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心录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52710
作者:余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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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写作时代的词语练习——读余丛《疑心录》随手记•白鹤林1 据说，有美国诗人把诗歌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便条”，可谓有创意。而我觉得，将之称为“碎片写作”，更能涵盖更广泛的当代写作。其实，碎片式的写作古今中外皆已有之。关注文本变构与文本实践越来越开阔、日趋一致的世界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汉语文学正发生的悄然变化——少数中国诗人、作家，正默默的将“碎片写作”推向一种新的极致。 2 余丛的《疑心录》，实则是一系列短小的、勿须完善的，但统一的，既局限又开放的“碎片写作”。我姑且篡改余丛一本诗集的名字，将其概括为“词语练习”。这是另一种深度写作和实验写作。这一随笔式的、混合性的文学实践，正验证了余丛的一个观点——“写作就像长跑，而且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 3 诗歌，或者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因此，如何评价一个诗人、作家，最终还得看他（她）对待语言的态度，以及运用和改造语言的能力。在我看来，诗人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一种诗人临摹语言，是语言的奴役者；二种诗人运用语言，是语言的操控者；三种诗人破坏语言，是语言的缔造者。三种诗人的高低，已显而易见。但问题是，意识到其不同意义和价值的永远是少数，而意识到并致力于实践的就注定更是极少数了。 4 一个热爱语言的人，因此可能正是我们时代文学的诊治者和可能者。而一个倾心于语言的人，注定成为我们之中的那个最幸运者和最焦虑者。因为他先觉醒、先困惑、先打破了我们语言幻觉中一直以来迷人的“花瓶”。 5 余丛是70后诗人中少数出道早而又一直保持着持续创作力与清醒状态的写作者之一。他的诗歌，一直重视语言的可能性——通过长期的对词语的体察、把玩和弃舍，修正着自我的语言体系。对于《疑心录》来说，朵渔将之概述为“解词游戏”，黄海将之概述为追求“词不达意”，我认为都较为准确。这种词语的改造，不似短跑——明眼就能看出运动员的力与速度，而似马拉松——在超长距离的慢跑中，实验其速度的调节和有序的变量。同时，这种隐藏在“身体”中的运动，也只有对诗歌有深度现场体察的批评者才能发现。 6 《疑心录》被称为一部随笔作品，实则就是一种泛文本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非新事。博尔赫斯就是一个打破了诗歌与小说、散文之“界限”的经典例证。当然，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而如果说“碎片写作”，例证就更多了，比如《论语》、中国历代的诗话等，比如周国平的哲思随笔系列，比如我近期正阅读的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周天集》（它类似于《论语》，是弟子对圣人思想论著的摘抄）。《疑心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者将自己的身份还原为一个语言（词语）的“学童”，从文字的“遣词造句”练习出发，对文学、思想、批评和现实生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场混合写作。85个词语，实则是诗人自我对语言的认识和修正过程，也是诗人对自己过去写作的怀疑、颠覆与重构过程。最终，它是一种严肃意义上的写作尝试。 7 一个优异的写作者，往往会阶段性的致力于一种方向和可能的反复实验，余丛是个典型。他的诗歌就有一个“显眼”的特征，常常用大量的排比书写一个单一的诗意（主题）。而不同的是，词语在他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一首诗写来往往出乎意料。余丛不是盲目的，他是开阔的，更是一个缓慢而大位移的变新者，《疑心录》就是一个证明。通过《疑心录》，余丛完全点名了看似简单的“碎片写作”下重新建构语言与写作体系的企谋。他在破坏语言，甚至伤害语言，但最后我们会发现，他却是最热爱语言和最善待语言的那个人。 8 余丛的《疑心录》告诉我们，语言从来不是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样是固定的、统一的和不运动的，它终归会产生裂变和移位。或者它在等待诗人（作家）去激活，去搬动，去引发它内部巨大的潜能。同时，任何一种文体，也不是我们想象和理解的那样是局限的或封闭的。文本本身与词语一样，是松动的、开放的和变通的。就像古代的诗歌往往替代着小说、戏剧一样，今天的散文随笔文字，完全可以包裹着诗歌、批评甚至哲学。 