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注释》书评

材料与注释--前因后果，不问佛陀

对洪子诚先生的认知，最初来自厚厚的考研资料中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今天还要郑重的加上这本《材料与注释》。无数深重灾难被一遍遍地重复后，对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者或“无意识地作恶者”来说，是试卷上浮躁写下的回答，是“怨曲失欢”的祥林嫂般的诉说，是数年后获取的光鲜表面下仍羞于提及的“败兴”。各种大批判、大运动就像一锅经加工达到沸点的水，随后用其达到煮熟饭、冲开茶的目的是足够了的，但实际的后果是，不得不收拾收拾焦糊的惨局时，还须等待那份不能接受的“热”降至正常温度了，才能触碰、检查。初看书名，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选取材料及作好详细注释的工具书。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材料与注释》，第二部分是以多篇采访形式汇集的《当代文学史答问》。在第一部分中，关于现代文学创作各类文件、手稿的大段注释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原的清楚详实，而且有着似乎不必再行删减编辑就已经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力量。是的，以逻辑之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辨链条，解释得清自己所有的行为因果，理直气壮，何须开导的佛陀。然而，创造出的新世界里的思想解放，新的生存模式，却让满怀热情的权力的所有者与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乱了套，也让人们的行为成了“谜”。终于，种种革命的名义让所思所想的力量不再仅是潜伏在无以示人的脑穴深处，而是成为二元对立厮杀的战场，将因果放在一旁，杀伐的决心佛陀也难阻挡。在那些混乱的年代，所有想在说真话创作和继续指引人们坚持追寻狂热梦想之间迷茫徘徊的人，相互牵绊着落下现实或思维的深渊。至此，浩劫来临，而且影响深远，思维的碎片期待在新时期重新萌芽生长。看《材料与注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养成的习惯是：一见到前文没有出现、此处出现注释记号的姓名，便会急忙看页脚处这人的生卒年，心也跟着悬，期望对方熬到拨云见日的一天。而长达数年的一曲狂热悲歌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就是，每个人都无比希望自己能向正确的方向靠拢，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忠贞才是捍卫崇高理想的基石，每个人都在革命的岁月里见惯了被用来比照胜利成果、作为反面典型的“祭品”······于是，善以道德批判斗争他人的人，即使多次运用两面派的手法，也再难逃脱想以同样手法夺取其权威的厄运。这足以引发人们在今天再行思考--一以贯之的人生形象究竟是我们真实的自我还是想给他人看的那个？在特殊时代的疯狂冲刷之下，一心狂热的追随崇拜造成的善变形象，应该是真正的二元评判体系里最忠贞还是最没气节的表现？如何让自己不成为新的“乌合之众”，既能坚持独立思考又能在集体行动中不让自己随时被新一轮的狂热浪潮挟裹失去控制？这些问题都不遥远，对应到现在，分别是相亲时的表现和自己平时像一个人吗？“哈韩”却会在偶像剧的冲击下各种“换老公”，究竟是喜欢花费时间金钱去支持演员个人还是一种乐于幻想只求不动脑的消遣风潮？就算是在《哈利波特》系列里的巫师世界，中了所谓会被控制神智的“夺魂咒”，不但没有负起相关责任，反而凭借着往日获取的强大影响力阻碍罪行，无论后果如何就都可以不追究了吗？本书内容详实可信，语言严谨精炼，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问答，问题犀利深邃，回答坦诚平实，同时还有作为特殊时代亲历者的反思，人文学科的教育从业者尤其应当多看几遍。个人最喜欢季亚娅女士采访的那篇--这年代骂战看得太多，说问题的太少，季女士的采访精彩之处在于，真正的“意见不同”却对撞出的精彩火花，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掀桌走人。最后，以身为凡人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来作为阅读这类好书的理由吧：即使当前仍然迷茫，心里对未来却永远有着坚定的方向。把这本书铺在前进的路上，不见得能填平所有的沟壑，却在也许会误入的岔路口，不问佛陀，便找得到一束思维的灵光。

《材料与注释》：在材料中解析历史，在历史中阅读文学

文/吴情阅读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读者都会为“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头疼。倒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上太过创新、太过先锋，而是文学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极其紧密。文学文本的意义解读，很大程度上不是分析其人物形象、思想内涵，而是文本中蕴含的叙事逻辑和意识形态。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甚清楚的读者，常会出现妄下断言的情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故而，掌握足够的背景材料，或许能为此类读者提供阅读时的方便。北京大学中文系已退休教授洪子诚先生的著作《材料与注释》，除却学术意义外，亦应当做普通读者阅读“十七年”文学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参考书。《材料与注释》分两辑，第一辑“材料与注释”，主要详细分析了几份当代文学史中的著名公案，比如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会议（也叫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以及这些会议或者讲话留存下来的官方文件。第二辑“当代文学史答问”，主要是洪先生私下应某些杂志社之邀，就当代文学史研究学习中的部分环节进行意见交流和观点互通，尽管多从学者角度，而非普通读者方面进行回答。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主要是针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下简称《组织部》）及其批评声音。《组织部》是“百花文学”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对它的批评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大部分“百花文学”作品和作者稍后的命运。“百花文学”虽然时间较短，但其书写人性、人情的重要向度意味着它对“新时期”乃至“后新时期”文学都有一定影响。《组织部》先获得极大赞扬，随后批评声逐渐成压倒之势，赞扬与批评之间，有着当权者的文化政策考量，并非单纯考究其文学性。从“百花文学”到针对“百花文学”的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文学的意识形态向度日益代替了文学本身内在审美情趣的探讨，从《组织部》的命运中可见一斑。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则涉及丁玲、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始末，以及邵荃麟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1962年大连会议与赵树理等一批书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有关，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在此期间提出，其后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黑八论”之一，邵荃麟本人也因此遭受了厄运。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或多或少是部分文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命运的一个缩影：从受尊敬的人到坠入人间、为人轻贱的右派。洪先生在查找、分析和这些材料时，细致简要地对作家生平经历、作品风波缘起做出说明，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最终成功地“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对文学史教学过度重视结论，轻视材料说明，毋宁是一个反拨。在第二辑“当代文学史答问”中，洪子诚先生就普通读者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进行了回答。比如作协体制的利弊得失、文学史教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专业研究方向的分歧问题等等。在洪先生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处充满了未知谜团的领域，各种可能性有待书写，而非可以单一“范式”进行定义。文学史教学是文学经典化的程序，但并不代表非入文学史书写主流的作品即非优秀作品，毕竟，经典仍需要和每代读者对话，经典的意义存在于无止境的对话活动中。另外，就如何看待文学这一问题，洪先生则强调，不应依赖“一种‘一元’的、本质化的观念”，而应认识到文学“构造的性质”，是一种生产。在文学批评权力集中于学院的当下，这一观点于普通读者而言，无疑是阅读文学的重要启示。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向来是文学批评的两翼，今天当代文学的繁荣更多依靠批评而忽略了文学史研究。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将史料钩沉，整理出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再加上详细的注视，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是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