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蝴蝶

出版社:诗歌与人
出版日期:2009-5
ISBN:9789993794615
作者:朵渔
页数:185页

内容概要

朵渔,(1973-),原名高照亮,著名青年诗人、学者。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 主要作品 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 《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

作者简介

诗人朵渔的十年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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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某日,向野渡索朵渔《追蝴蝶》(1998-2008)诗集,野渡欣然EMS寄我。结果EMS还没到,我已在网上找到电子档七辑近200页,并且一口气读完。这对不喜欢读电子书的我而言,实非易事,盖因朵渔的诗引我入胜吧。读完与野渡交流,野渡劝我写点读后感,我犹豫再三,勉强整理了以下三点。一、关于禁忌与自由起初,野渡告诉我这本诗集是正式出版的,我便到网上去找,但却没有找到。等书寄到以后,我才发现这其实是本“非法”出版物,并无出版社,也无刊号。在诗的帝国,出版一部诗集,竟然如此之难。我不敢将之归功于帝国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因为帝国的宪法还是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的,哪怕是经过审核的出版自由。此为题外之话。在一部分诗歌中,朵渔频繁地使用了敏感的“下半身”词汇。作为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的诗人之一,朵渔这么做,自然毫不奇怪。那么,“下半身”是诗歌的禁忌么?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太容易。它或者涉及道德与文学,政治与法律,甚至涉及美、自由这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对此,发起“下半身”诗歌的诗人们的答案显然简单而干脆,必须用“下半身”甩禁忌一个大耳光。但如果你用“下半身”诗人来给朵渔贴标签,恐怕又是极不妥当的。在另一部分诗歌中,朵渔完全摒弃了“下半身”词汇。是的,自由是这么一回事:我有选择权,我可以选择词汇甲作代言人,我也可以选词汇乙作代言人,我也可以谁都不选,我弃权了,不写不说了。也许有一天,人们都有这样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益,想说脏话就说脏话,想说黄段子就说黄段子,想写下半身诗就写下半身诗,想做蝴蝶就做蝴蝶,想做苍蝇就做苍蝇,真正可以宪法在上,百无禁忌。二、关于蝴蝶和风暴朵渔将写诗的历程,比喻成追蝴蝶的过程。我和野渡聊《追蝴蝶》这本诗集的时候,开玩笑说朵渔起初是想追杜枚这只蝴蝶的,后来又改追杜甫这只蝴蝶了。这么说,似乎有点委屈了杜枚。但就《追蝴蝶》所展现的诗歌历程来说,起初朵渔也委实有一点想要“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架势,后来才渐渐开始“修身、齐家、平天下”起来,诗的视野越走越开阔,到辑七《愤然录》时已由起初不起眼的蝴蝶扇出了海上的风暴。值得注意的是,辑六《雨夹雪》,较辑五《雪融冰》,似乎显得停滞和倦怠了些,但这也许正是为辑七《愤然录》所作的酝酿、所谓风暴前的平静吧。三、关于入世与出世朵渔的诗,整体印象是入世的。无论是早期的情与爱、中途的倦与怠、后期的怒与恨,都体现了诗人对尘世生活的热爱和赞美,对肉身及肉身所在的世界的关切与不舍。这与我以前读到并且喜欢的雷平阳、黄灿然、杨键等诗人,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相较而言,后者的诗,更多是出世的心态,向佛、向基督、甚至向古儒寻求精神上的安宁。当然,入世与出世是相对的,而且究竟谁更高明,也很难说得清。我私底下是倾向于出世的,但也许两者的修炼,都可以达到澄明之境吧。我一向对诗评抱有偏见,整理以上三点,已大大超过我的能力极限,聊博方家之一晒。
