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书评

历史为什么抛弃了蒋介石

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下了他对国民党的失败印象：“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致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为另一场革命。”这位外交家同时也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说的没错，从1945年9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胜国的执政党，在短短四年之内却丧失了统治权，而且人心尽失，我们很像探究其中的原委。《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全景展示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几年，详细分析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和兵戎交锋，让我们了解到在那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什么让历史抛弃了蒋介石。 一直以来，国民党问题的研究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大陆学者容易受制于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产生成王败寇的心理优势，分析这一问题自然很难客观公正;而台湾学者因为国民党的失败会极力掩饰或者避而不谈这一问题;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最初因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也对这一问题遮遮掩掩。而汪朝光教授的这本书则是完全站在国民党的角度看问题，引用的史料都是国民党的方方面面，包括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把握和掌控，国民党内部对如何应对战后政局尤其是国共关系的考量与争论，国共两党对至关重要的东北地方的争夺及其成败得失，国共内战的军事个案叹息，以及诸如经济、人事、地方、中间党派等战后中国社会问题等。 所有这些史料分析，无不指向一个问题——历史为什么抛弃了蒋介石，或者说国民党如何失去了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当然不可能是单一因素所致，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所熟悉的观点是：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实际上军阀割据，地方势力与中央阳奉阴违;失去民心，忽略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的存在，土地改革没有深入;共产党势力在大后方的迅速壮大;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国民党内部腐败;经济崩溃等等。但是在《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一书中，更多的是挖掘国民党内部自身的深层原因。在国民党组织结构上，它缺乏一种制度化的特征，其权力的运作机制完全是一种依靠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这种“以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政治”表面看起来行政系统高度一体化、集体化、实际上，整个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合理化程度极低。加上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官僚腐败，更让决策执行起来走样、拖延、失效甚至颠倒。于是我们看到，当蒋介石作出正确决策时，往往因为执行不力而没有效果或适得其反，而当蒋对“官僚资本”的处理无力、试图解决金融危机却引发经济崩溃、对美苏外交上的短视等政治经济的失误出现，国民党内尽管批评声不断，但也无法形成统一而有效的解决意见，这些都使得蒋介石在独裁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而当这些错误表现在另一个领域——军事上，失败就是最致命的，也是必然的宿命。很难想象，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居然没有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对于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纲领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是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尽管蒋的这些设想不无道理，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因此当战争打响之后，国民党的军队协同配合、随机应变等能力很低，对于作战指示、信息和战局领会都很被动，无论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后方，屡屡犯着相似的错误又不能改正，显然失败是注定的。 二战期间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说过：“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的确，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享有独裁者之名，但在党内派系争斗激烈，军阀间貌合神离、外国列强不怀好意的年代，他无法获得独裁者之实，他必须笼络、打击甚至讨好各方，历史抛弃了他，也跟他开了个黑色的玩笑。

