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园地》书评

从“晨报版”到“北新版”

　○从“晨报版”到“北新版”　　　　　　——浅谈《自己的园地》的两个不同版本　　　　　　　　　　　　　　《自己的园地》一共有两个版本，即1923年北京晨报社出版的初版本和1927上海书局出版的修订本，“两者的区别是晨报本除了“自己的园地”、“绿洲”外，还包括二十篇杂文，即《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诗人席列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日本的讽刺诗》《希腊的小诗》《儿童的文学》《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送爱罗先珂君》《怀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山中杂信》《夏夜梦》《娱园》；北新版则删去了这些杂文和旧序、代跋，新补入的“茶话”乃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　　　　　　　所删诸文的归处，在北新版《自己的园地》小引中作者作了部分交代：“有五篇已编入《雨天的书》，尚有拟留的五篇当收入《谈虎集》内。”北新版《自己的园地》出版在《雨天的书》后，故曰“已编入”，这五篇分别是《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山中杂信》《娱园》；拟留的五篇即《夏夜梦》五则后与《初恋》一起归之为《夏夜梦》编入《谈虎集》，事实上收入该集的还有一篇《自己的园地·寻路的人》（代跋）。其余散在集外的文章后分别编入《泽泻集》《艺术与生活》《谈龙集》（有的重复收入其他集子，此不论）：《送爱罗先珂君》《怀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被整合成一篇《爱罗先珂君》编入《泽泻集》；《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诗人席列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日本的讽刺诗》《希腊的小诗》《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及《自己的园地旧序》收《谈龙集》；《儿童的文学》收《艺术与生活》。　　　　　　　　这些文章从晨报版《自己的园地》剔除后分别收入他集，看似漫不经心，乱炒“冷饭”，实际上则不然，从晨报版到北新版的变化，反映了周作人思想上认识上的某些变化，《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北新版）、《艺术与生活》等文集的相继出版，一方面集中展现了周作人的文艺观和创作成就，避免了作品的流失；另一方面，编辑校订文集本身就是文艺批评活动，其间的取舍、体例、编排顺序往往会显现出编选者的文艺观、审美趣味、眼光境界、学识修养。　　　　　　　　编入《雨天的书》中的五篇除《山中杂信》外，都是“怀人忆往”的“杂感”，另三篇怀人之作事关爱罗先珂被整合成一篇《爱罗先珂君》编入《泽泻集》，之所以未收《雨天的书》可能考虑到内容较之《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娱园》有所区别：即《爱》关乎“他人”，后者关乎自己；从回忆的时间角度上讲，前者距之较近，后者则远。另外，就风格上而言，《爱罗先珂君》也与《雨天的书》中略微“忧郁”的基调不符。另外一篇《山中杂信》虽不属于“忆人怀旧”之所，但作者明显偏爱，“因为这也可以见我的一种脾气”，故亦收入《雨天的书》也。该文写于周作人西山养病期间，从中可以窥视出周氏思想深处的巨大波动，对于梳理周作人思想变化的轨迹具有重大意义。《夏夜梦》虽则曰“梦”，却关乎“人事的评论”（《谈虎集序》），是借梦批判现实，具有很强的讽喻意义，显露出周氏金刚怒目的一面，收入《谈虎集》也算是“名至实归”了；至于《自己的园地》中的“代跋”《寻路的人》也收入该集不免有点意外，这篇揭示周作人思想苦闷，预示着某种变化的散文以性质而论更接近于散文诗，好在此文随后就被收入诗集《过去的生命》了。《儿童的文学》收《艺术与生活》，周氏在《自己的园地》中说“除了许多‘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即指此篇而言，该文是作者1920年10月26日在孔德学校的讲演稿，说是“讲演”，实际上却是长论，“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因之，归之于周氏这部“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的“论文集”（《艺术与生活·自序》算是比较恰当了。　　其余的文章则同《旧序》一起被收入《谈龙集》。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略略关涉文艺”，与《自己的园地》中“绿洲”、“自己的园地”中的一些篇章没有太大区别，《谈龙集》和《自己的园地》也有相通之处。虽然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区别仍然是有的。从晨报本挑出补入《谈龙集》中的这十二篇文章可粗放的分为五类：《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与《自己的园地》中第一辑里的前几篇文章类似，论述的都是对于文艺批评的基本看法，《文艺批评杂话》是周氏对文艺批评的总体认识之一，《地方与文艺》则讨论的是“地方与文艺”的关系，是具体性质的文艺批评——但北新版依然没有收入这些文章，乃是因为作者想有意强调文艺批评上的“宽容”、“自由”，所以其他就暂时忽略了；《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诗人席列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是对一些文学家的作品介绍、思想概说，虽然与《自己的园地》中《王尔德童话》《法布耳昆虫记》有相近处，但不难看出两者仍然是有区别的，即前者侧重于整体概说，后者偏重于具体作品的推介；《日本的讽刺诗》《希腊的小诗》是对某个国家某种作品的选介，其中《日本的讽刺诗》所谈之讽刺诗为日本所独有的文学样式，曰“川柳”或“狂句”，是俳句的变体，后者介绍希腊小诗，诗歌全系周作人本人翻译，译介的性质多些，这和《自己的园地》一辑中《歌谣》《谜语》等文章异多同少，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三篇写法和“绿洲”中的一些篇章最为接近，但后两篇态度相对比较“正经”；至于《自己的园地旧序》则属于序跋的范畴，这里就不多说了。　　　　　　　　从晨报版到北新版《自己的园地》，除了上面所说的种种细微区别之外，还可以看出周氏文艺观的细微变化，甚至某种心绪的宣泄流露，在初版的《自己的园地》里，周作人似乎非常不认可自己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在《自序》他特别申明这“并不是什么批评”只是“无聊赖的闲谈”，这里周氏所强调的其实是个人无上的“寂寞”，《自序》末尾里说：　　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　　　　　　在集子中，有《山中杂信》这样吐露心情苦闷的文章，而在“代跋”里周作人更是加强了这种寂寞、悲观心情的渲染，甚至干脆把自己塑造成迷茫的“寻路的人”：　　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　　　　　　到了1927年重新编订出版《自己的园地》时，上面这些文章都被剔除了，并补入了一些新的文章，承接“寂寞”心情的任务交给了“忧郁”的《雨天的书》，北新版《自己的园地》也因之从“杂集”（《自己的园地·旧序》一变而为文艺批评的集子了——作者把本属于批评的文章也一同剔除掉了另入他集，乃是为了加强集子的精纯——即突出“宽容”、“自由”的文艺批评观。　2005/12/23/2:25 PM。