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蛇夜（上、下）

章节摘录

　　在印蒂眼里，这并不是一个女人，只是一大堆腐蚀。她有着日蚀时一般动物的悸怖情绪。为了反抗这过度喘息性的恐怖，她才有意放纵自己的本能幻象。在她身上，有沙也有金，金子竟然腐蚀了，也变成沙了。她那种情意蕴，是离奇的，该是维也纳心理大师实验室内的好对象，放在他面前，只引起一份多刺的重压。但他并不惊讶。这份压力是历史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只由于一个偶然，她此刻才替历史发言、打手势。她和他之间，现在比她和谁还更沟通。人类从没有像他们此刻这么了解过。她那份罂粟花型，较之五年前，光彩香味并没有散佚太多，且由精神上更浓的毒素弥补了，而这份浓度，也正是她目前吸引他的主因素。她的话、她的动作、她的线条与构图，全部是一种氛围，这片富于蛇的色彩的氛围，五年前，他味同嚼蜡，这会儿却当蜂蜜啜饮了。因为，他目前心灵深处，原也正弥漫同样氛围。她胴体的丰腴，由懒散装饰，比什么珠宝都好。没有某种自负决心，产生不出这派缠绵的懒散。　　……　　　　　　书摘1　　海洋大风暴中舟子脸上的奇异沉默，被印蒂彻底理解透，那是许多年后的事。人必须经过一百次暴风雨后，才能彻骨了然这种面孔。在此后十年中，印蒂每遭遇深刻心灵悲剧时，就忍不住想起洪老大这张脸，这双眼睛，几条深锁的皱纹，一张紧闭的嘴巴。它们补给他一千本哲学圣书所遗漏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遗漏。其实，一只紧闭的嘴巴，不只在暴风雨中如此凸起，凡在海上跑过十年八年的，平时也如此凸起，不过，大风暴中凸得特别显著而已。海上水手，少有好脾气，那种鸡尾酒会中的娴雅、圆滑，对他们是另一星球上的镜头。他们很少有女性的或阴性的言语，字与句全是从炼钢炉内锫铸出来的。假如外交场合、人的态度常是弧形的、抛物线式的，水手场合的风度、就是多角形的了。他们精神几何学里，似从未出现过圆周或圆锥体。像一些因暴风雨而深藏于洞窟中的兽，经常默默不响。一响，就是一顿咆哮，一个猛冲或狂扑。在静止与猛冲之间，似无中间性动作。如果把一个老水手的背景和他自身姿态扩大了，人就较易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人间”。文明常是一层色彩、金粉，涂抹在原始兽的雕像上。暴风雨卷来一次、两次，色彩和金粉不过被冲去一层、两层。但卷来十次二十次以后，我们所看见的，只剩下那头并不美丽的原始兽了。兽原是天然的，彩色与金粉却是外来的。一天比一天，印蒂愈益了解这种兽式的大静和大动，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原素的两面。　　嘴巴是一只翻云覆雨的怪物。每个人身上都蹲着它，每个人都殚精竭虑，把它作高度玩弄。但你玩得太久了，总有一天，死于自己的玩弄。起先，你想说很多很多话，你说、说、说，似乎说三年零六个月，也说不完，这个怪物是只万能魔杖，任何时，只要你一舞弄，它就会点石成金，点陆为海，点地狱为天堂，给你带来圆洁的希腊石柱，热带的花，非洲的蝴蝶，威尼斯的月，西湖的柳，你要什么，它点什么，你说、说、说，稍后，你渐渐感到，这怪物有时也不大柔顺了，它的万能宫殿缺了几个口，有时也点不出什么了。你觉得三年零六个月也说不了的话，是永远说不了了；你不说，是说不了；说了，也说不了，而三天并不比三年少说什么。再后，即在三天内，你也听见友人的呵欠声，以及你自己的呵欠声，而三小时也比三天不少说什么。你还是说、说、说，终于有一天，你突然不想说了，而不说一句，和说三年零六个月是一样的，可能，前者还说得更多一点。在怪物外层，一个厚厚硬壳已结成了。你觉得，躲在壳壳里，不让怪物冲出去，比冲出去好。从这时起，怪物是真正死了。上帝所赋予的嘴巴机能也死了，于是天下太平，而只有这一次，才真正天下太平。