  •     这期待大于之前的黄礼孩时光在一年一年逝去,一些人的身影在渐行渐远,直到模糊,而作为写作者的朵渔,他的面目日益清晰,在人群中你不用花力气就可以把他找出来。他是坚韧,他是茂盛,他是忧伤,他是张力,他是立场——朵渔是一个有着孤傲心的诗人。他像一头雄性的狮子,又是一头忧郁的狮子。我更愿意把朵渔《高原上》这首诗视为他的自画像: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阅读诗人10年前(1998-2001)的诗歌,你会感受到他青春的气息像河水一样暴涨,那份青春的美感多么有质地:在采榛子的年龄,我们都乐于尝试这小兽般的冲动,而快感却像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坚硬但又不可把握。——《野榛果》 如此的激情,书写的不仅是经验,更是对世界无穷的原动力。没有人愿意去憎恨青春的美,而美就是性的一面。它是海水也是火焰。它是林中鲜艳的果实,却是野生的。它是小兽,是无法把握的跃起。这首诗歌朵渔将幻想和物象混合在一起,写出性的美感,情爱的初欢。朵渔的诗歌一开始就摒弃了那些伪道学,摒弃猥琐的灰暗心理,摒弃暧昧,他表现得那么率性直接,又那么热情,以至他的诗歌给我们带来人性中大胆的表达:我摸着她多毛的下体,想起那在做爱中度过的每一刻是多么奇特那被黑犀操过的母犀是多么风光。——《我梦见犀牛》 很多时候,我们把性视为脏的字眼,但私下它是吸引力。朵渔直抒胸臆的书写是一种照耀。在一个虚伪的年代,因为罪恶感和羞耻心,因为对性的忌讳,我们的美感在退化,变得迂腐而鈍拙。对性的敏感让朵渔充沛有力而狂野的描写,时又表现得含蓄、隐约:七里海的水波被四级的春风吹动我的头发也被吹乱了,像黑鸟在闪光,我真心喜欢这种乱了的感觉。——《七里海》 好的诗歌都饱含着一种优美的笔触。沿着诗人的笔触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热力,同时,诗歌又留有空间让读者去容纳之外的性情。朵渔崇尚诗歌的温润感,自然与质朴中蕴藏一种柔软中的硬朗,这里面的欲望也变成明亮的涌动。……有几个早晨,太阳似乎离得很近几只乌鸦在积雪中打开翅膀远处,供热站的烟囱,像兴奋的阴茎庄严,色情……——《乌鸦和雪》 色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美艳的一面,对欲望的书写也就是对人性的探求。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一些纷乱的情事,青春岁月那些不羁的故事,它或浪漫或残酷,或燃烧或幻灭,无论如何,它是不可回避的,它是生命的历程。朵渔热情的抒写也就变成一种敞开的姿态,一种恢复人之本性的努力,同时也是对逝去的青春的致意!在这里,我并非要把朵渔诗歌中关于“性”的描写放大,而是作为一个蓬勃的生命,他天然地拥有大自然给予人的权利,他书写的自然是人性中的部分。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流派的重要发起者,他对性的书写把握得恰到好处,可谓云霞满纸,灿烂夺目。他对性的题材怀有难以释然的欲望,这使他一开始就写下了许多关于性的诗篇。这诗篇的后面除了欲望的本能,还有下意识,还有人性的呈现。一个诗人,如果对性和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很难谈得上对文学有多深的理解。一切都是欲望,性就是这个世界,性不邪恶的部分是人类从不枯竭的天赋,对性的书写是朵渔在诗歌观念上的一次越界行动。诗歌就像种子,它保存着滋养植物的各种成分,给它一个环境,种子就演变成花朵和果实。朵渔对诗歌这门古老的手艺似乎天生就撑握了某种密诀,诗歌这一粒种子,在朵渔那里他却把它变为野生的物种。他把2002-2003年这一年间的诗歌视为非常之爱。在这一辑诗歌中交织着诗人的肉体之爱、性灵之爱、世俗之爱、正义之爱、亲情之爱,这些爱让诗人成为生活的译码员,他用译出的语言纺织了属于自己的诗歌。我爱这个女孩一小块一小块的爱她太小了,张开双臂就能飞她太美了我找不到她确切的肉体……——《非常爱》 爱是人生的一种态度,爱是一个幸福之谜,我们要用人心之爱去解读才能获得爱的答案。在诗歌中,朵渔的爱有时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时而是一片一片的——那棵树下,阳光倾泻一片灿烂,有人轻轻喊出她的名字——《她有美丽的骨头……》 爱在诗歌中有时又是光线、声音、气息、秘密、记忆、怀想,朵渔在他的世界里创造出婉转又绚丽的诗意,诗人说:多少时光逝去多少盗贼得逞多少苍茫的心事烂在心中有一扇窗我至今未开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那天阳光明媚,我还喝了点酒,躺在一片不知名的土地上,缓缓地睡去。——《从窗口走过一只猫》 诗人的爱秘而不宣,这是有情怀之人的爱。诗人的爱还是宽容之爱,宽容除了面对别人也面向自己。爱是自我的探寻,宽容意味着同情心的苏醒。爱因之有了呼吸,有了理解:我想把诗集送给一个人在阁楼上做梦的人他却摘下生锈的耳朵将诗集东躲西藏直至扔进了洗手间考虑到年近三十还没有女朋友像这样幽蔽的天才我只能悄悄将他原谅——《最伟大的鸟能飞多高》 天才渴望爱,却没能真正得到爱,诗歌透露出天才的荒诞和无奈,也道出作者对梦游者的深切关怀。清瘦的身影在春香院的二楼越陷越深窗外细雨飘洒,黑暗裹紧了天空小巷积水闪亮妓女们喧闹着出来洗脚四周陈旧,花香太深有一枚果子悄然落下掌灯时分,小二送来酒饭一个人,读杜诗柳词喝酒,微醉,到天明那布衣草履的使者正自千里之外穿越茫茫平原——《江湖之远》 诗歌存在境界的高低之分,一首诗价值的优劣姑且不论,但一首诗歌你要让人看到你的性情,看到你对语言的敏感力,闻到你诗歌的别样气息。《江湖之远》让我们对朵渔的写作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这是一首散发着淡淡忧伤和怀旧情绪的诗歌,它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中某些片断的重温,亦是对那个江湖的回眸,诗人仿佛是那个布衣草履的使者,正穿越茫茫平原而来。