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真相》章节试读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90页

p90“如亚里士多德，施特劳斯也非常强调‘phronesis（实践智慧或者说审慎作风）’，有道德性的人据此认识现实处境，而以体现实践智慧的方式行事。这也正是政治领袖应具备的德性。但无论是何种形态的现代性都不相信有这种所谓的‘phronesis’，宁可诉诸决策的科学或理论，诉诸理性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领导人在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接受的都是成本效益分析、决策论、博弈论等思想图式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通过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家事迹来增长自己的实践智慧。”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156页

当哲学家犯中学生都不会犯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时，我们应该想想，是不是翻译错了……如果不是，又该是隐微教诲了。
p156“……隐微写作还有个更广义的目的，并不直接即刻地同迫害挂钩。照施特劳斯说，那些‘谨慎（cautiously）’（这个词我们颇为欣赏）写作的思想家相信‘有些基本事实，正派人士不会当众宣告，因为这么做对多数人有害’……甚至在现代，麦迪逊也谈到法律有通过时代和习性赋予权威和威严的必要，由此否决杰弗逊关于宪法问题须定期征求人民意见的提议，即便麦迪逊知道宪法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想象般美好。破坏公众对法律秩序的惯有信赖，依麦迪逊之见，同民众重视宪法的收获相比，得不偿失。这个观点与施特劳斯和柏拉图倒非常接近，由此表明施特劳斯的想法并不与自由主义民主宗旨敌对，也并非格格不入。哲学上的缄默给施特劳斯添了‘高贵谎言’的标签，但施特劳斯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尽管表示最好说是‘顾念社会责任’……谎言（就算是谎言）之所以正当，不是因为精英优于大众而有权做任何事来统治或维持自身；哲学上的缄默如果正当，乃因符合公共利益，确切地说，即因为公众的某些意见对公众本身是有益的……
（这里明确表示施特劳斯和柏拉图赞同为了公共利益而为高贵的谎言，至少是缄默。当然，根据后文，我们可以说施特劳斯赞同出于公共利益而为高贵的谎言，这种赞同是有前启蒙这一时代限制的，在现代并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在现代很多时候没有这种缄默或说谎的需要——这样更能照顾美国宪法这一段）
施特劳斯发现隐微论在过去的应用并为之辩护，是否用来辩护或宣告自己当前的隐微计划？这种想法太过反讽……隐微论必须以隐微的方式述说。但施特劳斯绝对没有轻声轻语，而是用扩音喇叭公然谈论隐微论，时刻提醒我们隐微论的存在。……那么，施特劳斯难道会意图实践自己完全曝光的伎俩吗？……施特劳斯表示‘……莱辛是最后一位在遮掩之余又有所透露的作家；他是在字里行间的写作中谈论/写作于字里行间的技艺/’……施特劳斯表明他清楚只有当作家以隐秘方式论述时，隐微论才是有效选项。
准确地说，‘高贵谎言’这个词事实上源自柏拉图的《理想国》。……鉴于苏格拉底告知他的谈话者（还有柏拉图告知他的所有读者）那是谎言，高贵谎言的要义就不在于让人上当，而是要表明自然在哪些方面无法为政治生活提供绝对正当的依据。……所以，即使在柏拉图那里，高贵谎言也不应被误读为证明向民众说谎有理的根据。……
（前面谈美国宪法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后面又明确说柏拉图的灵魂不朽等是高贵的谎言。有必要将柏拉图解释得这么俗白吗？当然柏拉图有反讽，但是不是其作品没有隐微的维度，没有高贵的谎言？——其反讽，其对政治限度的揭示恰恰是隐微教诲？尤其是，谈话对象都是贵族青年。）
施特劳斯怎能既重新发现了隐微写作，又将其破坏呢？隐微论旨在隔开哲学与政治，避免两者相互影响。……但这些哲学行动的准则和哲学纲领（philosophic politics）都是前启蒙时代前自由社会的基础，主要也在前启蒙前自由社会有效。如前所述，施特劳斯承认，甚至强调自由社会的思想家也已不再面临前人遭受的迫害威胁。