于是，一张古舟子的脸便成宇宙万象的最后结论。不认识的，以为是一片麻痹，能洞透的，从它后面，可以辨识无数风暴的残剩疤痕痂结。　　大风也好，大浪也好，海残酷也好，舟子脸上残酷也好，生活两脚规既已画定一个圆周，他们就得在它里面活动。印蒂他们这次从海上回来不久，就“出”掉所有货物，又“进”了一批新货。约莫三星期后，他和甄佘两个，第三次飘扬起三角帆。这次航行，因为驾轻就熟，一切迅速顺利，来回只不过二十天左右。返S市后，他们决定，在第四次航行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好好歹歹，这本“淘金记”总算抒写得很像样子，而一本好“淘金记”的作者，是不会忘记续写一本好“抛金记”的。因此，他们决定择一个周末举行一个别出心裁的冶游会，尽情欢乐一番，好实现印蒂在上次航行遭遇大风暴后的提议。　　大约是在这次冶游会的前一星期，那是一个傍晚，印蒂正在公司里，他接到林郁电话，约他和庄隐去吃晚饭。　　“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一个老朋友在我这里。”　　“谁?”　　“暂不宣布。你来了就知道。你们快点来吧!”　　半小时后，印蒂与庄隐才走进客厅，一张架着克罗米白边眼镜的白俊面孑乙，就晃在他们眼睛里，接着是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没有想到是我吧?哈哈哈哈!”　　印蒂怔住了。“哦!惟实!真没有想到是一一”　　“想到的，偏不来。想不到的，偏偏来了。哈哈哈哈!”　　一点不错，这正是范惟实。薄薄克罗克斯镜片后面，依然是那双幽默的小眼睛。神态依然是那副上海白相人调调儿，带点油油滑滑的。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庄隐急切而关怀的问。　　“该进去时，就进去了。该出来时，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国家，一切都是活见鬼。嗯?你知道么，一切全是活见鬼!”　　“去年，我记得林郁曾告诉我，说你放出来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印蒂微微兴奋的说。　　“放是放出来了。不久又被捉进去了。活见鬼，送到什么反省院。现在，我算‘反省’竣工，可以送到曲阜，陪侍孔孟了，于是从头到脚OK，又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见人了。真正是活见鬼!活见鬼!”停了停，带点沉思。“其实，这只怪我自己不好。”　　他解释：“九·一八”后，政局的摆画出另一种弧线，蒋介石下野，一切动荡，他的两个政界亲戚四出活动，把他保释出来。“一．二八”后，蒋又出山，政治的摆又回归老旋律。因为他曾与左狮、贾强山他们有所往还，不久又被捕，送到浙江反省院，做了一年“人手足刀尺”的小学生，一些油漆匠式的“导师”们，成天到晚，用大板刷子把“孔孟之道”刷到他脑膜上、耳轮边。　　“反正活见鬼。活见鬼。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不折不扣，已变成一部‘聊斋志异’，成天闹鬼。结果把我弄得很倒楣，如此而已。”　　“怎么，你出来后，见到左狮他们么?是怎么一回事?”印蒂急匆匆的问。　　“我的事情，你们还不知道么?”　　印蒂摇摇头。　　“哦，你问林郁吧，我也懒得说了。反正又是一部新聊斋。哈哈哈哈!”　　林郁于是略说了个轮廓。范出狱不久，迎接他的，并不是同志的热情的手或拥抱，而是一张悔过书，罪名大体和印蒂当年一样。　　“真的么?”庄隐气愤的问道。　　“这就叫做革命的新陈代谢。老细胞已榨过了，灯尽油干了，应该清除干净，换上崭新细胞。好在火山般的青年万万千千，到处有的是，我们活该被淘汰。被打人冷宫。哈哈哈哈!”　　……