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 　　　　　　　　——读《自己的园地》 　　　　 　　　　　　　　　　○子非鱼兮 欢迎访问鄙人博客：　 http://hopefulsun.tianya.cn/　　 　《自己的园地》呈现的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虽然周作人一再淡化自己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并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特别声明这“并不是什么批评”，但这不过是自谦之词耳，殊不知随后他说的“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即是批评之言了，周作人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强调自己的批评观不同于他人，是“主观的”、“抒情的”、“自己的”赏鉴，而非“客观的”、模式的、“指摘的” 检察，哪怕这种批评看起来多么浅薄粗鄙，也值得提倡、嘉许： 　　　　　　　　 　　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在与书名同名的文章《自己的园地》中，作者将“自己的表现”概括为“自己的园地”：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我所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 　　　　　　　　 　　这里特别强调了“自己”的意思，即“本了个人的自觉”，自己“认定”，“尽了他的天职”，只要是我们凭借了个人的力量去耕种——即使种的是“蔷薇地丁”这样毫不起眼的“凡庸人的真表现”，仍然具有和“果蔬药材”一样同等的价值。对“自己的园地”的强调乃是为了说明文艺创造要“表现自己”、“尊重个性”，保持 “艺术的独立性”： 　　　　　　　　 　　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 ，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 　　　　　　　　 　　从这种前提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周作人为什么对于强权之于文艺的粗暴干涉，反应是那么激烈了： 　　　　　　　　 　　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而对于因此而孕育出的一味迎合读者庸俗心理的文艺作品，即使极受大众欢迎，周作人仍然判其文学价值“可以直等于零”，他指出： 　　　　　　　　 　　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一切主张倘若与这相背，无论凭了什么神圣的名字，其结果便是破坏文艺的生命，造成呆板虚假的作品。《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统一》 　　　　　　　　 　　同时，周作人告诫“文艺上的统一”绝非可能，“希望大家舍弃了统一的空想”，听任“各派自由发展”，“去各行其是的实地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这才是充实自己的一生的道路”（《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统一》）。在上引篇章中，周作人反复强调的“自己”、“尊重个性”等等这些理论，一言以蔽之，不过是“自由”二字也，在周作人看来，只有提倡文艺上的“自由”，尊重创作规律，保持其独立性，文艺方能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　　 　　　　周作人所提倡的文艺上的独立自由，反复强调要扼守住“自己的园地”，其特别、超人之处除了指出艺术的创作规律是“自由，尊重自我”外，就是主张文艺批评上的“宽容”了。其实“宽容”和“自由”历来是一对孪生姐妹，如影随行。如果“自由”，肯定“宽容”，反之，如果“宽容”，则大抵“自由”。所谓“自己的园地”，并非故步自封，只承认“自我”，不承认“他我”；只认可自己的“蔷薇地丁”，不允许他人“药材果蔬”的存在；只允许自己提倡的作品问世，不容许“文艺上的异物”的生长。实际上，周作人所说的“自己的园地”包属种类很多，“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对于思想上的“定于一尊”，他是非常反对的，在与弟子俞平伯商榷诗歌观的文章《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中周作人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在不背于营求全而善美的生活之道德的范围内，思想与行动不妨各自自由与分离。”在《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中，周作人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定于一尊”不宽容思想产生的深刻原因是因为“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在“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号召下进行的，以破坏一切旧文化旧礼教为目标，新文化人士为了尽快占领阵地，横扫腐朽的封建文化，言论不免有偏颇处，如鲁迅1925在给《京报副刊》“青年必读十部书”开列的书单中说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观点就值得商榷，不过在随后的附注中他交代了这么写的缘由：“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却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不难看出，其着脚点是关注当时中国的现实，而非具体的个人修养，故而言论故意偏激些，以期达到迅速摧毁封建势力，唤醒国人的目的。在革命时期，这种过激的言论有其重要意义，然而倘若过了头，成了一统的思想，其他皆被斥之为“反动”，以至于成为钳制个人思想自由的桎梏，则显得非常可怕了，半个世纪后的“文革”就是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在同封建复古势力作斗争的同时，对于“革命文学”都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就批评了“革命文学”提倡者惟我独尊的偏激态度：“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提出了“宽容”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提倡思想自由，在《雨天的书·黑背心》中，周作人说：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此刻现在决不是文明世界，实在还是二百年前黑暗时代，所不同者以前说不得甲而现今则说不得乙，以前是皇帝而现今则群众为主，其武断专制却无所异。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力不可。 　　　　　　　　 　　在《自己的园地》初版的前一年，即1922年，周作人、陈独秀两人之间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是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4月1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次大会，消息甫一传出，即引起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称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先锋队”，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一些学界、政界知名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也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于“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周作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积极参与，而是作出了不同反应。