国民党的失败给我党的借鉴

1政治上不愿意放弃既有的权力和党义的教条，书中引用一个国民党老党员的话（大意如此），说如果放弃三民主义和孙文思想，退回到北洋代议制议会政府，如果把节制资本的理念抛弃退回到北洋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话，那个革命岂不是白革了，不是证明我们错了？但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就走回了北洋代议民主制的老路，孙文那套东西根本是行不通的，三年开一次的所谓国民大会弄到最后和某党的人大会议其实是一个玩意，根本起不到所谓制约权力的作用，一党治政没有政治制约，不要说五权，哪怕在行政体系下搞个十权，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最终在时势下顺应潮流，放弃了三民主义和孙文教条，才最终达成了现在的民主体制。而国民党所谓的民权思想不过是儒家民本思想，贤君政治的改良版而已，是一个所谓好政府独裁体制下的革命群众的权力而已。最近汪帅在深圳大举一些20年不大被提起的改革人物，胡总温相在不同场合谈起政体改革，又遭到剧烈的反映和冲击，这些事似乎又在酝酿说明着什么，前朝教训值得警惕2经济上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又和孙文思想有关，孙文的民生主义类似于现在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强调大所数垄断行业和资源包括土地都应该有政府垄断和控制，所谓的节制资本结果扩大了官僚资本的庞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在孙文所谓民生（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观引导下，再加上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使得国民党在战后彻底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接受大员混乱的贪污国家资产，国家控制的企业大大增加，官僚资本急剧庞大，结果造就了天怒人怨的结局，为中共所利用。在今天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大潮下，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关注。3军事上国民党毫无张法，国民党对抗战胜利时间估计不足，所以所谓接受策略都是匆忙定制，根本没有具体细致的安排和措施，混乱不堪，应对不足。军事上缺乏长期的战略，拆东墙补西墙，有没有重点进攻的规划都大成问题（曾文正平定长毛，无论长毛如何在湖北进攻，湘军始终力攻安庆，不受长毛牵制，终成大业，满洲山东为共军接受苏联援助的大基地，应为国军集结军队进攻中心关键地带，然国军始终被共军其他战场出击所打乱进攻步骤，结果进攻毫无张法，拆东墙补西墙，混乱不堪。4外交上全面失败，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既不能和苏联及时妥协（说难听点就是暂时出卖一些利益），换取苏军对满洲撤军问题的配合。又不能赢得美国的外交支持，而在美国压力下，又犹豫不决，不能决然行动，在不恰当的时刻又在美国压力下进行所谓军制改革，结果输了外援又丢了时机，被美国老板抛弃，可为外交的大失败，相反中共在旅大和满洲问题上对苏外交就灵活机动的多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过多的阐述了国党部分而忽略了共党部分，比如说到还乡团的残忍问题，却忽略了中共在47年土改的过激情况，在农村乱杀地主和富农，造就一些小地主的仇恨和反扑，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杨奎松的建国史研究一有关于土改的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国民党“失天下”的细节