前言

　　刘：大陆读者一般容易将无名氏和他的两本畅销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联系起来，也因此很容易仅仅把他当作一个通俗作家，但实际上，无名氏的创作有严肃重要得多的内容，他的生命大书《无名书初稿》全六卷，包括《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上下册）、《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洋洋数百万字，创作时间从4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初期，延续有十五年时间，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此，我想请您先谈谈对《无名书初稿》整体上的感受和评价。　　陈：十多年前，我在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曾通读过无名氏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创作，《无名书》当时只读到了印出的前三种。我当时以法国夏朵勃利昂的浪漫主义创作流派为参照，认为他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那位法国大师的艺术韵味”。一晃十年过去，又一次重新读了《无名书》六卷，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浪漫主义思潮的角度来讨论无名氏的文学史定位，读其后期创作，以完整的六卷《无名书》为代表，艺术境界当在夏朵勃利昂的《阿达拉》以上，更让人想起的是歌德创作的《浮士德》。虽然《浮士德》在中国有多种译本，但这一西方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的象征，在中国的非学术领域从来没有受到过分青睐。对照中国读者在二十年代热烈欢迎少年维特；四十年代欢迎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接受美学现象。究其根源，不但有东西方文化的传统上的隔阂，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广场意识、启蒙立场所形成的思维形态的制约有关。我在十年前的研究论文里就指出过这一现象，西方的浪漫主义只有被改造为抒情传统才能在中国得以传播，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正好成为这种改造的润滑剂，而《无名书》从夏朵勃利昂式的伤感向浮士德式的探索的过渡，则注定它的寂寞与失宠。以郁达夫为始，以无名氏为终，这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但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空白才能显现出《无名书》得天独厚的价值，无名氏恰恰是跳出上述思维形态的窠臼而别开生面。他的艺术空间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另一层面，即想象的空间，这也是浪漫主义者世袭的艺术空间。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名书》总序　　汪应果　　1998年我曾在拙作《无名氏传奇》一书中这样写道：　　……《无名书稿》复杂深邃的内容和巨大的艺术探索的独创性工作，是需要时间让人们慢慢认识和消化的。当然，这个时间是可以预期的。　　．　　这个时间终于等到了——在新世纪的第一春，这部巨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全文出版了。　　自1960年5月3日无名氏为《无名书》画下最后一个句号，到在大陆全文出版，这期间竟然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而伴随着这漫长等待的，是这部书的传奇式失而复得的遭遇以及作者的传奇式隐而复出的经历。这里面充满了“左”的肆虐，意的坚守，心的追求，爱的缠绵，仅此一点就足以写出一幕幕令人回肠荡气、欷嘘不已的活剧来。而这一切我都在《无名氏传奇》一书中做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然而这种等待又并非毫无补偿——即使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看到《无名书》的情况下，过去大陆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就已屡屡提及此书且做出很高的评价，尽管这些文学史家并不讳言自　　己未能一窥全豹的事实。我想，一个评论家在未看完作品前就贸然发表意见，这在文学评论上《无名书》也可算是创下了一项“吉尼斯记录”。至于在域外，这部书用“久已享有盛名”来形容，我想也并不以为过了。　　这部书之所以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原因：　　第一，《无名书》是一部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论内容与形式都十分独特的作品。它不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而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力作。众所周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现代主义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文学与艺术的普遍潮流，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于世界工业文明总趋势的滞后，以及20世纪中国低位文化对于高位文化不停地征服，现代主义文学仅仅在20世纪之初，由鲁迅发轫，绵延至三四十年代，陆陆续续绽开过星星点点的绚丽的小花，以后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被打压的地位，直到世纪之末，才又长出一些仿现代主义的四不象一类的东西来。这样，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民族文学相比。就无法产生出平等的对话关系。　　我这里绝不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做高下优劣之分，创作方法本无优劣。问题在于，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到底为全人类的思想宝库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没有的思想财富?除了鲁迅等那几位数得过来的真正大师级人物外，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所能供人言说之处实在是少得很。或者不如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优势并不在这方面，而是主要集中在提供一整套培育“宣传文学”的经验及范本上。也许它们对于眼下的中国政治现实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于现实主义的真正要求，似乎有点错位。　　另一方面，20世纪自然科学思想体系的重大发现，引发西方哲学思想的层出不穷的变革，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些过去人们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比如说“造反”吧，过去人们总习惯地认为，社会出现了不公，人们活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造反”，搞改朝换代，认为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事实是，中国的历史上，“革命”也好，“造反”也好，都是相当多的，然而不管怎样“革”，也无法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来，所谓“革命”、“造反”的结果无非是克隆一个原先的自我。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人性的本质高度来重新认识自己，承认人性恶与人性善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性，与隶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毫无关系。为了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人们应把智慧集中在创造科学公正的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上来。而对人性恶的发现与刻画显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对于世界文学宝库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也就是说，当中国现当代文学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探索、暴露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时，现代主义的文学却已经在更高的层面上解读了这个问题。这儿出现的差距显然并不是创作方法上的差距，而是哲学思想的差距。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于本国的现代主义的作品才应该给以更多一点的关注。　　……

