洪武南藏》，不幸在路上遭到强盗撕票惨死，这在《得初刻南藏记》中也有记述：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簏，已而涉风陵，果舟覆没顶，救不死。岁杪奔丧入川，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遯，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谶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欧阳渐1944）欧阳渐还给《金藏雕印始末考》写过一篇跋，刊于《宋藏遗珍叙目》，提供了不少关于蒋唯心生平事迹的资料。因未见今人引用欧跋，现将其全文抄在下面，供佛典版本学者参考：法事才难，年富志强足以积学，而中道摧折，如我内院英英诸子，每一举念心痛不可自持也。顺德黄树因善梵藏文，东川聂耦庚善四阿含，石屏许一鸣善因明，皆弱冠病死，短折不永年。其最惨者，无锡黄通如刺激于共匪神乱剖腹死，璧山蒋唯心丁艰回璧绑匪撕票而亡，之二子者，善考据皆青年，而蒋生经涉世途，洞悉情伪，能为法事奔走耐劳苦，吾尤所希冀者也。二十三年夏，走山西云冈，有《云中访经礼佛记》，秋走山西赵城，有《金藏雕印始末考》，所留贻于世者，如此而已耳。考金藏雕印始末，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譬彼河海，此惟滥泉，耳即涸竭，恸何如哉。即此金藏，犹有莫大研究者也，金藏不下七千余卷，所借出获睹者不过五百余卷，中间有重出之书为两种刻版者，又有后来错杂掺入非全藏原书者，七千余卷，都须详审考别真面。乃法未穷海，人已丧残，偶检遗篇，伤心惕目，嗟乎唯心，吾如之何其勿悲哉。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朔欧阳渐。（三时学会1935：42右—43左） 《金藏》残片也曾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敦煌和吐鲁番（李际宁2002：114—118；李际宁2007：34—42、43—67）。作者曾根据党宝海（1999）的《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引用过德国突厥语权威茨默（Peter Zieme）关于一件回鹘文印经发愿文的翻译和研究（李际宁2002：118；李际宁2007：41—42）。作者随后又提及魏文捷翻译的一篇《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彼德·吉姆2002），并说“原作者是德国人彼德·吉姆”。至于这位“彼德·吉姆”与上面提到Peter Zieme有何关系，文中未作任何交待，仿佛是无关的两人似的。其实，这位“彼德·吉姆”正是茨默教授，魏文捷所译就是党宝海引用的那篇茨默论文。作者未能明确地将Peter Zieme与“彼德·吉姆”勘同，极易引起读者的误会。顺便提一句，茨默论文里提到的T. Moruyasu，不是汉译所谓“T.莫里雅苏”，而是指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中华书局刊印的《中华大藏经》，一般人都以为是由任继愈主持以《赵城藏》为底本影印，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李际宁2002：108）。其实，最早建议将《赵城藏》用作《中华大藏经》底本的是吕澂，可参看他1961年7月2日写给中华书局的信（高山杉2010：160）。任继愈不过沿用吕澂已有主张而已。“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1950年至1952年，胡适在调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所藏原北京大悲寺《碛砂藏》时发现：在配补的明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己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胡适1997：553）这个所谓《天龙山藏经》，完全是胡适自己的发明，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拿它做为推论的前提，结论肯定不会牢靠。作者就是被胡适之说所误，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部《天龙山藏经》。作者在整理国图所藏原属柏林寺的《碛砂藏》时，发现其中有八十卷本《华严经》十二册（每册一卷）残本，显为明代配补本。从卷一题记“元年己卯岁春”而且“元年”前面有剜改痕迹判断，此经也是胡适发现的那种建文帝时的《碛砂藏》配补本。作者在胡适之说的基础上，搜集若干证据，推论在建文帝时曾雕印过一部大藏经，经板藏于杭州天龙禅寺，可以叫做《天龙寺藏经》或“天龙寺大藏经”（李际宁2002：148—152；李际宁2007：97—108）。归纳作者所提证据，主要有二个。证据一，所谓《天龙山藏经》的十二册《华严经》带千字文帙号。但问题是一部带有千字文帙号的刻本佛典，不一定意味着它背后另有一部大藏经。这部明本《华严经》既然是用来配补原《碛砂藏》本《华严经》的，那么它那些与原《碛砂藏》本《华严经》千字文帙号相同的帙号，不过是沿用《碛砂藏》本《华严经》原来的帙号而已，不能由此推论它出自其他某部独立的大藏经。证据二，《华严经》卷一尾题后面有一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牌记。牌记中有三行题记，作者将其点断为：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作者认为既然说到“重刊大经全部”，可见是刊雕了一整部大藏经，而且是以四大部为主体的所谓“小藏”。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点读。其实，“全部”二字应属下读，即“全部功德”，指“重刊大经”所获“全部功德”。正确的断法应是：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牌记所提“大经”，就是《华严经》的别称，常读佛典者，一望即知。