在这首诗中,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诗人对杜诗柳词中某些闪亮东西的热爱。即使诗歌帝国的江湖远去,朵渔在内心深处保守着诗歌不熄的波澜。那幼小的身躯,是离我最近的倒影他前程远大,而我已到了可以体味风俗的年龄……朵渔写给儿子的《耳轮》一诗一再把我打动。一个父亲的形象跃然眼前,一个中年男人复杂的心境写得入木三分。时间的窃贼把人生一点点偷完,留下的惟有感慨。在朵渔的诗歌中,我看到他那颗敏感而苍凉的心:举着灯的人在黑夜出神热爱历史的人回到家中当初是一群人,现在就要变回一个但有一种变化从未被我发现它隐身在生活的背后那是岁月在改变自身——《几种变化》 沧桑感是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感怀,它是灵魂深处的隐痛,它是繁华之后的沉静,是冷漠之后的温暖,是荒芜之后的淡定。苍茫是诗歌的气味,朵渔带着侠义气息奔走在他的诗歌里:哎,多年来,当我独坐窗前想起那一次次返回——天才当道,我终未将自己的才华放弃我的朋友不多,彼此视若兄弟。——《京津道上》 居住在天津的朵渔,每到下雪的冬季,我总会想起他的《雨夹雪》:黄昏之后,雨势减弱/小雪粒相携而下/雨夹雪,是一种爱/当它们落地,汇成生活的薄冰/坐在灯下,看风将落叶带走/心随之而去/铸铁的围栏,一张陌生的脸,沉默着/将一点悲愁的火险掐灭/雨夹雪的夜,一个陷入阴暗的梦境/一个在白水银里失眠。下雪的日子他独坐窗前,他说:希望你能来和我喝咖啡/看雪。一个关心雪的人,我感受到他的安静和纯粹。我喜欢对四季敏感和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的诗人,朵渔对自然界心存感念,我把他珍视为兄弟。每一个人都面临着黑暗,自己的黑暗、他人的黑暗、社会的黑暗、时代的黑暗、人类的黑暗、朵渔面临着这一切。他在《沮丧》中写到个人的黑暗,他在《黑暗传》中写到他人的黑暗,他在《年终题》《大雾》中写到社会的黑暗,他在《有一点薄薄的小雪……》中写到时代的黑暗,他在《雨前书》中写到人类的黑暗。黑暗无所不在,诗人面对黑暗必须让自己成为光明的一面,只有如此才不至于被黑暗吞筮。朵渔是一个充满忧思的诗人,《雨前书》是他面向世界的面影:雨从南面转过来,下了一阵又走了,去了渤海、日本、大连湾我坐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抚弄着肚皮像一只井蛙,用卑微的心,见证着昏暗的天空和低飞的鸟群用盛大的怜悯,默念着非洲的青山和黑暗的约旦河。雨前的压抑、昏暗让人忧心忡忡,那遥远的非洲,那黑暗的约旦河,那土地上人的命运多么令诗人担忧。面对那么多黑暗,诗人显得悲愤。《妈妈,你来救救我……》,同样是一首呐喊的诗歌,妈妈就是庇护所,是光明和温暖,妈妈是爱和希望。这首诗歌是如此的真切,又如此的催人泪下……朵渔的写作一直坚持他独有的立场,我不说他的写作是边缘或主流,也不说他是高调或低调,对他而言,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黑暗的较量,这样的写作就赢得尊重和价值的认同,这应是他写作的意义。朵渔用诗歌给自己画了自画像,从他的诗歌中,我看见一个思想者的朵渔,一个愤然的朵渔,一个虚无的朵渔,一个怀疑者的朵渔,一个迟疑的朵渔,一个克制的朵渔,一个骄傲的朵渔,一个相忘于江湖的朵渔。朵渔喜欢读史,但又有多少历史是真实的呢。所以他写了《乡村史》,那些或大或小的事都是乡村历史的写实。诗歌最后一句:民国远去了,还没到/重写的时间。诗人深刻意识到历史的荒诞,那些被扭曲的、被歪曲的、被掩蔽的历史将来都要去重写。《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是朵渔对自我的描绘,他并非粉饰自己,而是把真实的自我暴露在这个世界之下,他的耻辱,他的无力感,他的窘迫,他的消沉,他的愤怒,他的矛盾……在这首诗歌中,我们再一次看见朵渔疾风暴雨式的身影,听到他批判的声音,感受到他如焚的忧心,他无处安放的痛苦。朵渔,让我想起诗人巴列霍,巴列霍的痛苦源于他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悲悯和博爱胸襟。诗歌就在怜悯之中,在博爱之中,在真理中。朵渔的怜悯之心和抗争精神将让他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诗人。诗人德安是朵渔的朋友,《德安》这首诗让我们看到朵渔对朋友的友谊,因为诗歌、因为人格魅力,朵渔把德安视为心灵上的朋友:德安,哦,一个从未谋面的诗人住在遥远的山里做一种无关心灵的手艺……一个诗人在这个世界总有他心仪的人,这是诗人和他朋友的精神现场。朵渔的精神诉求,让我想起他写给索尔仁尼琴的诗:……我爱你的宿命、偏执和崩溃性/爱你的放逐、神启和逆时针/我们是异世的朋友,是词根和词源/我渴望一种蝴蝶的心灵,和牛虻的盲动/我渴望你的迟暮、你的基础,你的流放地/和癌症房,如今你死了,我活着——/无非是早和晚,开头和结尾,轻盈和激越……——《大雾》 在这个物质化、利益化的年代,人们脑满肠肥,过早地世故、妥协、狡黠。朋友们之间能坚持一份纯正的气息就是坚持着一份理想、一份无邪、一份不曾遗失的诗意。我相信是正义感、揭穿谎言的勇气、拒绝役使的姿态和对自由精神的践行,让朵渔履行着一个公民的品行。也正是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心灵的丰盈和爱的重建让朵渔亲近了心灵上的大师。