内容概要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卜乃夫，又名卜宁。原籍江苏扬州，1917年1月1日生于江苏南京。40年代，他的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风糜一时，令万午青年洒泪。书籍一版再版，生命力久而不衰。40年代开始创作代表作《无名书》。其他作品还有青春爱情自传《绿色的回声》，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随想录《淡水鱼冥思》等数十种。80年代初定居台湾。

书籍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座丰碑――《无名书》总序

《金色的蛇夜》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跋

作者简介

总序

刘：大陆读者一般容易将无名氏和他的两本畅销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联系起来，也因此很容易仅仅把他当作一个通俗作家，但实际上，无名氏的创作有严肃重要得多的内容，他的生命大书《无名书初稿》全六卷，包括《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上下册）、《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洋洋数百万字，创作时间从4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初期，延续有十五年时间，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此，我想请您先谈谈对《无名书初稿》整体上的感受和评价。

陈：十多年前，我在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曾通读过无名氏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创作，《无名书》当时只读到了印出的前三种。我当时以法国夏朵勃利昂的浪漫主义创作流派为参照，认为他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那位法国大师的艺术韵味"。一晃十年过去，又一次重新读了《无名书》六卷，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浪漫主义思潮的角度来讨论无名氏的文学史定位，读其后期创作，以完整的六卷《无名书》为代表，艺术境界当在夏朵勃利昂的《阿达拉》以上，更让人想起的是歌德创作的《浮士德》。虽然《浮士德》在中国有多种译本，但这一西方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的象征，在中国的非学术领域从来没有受到过分青睐。对照中国读者在二十年代热烈欢迎少年维特；四十年代欢迎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接受美学现象。究其根源，不但有东西方文化的传统上的隔阂，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广场意识、启蒙立场所形成的思维形态的制约有关。我在十年前的研究论文里就指出过这一现象，西方的浪漫主义只有被改造为抒情传统才能在中国得以传播，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正好成为这种改造的润滑剂，而《无名书》从夏朵勃利昂式的伤感向浮士德式的探索的过渡，则注定它的寂寞与失宠。以郁达夫为始，以无名氏为终，这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但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空白才能显现出《无名书》得天独厚的价值，无名氏恰恰是跳出上述思维形态的窠臼而别开生面。他的艺术空间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另一层面，即想象的空间，这也是浪漫主义者世袭的艺术空间。

刘：无名氏在《海艳》修订版自序中说："流行的写实小说，大多属于社会现实的写真，《无名书》则属于人类情感（过程）的写实，人类（人生哲学）思维（过程）的写真，与人类诗感觉的写实，以及中国时代精神（过程）生命精神（过程）的写实。"这一远大抱负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主人公印蒂的精神追求与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也确实显示出对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困境突围一次尝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陈：上面我谈到无名氏摆脱了启蒙的叙事立场，也因此他能超越现实层面，直接进入了抽象的文化层面，毫无顾忌地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实验作为描写对象，这实在太难、太虚、太玄了。至于主人公印蒂，不过是为表述作家观念的道具，《无名书》真正的描写对象是生命文化现象的本相，从最具体逐步上升到最抽象，它们依次是革命、爱情、罪孽、宗教、宇宙五相，以人性的角度而论，经历了兽欲――唯美――虚无――庄严――自然五层，层层上升，层层盘旋，前四相都从正反两面展示其内在的阴阳统一。印蒂每投入一相，都极其严肃地探究其正面的意义，并将其正面意义发挥到极致，方才暴露其负面的意义，然后破除其相，向更高境界漫游。浮士德是从虚无出发，通过对虚无的证明来试验人性探索的永无止境；而印蒂的相反道路是从肯定意义出发，通过一次次的破和立，来证明人性的探索真理的艰巨性。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不乏描写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优秀之作，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的寻找，多以现实政治理想为人生意义的终结，而在无名氏的精神文化结构里，政治理想不过是最低层次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无名书》的独特追求，我们固然不必以印蒂所谓的终极真理为一定之是，但就其探索过程所展示的艰巨性复杂性，远在一般以启蒙为宗旨的探索之上。