拿常见的华严宗章疏来说，宋僧净源的《华严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中出现过“云华十玄，根于《观门》，刚藏六相，源乎《大经》”，“《大经》云：蕴性不可灭，是故说无生”，“《大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他提到的《大经》都是指《华严经》。当然，被习称作“大经”的，还有《无量寿经》等，但行满既然雕刊《华严》，那么在牌记里用《大经》指《华严》，是十分自然的事。“天龙山大藏经”既然难以成立，“元年己卯岁春”也不是它的开雕时间，至于行满更不是“这部藏经的主持者”。行满不过是将原《碛砂藏》中经板已经毁坏的《华严经》加以补雕而已，“元年己卯岁春”记录的只是这部《华严》的补雕时间。至于经中题记所记录的那些助刊人，也不是什么《天龙山藏经》的助刊人，而只是配补本《华严经》的助刊人而已。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由于接受了李际宁“大经全部”的读法，也认为“大经全部”指《般若》、《华严》、《宝积》、《涅槃》所谓“四大部经”：值得注意的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意思，“大经全部”当指四大部经，但是目前仅见《大华严经》一部，其余三部是否已重刊，尚待来日新资料的发现。（李富华等2003：289） 这都是离真相越来越远了。事实很简单，不用绕那么多弯子。原《碛砂藏》的《华严经》板片毁损严重，无法刷印，于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就募缘重雕了一部（“重刊大经”），而不是先由行满刻出一部“天龙山大藏经”，然后某些人再拿这部“天龙藏”中的《华严经》经板，来配补《碛砂藏》的《华严经》。由于断句的错误，结果产生了一部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例子。可惜作者未能严密检核自己的推论，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李际宁 2010）。李立义还是李立叉元朝初年，曾有西夏遗民参与汉文大藏经《普宁藏》的雕印（李际宁2002：135—140），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有光明禅师李惠月（作者有时也把“惠月”写作“慧月”）。靠《普宁藏》中留下来的一些汉文题记、朱墨色戳记和西夏文牌记，李惠月印经和施经的事迹得以为后人所知（李际宁2002：141—147；李际宁2007：185—207）。据作者录文，李惠月汉文施经墨色戳记内容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作者据此推断，这位光明禅师“俗姓李氏，名立义，法名慧（惠）月，法号光明禅师”（李际宁2002：144；李际宁2007：196）。但是，李惠月的俗名不大可能是姓“李”名“立义”。我们都知道，“义”是“義”的简化字，古人若写刻“义”字的话，定会写成“義”。比如在李惠月所施《华严经》泥金写本的施经题记中，就有一个“義”字。在写本和印本佛典中，有一个字非常像简化字“义”，那就是“叉”（梵语“洛叉”、“药叉”、“木叉”的“叉”）。“叉”字有时封口，有时不封口，不封口的“叉”字，十分接近简化字“义”。我怀疑“李立义”应作“李立叉”。那么，“李立叉”到底是光明禅师的什么名字呢？在李惠月施经朱色戳记中，有“李光明禅师”七字。“李”字后面两个字符是西夏文，据史金波译释，是“大德”的意思。“李光明禅师”就是“李大德光明禅师”（史金波等19××：××）。施经墨色戳记中与朱色戳记“李大德光明禅师”相应的文字，是“李立叉光明禅师”。或者更简单些说，与西夏文“大德”二字相应的，就是这个“立叉”。我们似应在西夏语“大德”二字的读音中（西夏文“大”字拟音*ljịj，“德”字拟音*tśhja，李范文1997：518、813）寻找“立叉”二字的起源。洪武南藏的图版资料明代是雕印大藏经的高峰期，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洪武南藏》。这部藏经的经板毁于大火，印本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抗战时期，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全藏印本（李际宁2002：153—154）。发现者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员德潜法师。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国都沦陷，院藏内外典三万卷荡然无存。工作无器，行迈无赀，然不可已已。从吾入川者不乏人，德潜英迈，以秋一教导继蒋唯心之作，住崇庆上古月余，遂得遇初刻《南藏》之真面也。（欧阳渐1944）吕澂所撰《南藏初刻考》（欧阳渐1944）是最早研究《洪武南藏》的文字。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名著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右《百法忠疏》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佚失将五百年，今无意得之成都灯旭苾蒭处。《宋僧传》云，义忠《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称为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华云云。玩绎是篇，信非益誉。亟为校刊以饷学者。（义忠1935）作者认为《洪武南藏》“图版资料亦未公布”（李际宁2002：154），这是不正确的。吕澂《南藏初刻考》一文初刊於支那内学院蜀院编印的《内院杂刊》，其中附有很多图版，包括《百法忠疏》的图版，只是后来编进各书时才被删去。作者未能见到初版，故有“图版资料亦未公布”之说。《洪武南藏》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2003年3月曾由四川省菩提印经院影印出版。最早的方册本藏经自明南北藏之后，藏经雕印史上起一革命，即方册本（俗称线装本）藏经的出现。方册本藏经始于《武林藏》（李际宁2002：164—169；李际宁2007：83—96），完成于《嘉兴藏》（李际宁2002：170—175），而集大成于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等所刻佛典。