以前读到1945到1949这三年的历史，总难免心有不明之处。国民党兵多将广，武器先进，统治区域大，更是当时的合法政府，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理应远强于其对手共产党才是。可为何战端一起，打着打着就从全面进攻变成了全面防守，“飞机加大炮”被“小米加步枪”打得一败涂地，最后竟然丢了整个江山，不得不跑到弹丸小岛上去负隅呢？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自然说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民心尽失，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吊民伐罪，作战英勇，自然是摧枯拉朽，将蒋家王朝彻底埋葬。这种说法，且不论其对错，但出自胜利一方而掺杂过多主观意向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也有其道理，但若以历史分析来论，难免大而无当，缺乏细节支撑。但是在两岸对峙，国共意识形态分裂严重的情形下，此段历史已成为政治之禁忌，要得知“细节”谈何容易。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两岸局势有所缓和，当年国民党的历史档案也得以解禁，而意识形态的纷争也已经淡化。这一切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审视这段对中国命运颇为重要的历史的“细节”。 本书就是一部立足于“细节”的史学著作，作者以目前已公开的国民党会议纪要、党内文件及蒋介石日记等历史资料为依据，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抗日胜利后国共致力于“和平”的谈判阶段，到谈判破裂后的军事较量，一直叙述到大局已定后各方人士的抉择。期间重点并没有放在以往讨论较多的三大战役等战役战术层面，而是着重分析国民党在抗战后的政治、经济、党政、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和动向，而这正是以往着墨不多的部分。全书以叙述为主，杂以总结性的评论，在尊重客观，还原史实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看法。虽说基于立场，百分百的客观未必做到，但至少书里称“国民政府”而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称“国共内战”而不是“解放战争”，比起以往的“政治为纲”，已经不错了。那么，在作者眼中，国民党缘何“失天下”？ 首先必须肯定国民党在这场政争之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正是这种优势让国民党看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当其时，抗战胜利，民心思治，本不宜重启战端。可国民党在政治上独断专行，根本容不下其竞争对手；对战后物资的接受本是有利条件，可惜监管失当，贪腐横行，导致民心迅速失去；处理社会问题时，未能合理处理战后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反令党内官僚资本坐大；外交方面，优柔寡断，缺乏原则，履受轻侮；党政方面，派别林立，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各人皆争取权利而不担责任，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人事关系仍是决定因素；军事上过于强调正统，缺乏灵活手腕；经济上未能恢复生产，反而催生通货膨胀…… 以此观之，则似乎国民党是步步皆错，满盘皆输。不是中共太强，而是国民党内部自我崩溃。但这诸多原因之中，到底什么才是关键呢？其实作者也已有指出，诸多原因，其实都是由一个因素引起，那就是对“权力”的过分执着。 与中共的分裂，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理念上的分裂，但实质上却是国民党及蒋介石不容他人染指权力的心态作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身为政治强人的蒋介石，又岂容得下同为强人的毛泽东和中共？即使要在美国面前做出“民主”的表态，国民党对“其他党派”的开放政府也只是让其装点门面而已。既不能民主议政，割据一方更加不能容忍。蒋介石在抗战后连龙云都迫不及待动手剪除，何况势力更大的中共？正是因为一党独大，所以党员专横自大，缺乏与社会人士的沟通，导致统治根基日益薄弱。官员贪恋手中权力不肯放手，忙着攫取利益，导致党内官僚作风横行，腐败与官僚资本大行其道。因为无法接受中共，所以在民众反对声中仍然刚愎自用，诉诸武力。结果军费开支巨大，社会无力承担，空发纸币，经济怎能不坏？ 这真叫一步错，步步错。越是贪恋权力，反而越是失去权力。到头来失了民心，也最终失了天下。正应了那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从“训政”变为“宪政”，可惜光打雷不下雨，凡事还是多仰仗“钧座”一人的威信。威权体制之下，“民主化”不过是个粉饰的口号而已。从这点看，国民党离“民主”还是天高路远。三年内战的结果是江山易主，可也不过是“一党训政”换成“一党专政”而已，如今再看，唯有苦笑。因此，说这一历史时期重要不假，但要说是个“重要转折”，那只能说你还没看懂历史了。对于今日之中国，能从这段历史中借鉴什么？很难说，但经验还是有的。那就是要让人放弃，哪怕部分放弃手中已有的权力，那真是千难万难。这一点，对当今中国又有什么启示呢？

作為大陸出版的書籍而言已是十分不錯

就國共內戰這段歷史而言，此書算得上是大陸出版的最好的一本了，雖然作者對於歷史事件的評判礙於身處大陸不得不隨主流（例如1946年制憲一事就依舊使用官方口徑），但就引用檔案既蘇聯影響這兩點還是使此書值得一讀（有不少檔案難以見到、蘇聯影響在以往大多都是一筆帶過），且詳實細膩十分值得一讀。