9 通过类似《疑心录》的尝试，我们还可以醒悟一点，当前部分汉语诗人如于坚的《便条集》、臧棣的《丛书》、哑石的《笨人日记》、阿翔的《小谣曲》等系列先锋诗歌，通过一系列的、大量的相似文本的重复写作（形式与语言上的），实际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期待型的实践。现代汉语诗歌已经整整发展了90年，在这个长跑过程中，或许我们的奔行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须要经历一个内部减速和提速的阶段，须为语言的散漫实践进行总结和选拔，最后才能冲过一个终点，并迈向新的起点。余丛是少数与之同步而又保持着耐力的诗人，《疑心录》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力和长久慢跑后的发力。他也将最终把自己抛出终点，从写作的狭隘与焦虑，走向心灵的开阔和明朗。 10由此我在思考两个老问题：什么是保守？其实权威、正统和主流就是保守！认为诗歌应该这样写，文章必须那样做，就是保守！什么又是先锋？我认为，正是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如北岛、多多、韩东、于坚、周伦佑、廖亦武、李亚伟、马松、王小妮、伊沙、臧棣、哑石、安琪、余怒、胡续冬、沈浩波、尹丽川、朵渔、阿翔、余丛、阿斐、春树等等，用他们不守“规矩”、不走“正道”的语言或形式，用他们当时或现在的、独特而深度的文本探索，不断创造着汉语诗歌乃至中国文学新的可能！（《疑心录》，余丛 著， 花城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定价：18．00元） -
后记终于可以放下这些“词语”了，因为如此的写作已经煎熬了我多年。为此，我曾安逸于一家国有企业，直到去年决定对本书作了结时，我才从那个寄生的单位辞职。我越来越不相信冠冕堂皇的话了，越冠冕堂皇我就越怀疑，这就是体制带给我的最真实感受。人不仅是可以被蒙蔽，而且是可以被洗脑的，还好我能够提前觉悟过来。而这些朦朦胧胧地自醒和那些一知半解，就在我的胸口堵得慌。它已经形成了我写作中的惯性，它不再是激情裹挟的“词语的秘密”，更多是我驾轻就熟的文字游戏。即使这里面有许多好篇章，直至现在我从头去看仍会被感动，但我还是非常厌倦——这样娴熟的写作。我不得不中止这个貌似创作的行为，放下便是为了更好的重新开始。本书就是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完成，或者说并没有全部完成，只是不紧不慢地写了这些东西。看上去，写的也不是十分自由，貌似理性的表达，却多是感性的宣泄。最初也没有这个写作计划，只是笔记本上随意划过的片段，无法让它们形成另外的样子。我想，不妨把这些东西当一种文本尝试和练习来写，反正那时候心里很乱又不知如何下笔。于是就以阐释“词语”为突破口，在写作中寻求瞬间的潜意识的叙述，使跳跃的、快感的、支离破碎的语言浑然一体，打破文体和形式的局限，使自由的文字得以重构。虽然这样的表达隐藏了写作状态下浑浊、矛盾的思想痕迹，但却是自然而然的未经雕饰的作品，使我在发泄中得到一股压抑许久的快感，我想或许有它的道理。作家黄海说，《疑心录》是诗人写给自己上帝的文字，思辩、诗意而理性，是一个人心灵的独语。我想，这恰恰是多疑的性格使然，作为一个沉湎于自我搏弈的诗人，我无法不对这个世界保持警惕和疑心。在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矛盾中，我甚至是不可自拔的，我的思想藏匿于其间，一个疑心者只会写下怨天尤人的篇章。选择这样的写法，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亦非我的创新和行文上的首开先河。在此，我不得不向我们伟大的前人致敬，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录》、瓦尔特•本雅明的《单行道》，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等等，他们的作品在文体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度上，无形中成了滋养我的甘露和智慧的源泉。就在着手写这篇后记之前，我刚刚读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前言里写的一段话，因为暗合了我对《疑心录》的想法，干脆就抄录于此：“我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是心存疑虑的。尽管本书是如此贫乏，这个时代又是如此黑暗，给这个或那个人头脑中带来光明也未尝不可能是本书的命运，但当然，多半是没有可能的。”同样，我的写作也怀有不甘心的愿望，即使是一本失败的书，“我并不愿意我的著述会使别人免除思考的痛苦。但是，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会激发某个人自己的思想。”好了，让我再一次声明，这是一本写作过程中的书，它离我实现理想的距离还很漫长。在将来的日子，我还会重复地表达它们，直至更加清晰而透明。余丛2007年9月10日于中山 -