武林即杭州古名，《武林藏》经板据说藏于杭州昭庆寺。中国学者对《武林藏》最早的介绍，大概要属吕澂《佛典汎论》（作者以为此书出版时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误）中的一段话：嘉靖间，因南北藏版存内府，请施不易，遂有私家方册本之改刻。版存武林昭庆寺（见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序文）。改梵本为书册，自此为始。今全佚。盖当时刻工不良，印行垂六十余年，即模糊成废本也（亦见《华严疏抄》序文）。（吕澂1925：30右）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国图工作，竟未见《佛典汎论》原本（国图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该书初版本和再版本多部），参考引用的居然还是佛教协会影印的本子：吕先生这部《佛典汎论》今天已经不大好找……笔者使用的还是稍早以前中国佛教协会选印的教材，说它“稍早”，是因为书上没有说明印刷年月，笔者只能猜测大约“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书简直说不上有真正意义的“装潢”，白色书皮，四个黑体大字“佛典汎论”，极为简陋，但是书后所附图版却相当清晰，只是图版中没有吕先生说的“武林藏”。吕先生这段论述，后来常常被研究者引用为论证“武林藏”存在的证据。遗憾的是，这部经我们今天也已经见不到，有关资料的出处成为“记载”而没有实物证实了。吕先生所说，只是一些零本，这些零本是单刻，还是带千字文的大藏本，都不清楚。（李际宁2002：165）有说这几句话的功夫，还不如把《佛典汎论》原书借出来看一下。另外，作者恐怕完全误解了吕澂的意思。吕澂从未说过他手里有或者见过《武林藏》的零本，所以作者也不可能在《佛典汎论》书后所附图版中找到它。至于吕澂所提“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不是指《武林藏》的零本《华严疏抄》，而是说这部明刻《华严疏抄》的序文中交代了有关《武林藏》刻印的一些情况。内学院藏明刻《华严疏抄》似即《华严经行愿品疏钞》，该书收进《卍续藏》，书前有新安道奎《重刊序》，其中提到“予恒伤清凉著述六百卷之繁今多散落，即《续疏》十卷亦不复存，幸此一卷《疏钞》昭庆藏板具为，不知何缘南北两藏俱未收入，嘉兴书本亦然”。“昭庆藏板具为”一句不可解，真实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里说：“七千卷之大藏，非大加一番整理不能发其光明；而整理之功，非用近世科学方法不可……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此实全世界学术上一大业，而我国人所不容多让者也。”佛典版本学正是这样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学问的“新殖民地”。正如作者所说，此学“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李际宁2007：236）。但是，作者近年来在未见实物或实物照片的情况下，考证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与苏州瑞光寺出土《法华》同版（李际宁2009），颇有悖于往年提出的治学原则，实在无法让读者完全理解和心服。由此可见，中国的佛典版本学距离完全成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文献[德]彼德·吉姆（Peter Zieme，2002）：〈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魏文捷[译]。《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毕素娟（1996）：〈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陈国莹（1989）：〈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党宝海（1999）：〈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卷。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1991）：〈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丰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方广锠、李际宁（2010）：《开宝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高山杉（2010）：〈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胡适（1997）：《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蒋唯心（1934）：《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李范文（1997）：《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富华、何梅（200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李际宁（2002）：《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李际宁（2007）：《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李际宁（2009）：〈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雕版年代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际宁（2010）：〈浅谈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两种佛典的史料价值〉。