纪德说:人的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承担责任。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朵渔是鲜有的具有怀疑精神、担当勇气和批判姿态的诗人,诗人以自身的立场去反抗这不道德的、日益坠落的社会,他的某些意识在强烈的诗歌中转换为对人文精神真正的追求,并试图在诗歌中找到一种力量。《大雾》是朵渔重要的一首长诗。这首写给索尔仁尼琴的诗倾泻着朵渔强烈的情感,像金属铮铮作响。一个诗人如果只停留在高蹈的词语里,而不去关注民间的疾苦,这是不道德的。这本书中的第七辑,集中呈现了他的焦虑、他的愤怒、他的思考、他良知的感触。朵渔是一位关心社会、同情弱者,具有民主思想的诗人,《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如火焰在燃烧又如子弹在射出,它又如一面打碎的镜子,反射出更多的真相。这首诗是对扭曲人格的矫正,是自我的救赎,也是他人通往救赎的道路。今夜写诗的朵渔,他不是轻浮,他在坚持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尊严。诗歌是他手中的武器,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走思想的武器。2007年1月27日,柔刚先生把“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交给我举办,我就把这一届的诗歌奖给了朵渔。给朵渔的授奖词是这样写的:本年度“柔刚诗歌奖”授予诗人朵渔。因为他以勇敢者的姿态和义无返顾的独立精神,通过诗歌对当下的一种控诉和责问,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肩负的使命,以及不同于悲悯和高蹈的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朵渔的诗歌具有切身的痛感,他抒写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尖锐而不失冷静,叛逆而不失谦卑。他的愤怒和担当让人快慰,他的敏感和执着令人深思。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朵渔都坚持自己的声音和判断,因此他总能自如地不受干扰地写作。2006年度,朵渔以“恢复汉语的尊严”为己任,写出了《“不要被你低水平的对手扼住……”》《一个传说中的革命者》《妈妈,您别难过》《乡村史》《2005年春天的自画像》《下场》等一系列直面人心与现实的诗作,重塑了一个诗人的良知、人道、自由的美德和力量。他对屈辱的抗争,对尊严的追问,对世间真相的洞察,无不入微见著地呈现于字里行间。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而准确,绵密而有力,没有沉湎想象的迷宫,没有炫耀技艺的纯熟;在直面世道人心的同时不放过自己内在的黑暗;在揭示时代真相的同时,更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真挚的爱。濒临喧嚣的诗歌现场,朵渔坚守个体理想、秉承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创造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在这一时代人普遍的精神迷失之中,他的写作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警醒力量。在给朵渔颁奖之后是朗诵会,每一个参加过这场诗会的人都不会忘记朵渔朗诵的《妈妈,您别难过》。朵渔的朗诵唤醒封存已久的母爱记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的困顿、命运的作弄和苦难的折磨,这份感召力深深打动了所有的人,这是我见过的朗诵会上流泪最多的一次。朵渔写过一组母亲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歌拓展了以往写父母亲题材的框架,它是那么深入心灵又寓意深刻。华语诗歌在今日的写作,思考力是迫切的问题,没有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没有认知和审美的提升,诗歌恐怕难于反映这个时代。阅读朵渔的诗歌,我看到他在这方面敏锐的触角和美学取向。是的,站在诗歌这一边的朵渔,他像一只轻盈的蝴蝶,他诗歌的翅膀扇动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他是一位值得期待的诗人。这样的期待大于之前的。 2009.4.25