（隐微论的另外两个理由在自由社会也不成立了吗？为什么这里只提迫害？——后面提了。以及：p64“见证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崛起的施特劳斯认为，在20世纪并没有谁有理由否认因质疑官方教条而遭迫害的情况仍存在于政治生活。事实上，20世纪的迫害比过去更胜一筹……因不存在所谓的普世国家，哲人尚能逃亡他国。但现代政体因其主张基于普遍有效的真理，不再像古代政体那样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若哪个现代政体成功提供普世统治的有力根据，哲人也就不再有出逃的可能。……施特劳斯必须关心政治，尤其要反对（既从哲学上也从政治上反对）那些企图建立普世一体化国家的主张和行动……者也就是为何施特劳斯会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如果实现普世统治的不是科耶夫的方案，而是洛克的则如何？在自由社会哲学和政治真的没矛盾了，还是只是矛盾没那么尖锐？后启蒙也不等于自由社会，这里区分不是很清楚）
对于写作于后启蒙时代的人而言，原本支持隐微论哲学的理由不再有说服力，反倒更有理由像施特劳斯那样揭露并由此破坏隐微论。……若施特劳斯活在启蒙运动爆发之际，……绝对会设法阻止这项启蒙工程，会采取措施避免政治（即隐微论）哲学失去本来面目。但施特劳斯并不活在启蒙运动兴起的时代。既然启蒙已经发生，后启蒙时代已经来临，就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恕我们直言，朗佩特先生），不可能恢复前启蒙时代的隐微论哲学。……施特劳斯不是认为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与社会同时产生，不是认为哲学与社会失调？但这也行之有据，施特劳斯深信，当前危机需要更彻底更公开的回应，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必要。施特劳斯必须公开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属性，这么做既为政治也为哲学。有关哲学的真相虽然可能（在前启蒙情况下）威胁哲学和城邦的安危，但在后启蒙情况下，真相的缺失要危险得多。而要治愈启蒙之疾，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提出一种新的启蒙，这种启蒙通过表明哲学的真正本质、真实价值和俗白行头下的秘义，为哲学留存可能。同时，对哲学的真实描述也能为‘价值’提供新的判断依据，以某种自然正当说抵制当今后启蒙时代体现西方现代性的极端相对主义，以及对真、善和正义信念的丧失。
所以我们看到，施特劳斯公开教导说，哲学本质上有别于宗教或神学。……因为在后启蒙语境下，与其让错误理论由极富卡理斯玛魅力的哲学倡议（譬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倡议）四处流传，不如揭示哲学与宗教的真实关系来得有益。”
p167“若纠结于施特劳斯文本的隐晦……可能就会怀疑目前论述的主要思路。须再次申明，我们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施特劳斯的哲学表达：忧心迫害和必要的社会责任。不过，哲学表达上的含糊不明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哲学教育的需要。迫害的威胁、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则重亟需隐微论的情况在后启蒙社会已有改观，但教育的必要却丝毫未减。……可以察觉施特劳斯有所保留是希望读者为拼凑他的结论而努力寻找蛛丝马迹，这点我们认为源于施特劳斯事业中纯粹的教育目的。（注释：弗雷泽认为关于隐微论的学说实际上是俗白教义，‘用以诱使学生步入哲学生活’……）”
（这段又承认施特劳斯的文本确实存在高贵的谎言，或至少是缄默，隐微论的前两个理由无法解释这种缄默，主要理由于是落在了教育。如此则施特劳斯的谎言不仅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许多观点是坦诚表达的），在意图上也是有限的；不过似乎也不宜完全抹杀前两个原因，只是“改观”了，并非完全改变。）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231页