把沙土排除，以便找出岩石——一个诗人的怀疑论文本◎ 荣光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怀疑”是我们的使命。对现存的历史表述、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表示不认同并提出我们的见解，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诗人当然是知识分子，并且由于其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出众，诗人可能是知识分子中最具“怀疑”能力的种类。从这个意义上，当我看到诗人余丛的散文随笔集《疑心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就一点也不惊讶了，因为诗人是当然的怀疑自我、怀疑世界的人。散文随笔大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谈到柏拉图（Πλάτων，约前427～前347）时代的散文（他称之为“古代散文”）时说：“成千上万的诗作写得更象散文，平淡拖沓，毫无生气。而最美的古代散文……却到处显出诗的活力和独创性，表现出诗才的光采。”这话在今天的中国也许也适用，与其看一些不知诗为何物的诗人写淡白无聊的诗歌，还不如看一些包含“诗才”的散文。从散文的本体的角度，《疑心录》是当代散文的一个启示。当代散文太喜欢讲述哲理、讲述文化、讲述一些“大”的主题（所谓杨朔刘白羽秦牧“当代散文三大家”、九十年代以来余秋雨等人的“文化大散文”等等），散文的特征被规定为“形散神不散”。其实，人的精神何时不在涣散、心灵何时不在虚实之间？哪一种文类可以承载心灵的涣散状态？其实就是形式上较为自由的散文。散文的特征其实应是“形散神亦散”，这种形式和精神的双重自由的状态，其实对写作是严峻的考验。（当然，杰作也往往生于其中。）散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讲述生命的哲理、生活中的小道理、更不是某种文化理念的华美的装饰或矫情的外衣。散文的目的可能是如何呈现人的心灵中的涣散状态、迷狂状态、片刻的淡定状态，呈现人的一种真实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与经验，吐露人的一种若有若无的情绪，讲述漫长生活积淀中的一点生命情趣。散文的特征应是“散”，形式的自由与心灵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疑心录》最后一篇《幻觉》其实有前言的功效，它宣告了一种新的文类的必须：“总有一闪念的感觉，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这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存在的只是混沌世界里的一片空白，是神迹或者思维的幻象。我刻意地捕捉，抓不住幻觉的尾巴，那只匆忙的小兽奔跑时像风，呈现时又像光。……幻觉从来都在人性的低处，崇尚着卑微里的力量，又一点点撕碎茂密丛生的恶之花。……我的幻觉是感性的源泉，是大脑里弥漫的风景，逐渐把理性的柏拉图淹没。……”在我看来，散文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这些“一闪念的感觉”、“感性的源泉”，《疑心录》这种碎片式的思想、以词为契机的穷尽词根的片断式的写作方式，它不仅提供了思想与感觉的原生态，也呈现了散文的一种本体状态。散文所要表现的是一种难以把握难以名状的感觉、经验、情绪，是生命在生存中的胶着状态，是个体在生与死、希望绝望与虚妄、美与消逝之间的痛苦辩诘和诗性描述。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序列中，最突出的文本应该是鲁迅的《野草》和何其芳的《画梦录》。诗人的敏感多思、言辞上的精挑细选，想象力上的富有情趣，从艺术的角度，《疑心录》在阅读上有许多生动、有趣的地方：“两个人的相遇，是家庭的起源。他和她的相爱，是情感的耳鬓厮磨，是肉身的相悦、擦出火花。门当户对的谈情说爱，媒人用红头绳捆绑有缘分的情侣，他们一步步迈入婚姻的围城。家庭是房子、家具和电器，是柴米油盐，以及更加琐碎的家务活。他们在白天学会拌嘴，晚上在席梦思上变换体贴的姿势。失败的避孕，不小心造就了小人，在呵护中成长，爱不释手。……”（《家庭》）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概述与发现很有生活气息和思想的意趣。但如果我们仅仅从艺术性上来欣赏《疑心录》的美感和趣味性那就可能会忽略作者的一番苦心。在更多的记叙与思想中，我们会看到余丛诗意语言中的尖锐的批判性：“这里的繁荣是因为疾病的兴盛，这里的萧条是人情的冷漠。挂号处的病人排满长龙，医生开出了雪片样的处方。身体里磨损的器官，有一天也会不听使唤，坏了的零件从此不再灵活。疼痛和呻吟的独幕剧，拯救和医治的集中营。拿药、打针，化验抑或输氧，红十字的天平上，生命和金钱的砝码正在偏移。但见白衣起舞，不见天使翩翩。”（《医院》）诗意的言辞之中，难以掩饰诗人对这个世界的失望与愤懑。整个《疑心录》对世界的怀疑，乃是因为“人性的黑暗，体制的黑暗，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暗。”（《黑暗》）《疑心录》当然不是照亮世界的一盏明灯，但至少是点燃自己的一根火柴，在怀疑中自我的意识会逐渐清醒。在整个《疑心录》中，出现最多的词恐怕是“体制”，这也印证了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乃是对“体制”的一种反抗。余丛显然是一种自觉于当代人文使命的知识分子，他的生活似乎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他在行文中提及，他已从自己赖以为生的当代中国体制化生存最典型的环境——“国企”中抽身而出。