“内蚀”的国民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然而，中国大地并不太平，国共两党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重新提上日程，在打退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国共合作的纽带断了，剩下的只是分歧和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国共能否再次合作，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一时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在战后国内人心思定的客观条件下，国共两党都不想逆民意开战，都想把开战的罪责推到对方身上，让自己占据道德的至高点。于是便有了重庆谈判，召开政协会议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然而，由于国共两党执政理念的截然不同，双方在政治军事方面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汪朝光先生的这本《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为我们分析了1945-1949年间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通过对“争夺东北，苏北”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历史的面纱，也为国民党的最终失利给出了合理的历史解答。 本书更多的从国民党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像以往的研究大多都站在中共立场，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样的分析更显客观，从失败者的角度找失败的原因，也更符合逻辑，更易让人理解。作者之所以选择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年来，国民党的史料逐渐公开，有据可查的缘故，文中许多国民党方面材料的引用说明了这一点。立足这些珍贵的史料，作者从政治谈判，地缘与国际关系（对东北的争夺，与美苏的关系），军事部署，经济控制等多方面挖掘国民党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让我们更明白了为什么拥有先进武器装备，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会一次次败给“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军队，最终失去整个中国大陆。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外化，国民党成份复杂，有跟蒋介石北伐的黄埔系，有掌控党务的CC系，还有以白崇禧的桂系为代表的军阀派系，他们一切以自身的利益的准绳，明争暗斗，置党国于危难而不顾，只是由于蒋介石的无上权威，才将这些矛盾掩饰在貌似强大的表面，在“战与和的争论，争夺东北，经济改革方案”等重大问题上，党内争论不休，不同派系相互攻讦，最终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特别是在蒋介石凭着自身的权威出面干预后，许多问题最终都不了了之了。内部的混乱导致了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失误，最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的结局。 反观中共，党组织效率高，上下团结一致，目标明确，战略战术合理，土改政策深得民心，与国民党相比，这一切都让中共占据着优势，胜利对中共来说，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看似处于劣势的中共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看似强大的国民党身上却带着致命的伤疤，这样对比下来，貌似弱势的中共打败貌似强势的国民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历史的有趣在于细节

文/落潇 《大决战》中恢宏的战争场面还历历在目，《开国大典》中的国共之争让我记忆犹新，汪朝光带来的《国共政争-中国命运1945-1949》中的历史资料深深的吸引了我。曾记得无数个关于近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电视剧、电影等作品，让我看到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感受到那股不屈服于外来列强的同仇敌忾，也让我深深的为着中国老百姓的智慧而惊叹。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国共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而进行的重庆谈判，到谈判中的鲁南战役，再到谈判破裂后进行的三大战役，清晰的历史线条，嘹亮的战争号角，仿佛仍萦绕在耳边。然而，这些恢宏之下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很喜欢历史，尤其中国近代史，确切的说是事关黄埔军校的惊人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韬光战略。1945年，经历八年艰苦抗战，日本人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了，而中国人民的欢呼雀跃仅仅持续了不多的时间，因为国民党最重要的第六届会议召开了，所有关于如何对付共产党，如果忽悠中国的各个小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如何不满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等，暴露的淋漓尽致。正如《开国大典》中蒋介石深情的对在上海整顿金融中失败而归的小蒋（经国）说：国民党坏到骨头里了。这是国民党最高总裁的真情表白，这也是蒋介石准备放弃大陆之前的绝词。 本书中，作者在主要参考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的第六届各次会议的详细内容的基础上，对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争斗以及中国的命运何去何从做了细致的分析。如同作者在开篇提到：战争的结束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战争片中，不会提到经济这么细节、但非常关键的事物，然而经济牵扯到国家的命脉，更主宰着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利益，也决定了他们明争暗斗的程度。对待共产党，国民党有过温和派，有过强硬派，也许还有一些中间派，然而归根结底，只有利益派别，因为只要涉及到国共两党的执政，中国古往今来的帝制总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抗日胜利后的战后接收工作、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东北战局的转折、苏联与中国、美国与中国等等，千万条复杂的线条，足矣把中国划分的体无完肤，因为经济或者利益才是根本。中国的命运随着利益的转折而峰回路转，最终走向新中国的诞生。 总体来说，这本书分析的有广度、更有深度。在闲暇之时，述说历史成了更多人的选择，比如十大元帅，五十将军，五虎上将等等，当更多的秘密浮出水面时，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兴趣，更是我们对待历史的一种崇敬之情。