p231“……施米特……认为界定自由主义的关键特征是‘否定政治’，确切说来，即力图以中立、和解，乃至主张不抵抗姿态、人道主义和天下一家。……而施特劳斯书评主要竭力阐明的就是施米特在肯定政治上的暧昧不清。施米特或许意在说明政治乃不可回避、不可逃脱的人类境况，自由主义否认政治因而是自欺欺人。但施特劳斯提醒我们，施米特的主张还有它的深层意义。自由主义认为政治能够逃脱，这是对的，它错是错在把逃避政治视为可欲的好事。……若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生活便缺少了真正的严肃性，这是施米特最为反对的。生活因随时可能同敌人殊死较量而严肃，而不只是聊以消遣的场所。施特劳斯由此察觉，施米特明显具尼采特点：正如尼采，施米特极度反感‘末人’的胜利，生活在这些人眼里不外乎娱乐消遣。”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177页

p177“待谈到维特根斯坦和施特劳斯（这真是对奇怪的组合）时，罗森就更激进了，前两篇论文匆匆一提的观点被摆上了显要位置，表示‘真正的隐秘教诲是哲学的不可能性，为人类的救赎考虑，这种不可能性必须向人类隐瞒’。关于这点，罗森之前的一篇文章作了最好的解释，‘施特劳斯（正确地）把下述观点归于尼采：关于全局观必具相对性的理论分析，若被公开散布，人类生活本身都会变得不可能’。而依罗森之见，尼采的这一观点也是施特劳斯本人的看法……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即政治修辞学）因此是在有意地提供神话……‘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是种高贵的谎言’。……罗森笔下的施特劳斯……在力图帮助人们继续相信生活不仅可能且有意义。”
p182“首先，重拾希腊的前哲学认识要么能让我们获得普遍真理（谈希腊也就成了多余，施特劳斯也就误入歧途），要么只能让我们获得希腊特有的真理，在告知普遍真理上有一定局限。罗森似乎倾向以后一种假设为施特劳斯的观点（照施特劳斯的实践来看）。但如果回到或者说寻回希腊前哲学认识的哲学真理，施特劳斯实际上就是在走历史主义路线，即承认思想具历史性。但施特劳斯不是认为思想的历史性违背哲学而有损哲学吗？另一点质疑就是罗森认为任何解构哲学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哲学属性’，所以也不可能会像施特劳斯似乎要寻求的那样回到真理的前理论根基。有学养的读者可能已注意到罗森其实在说施特劳斯被海德格尔之笼所囚，最终必然与海德格尔同流。
可见，罗森不太留心施特劳斯实际说了什么……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坚决表示哲学永远无法实现它的目的——完整或全面地解释总体。但施特劳斯却也认为哲学可以深刻地认识、清晰地表述‘基本问题’。……总体知识的缺席并不代表人类没有关于总体的思考，事实上，关于总体的意见必然先于哲学。因此，哲学是设法以总体知识取代各种总体意见而作的努力……哲学的动力就在于体认到意见的真实存在和意见显现的不足。……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以审查意见、超越意见为己任，而审查超越的方法就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目标是总体知识，最终的收获（就最好的情况而言）就是关于‘基本问题’的知识……施特劳斯诉诸事物表面（即还原了前理论认识），并不像罗森认为的那样指望表面提供哲学真理，而是想让我们逃脱‘洞穴下的洞穴’——近三千年思想传统为我们挖的深坑。从‘洞穴下的洞穴’上升，并不把我们带向哲学真理，而是把我们带向苏格拉底哲学辩证的起点……施特劳斯投身历史研究的行为，并不表示哲学不可能，而是要让我们看到他对哲学文本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如今必须怎么做才能重拾原初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203页

p203“根据‘僭政说’的教诲，智者和正义之士的无法而治会优于贵绅或其他人的依法而治。但智者和正义之士的统治仅为虚拟假设：真有智者或正义之士存在，（他们也）不会去统治。那些以智慧之名要求统治权的人，正因提出如此要求而表明自己不在智者之列。……僭政说透露的是哪些事必当真实有效才会有高于法治的统治形式（但通过证明并不存在这些真实有效而说明法治是必要乃至充分的善治条件）……同时，僭政说也通过揭示法治整体的限度来揭示诱人超越现行政治秩序（哪怕是最佳秩序）缺陷的基础。法律有限，且因法律乃必需，政治的可能性亦有限。……汲取‘僭政说’的教诲，就会谨慎看待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施特劳斯属于政治温良派，主张法治和宪政，尽管知道两者的限度，但仍视为政治可能性实现的最佳形态。”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153页