《文津学志》第3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际宁、陈红彦（2010）：《佛教文献留真》。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吕澂（1925）：《佛典汎论》。上海：商务印书馆。欧阳渐（1944）：《内学杂著》（上）。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三时学会（1935）：《宋藏遗珍叙目》。北京：三时学会。史金波、王菡（19××）：〈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唐]义忠（1935）：《百法明门论疏》。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张畅耕、毕素娟（1986）：〈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郑绍宗（1997）：〈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西脇常記（2009）：『中国古典社会における仏教の諸相』。東京：知泉書館。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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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0日捐赠 -
李际宁：《佛经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李际宁、陈红彦[选目]：《佛教文献留真》
（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0年版）
佛典版本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研究和立论受到材料的严格限制，借用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的话说，就是“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专治这门学问者不过数人而已，其中较著名的有童玮、李富华、方广锠、何梅和李际宁。李际宁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著有《佛经版本》（李际宁2002）和《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李际宁2007）。由于佛典版本学在中国不太发达，可以参考的专业书籍很少，许多读者遇到相关问题时，都会去参考李际宁这两本书，但不是谁都能注意到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借李际宁等编刊《佛教文献留真》（李际宁等2010）的机会，对李际宁（2002）和李际宁（2007）两书尝试提出一些批评和补充意见。
编订《契丹藏》的诠明
汉文大藏经的雕印始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目前仅存残卷十余种，收藏于中外各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年有《开宝遗珍》（方广锠等2010）的刊行，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全部残卷仿真复制500套。同《开宝藏》相比，存世的辽代单刻佛典乃至于零本的《契丹藏》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可以说毫不逊色。1999年春，北京某拍卖行出现一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唐窥基撰），刻本，卷轴装，仅有卷上，首残尾全，存十六纸。从卷尾“上三十五”推断，卷上总的纸数应为三十五纸。此《疏》被韦力高价买下，并于2002年出资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原件影印出版仿真本若干部，并托作者考证。作者先后写出《影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疏跋》（李际宁2007：229—235）和《拍卖行中出现的辽刻经疏》（李际宁2002：100—103），根据版刻风格将其定为辽刻。
该《疏》卷尾有题记曰“燕京悯忠寺讲唯识论法华经释诠晓定本”，高清晰图版刊于《藏书家》第12辑封二。诠晓本名诠明，是辽代唯识宗的大著述家，曾主持编刻《契丹大藏经》，为避辽穆宗讳，易名诠晓。关于诠明的生活时代，作者提到：“据毕素娟考定，诠晓生活时代约在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活动时期当在10世纪中晚期至11世纪初。”（李际宁2007：232）此说当是引自毕素娟（1996）撰《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但最早将诠明生活时代考订为“约在五代后唐天成年间（926—930）至辽圣宗统和末年（1012）”的文章，是张畅耕和毕素娟合撰的《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张畅耕等1986）。从发表顺序上说，作者应引用这篇文章才是。
后世文献提到诠明时，尊称他为“无碍大师”（《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天字引《元一统志》）或“钞主无碍大师”（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作者提到“辽圣宗赐号‘无碍大师’”（李际宁2002：102；李际宁2007：232），但辽圣宗赐号在文献上无徵。北京大兴县履磕村有一“无碍禅师之塔”，塔上署“至元六年建”。据学者研究，此塔主体部分应为辽塔，多半就是诠明的灵骨塔，“至元六年”只是该塔重修的时间。关于诠明出家前的姓氏和籍贯，由于资料缺乏，前人只能凭借其他材料猜测。比如张畅耕和毕素娟就说：