  •     追蝴蝶(后记)朵渔一写诗如同散步,风景总在前面,仿佛有什么在闪光,草色遥看近却无,于是接着再往前走。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让我为之不停奔赴。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她说的是托尔斯泰的小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这一“隔”一“亲”,真是一个很好玩的说法。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于我们来说真是“隔”得很,它不如停在栏杆上、花丛里、草地上来得自然。而在我的经验里,那只蝴蝶倒是更应该停在一堵土墙上。在我的家乡,土墙一座挨着一座,表面凹凸不平,阳光的阴影斑斑驳驳。我经常坐在树荫里,对着那土墙发呆。世界就是这么单调,要么碧绿,要么土黄。此时一只蝴蝶飞过来,翩翩优雅,落在土墙上,翅羽在阳光里闪着幻彩。在另一只蝴蝶到来之前,我可以观察它那么几分钟,数着它的翅膀开开合合。两只蝴蝶是不可能同时停在一堵墙上的,它们会联袂飞走,一上一下。我的发呆结束了,幻想则在继续:蝴蝶到底去了哪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是新诗的开始,也是我创作生涯的开端——从孤独开始。我真正开始新诗练习,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吧。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没有接受过一种好的诗歌教育。在传统断裂的地方,一种新的传统还没有形成。也许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一次阅读、一个感动、一次恋爱、一封情书……一个准诗人的生涯就开始了。至于接下来如何,真是充满了偶然性,充满了神秘感。那坚持写下来的,必是诗神附体。诗神就如那上下翻飞的蝴蝶,那么迷人,轻盈,充满了诱惑性,来无影去无踪。你只能在偶尔的机缘下化作另一只蝴蝶,才能瞥见她的身影。没有谁能教会你写诗,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导师,你跟着谁走都必然要迷路,除非跟着那蝴蝶。而蝴蝶的路径又是那么神秘。我因此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很久,通过自我教育,来调整写作的路向。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校正自己,反思自己,也许早就无以为继了。在寻找蝴蝶的过程中,生活对我进行了一再的教育。诗歌不仅是一种高视阔步的东西,事实上它比这要更自由,它在飞!而生活的重力使一切向下,它要求你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敬老爱幼、热爱集体、尊重领导、爱护邻里……严峻的时刻,它还要求你俯下身子来,吃土。一个对蝴蝶的去向充满内心向往的人,是很难安下心来与众人一起吃土的。而不安心的结果可能就是被扫地出门。我曾在一家杂志社干了十年,办公室从中间一直挪到了墙角,直至离开那里。我的确是不适合集体生活的人,不合作,永远有意见,别别扭扭,领导不待见,同事也觉得你好奇怪。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离开那里。我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没有任何借口”的说法,这非常之操蛋。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我们是追蝴蝶的人,捕风的人。你看那刘邦与项羽,见始皇南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就连那陈涉也要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鸿鹄之志原来是谁都可以有的呀。我们今天是怎么啦?为了一口饭,能够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我天生我材,不听那一套,我就是不合作,而且非常之讨厌。“那就给你自由!”一个声音说。我自由了,并准备和蝴蝶一样,去喝东南风。我一个人躲到了家里。躲起来是因为疲惫。大家都很疲惫,其实有两种疲惫,一种是劳碌奔波疲于奔命的疲惫,还有一种是比疲惫更为可怕的疲惫,那就是倦怠。我是对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倦怠了,“看着就累”,说的就是我这种累。只有追蝴蝶的过程才充满了乐趣,也充满了价值感。你们先忙吧,我去追蝴蝶。只有这工作是不累的,但是随时都有幻灭感,都有自我的犹疑。要追到那神圣而高蹈的蝴蝶,需要你全部的耐心、才华,和责任感;需要你不停地改变路向、姿势、技巧。写诗这么多年,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这过程中,我可曾捕到过一只蝴蝶?很难讲。到手的蝴蝶,过不多久就会死掉,会失去颜色,变成一具尸体。而那更加美丽的一只,仍然在前方飞。捕蝶:一个讨巧的说辞。事实上写作比这要严肃得多。当代人已不习惯听从严肃的说法,他们宁愿去围观一个“捕蝶的疯子”,也不愿思考隐于其中的那伟大的东西。我们如此之忙,以致没有时间严肃对待那称之为“诗”的东西。诗人和时代在相互取笑,似乎在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作为一个诗人,你要么继续前进,一直走到那蝴蝶停落之地;要么停下来,整个的被物的世界包围。