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社会科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与法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社会变迁，乡村秩序的维系越来越需要依靠法律，法律因此有了嵌入乡村治理过程的可能性。法律并不会仅仅因为宣传普法而必然进入乡村治理环节，它需要有特定的外在条件和内生基础。乡村治理可以构成研究法律运作的角度，而法律在特定乡村社会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也构成乡村治理的部分内容。正因此，法律与乡村治理有了丰富的勾连、交叉甚至重叠。 本卷“法律与乡村治理”专号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出自华中村治研究学人之手，反映出他们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华中村治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独特风格——“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在专题文章中有着鲜明体现： 袁松和王丽惠的文章都牵涉到时下颇为热点的征地拆迁纠纷。但他们的视角与通常的“维权”都有较大差异。袁松认为，征地拆迁纠纷的过程，是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征地农户、未征地农户、房屋拆迁户等不同利益主体，采取各种行动策略进行博弈的过程。用压迫一抗争的理论框架很难理解这一复杂过程，抽象强调农民的个体权利也与社会和谐的目标之间存在张力。王丽惠则揭示了征地拆迁纠纷的发生，有经济利益方面，也有社会适应方面的原因。征地拆迁破坏了农民久已成习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经济模式、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人生观、消费观，由此带来各种问题和纠纷。因此，征地拆迁纠纷不仅是利益和权利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林辉煌讲述的浙东农村“富人治村”的故事，对于民主政治的浪漫想象，有着“一叶知秋”的警醒意义。在经济社会急剧分化并深嵌到村庄政治的背景下，村庄政治的经济门槛和道德门槛不断提高，而伴随着“富人治村”带来的问题是，广大群众在政治上不断被边缘化。 狄金华的文章回顾了湖北河镇法律下乡三十年的基本历程。在分析法律下乡过程中政治逻辑、治理逻辑与行政逻辑的替换后，狄金华将用”地阅读和消化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学术的交流、对话、批评机制，进而形成认识中国的学术积累，发展具有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当然，志向与成功之间，也许是一条长征道路。长征者有着必胜的信念，旁观者却未必，最终只能等待实践检验。 本卷还收录了其他相关“法律与乡村治理”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进路与文风，与华中村治研究有较大差异，或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进行批评比较。 朱晓阳曾以小村的“罪过与惩罚”为主题，写出了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类学著作。本卷收录了他在小村的最新研究，主题是“与时俱进”的“城中村改造”。他认为，城中村改造反映了国家城市化和农民城市化的斗争。其焦点是对物质空间的争夺，精神、信仰或灵物及其栖居的场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过程是城中村村民栖居于城市家园的经历，凸显出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的景观联系。 陈心权、陈心想的文章则关注集体行动这一经典问题。通过研究陈村的环境污染治理个案，文章发现，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小型集体行动条件下，公共物品的变化边界对集体行动动员起着根本的作用。个人社会地位的回报则无法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 王勇的文章从甘青藏区的经验观察出发，回应了哈丁“公地悲剧”理论。他认为，公地悲剧是发生在“边界”上的租值消散，源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的“边界挤压”。边界挤压加剧，可能导致边界崩溃，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因此作为必要手段而出现。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其中的部落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威，既竞争又合作。

书籍目录

论文 农地征收中的利益博弈——以承接产业转移的楚市开发区为例 为什么发生征地拆迁纠纷：卫村调查 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浙东个案考察 单向度的法治——河镇法律下乡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物的城市化与神的战争 污染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草场权属、边界互动与纠纷解决——甘青藏区的经验观察 评论 灰色暴力与地权实践 盗贼治理与越轨惩罚 治理“钉子户”——基于湖北桥堰村税费征收过程的调查 农民上访、村庄政治与社会科学主体性 “秋菊”批评 秋菊的错误与送法下乡 村庄的宪法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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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年第10卷)》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年第10卷)》内容简介：“法律与乡村治理专题”专号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出自华中村治研究学人士之手，反映出他们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华中村治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独特风格——“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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