陈垣作《释氏疑年录》，辽僧入录者凡十五人，其俗籍无一例外，皆是析津府属县。台湾省王吉林作《辽僧补传》，入传大德凡十九，亦多析津人氏，诠明大师之灵骨，置于燕京属地，似与前述可能有关。因系揣测，有待实证，故后记之。（张畅耕等1986：89）
2004年，韩国松广寺出土诠明《法华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一和卷二刻本，卷一前有刘晟所撰《抄序》，明确提到诠明“俗姓刘氏，世为燕人焉”（西脇常記2009：Ⅲ·128 写真4）。往年张、毕二人所猜测者，已经可以坐实。
丰润出土“小字本”《契丹藏》
据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记载，有一种《契丹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学者遂据而推测《契丹藏》也许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987年，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出土过一批辽刻佛典，内有《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佛顶心观世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诸菩萨名集》、《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乘中兴三藏圣教》等。尤其是其中一函八册的“小字”雕印八十卷本《华严经》，千字文号与应县木塔出土的已被定为《契丹藏》零本的八十卷本《华严经》残本完全相合，极有可能就是“帙简部轻”“纸薄字密”的《契丹藏》“小字本”（李际宁2002：93—99）。
这批佛典现藏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区文管所，虽然至今没有出版任何正式的考古报告（《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〇一〇）》收有部分丰润辽经的图版），但据作者说，介绍这批辽经的文章共有三篇，即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合撰的《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董宝莹等1991），陈国莹的《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陈国莹1989），以及郑绍宗的《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郑绍宗1997）。其中董宝莹等人的文章发表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作者介绍说“这是一份发行很少的内部资料，笔者一份承著者赠阅，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李际宁2002：95）。其实文章刊登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董宝莹等1991：13—34），我手上就有一本。这一辑《丰润文史资料选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方志馆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可以查阅，作者供职国图，似不应“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
蒋唯心考证《金藏》
诠明著作残本最早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赵城藏》）之中。这部藏经的雕印过程，最早是由蒋唯心所作《金藏雕印始末考》阐明的。《始末考》有南京支那内学院铅印单行本（蒋唯心1934），还收进北京三时学会编印的《宋藏遗珍叙目》（三时学会1935）。蒋唯心是四川璧山人，生卒年不详，曾在支那内学院随欧阳渐和吕澂研究佛学。蒋考证《金藏》时年纪轻，学力浅，若无高人指点，怎能以如此高效率解明《金藏》真相？担任幕后指点的高人就是吕澂（号秋一）。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棲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原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欧阳渐1944）
蒋唯心后来又入川访查当时刚刚发现的《洪武南藏》，不幸在路上遭到强盗撕票惨死，这在《得初刻南藏记》中也有记述：
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簏，已而涉风陵，果舟覆没顶，救不死。岁杪奔丧入川，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遯，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谶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欧阳渐1944）
欧阳渐还给《金藏雕印始末考》写过一篇跋，刊于《宋藏遗珍叙目》，提供了不少关于蒋唯心生平事迹的资料。因未见今人引用欧跋，现将其全文抄在下面，供佛典版本学者参考：
法事才难，年富志强足以积学，而中道摧折，如我内院英英诸子，每一举念心痛不可自持也。顺德黄树因善梵藏文，东川聂耦庚善四阿含，石屏许一鸣善因明，皆弱冠病死，短折不永年。其最惨者，无锡黄通如刺激于共匪神乱剖腹死，璧山蒋唯心丁艰回璧绑匪撕票而亡，之二子者，善考据皆青年，而蒋生经涉世途，洞悉情伪，能为法事奔走耐劳苦，吾尤所希冀者也。二十三年夏，走山西云冈，有《云中访经礼佛记》，秋走山西赵城，有《金藏雕印始末考》，所留贻于世者，如此而已耳。考金藏雕印始末，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譬彼河海，此惟滥泉，耳即涸竭，恸何如哉。即此金藏，犹有莫大研究者也，金藏不下七千余卷，所借出获睹者不过五百余卷，中间有重出之书为两种刻版者，又有后来错杂掺入非全藏原书者，七千余卷，都须详审考别真面。乃法未穷海，人已丧残，偶检遗篇，伤心惕目，嗟乎唯心，吾如之何其勿悲哉。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朔欧阳渐。（三时学会1935：42右—43左）