如果说歌德创造了不朽的"浮士德"形象来歌颂人类追求永恒的伟大渴望，那么无名氏创造的印蒂则是这种西方文化精神在东方的回应，尽管这一回应多半含有乌托邦的性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向西方文化的大开放、大接受、大检验的时代，但其最终仍然要落实到自身的更新与发展。如无名氏在小说里所分析的，中国文化的伟大生命活力表现在："近一百年来，它扮演一只勇敢的蜜蜂，飞入西方花园，吸取百花精英，以便酿制真正东方的佳蜜。"从《无名书》的结构来说，印蒂的生命历程发展到四十年代末已经接近"圆全"，前四卷展示的四相，应和了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潮、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颓废思潮和来自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思潮，经过对这四大西方文化思潮的扬弃以后（也包括对佛教的简易清算），他开始用西方科学精神来融合东方文化，实现他生命的"圆全"。这融合也经过了两个层面，即自然主义的"悟道"和返回人间的实践理想，《无名氏》第五卷和六卷展示了这方面的内容。与世界上所有的乌托邦小说一样，作家阐述社会理想的理论有许多不切合实际的空洞可笑的议论，但作为一部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结合的巨作，如果没有这种空洞可笑的议论，就没有它的完整性和完美性。

刘：我刚读完这部皇皇巨著，但对主人公得道的过程与其所得之"道"，还不敢轻易下判断，我感觉这是一部很奇特的小说，判断主人公到底证道与否，实际上直接牵涉到如何认识作家自己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对于评价这部小说，这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对此我还有点疑虑，尤其因为小说在最吃紧的地方显得薄弱了些。但就印蒂这个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追求来说，似乎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过去所没有的东西？

陈：无名氏已经提供了很多新东西：一位继承了从普罗米修斯到浮士德传统的浪漫主义英雄，一个讨论文化的融会与更新的繁复文本，一部反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河小说，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探索。尤其在浪漫主义英雄印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中国式的"圣者"与"魔鬼"的综合性形象。"圣者"表现在他身上有着浮士德那样不知疲倦的探索人生真谛的精神力量，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寻找真理的所谓"悟道"过程时，他的人格也随着"道"而愈来愈"圣化"，特别是在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中，他超凡脱俗，天人合一，只能从浪漫主义英雄的美学意义上来理解；而"魔鬼"则表现在他是个强烈的反道德主义者，这一形象的出现，促使了无名氏创作风格的转换。在夏朵勃利昂的伤感的浪漫主义风格里，道德的困境正是其悲剧的根源，无名氏早期创作也是如此，但印蒂的出现扫除了小说的通俗趣味，他的强烈的反道德精神冲击了社会的正常伦理习俗的束缚，展示出中国文学里很少出现的魔鬼性格的魅力。真正的浪漫主义英雄都有反道德的性格因素，普罗米修斯偷天火触犯神规，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可以说是反道德主义的旗帜。印蒂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似可以理解作对天火的窥探，为此他也把灵魂交给了另一种魔鬼，叫作"命运"，从他在青春期情窦初开之时，就产生了反叛社会秩序的欲望冲动，义无反顾地离开正常社会体制，以后就一路反叛下去，对事业的反叛、对爱情的反叛、对虚无人生观的反叛、对宗教信仰的反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探求真理的方式是"一路甩下去，见山甩山，见水甩水，见火甩火，见金甩金，见星甩星，见月甩月"，终于完成了新型人格的自我表现塑造。如果我们熟悉拜伦笔下的堂璜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对这种浪漫主义英雄的美学趣味不会感到陌生，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由于笼罩着浓厚的启蒙者的道德因素和现实主义的教育功能，连最大胆的反道德主义也只是郁达夫式的伤感多愁的才子型人物，所以，印蒂式的乖戾、强悍、疯狂的性格可能会引起某种令人不适的刺激感，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美学效应。