始于孤独,并终于孤独。(2007、10)二以上文字,写得花里胡哨,终归不像一篇“自述”。接着再写。追蝴蝶,依然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回顾。写诗这么些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自己真正的写作开始于1998年,从《高原上》开始我自觉的诗人生涯。其间大概经历过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身体性”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发现,更是对这个无性的国家的一种解决,以一种新的无教养来颠覆另一种无教养。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下半身”无论如何是一种开始,是一种普遍的激情,接近于天使与魔鬼媾和下的浪漫主义,所谓的“身体”、“性情”、“情怀”也包涵其中。当年诗歌率性而为,但稍欠张力,视野囿于肚皮和脚趾之间,缺乏对人性的照亮。自我的觉醒何其缓慢,对“真理”的认识要迟至2003年。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我谓之诗歌的真理,真正成功的作品,必是有所发现的。所谓“拒绝隐喻”(于坚),“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就是强调“直接看到”,语言即命名,即秩序,即创造。我可曾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蝴蝶的踪影,我发现了蝴蝶的翅膀也掀起了大海的风暴。但在一种更高的价值创造、文化创造上,我深感羞愧。这种无力感纠缠着我,使我在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现场之间徘徊犹疑。2005年我开始呆在家里,决定以此方式完成自我启蒙。为预防羞愧和焦虑,我大量读书,自我安慰的说法是“再读一个大学”。因为远离体制,才最终看清了体制的形状。有一段时间非常孤愤,与人通信也显得大义凛然。如果诗歌成了孤愤与狂躁,那么它可能已不再是诗歌。我开始让自己的诗歌转向“现场”,并与朋友们办一份叫做《诗歌现场》的民刊。面向“现场”的诗歌,不必是激愤的,但要有一种大力灌注其中;不必是战斗的,但要有一个合适的对手;不必是自我辩护的,而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面向现场的事物,但现场不是自然呈现的,现场是在“视野、眼光、判断力”之下呈现的。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有了视野与面对,有了历史感(而非历史主义)和现场感,才会有所承担。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2008、10)三以上文字原是应朋友之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现偷懒移作“后记”之用。这本诗集本已编就多时,但出版过程却“好事多磨”,最终磨得我没了脾气。这是我短暂诗歌生涯的小结,也是我的第一个“十年”。我对出版诗集一直心存犹疑,但总得将过去打包送走。关于这本诗集,我要特别感谢老于,多年来我们亦师亦友,他的序文写于两年之前,现在终于派上用场;感谢余丛,我诚挚的伙伴;感谢铁骨,我热情的朋友;感谢老方,赐我美丽的蝴蝶;更要感谢礼孩兄的好意,由《诗歌与人》印行这本诗集,我视作一种荣誉。在现行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里的很多作品都将被删去。如果删去它们,出版将失去意义。在自由出版时代来临之前,我决计以此种方式出版我所有的作品。(2009、3)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     还原了人生内在的单纯,爱情的诗意,青春的蓬勃,性的纯净。表达了对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庞大又虚妄的体制对人个性的忽略和剥夺,它对个人的无视和伤害;揭去了诗歌浅唱低吟的伪善,她们是灵动的,所向披靡的。她们也是创新的,是春雨中颤动的小树丛,合着小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儿
  •     刷新了我对那批“下半身”诗歌的看法,朵渔无疑是优秀的进取者
  •     如果不是因为看过他写卡佛《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我将错过朵渔。
  •     你说崇高,他们不要。你骂下流,他们又急了。毕竟,沈老板也是那种一到台湾就梦见民国的公民、一上车就锁定大胸的汉子。毕竟动物交配后都会忧伤,何况诗人呢?更别说晚上还有两只犀牛在他的脑子里野战了……
  •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2/3,那天才式的孤傲悲愤、摆脱世俗重力感的努力、追蝴蝶时呼出的自由气息,让人深陷其中。
  •       追蝴蝶(后记)朵渔
      