《金藏》残片也曾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敦煌和吐鲁番（李际宁2002：114—118；李际宁2007：34—42、43—67）。作者曾根据党宝海（1999）的《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引用过德国突厥语权威茨默（Peter Zieme）关于一件回鹘文印经发愿文的翻译和研究（李际宁2002：118；李际宁2007：41—42）。作者随后又提及魏文捷翻译的一篇《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彼德·吉姆2002），并说“原作者是德国人彼德·吉姆”。至于这位“彼德·吉姆”与上面提到Peter Zieme有何关系，文中未作任何交待，仿佛是无关的两人似的。其实，这位“彼德·吉姆”正是茨默教授，魏文捷所译就是党宝海引用的那篇茨默论文。作者未能明确地将Peter Zieme与“彼德·吉姆”勘同，极易引起读者的误会。顺便提一句，茨默论文里提到的T. Moruyasu，不是汉译所谓“T.莫里雅苏”，而是指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
中华书局刊印的《中华大藏经》，一般人都以为是由任继愈主持以《赵城藏》为底本影印，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李际宁2002：108）。其实，最早建议将《赵城藏》用作《中华大藏经》底本的是吕澂，可参看他1961年7月2日写给中华书局的信（高山杉2010：160）。任继愈不过沿用吕澂已有主张而已。
“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
1950年至1952年，胡适在调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所藏原北京大悲寺《碛砂藏》时发现：
在配补的明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己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胡适1997：553）
这个所谓《天龙山藏经》，完全是胡适自己的发明，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拿它做为推论的前提，结论肯定不会牢靠。作者就是被胡适之说所误，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部《天龙山藏经》。
作者在整理国图所藏原属柏林寺的《碛砂藏》时，发现其中有八十卷本《华严经》十二册（每册一卷）残本，显为明代配补本。从卷一题记“元年己卯岁春”而且“元年”前面有剜改痕迹判断，此经也是胡适发现的那种建文帝时的《碛砂藏》配补本。作者在胡适之说的基础上，搜集若干证据，推论在建文帝时曾雕印过一部大藏经，经板藏于杭州天龙禅寺，可以叫做《天龙寺藏经》或“天龙寺大藏经”（李际宁2002：148—152；李际宁2007：97—108）。
归纳作者所提证据，主要有二个。证据一，所谓《天龙山藏经》的十二册《华严经》带千字文帙号。但问题是一部带有千字文帙号的刻本佛典，不一定意味着它背后另有一部大藏经。这部明本《华严经》既然是用来配补原《碛砂藏》本《华严经》的，那么它那些与原《碛砂藏》本《华严经》千字文帙号相同的帙号，不过是沿用《碛砂藏》本《华严经》原来的帙号而已，不能由此推论它出自其他某部独立的大藏经。
证据二，《华严经》卷一尾题后面有一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牌记。牌记中有三行题记，作者将其点断为：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作者认为既然说到“重刊大经全部”，可见是刊雕了一整部大藏经，而且是以四大部为主体的所谓“小藏”。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点读。其实，“全部”二字应属下读，即“全部功德”，指“重刊大经”所获“全部功德”。正确的断法应是：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牌记所提“大经”，就是《华严经》的别称，常读佛典者，一望即知。拿常见的华严宗章疏来说，宋僧净源的《华严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中出现过“云华十玄，根于《观门》，刚藏六相，源乎《大经》”，“《大经》云：蕴性不可灭，是故说无生”，“《大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他提到的《大经》都是指《华严经》。当然，被习称作“大经”的，还有《无量寿经》等，但行满既然雕刊《华严》，那么在牌记里用《大经》指《华严》，是十分自然的事。
“天龙山大藏经”既然难以成立，“元年己卯岁春”也不是它的开雕时间，至于行满更不是“这部藏经的主持者”。行满不过是将原《碛砂藏》中经板已经毁坏的《华严经》加以补雕而已，“元年己卯岁春”记录的只是这部《华严》的补雕时间。至于经中题记所记录的那些助刊人，也不是什么《天龙山藏经》的助刊人，而只是配补本《华严经》的助刊人而已。
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由于接受了李际宁“大经全部”的读法，也认为“大经全部”指《般若》、《华严》、《宝积》、《涅槃》所谓“四大部经”：
值得注意的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意思，“大经全部”当指四大部经，但是目前仅见《大华严经》一部，其余三部是否已重刊，尚待来日新资料的发现。（李富华等2003：289）