胜者为王

中国有句俗话胜者为王。不论战场、赛场、商场、官场、职场、情场自然是胜利者留在台上，享受成功的喜悦和胜利果实，失败者虽不一定为寇，但黯然退场是常理。其实我倒是更关注其中的过程，胜者是怎样成王的？败者为什么没能成功？就拿国共之争来说，国民党怎么从一个国家执政党，拥有大部国土几百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队最终却守不住胜利果实，只能退守孤岛台湾岛苟安？蒋介石怎么就从抗战刚胜利时踌躇满志的战胜国总统短短几年就成了黯然败走台湾“情何以堪”的失败者？共产党怎么就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而且最终匪夷所思地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种历史命运是怎么形成的？汪朝光的这本《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做出了比较满意的解答，本书资料详细全面、立场客观、分析让人信服，让人看到了国共政争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且从以下几方面去粗略分析一下。实力当年经过苏区5次围剿、万里长征（实际是万里溃逃）红军武装力量损失大半，几十万人到达延安的仅有几万人，乐观点说再有几个月时间保守估计也就一两年蒋介石就可以剿匪成功喝庆功酒了，但是老天却没有眷顾老蒋，或许应该说日本侵华战争帮了对手一把，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大敌当前国民党无暇顾及已经不成气候的残留共匪。经过八年抗战后，国共双方在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均有实质性的变化消长，此时的共产党已今非昔比。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屡败屡战消耗了部分兵力、经济实力，共产党游击队在敌后在民间得到了休养生息，发展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思想的火种也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军事实力虽然跟国民党还有很大差距，但如今也已经是拥有几十万装备虽不算精良（基本靠抢来的，大部分还是小米加步枪不如美式装备）但也久经沙场的正规军队，加上无数的游击队，已经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抗衡，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天时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百废待兴，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执政者走出峨眉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得到国际认可，按说天时对他们极为有利，他们可以重整河山，发展经济了，可是结果令人跌破眼镜。上台伊始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收拾残局安抚民心搞好民生而是老对头共产党，虽然战后美苏英等已经基本商定了中国的利益分配，所以都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不希望发生内战。老百姓经历了8年的苦难战争，厌倦甚至痛恨战争，希望国家和平。在苏美的共同协调下，国共双方举行了谈判希望和平解决争端。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实是兵行险着，但是经过多方周旋，最终能够全身而退其实已经是一种胜利，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只是名义上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实质性问题军队武装改编、管辖地域、政党席位等问题没有任何共识，成为一纸空文。从领导者个人来说，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领导风格。克罗泽在《蒋介石传》里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当然不包括毛泽东）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他不仅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也不了解他的对手。蒋介石最大的失误是放过了毛泽东，有人说老蒋之所以放过老毛是因为国内外政治舆论与美苏的干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轻敌，蒋介石日记中有记录他们重庆会谈的一些细节，蒋介石写到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这种观察其实是很准确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轻敌就放过了他。我想老蒋后来一定对自己的这一失误追悔莫及，不知老蒋日记里有没有提及（有机会要找来看看——最好是未删节全本），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想当年项羽乌江自刎之前一定后悔过当年的鸿门宴上没有除掉刘邦吧？内战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利作者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管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力量上都是占据优势的,他们凭战胜国合法执政党身份制定的接收胜利果实的各项措施也算是及时有效的,大部分军事物资、日伪资产都落入其手中，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部署都算合理，不仅有美国的支持，还有投降日军和反正伪军的配合，除了华北的热河、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外，接受了大部分疆土。但是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抢先接收东北，在多年敌后游击战争修养生息后今天能有军事力量与国民党正规军大规模对抗，在上党消灭阎锡山10个师、邯郸重挫国民党两个军，在山东、江苏等地占领众多城市、要塞。战略决定成败，战略的错误决定了不同的政治军事策略，国民党的战略错在还是以占据大中城市为主，共产党则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国是个以农村为主的农业大国，放弃了农村就放弃了大部分的土地、人民，这也是他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心军事、政治、经济等等因素都并非决定因素，失去人心才是决定因素。国民党战后陷入腐败的泥沼也是他们失败的因素之一。战后的接收日产伪产中有多少资产落入了接收大员们的口袋难以统计了，不由让人想起《鹿鼎记》里韦小宝查抄鳌拜家产的景象，几百万两银子少计一个零多下来的就全进了自己腰包了。我想那些接收大员的贪心不比韦小宝好多少，而且有那么多大鳄，鲸吞了多少可想而知，老蒋口口声声要追查要严惩，结果风声大雨点下，一个掉脑袋的都没有，自古老百姓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此症不除失去信任也就不奇怪了。学生反内战运动遭到镇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在政治上也是一种失策，使得本来处于中间立场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阶层也倒向了共产党一方。一个时代如果公理正义不能伸张，人民得不到公平对待，不能维护大多数人民利益者注定无法得到天下。国民党走上层路线，精英策略，维护的是当权者、资本家少数人利益，放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加上种种失策，导致失去民心。国民党人对自己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他们很清楚,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官僚资本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但痛恨有什么用，最大的官僚资本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谁能反调？）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最关键的因素是民心。民心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蒋介石感叹“权利是个个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肯来分担”，大势已去。连一贯亲蒋反共的学者傅斯年也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自古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就如书中所言：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中活动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民心所向就是天下大势所趋，掌权者如果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失去天下是必然的事，早晚的事。套用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所有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有成功的政党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政党则各有各的失误。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之争已经结束了，成为历史了，但是历史背后的经验教训却永远不会过时，警示着后来的政党和人。