施特劳斯论怎么开天眼
p153“最近的研究无不以下述想法为指导思想：‘过去每个阶段……必须照当时情形来理解，不应以脱离当时情形的标准来评判。……’如此观点其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评判治学客观的标准，对该标准，施特劳斯自己也表示支持且加以运用，如强调希腊城邦（polis）不是所谓的国家（state）。但照施特劳斯看，这些似乎纯属方法论的组织构架的最底层，其实是意味深长的哲学思想，他说的‘历史主义’。……照施特劳斯定义，历史主义认为‘人类思想具历史性而无法抓住永恒’。思想必然有其历史背景，反映历史，亦为历史所限。但历史主义却‘因社会和人类思想必然的历史性’，‘拒绝回答什么是好的社会，或者说，好的社会就是怎样的’，拒绝回答政治哲学本身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历史主义是政治哲学乃至哲学的头号敌人。……在历史主义者看来，‘政治哲学史……表明任何政治哲学都无法理据充分地主张超乎本质相关的历史情境还依旧有效。在这。隐微论就派了用场。施特劳斯正是通过论述隐微论削弱历史主义据称的经验证据，正是通过论述隐微论确立他的相反主张，即哲学和政治哲学一直以来都具意义和可能，人类思想不像历史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为历史所限：那些说明以往思想家与其时代一致或历史决定思想的所谓证据，不过是思想家有意迁就当时主流看法的人为假象。……而这还不足以让施特劳斯断言跳出历史思考是可能的，他必须说明确实有过跳出历史的思考，且因曾经有过，将来或许也会有。……隐微论命题因此不仅是施特劳斯研究政治哲学史的关键，更是施特劳斯实现远大目标——通过质疑以历史主义为首的敌对思想复兴并复原政治哲学——的关键。”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81页

p81“……《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两个重点是具有后马基雅维利时代政治哲学的特征。首先是强调制度而非品性。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不再像古代共和国那样，取决于教育和道德规训，而是取决于完备制度下激情的满足（甚至是激情的宣泄），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的市场就是其典范。人类的私心和获取心过去被视为罪恶，如今却得到承认并被视为效力最大，若安排得好，便能加以利用而带来好的结果乃至共善。……除制度至上外，《联邦党人文集》还强调获取和政治经济学。”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227页 - 马基雅维利的时刻

施特劳斯以哲学，以相伴哲学的正义和德性为导向，同时顾念紧迫情势；马基雅维利则以必要性为导向，任由紧迫情势吞噬整个道德世界。施特劳斯，总而言之，决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62页

p62“此外，重读哲学史也让施特劳斯看到现代哲人引介了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全新认识。……现代人已丢弃了活下去与活得好的区别，也不再关心作为人类存在最高境界的哲学。理论在现代哲人那儿往往只表现为完善实践的手段，所谓完善，不是说改善公民的道德品质或公民的关系，而是带来更显而易见的繁荣太平。”
p64“见证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崛起的施特劳斯认为，在20世纪并没有谁有理由否认因质疑官方教条而遭迫害的情况仍存在于政治生活。事实上，20世纪的迫害比过去更胜一筹……因不存在所谓的普世国家，哲人尚能逃亡他国。但现代政体因其主张基于普遍有效的真理，不再像古代政体那样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若哪个现代政体成功提供普世统治的有力根据，哲人也就不再有出逃的可能。……施特劳斯必须关心政治，尤其要反对（既从哲学上也从政治上反对）那些企图建立普世一体化国家的主张和行动……者也就是为何施特劳斯会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
p69“启蒙哲学家既未正确认识政治力量的范畴，也未正确认识行使它的主要手段、现代政治哲人把政治目的或目标限定在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上，使政府转化为实现个体私人目的的公共手段，公职公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庄严威信。……事实上，施特劳斯指出，政府或所谓”政体“对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生活于共同体中个人的品性起决定性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体制不仅仅是衍生现象……法律必须得到执行，这就意味着执法人员的品性决定了法律的含义和效应。……但不管是福是祸，个体领袖的品性对政治结果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施特劳斯由此认为，培养有潜质的政治领袖是哲人能帮助同胞的方式，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式。”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71页