“国家的国，企业的企，我看不见那虚拟的资产所有者，是不是昼夜花天酒地的领导。他有着一张体制般的脸，僵硬、麻木的表情里，有多少趾高气扬，就有多少奴颜媚膝。……我无法指出它的堕落和腐朽，它让我懒惰成性，行走在形式主义的钢丝绳上。所谓的保值、增值，所谓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过是集体盛宴上加糖的谎言。财务报表上经不住推敲的数字，花名册上日益贬值的人才梯度，只有大呼小叫的口号比以往更加响亮。”（《国企》）在《疑心录》的《后记》中他直接谈及因由：“我越来越不相信冠冕堂皇了，越冠冕堂皇我就越怀疑，这就是体制带给我的最真实的感受。”他对“体制”的反抗来自于实在的生存经验，来自于他对一个空洞的时代的难以忍受。相对于文化体制和现代性的生存体制的冠冕堂皇与既成性，《疑心录》提供了一种反对的文本、质疑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些基本词汇、当下生活的根本性的怀疑，使生命的意识回到最基本的状态，使人的意识开始对体制化的生存展开反省。可以说，《疑心录》不仅是一本当代诗人对新文类的“尝试集”，也是一部当代写作者在思想和精神上的重生的记录，虽是薄薄的一册，却有沉重的生存启示的味道。在这里我无法详细引用某些段落，我只能推荐你自己去阅读一些文字，譬如《广场》。我认为《广场》是《疑心录》中最有诗意亦最有历史感、人文意识的一篇，它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散文样本。毫无疑问，我欣赏余丛的思想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自己开刀，怀疑一些生命的基本词汇，在怀疑中展开一种自由的文体，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首先是思想上的自由带来的。虽然我不尽赞同他在“怀疑”中的一些僭妄的话语（这些话语也不是他的写作的目的），虽然他还有许多话语是在自我、理性和经验的疆域中转圈，还不能体会自我之外的终极存在、启示真理的亮光，但我赞同他对自我对世界的态度，他的写作的方向：不断怀疑自我与世界。人若不穷尽自己，若不看到这世界的尽头，可能很难看见超越性的所在、神圣性的事物。“我思故我在”，我想余丛一定深深体会了这句话的魅力与痛苦，在这种怀疑性的思与诗中诗人承受了人性与写作的煎熬。但我相信，这种煎熬不是白费的。怀疑的目的不是为了怀疑，若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彰显人的智慧和聒噪、码字的能力吗？说“我思故我在”的大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也以方法论上的“怀疑”著称，他的怀疑是普遍的、彻底的、无所不包的。但笛卡尔区别于一般的怀疑论者的是，他不是一个以怀疑为目的的人，对他来说，怀疑只是一种寻见真理的方法，他申明自己“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疑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好相反，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粘土来。”“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这是另一位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的墓碑上刻着的话。“疑心”？我们竟然有“心”，还可以“疑”，有不安有感动有罪恶感……这些我们是否也要怀疑？谁给了我们怀疑的权柄？谁让我们享受怀疑的乐趣？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也曾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世界上的事物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它是那样存在的”（《逻辑哲学论•6•44》），令人敬畏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竟然是“这样的”，卑微的人竟然能够“怀疑”！这本身不是一件值得思虑的事情吗？人“怀疑”一切的自由意志来自何处又将归于何方？也许我们这些怀疑论者可以参阅笛卡尔的道路，笛卡尔就从他的怀疑推导出“上帝”（终极真理）的问题，他的怀疑主义的言说最终做到了“把浮土和沙子排除”，找出了“岩石或粘土”。在笛卡尔看来，“我”在怀疑，为什么怀疑？怀疑是因为对自我对世界对当下对过去对未来不满，为什么不满？这些怀疑一定来自“我”对一个更大的完满性的渴求。“我”是哪里得到这个“比我更完满的东西”的观念的呢？笛卡尔认为：“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的心里来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笛卡尔认为这个本性就是“上帝”。愿我们的诗人不要满足于人的自我意志、情感、思想的有限疆域，不要把“自己”当“上帝”，愿我们能够从这些可贵的怀疑论文本中推导出更深刻更重要的东西。2008年5月1日午后于武汉（《疑心录》，余丛 著， 花城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