国民党自己的失败——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天，我说到在内战时有些国军的军官因怕“平匪”成功而失业，所以在战场上战斗消极。朋友说关于中国近代史说法较多，不知道哪一个可以相信。我则说我刚才的说法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本书里援引的徐永晶日记，应该可以算是第一手史料。曾几何时，近代史确实有些扑朔迷离，各种各样的说法层出不穷，而又因历史观的局限性和历史资料的短缺，很多说法也确实没有说服力。但是最近几年来，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历史观的改进，也因为海峡两岸的相对开放、两岸史学界的交流增多、和一些第一手史料的公开，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有了一定进步。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新出版的文献著作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史料翔实、研究严谨、态度公正，可以说比较真实客观地还原了那断距今并不遥远的历史。因为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逐渐公开，也使得很多学者把视角更多地投向了国民党方面。比如汪朝光最近出版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就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研究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往说起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大家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入到解放战争上，或者说是更多地投入到在解放战争战场上解放军的方面。大家感兴趣的是获胜方是如何胜利的。而汪朝光这本书把更多地目光投向失败者——国民党方面，并且把镜头拉得更广，关注战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政治、党务、经济、外交、以及军事等方方面面。其实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它是政治的延伸。如果战争失败就是政治的失败，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政治失败战争则必然失败。正如汪朝光在《国共政争》这本书里援引傅斯年先生的一段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从这一点看来，研究国民党如何失败可能要比研究共产党如何胜利更有意义。《国共政争》这本书以大量的国民党相关档案、相关人员日记和各种历史材料为基础，深入剖析了国民党失败的一些内因，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方面，一人独裁多头派系。国民党的政治可以说是蒋介石一人的政治，他是最后的决策者，而一旦他决策，不管你是军事专家经济专家还是外交专家一概没有说话的余地。这一点在此前的论者也有非常多的论述。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蒋以下的人并没有团结在他的周围，而是派系明显斗争明确，除了互相攻讦互相拆台之外，对蒋也是阳奉阴违。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史实的公开也让我们看到一些“胆敢”攻击国民政府、攻击国民党甚至攻击蒋介石本人的人，但是这些人“大炮”们基本都没有实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并且党同伐异。攻击得狠了，老蒋出来说一句“要说有责任，责任都在我。”这句话看似自我批评，实则是让批评者闭嘴。于是，国民党的会议就是吵架的舞台，会上不管言辞多么激烈、想法多么出奇、策划多么周密，最后还是各行其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二，经济方面，腐败混乱。汪朝光用了很多的篇幅论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问题和状况，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国统区的经济全貌：官僚资本横行，为了内战入不敷出，改善民生只停留在口头上，投机家到处都是，土地政策不进反退。上述经济问题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本，收入几乎全部用来打仗，要么就掌握在官僚资本家和投机家手中。公教人员的工资永远跟不上物价的飞涨，即使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唐纵都感到生活困难，更何况普通百姓。而对于农村，国民党更是不敢也不能搞“土改”。当中共在苏北撤退，国军进入之后，国民政府也试图在苏北和中共争夺民心，但是他们的政策依然是以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主，还乡团大量地收回了中共本已分给农民的土地，所谓“南霸天”们确实在苏北历史中存在。不难想象，至少对于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中共的队伍打过来确实具有非常现实的“解放”的意义。三，军事方面，无战略更无战术。抗战甫胜，中共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构想并坚决实施，而直至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似乎还在谋划。从这一点看来，蒋介石和袁绍倒是有相似之处，好谋无断。在军事序列上，国军的多头指挥，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甚至蒋介石自己也多次为此“痛心疾首”。战斗力方面，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国军的待遇要比解放军好，人也比解放军多得多。然而历史资料却告诉我们，国军的部队基本都缺员，有的队伍甚至还很严重；而国军的战士没有经过太多的训练，甚至有的部队的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发不出饷。“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郭忏自嘲是‘国共合作’。”四，外交方面，过多关注“国际观瞻”，结果面子里子皆失。在与苏联关于东北接收问题的谈判中，国民党进怕苏联翻脸而帮助中共，退又怕美国盟友误会和舆论声势，结果就是忽进忽退进退两难。在我读到关于中苏交涉的几章时，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国民党决策问题只考虑党派利益或是政府的面子，而并不太把国家的实利看得太重。该强硬的时候又怕苏联倒向中共一边，该妥协的时候又怕美国人有看法。这样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其次的政党，又怎么可能很好地管理国家呢？综上，纵观1945年至1949年的国民党，确实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这不仅是在中共方面看是如此，在国民党方面看也是如此，《国共政争》中所论及到的很多结论都出自国民党内部甚至是直接来自蒋介石自己。多年以后，当国民党连在台湾的统治权都不能确保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更会如何回头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统治史。或许，历史总会有自己的选择。