这都是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事实很简单，不用绕那么多弯子。原《碛砂藏》的《华严经》板片毁损严重，无法刷印，于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就募缘重雕了一部（“重刊大经”），而不是先由行满刻出一部“天龙山大藏经”，然后某些人再拿这部“天龙藏”中的《华严经》经板，来配补《碛砂藏》的《华严经》。由于断句的错误，结果产生了一部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例子。可惜作者未能严密检核自己的推论，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李际宁 2010）。
李立义还是李立叉
元朝初年，曾有西夏遗民参与汉文大藏经《普宁藏》的雕印（李际宁2002：135—140），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有光明禅师李惠月（作者有时也把“惠月”写作“慧月”）。靠《普宁藏》中留下来的一些汉文题记、朱墨色戳记和西夏文牌记，李惠月印经和施经的事迹得以为后人所知（李际宁2002：141—147；李际宁2007：185—207）。据作者录文，李惠月汉文施经墨色戳记内容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
作者据此推断，这位光明禅师“俗姓李氏，名立义，法名慧（惠）月，法号光明禅师”（李际宁2002：144；李际宁2007：196）。
但是，李惠月的俗名不大可能是姓“李”名“立义”。我们都知道，“义”是“義”的简化字，古人若写刻“义”字的话，定会写成“義”。比如在李惠月所施《华严经》泥金写本的施经题记中，就有一个“義”字。在写本和印本佛典中，有一个字非常像简化字“义”，那就是“叉”（梵语“洛叉”、“药叉”、“木叉”的“叉”）。“叉”字有时封口，有时不封口，不封口的“叉”字，十分接近简化字“义”。我怀疑“李立义”应作“李立叉”。
那么，“李立叉”到底是光明禅师的什么名字呢？在李惠月施经朱色戳记中，有“李光明禅师”七字。“李”字后面两个字符是西夏文，据史金波译释，是“大德”的意思。“李光明禅师”就是“李大德光明禅师”（史金波等19××：××）。施经墨色戳记中与朱色戳记“李大德光明禅师”相应的文字，是“李立叉光明禅师”。或者更简单些说，与西夏文“大德”二字相应的，就是这个“立叉”。我们似应在西夏语“大德”二字的读音中（西夏文“大”字拟音*ljịj，“德”字拟音*tśhja，李范文1997：518、813）寻找“立叉”二字的起源。
洪武南藏的图版资料
明代是雕印大藏经的高峰期，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洪武南藏》。这部藏经的经板毁于大火，印本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抗战时期，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全藏印本（李际宁2002：153—154）。发现者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员德潜法师。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国都沦陷，院藏内外典三万卷荡然无存。工作无器，行迈无赀，然不可已已。从吾入川者不乏人，德潜英迈，以秋一教导继蒋唯心之作，住崇庆上古月余，遂得遇初刻《南藏》之真面也。（欧阳渐1944）
吕澂所撰《南藏初刻考》（欧阳渐1944）是最早研究《洪武南藏》的文字。
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名著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
右《百法忠疏》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佚失将五百年，今无意得之成都灯旭苾蒭处。《宋僧传》云，义忠《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称为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华云云。玩绎是篇，信非益誉。亟为校刊以饷学者。（义忠1935）
作者认为《洪武南藏》“图版资料亦未公布”（李际宁2002：154），这是不正确的。吕澂《南藏初刻考》一文初刊於支那内学院蜀院编印的《内院杂刊》，其中附有很多图版，包括《百法忠疏》的图版，只是后来编进各书时才被删去。作者未能见到初版，故有“图版资料亦未公布”之说。《洪武南藏》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2003年3月曾由四川省菩提印经院影印出版。
最早的方册本藏经
自明南北藏之后，藏经雕印史上起一革命，即方册本（俗称线装本）藏经的出现。方册本藏经始于《武林藏》（李际宁2002：164—169；李际宁2007：83—96），完成于《嘉兴藏》（李际宁2002：170—175），而集大成于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等所刻佛典。武林即杭州古名，《武林藏》经板据说藏于杭州昭庆寺。
中国学者对《武林藏》最早的介绍，大概要属吕澂《佛典汎论》（作者以为此书出版时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误）中的一段话：
嘉靖间，因南北藏版存内府，请施不易，遂有私家方册本之改刻。版存武林昭庆寺（见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序文）。改梵本为书册，自此为始。今全佚。盖当时刻工不良，印行垂六十余年，即模糊成废本也（亦见《华严疏抄》序文）。（吕澂1925：30右）
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国图工作，竟未见《佛典汎论》原本（国图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该书初版本和再版本多部），参考引用的居然还是佛教协会影印的本子：
吕先生这部《佛典汎论》今天已经不大好找……笔者使用的还是稍早以前中国佛教协会选印的教材，说它“稍早”，是因为书上没有说明印刷年月，笔者只能猜测大约“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书简直说不上有真正意义的“装潢”，白色书皮，四个黑体大字“佛典汎论”，极为简陋，但是书后所附图版却相当清晰，只是图版中没有吕先生说的“武林藏”。吕先生这段论述，后来常常被研究者引用为论证“武林藏”存在的证据。遗憾的是，这部经我们今天也已经见不到，有关资料的出处成为“记载”而没有实物证实了。吕先生所说，只是一些零本，这些零本是单刻，还是带千字文的大藏本，都不清楚。（李际宁2002：165）
