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章节试读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08页 - 在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可悲的认识上的误差。周作人等是将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纯粹的、抽象的，同时有时至高无上的原则来看待的。因此，只要是对于自由的限制、干预，无论什么情况，都应受到同样的谴责。而陈独秀则以政治家的逻辑看待自由。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70页 - “谢本师”与“何必”

说周作人骨子里兼有绅士气、流氓气。但1926-27年之间，似乎流氓气更盛了一些，包括本节说到出于对章太炎行为的愤慨毅然奋起而作《谢本师》一事。原因，大概要归结到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代局势上去。因为周作人那时期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野心和凶恶，抱着强烈的反日立场。
这一处说到刘半农批评青年学生浮躁、急进、不务学习与创作、只会谩骂和无病呻吟，可以想见完全是没错的，应该狠狠地骂一骂，等于当头一棒。可惜周作人要彻底（一种看透了的悲观）得多，他的态度是：刘半农你何必这么认真地去跟青年较劲呢？回家歇着去吧。
钱理群说：
周作人显然又回到了他的“教训之无用”的立场上，所谓“不必”即是“绝义务”；其中更隐含了对青年一代深刻的不信任感，周作人分明感到，自己与年青一代缺乏共同可解的语码，这种无法通话、不可理喻的隔膜，是可悲的。
这就是周作人这一代人：既不相容于上一代，又隔膜于下一代，他们只是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周作人即使置身于时代漩涡的中心，他仍然不能排解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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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蛮横无理、一腔热血地好战、不学无术的嚎叫，也许可以归结为幼稚、不读书等原因。但周作人决绝的态度可能因为太失望了，所以早看透了，他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四大皆空似的空无感，一遇到可悲可叹的事情，他就立即回退到那个洞穿世间本质的自我审视高地上隐居去了。而他之所以经常还那么热心于呼号和维持民族正义、人的独立，那也许是由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基因在良性发作吧。
你说抱着“何必”的态度处理社会事件，就是“绝义务”。我说，这种“绝义务”何尝不是“绝欲念”呢。至少也是回归到自己的、健全的欲念世界里去，不与喧嚣俗众浪费时间。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449页 -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318页 -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廖”----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晦，昏也。已，止也。......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331页 -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第九节 “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这一节讲1935年周作人在思想和文学上与左翼阵营之间的论证。爱智者周作人对东西方文明的见识非常准确，对宗教信仰、专断作风的警惕也鞭辟入里。）
周作人仍然抓住信仰做文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他其实早在五四以后，就认定“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里最大的毒害”，而此时他则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立在“狂信”基础上的，他称之为“新礼教”，警告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由反“狂信”，自然也就要反“载道”，反“遵命”。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断”，都是要求文学成为“传道”的工具，“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他在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他于是说了一句很俏皮，也很尖锐的话，“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卖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周作人据此而十分严肃地表示赞同吴稚晖提出的反对“洋八股”与“党八股”的任务。周作人的发明创造在于，他明确地揭示：“洋八股即是策论。”如果八股文这类土八股的特点是“自己没有思想”，只知“服从与模仿”；策论则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文字则“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实则“空洞无物”，“做八股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胡说八道之后继以祸国殃民”。周作人特意指出：“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65页 - “两个鬼”

这一节讲周作人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与陈源等人之间引发的嫌隙和矛盾（周作人在“尊重女性”的原则上非常强硬），并由于“三·一八”惨案中张静淑、刘和珍两位女同学的遇难而激化，痛感大增。
注释有这样一段：
周作人实际上也是有过动摇的（指差点就接受了胡适对于他和陈源的笔伐提出“宽容”的调停呼吁，打算以和为贵了）。他在1925年秋写的一篇杂感里说：“今日在抽屉里找出祖父在己亥年所写的一册遗训，名曰恒训，见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则：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此逢歌戏宴席，辄忆前训，即托故速归。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去和人纠缠似的。无论是同正人君子或学者文士相打，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
虽然明显是失望和心碎，但听着痛快：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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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周作人对于张静淑、杨德群、刘和珍诸君的死是这样的态度：
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由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太可惜了……周作人甚至产生这样的痴想：“假若他们不死……”可惜，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痛感“中国人似乎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
我想说的是：本年元旦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的死者，也非常适用于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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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然后，这件事情对周作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并强烈地激发了他思考生与死的意义：
周作人始终难忘“三·一八”惨案的第一天，下着小雪，铁十字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这意象永远地“钉”在他的记忆里，年年想起，二十年后还在日记里写着，在八十高龄所作《知堂回想录》里也不忘写下这沉重的一笔……
钱理群先生的这几句描写非常生动，可谓知心之论。
由此也可以揣想：死亡对于活人的震动远远大于生的事件，正是庄周说的，“未知死焉知生”。可惜今天大部分人是活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07页 - 在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

对于这一切，周作人是坦然的：他从来没有如鲁迅那样对青年人寄予也许是过于急切的希望，他始终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信青年向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因此，他总是毫无顾忌地与青年据理力争。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462页 -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8月20日“上午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从吉仲借来”----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行行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本身。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406页 - 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02页 - 在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

“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03页 -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

<原文开始><孙中山即这样说：“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而同样是充满民族与社会责任感，同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往往服从与政治家的劝告，不断地在个性自由上做出让步。<//原文结束>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43页 -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09页 - “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这一章讲周作人在北京发展期间，与五四运动的激进知识分子阵营之间逐渐产生分裂的轨迹。
这一节具体讲了在信教问题上周作人与陈独秀的笔战。陈独秀的言论看似逻辑严密、充满战斗性，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暴易暴的论战思维。
而周作人更具有自我和超越性的审视能力。尽管前者更有社会现实意义，而后者显得理念化。
在周作人的思想类型里，有着可以跟佛家“冤冤相报何时了”、“色相非相”相比的种子。那就是说，别人控制你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而今你以强大的意志反抗他，但这并不代表你真的正确、先进，你只不过是一种新形态的压制、强力罢了。本质都是一样的。
很显然，周作人的“自由”思想是更为彻底的，这是真自由。
由此可以看到，周作人提醒启蒙派的强力反抗力行动可能成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就是说，今天你反对别人的信仰，将来你权力膨胀，你可能还要反对别人更多的东西，比如规定民众的行为规范、思考逻辑，规定文艺作品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新闻和文学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制度，等……
今天看来，周作人的预言和警惕是完全不幸言中了。那从启蒙主义者群体中萌芽的革命浪潮，的确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
由此，周作人、钱玄同等一干人才开始以温和的态度回到传统，肯定传统文化中合理、精华的部分。
不止如此，其实嗅觉灵敏的周作人大约也感受到了那种“集体主义”和“群众运动”所蕴含的的洪水猛兽般可怕的一面，这种“群体”思想会淹没个体，压制一切个人化的存在。比如，人人都讲男女平等，但有一个家庭，夫唱妇随也和平美满，那也是合理的；再比如，整个社会都反对有神论，但有一个人沉迷于神的幻想，没有危及他人，那也应该允许的。
社会的整体化变革大体方向是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激进派很容易是非不分，混淆价值的多元性。
但陈独秀的批判也是够有力的。因此周作人开始反思，他在五四运动时也曾参与过那种推翻旧制度的行列，所以是不是自己也错了呢？
他有着新文化人的自觉和智识，于是，他开始否定五四启蒙运动中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也开始反思五四、否定启蒙运动，但似乎为时已晚，因为外界强力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更遑论改变局面？便有希望，也是难上加难。
至少，周作人在有些方面的思考，是从一开始就有了天眼式的前瞻。
因为透彻，所以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