刘：您能稍微具体谈谈对《无名书》的文体风格及其美学效应的感想吗？

陈：这部书的文体像一座岩浆滚滚、喷发无度的火山，令人目不暇接的壮丽瑰博。这也不是说它是无懈可击的，正相反，火山意象就说明它那种泥沙俱下、泛滥成灾的语言特色，这是一个语言的角斗场，无数鲜蹦乱跳的意象在相撞、拼杀、爆炸。如果单独地看，每一种意象、比喻、色彩、议论，都充满活泼的生命力，但问题是意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一切都变得光怪陆离，创造语言者同时又谋杀了语言。语言的生命体瞬息万变，转瞬即逝，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样一种狂轰滥炸的语言特色，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中也有人尝试过，如"五四"初期郭沫若的《女神》，当代文坛莫言的小说，似可差强人意，不过郭氏诗歌仅作昙花一现，未成气候，而莫言虽有其感性的色彩声音和想象，却无其理性的学识论理和抽象，也难为后继之人。所以，且不论《无名书》的成就高低，仅以它火山型的语言特色，在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样的小说文体究竟能在审美上带来怎样的新鲜感受？我想首先是语言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里，电闪雷鸣的声响接近噪音，斑斓杂驳的色彩几乎污染，奇异怪诞的比喻冲塞空间，形容无不用其极，感叹无不惊其大，纵然每一个字都是美味羔羊，也让人昏迷于冲天的膻腥。这种乱心神、谜感官的文字效应，就仿佛看一场群魔乱舞的原始宗教仪式，或者是在天崩地裂似的摇滚乐里狂舞，身在局外很难想象其中的魅力，一旦身临其境，经昏眩、疲乏、厌倦、刺激的过滤后仍然会有一种震撼。

无名氏的文体、语言有不少让人一目了然的弊病，但我更想指出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这种历来被人视为大忌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心灵日见冷漠、语言日见枯涩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中，仍然是相当可贵的。

刘：《无名书》中自《金色的蛇夜》下册起，是1949年之后作家处于潜在状态下写作的，属于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的重要内容。潜在写作这个命题是您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来的，而且您也从这个角度对《无名书》作过探讨。按照您的解释：所谓的"潜在写作"，指的是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哑声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潜在写作最终还是被公开发表了，只是创作时间与发表时间有不同时性，但其价值和真正意义并不是在发表时间而是在创作时间，显示了创作时间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多层次的感受与思考。而在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中，《无名书》后几卷也是非常突出的。我想请您以《无名书》为例，谈谈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对于这样的新问题，我相信读者一定有浓厚的兴趣。

陈：《无名书》的前两部半和后三部半的写作时间跨越了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煌煌二百多万言的巨著几乎是一气呵成。从1946年出版的《野兽·野兽·野兽》起，整整十五年过去，经历了历史性巨变而能不改宗旨完成一部大书的，无名氏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尤其是后十年的创作环境，对无名氏这类知识分子是极为严峻的。所以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头上似乎悬挂着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的无名氏，居然能如此安心地写完这部书稿，而且在书中几乎看不出那个时代的痕迹？

从潜在写作的角度看，《无名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启人深思的个案。无名氏在五十年代以后身在大陆，却过着半隐居生活，与国家体制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无名书》在当时决无公开发表可能，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明白这是一部为未来读者写的书，所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既无故意逢迎亦不特别反对，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我选择《无名书》作为一份特殊病例，就是想说明当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地发出声音的时候，他能否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追求一份超越现实利益的专业价值。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指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困扰着知识分子的现实环境，所以常常有人发出"偌大中国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叹息。尤其是时代的"共名"强大到足以制约人文学科的时候，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游离专业的价值目标，或迎合或适应这"共名"，理由是希望能急功近利地获得"共名"社会的承认，这样的例子已经不需要再举了。反之，人们受到现实压迫，在疾痛惨怛之下发出抗议的声音，当然是正义的声音，但即使这样的声音，它能否取代知识分子的专业价值？回到文学史的范围来讨论这个问题，作家在失去发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能否严格遵循他的艺术良知来尽可能完美地完成他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作家在不自由的环境下创作的例子，有明志之书，有血泪之书，也有阿谀之书，但真正潜心苦吟之书，却不多见。五十年代无名氏的《无名书》，六十年代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七十年代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都可以说是难得的几种，这些创作都是在后人难以想象的环境里完成的，但从当时的文本来看，有的是自成逻辑的现代心灵探索，有的是哲理与抒情的吉光片羽，有的是清淡到近于闲适的个人生活回忆，显示出思想与审美的纯粹性，不仅表现了作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拒绝，也表现了不为一己制困顿所束缚的专业责任，是把个人处境的悲苦与绝望经过精神上的净化以后转换成审美意识，体现出艺术家对专业岗位的价值与自信。如果没有宏阔高远的精神和理想支撑，要在潜隐的状态下完成《无名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想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给人们以启发。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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