有说这几句话的功夫，还不如把《佛典汎论》原书借出来看一下。另外，作者恐怕完全误解了吕澂的意思。吕澂从未说过他手里有或者见过《武林藏》的零本，所以作者也不可能在《佛典汎论》书后所附图版中找到它。至于吕澂所提“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不是指《武林藏》的零本《华严疏抄》，而是说这部明刻《华严疏抄》的序文中交代了有关《武林藏》刻印的一些情况。内学院藏明刻《华严疏抄》似即《华严经行愿品疏钞》，该书收进《卍续藏》，书前有新安道奎《重刊序》，其中提到“予恒伤清凉著述六百卷之繁今多散落，即《续疏》十卷亦不复存，幸此一卷《疏钞》昭庆藏板具为，不知何缘南北两藏俱未收入，嘉兴书本亦然”。“昭庆藏板具为”一句不可解，真实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里说：“七千卷之大藏，非大加一番整理不能发其光明；而整理之功，非用近世科学方法不可……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此实全世界学术上一大业，而我国人所不容多让者也。”佛典版本学正是这样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学问的“新殖民地”。正如作者所说，此学“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李际宁2007：236）。但是，作者近年来在未见实物或实物照片的情况下，考证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与苏州瑞光寺出土《法华》同版（李际宁2009），颇有悖于往年提出的治学原则，实在无法让读者完全理解和心服。由此可见，中国的佛典版本学距离完全成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德]彼德·吉姆（Peter Zieme，2002）：〈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魏文捷[译]。《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毕素娟（1996）：〈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
陈国莹（1989）：〈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党宝海（1999）：〈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卷。
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1991）：〈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丰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方广锠、李际宁（2010）：《开宝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
高山杉（2010）：〈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
胡适（1997）：《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蒋唯心（1934）：《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
李范文（1997）：《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富华、何梅（200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2）：《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际宁（2007）：《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9）：〈中村不折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雕版年代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李际宁（2010）：〈浅谈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两种佛典的史料价值〉。《文津学志》第3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李际宁、陈红彦（2010）：《佛教文献留真》。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吕澂（1925）：《佛典汎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欧阳渐（1944）：《内学杂著》（上）。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三时学会（1935）：《宋藏遗珍叙目》。北京：三时学会。
史金波、王菡（19××）：〈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唐]义忠（1935）：《百法明门论疏》。江津：支那内学院蜀院。
张畅耕、毕素娟（1986）：〈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9期。
郑绍宗（1997）：〈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西脇常記（2009）：『中国古典社会における仏教の諸相』。東京：知泉書館。 -
很好啊。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