以史为鉴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员的新著，全书共四篇二十章，深入剖析了1945年至1949年这一重大历史阶段中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对国民党对抗战胜利之初的政策调整，对战后中国证据的把握和掌控，对国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考量和争论都做了详细的例证和研究。此外，本书还对战后初期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政府机构的人事变更以及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等问题进行了揭示。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大理由就是它对国共东北争夺的史实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且给出了其成败得失的具体分析结论。之前对于战后国共美苏在东北的多边关系就有所了解，因为东北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另一方面国共斗争与美苏争夺世界和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但相互之间又出于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自身局限的考虑，四方在各自实施自己计划时在斗争和妥协的格局中呈现出一种亲近与疏离互动的状态，这种状态相当微妙，这段历史读起来也最有意思。1945 年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与抗战中两党实力的消长有直接关系，两党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措施也决定了日后东北整体形势的变化，东北不仅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在争夺过程中渗透了更多的外来因素，特别是苏联的因素，苏联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常摇摆在国共两党之间，但当感觉到美国因素加入对自己利益构成威胁后，他的天平最终重新偏向了中共，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仍然是利益所在。就像书中最后总结的那样，“国方之缺乏战略眼光与战术技巧、应对适当、迟缓抵消、消极被动及中共之注重全盘战略与战术布置、应对得宜、迅捷高效、积极主动”使得争夺旅大以中共获胜告终，这也为中共在国共东北争夺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看到本书的最后一章“战后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时，我不禁想起了之前放映的大戏《建国大业》，在其中也有关于国共之间对于中间党派的争夺，不过最终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选择投靠国民党外，选择投靠共产党的中间党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声势上都占了上风，赢得如此重要的同盟军，对于国民党也是个沉重的打击。这本书虽然长达40余万字，但读起来并不晦涩难懂，丰富史实和大量分析给我们呈现了那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国共两党的重要抉择，以史为鉴，多读史书确实益处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