p71“在返回古典的过程中，施特劳斯要复兴的不仅是苏格拉底对哲学的理解，还有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科学的认识。现代政治哲人，如霍布斯（以及当代追随霍布斯的那些社会行为学家）只知道一种科学就试图改革政治学研究，使之接近于现代物理学。但依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存在着两种科学：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或者说政治科学。‘区分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也就意味着人类行动本身有独立于理论课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之外的准则。’施特劳斯认为如果人类行动能依据其本身的准则进行研究，独立于理论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就可能复兴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而无须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自然万物或许没有所谓的‘目的’或‘telos’，但能明显看到人类是受目的驱使而迈向……‘依审慎原则行事的领域因而在原则上是自足封闭的领域’，完全可以脱离现代自然科学来研究。……”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45页

p45“尼采曾坚持主张，对上帝的否认乃是对智识诚实或者说正直的要求，而在他看来，这是我们最后的美德。……但施特劳斯……反驳说，如果世界毫无意义，没有真理可言，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基础可以让尼采作如此宣告或以此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存在着深刻的不一致。”
p49“返回迈蒙尼德之启蒙的第二个障碍在于，面对现代自然科学，不可能再复兴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论。……与他的某些弟子（或再传弟子）不同，施特劳斯并不试图通过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兼容于现代自然科学，以此来复兴前者。施特劳斯最终认为，这种兼容性即便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施特劳斯发现迈蒙尼德和法拉比更多的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呈现的哲学，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充分满足的方式……因为明确表示了缺乏对重要问题的知识，苏格拉底就不会确认对于宇宙秩序的任何解释为真理，虽然他必须有能力表明为何现成的解释都无法完全令人满意，以维持他那个悖论性的主张——他知道自己的无知。因为现代自然科学明确提供的知识同样不足以成为对总体的全部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哲学是能够以某种——亚里士多德宇宙论所不能的——方式与自然科学兼容。”
p56“不过，在施特劳斯看来，迫害只是过去的作者隐瞒或误示不分真实想法的第一点原因，二非根本原因。另外还有两点原因。首先，过去的哲人若避免不了哲学的质疑对社会公共道德根基可能造成的侵蚀，就想方设法去弱化这种侵蚀。其次，施特劳斯认为，遵循《费雷！罗篇》里苏格拉底的教诲，思想无法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直接表达。伟大哲人的写作不只是为陈述学说，陈述学说甚至不是写作的主要目的，伟大哲人的写作是要试图技法读者自己把问题想明白。”
刘小枫抱着第一点，甘阳侧重第二点，哪位有志青年可以做下第三点。

《施特劳斯的真相》的笔记-第97页

p97“现代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体现的公正原则，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完全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贵族政治。现代民主选拔官员不是根据抽签这种体现纯粹民主的平等原则，而是由选举决定。选举就是贵族政治的做法，体现的是贵族政治的正义原则——优绩（merit）。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愿最优者获胜。非选任的官职大多是根据能力和优绩来任命，这显然更具贵族政治的特点。……施特劳斯由此认为，古今在民主问题上的重要分歧，甚至说唯一重要的分歧，‘仅仅在于对技术好处的不同评估’。……现代民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混合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