      
      一
      
      写诗如同散步,风景总在前面,仿佛有什么在闪光,草色遥看近却无,于是接着再往前走。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让我为之不停奔赴。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她说的是托尔斯泰的小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这一“隔”一“亲”,真是一个很好玩的说法。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于我们来说真是“隔”得很,它不如停在栏杆上、花丛里、草地上来得自然。而在我的经验里,那只蝴蝶倒是更应该停在一堵土墙上。在我的家乡,土墙一座挨着一座,表面凹凸不平,阳光的阴影斑斑驳驳。我经常坐在树荫里,对着那土墙发呆。世界就是这么单调,要么碧绿,要么土黄。此时一只蝴蝶飞过来,翩翩优雅,落在土墙上,翅羽在阳光里闪着幻彩。在另一只蝴蝶到来之前,我可以观察它那么几分钟,数着它的翅膀开开合合。两只蝴蝶是不可能同时停在一堵墙上的,它们会联袂飞走,一上一下。我的发呆结束了,幻想则在继续:蝴蝶到底去了哪里?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是新诗的开始,也是我创作生涯的开端——从孤独开始。
      
      我真正开始新诗练习,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吧。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没有接受过一种好的诗歌教育。在传统断裂的地方,一种新的传统还没有形成。也许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一次阅读、一个感动、一次恋爱、一封情书……一个准诗人的生涯就开始了。至于接下来如何,真是充满了偶然性,充满了神秘感。那坚持写下来的,必是诗神附体。诗神就如那上下翻飞的蝴蝶,那么迷人,轻盈,充满了诱惑性,来无影去无踪。你只能在偶尔的机缘下化作另一只蝴蝶,才能瞥见她的身影。没有谁能教会你写诗,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导师,你跟着谁走都必然要迷路,除非跟着那蝴蝶。而蝴蝶的路径又是那么神秘。我因此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很久,通过自我教育,来调整写作的路向。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校正自己,反思自己,也许早就无以为继了。
      
      在寻找蝴蝶的过程中,生活对我进行了一再的教育。诗歌不仅是一种高视阔步的东西,事实上它比这要更自由,它在飞!而生活的重力使一切向下,它要求你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敬老爱幼、热爱集体、尊重领导、爱护邻里……严峻的时刻,它还要求你俯下身子来,吃土。一个对蝴蝶的去向充满内心向往的人,是很难安下心来与众人一起吃土的。而不安心的结果可能就是被扫地出门。我曾在一家杂志社干了十年,办公室从中间一直挪到了墙角,直至离开那里。我的确是不适合集体生活的人,不合作,永远有意见,别别扭扭,领导不待见,同事也觉得你好奇怪。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离开那里。我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没有任何借口”的说法,这非常之操蛋。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我们是追蝴蝶的人,捕风的人。你看那刘邦与项羽,见始皇南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就连那陈涉也要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鸿鹄之志原来是谁都可以有的呀。我们今天是怎么啦?为了一口饭,能够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我天生我材,不听那一套,我就是不合作,而且非常之讨厌。
      
