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
出版日期:2015-12
ISBN:9787100115884
作者:罗根泽
页数:1037页
内容概要
罗根泽（1900-1960）， 字雨亭，直隶深县（今河北深州市）人，现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1927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国学所和清华大学国学院，1929年同时于两处毕业。先后曾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保定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等处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大学执教，同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曾主编《古史辨》第四、六册，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乐府文学史》和《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等。
作者简介
罗根泽先生的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三部文学批评史经典之一，与其他两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鼎足而立，各具特色。本书所述上自先秦，下讫两宋，盖分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晚唐五代、两宋六篇，以材料丰富、体例完善为其突出特色。作者以诗话文评为山铜，以文集笔记为沙金，搜罗大量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所得结论持之有效，言之成理。作者独创"综合体"，按古代文学理论在各阶段所表现的特点，分为几大阶段。再把每一阶段所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现象适当分类；或以文学论点为中心，或以文体演变为中心，或以文学流派为中心，分别叙述。由此纲举目张，巨细无遗。本书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由此将本国的材料跟外来的意念打成一片，方能处处抓住要领，详细探索，从而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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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文学批评史缘何经久不衰——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方法、体例与文学观念王 波罗根泽（1900-1960）先生的学术成就可分为三大领域：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学、中国文学史。在研究者看来，前二者难分伯仲，抑或文学批评史竟拔得头筹。罗氏批评史只包括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晚唐五代、两宋六篇，元明清部分付之阙如。可以说，他正是凭借未完成的 这半部批评史成为一代学术史名家。那么，这半部著作到底有何特色呢？罗根泽有言：“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同时，他常引用顾亭林“开山采铜，利用废铜”之言。有此学术理念，他很少采用间接材料，而是大量查找原始文献，遍访秘本，从而得以翻阅当时颇为珍贵的《文镜秘府论》和《吟窗杂录》等文献，从中抽绎出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此，魏晋六朝篇单列两章专论“音律说”；隋唐篇单列两章专论“诗的对偶及作法”；晚唐五代篇专列四章论诗格、诗句图、诗品及本事诗；两宋篇也单列一章专论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不说当时的著作，就是之后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理论史》在材料占有方面也难说比之更胜一筹。此外，把佛经翻译论纳入文学批评史，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早在1934年，有论者对之评价道：“在材料上之供给，可谓博矣大矣详尽而至于无以复加……实材料之宝藏，文评之秘府。”时至今日，此评价仍不为过。在“绪言”中，罗根泽提出文学批评“可随空间时间而异，也可随文学批评家而异，也可随文学体类而异”。所谓“随空间时间而异”即“历史的时代意识”，其形成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学艺及其所背负的历史”。这种史观具有鲜明的唯物论色彩。20世纪30年代始，他就思考社会经济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阅读了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概说》等著作。显然，如此史观决定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各有所短，不能做到章学诚所说的“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从而他创立了一种“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按照随文体而异或随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如此灵活圆通的著述体例，编著起来自然就得心应手。有了材料和体例，之后就是如何选材和解释历史的工作。罗根泽有一套自己叙解历史的方法。首先，他选叙的标准有二：述要与述创。根据黄宗羲论讲学“宗旨”与曾国藩论作文“端绪”，他认为，述要就是叙述批评家的根本观念。有了根本观念，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的具体批评就是有因之果。因此，前者必须阐述，后者不必一一胪列。对于述创，他分为四种：纯粹的创造、综合的创造、演绎的创造、因革的创造。不过，纯粹的创造是不存在的，罗著中主要论述的是后三者。其次，他把解释方法分为释义和释因果两种。释义即解释是什么，又分为三种：明训、析疑与辩似。释因果是解释为什么和有什么影响。他将释因概括为物、人、学三方面，物是时代意识，人是批评家，学是文学体类。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他往往同时顾及三个因素。他又把影响分为作家影响、社会影响与学艺影响。不过，因果往往呼应，他选择的是详于释因，略于释果。在“绪言”中，罗根泽开篇就界定“文学”的含义。相对于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观念与当时通行的诗、小说、戏剧及美文四分类的狭义文学观念，他选择了折中义的文学观念，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当时不少文学史和批评史著作以“纯文学”概念攀附古代文学，从而将先秦诸子等弃于叙述对象之外。而罗根泽没有如此生搬硬套，连不符合其文学含义的王充《论衡》、刘知几《史通》也考虑其中。的确如朱自清所说，他做到了“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对于各时代具体的文学观念，他基本上以“载道”和“缘情”来描述文学批评历史的交替更迭。总体而言，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属于载道的文学观，六朝、五代、晚清、五四属于缘情的文学观。不过，在具体论述时，他针对复杂的情况具体而论，比如，两汉也有载道与缘情的冲突；六朝，裴子野、萧驿是载道的文学观；晚唐诗文论是缘情的文学观。同时，他认为，“道”与“情”之间也不是绝然对立的，实则情每需乎道、道亦本于情。早在1934年版《自序》中，罗根泽就自信地规划：两年之内出版其余的三册。然而，直至他去世，两宋篇成为遗著，元明清篇终成梦幻泡影。这既因时代风云变幻，也与现代教育体制有关。抗战爆发后，他颠沛流离，生活艰难，仅可勉强度日，遑论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课程改革，限于教学任务，他不得不放弃文学批评史，专攻文学史。五十年代后期，虽然高校重开文学批评史课程，但是此时他健康开始恶化，不能坚持上课，其批评史事业也走到了尽头。不过，这半部批评史终因其材料详赡、叙解方法独特、体例创新、文学概念切实成为学术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