      “那就给你自由!”一个声音说。
      
      我自由了,并准备和蝴蝶一样,去喝东南风。
      
      我一个人躲到了家里。躲起来是因为疲惫。大家都很疲惫,其实有两种疲惫,一种是劳碌奔波疲于奔命的疲惫,还有一种是比疲惫更为可怕的疲惫,那就是倦怠。我是对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倦怠了,“看着就累”,说的就是我这种累。只有追蝴蝶的过程才充满了乐趣,也充满了价值感。你们先忙吧,我去追蝴蝶。只有这工作是不累的,但是随时都有幻灭感,都有自我的犹疑。要追到那神圣而高蹈的蝴蝶,需要你全部的耐心、才华,和责任感;需要你不停地改变路向、姿势、技巧。写诗这么多年,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这过程中,我可曾捕到过一只蝴蝶?很难讲。到手的蝴蝶,过不多久就会死掉,会失去颜色,变成一具尸体。而那更加美丽的一只,仍然在前方飞。
      
      捕蝶:一个讨巧的说辞。事实上写作比这要严肃得多。当代人已不习惯听从严肃的说法,他们宁愿去围观一个“捕蝶的疯子”,也不愿思考隐于其中的那伟大的东西。我们如此之忙,以致没有时间严肃对待那称之为“诗”的东西。诗人和时代在相互取笑,似乎在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作为一个诗人,你要么继续前进,一直走到那蝴蝶停落之地;要么停下来,整个的被物的世界包围。始于孤独,并终于孤独。
      
       (2007、10)
      
      
      
      二
      
      以上文字,写得花里胡哨,终归不像一篇“自述”。接着再写。追蝴蝶,依然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回顾。写诗这么些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自己真正的写作开始于1998年,从《高原上》开始我自觉的诗人生涯。其间大概经历过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身体性”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发现,更是对这个无性的国家的一种解决,以一种新的无教养来颠覆另一种无教养。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下半身”无论如何是一种开始,是一种普遍的激情,接近于天使与魔鬼媾和下的浪漫主义,所谓的“身体”、“性情”、“情怀”也包涵其中。当年诗歌率性而为,但稍欠张力,视野囿于肚皮和脚趾之间,缺乏对人性的照亮。自我的觉醒何其缓慢,对“真理”的认识要迟至2003年。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我谓之诗歌的真理,真正成功的作品,必是有所发现的。所谓“拒绝隐喻”(于坚),“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就是强调“直接看到”,语言即命名,即秩序,即创造。我可曾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蝴蝶的踪影,我发现了蝴蝶的翅膀也掀起了大海的风暴。但在一种更高的价值创造、文化创造上,我深感羞愧。这种无力感纠缠着我,使我在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现场之间徘徊犹疑。2005年我开始呆在家里,决定以此方式完成自我启蒙。为预防羞愧和焦虑,我大量读书,自我安慰的说法是“再读一个大学”。因为远离体制,才最终看清了体制的形状。有一段时间非常孤愤,与人通信也显得大义凛然。如果诗歌成了孤愤与狂躁,那么它可能已不再是诗歌。我开始让自己的诗歌转向“现场”,并与朋友们办一份叫做《诗歌现场》的民刊。面向“现场”的诗歌,不必是激愤的,但要有一种大力灌注其中;不必是战斗的,但要有一个合适的对手;不必是自我辩护的,而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面向现场的事物,但现场不是自然呈现的,现场是在“视野、眼光、判断力”之下呈现的。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有了视野与面对,有了历史感(而非历史主义)和现场感,才会有所承担。
      
      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
      
      (2008、10)
      
      三
      
      以上文字原是应朋友之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现偷懒移作“后记”之用。这本诗集本已编就多时,但出版过程却“好事多磨”,最终磨得我没了脾气。这是我短暂诗歌生涯的小结,也是我的第一个“十年”。我对出版诗集一直心存犹疑,但总得将过去打包送走。
      
      关于这本诗集,我要特别感谢老于,多年来我们亦师亦友,他的序文写于两年之前,现在终于派上用场;感谢余丛,我诚挚的伙伴;感谢铁骨,我热情的朋友;感谢老方,赐我美丽的蝴蝶;更要感谢礼孩兄的好意,由《诗歌与人》印行这本诗集,我视作一种荣誉。在现行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里的很多作品都将被删去。如果删去它们,出版将失去意义。在自由出版时代来临之前,我决计以此种方式出版我所有的作品。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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