3月29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式芬为笔名发表了《报应》一文，批评“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声讨的口气过于威严，具有“诏檄露布”的口气，令人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31日，以周作人为首的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北大五教授在《晨报》上联合发表《主张信教者的自由》，明确表示反对“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该宣言刚一发表，便遭到了陈独秀的激烈反对，他立即在《晨报》上发表《致周作人书》，诘责他们“拿自由、人道主义作为礼物像强者献媚”。对于这种指责，周作人也不甘示弱，遂于6日作《信教自由的讨论》予以反驳： 　　　　　　　　 　　先生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了，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陈二人的分歧涉及到思想观、宗教观、政治观的不同，限于篇幅，不便深引，简单的说来，这场论证陈独秀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则“一贯以思想问题来看待”（尾崎文昭：《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也就是说具体到周作人那里——表现为对于“不宽容”思想的警惕，他所担心的“对于思想自由的压迫”，乃是《自己的园地》中对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的一以贯之。 　　　　 　　“尊重创作自由”和“宽容”是周作人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这些意见集中的体现在《自己的园地》里的第一辑里，《自己的园地》相当于总论，《文艺上的宽容》、《国粹与欧化》、《贵族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文艺上的异物》等是具体观点的论述，《神话与传说》《谜语》《论小诗》显现出作者兴趣的斑驳庞杂，《情诗》《沉沦》等文则落实为具体文艺批评理论的应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周作人运用“宽容”、“自由”的文艺批评学观点，对于旧道德的封建文艺进行了猛烈抨击，打破了鸳鸯蝴蝶派等旧文学的垄断地位，其对新文学的肯定和对旧文学的批评确立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正如阿英在《周作人的小品文》所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 　　　　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恐怕是第一个将科学方法引入文艺批评领域的第一人，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运用了精神分析、性心理学知识，对一些文艺作品作了中肯而科学的分析，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甫一问世，即遭到道学家的一片嘘声，是周作人第一个站出来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指出《沉沦》表现的不过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如果用旧道德的标准评判之则显然不对。对于周作人的知遇之恩，郁达夫是心存感激的，乃至于在周氏兄弟失和后，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的他仍然与周作人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甚至于在其后来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扉页上郑重地写道：“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1920年，不满20岁的诗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也遭受到了新旧道德家的合力围攻，又是周作人第一个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运用性心理学知识，第一次将“情诗”与“淫诗”区分开来： 　　　　　　　　 　　情诗可以冶艳，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作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简单的举一个例，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私情的俗歌是情诗，而咏“金莲”的词曲是淫诗。 　　　　　　　　 　　依这个标准，周作人大声赞叹《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他说，“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旧道德所批评的“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新道德。在《自己的园地·爱的创造》中，周作人更是直接撕下道学家的伪善面孔，指出他们所恪守的“旧道德”无非是变态的性心理而已： 　　　　　　　　 　　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他们所希冀的是异性一时不慎上了他的钩，于是便可凭了永久不变的恋爱的神圣之名把她占有专利，更不怕再会逃脱。 　　　　　　　　 　　在《自己的园地》中，除上引诸文运用性心理学知识科学地批评文艺外，周作人还自觉地运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解释文学作品，如《文艺上的异物》等虽然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却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周作人后来在《我的杂学》中单列“人类学”为其毕生所学之一，足见他的重视了。 　　　　　　　　 　　前说《自己的园地》一辑中某些篇章“显现出作者兴趣的斑驳庞杂”，推而及之，这话用来概括全书也很恰当。《自己的园地》中所批评的文章涉及小说、诗歌、歌谣、日记、寓言，儿童文学、民俗学、性心理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等等，不可谓不广矣。周作人一生渊博芜杂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兴趣，在这里已经显现出来。 　 《自己的园地》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为“自己的园地”，前已说过，这是周作人文艺批评观的总括，第二、三辑为“绿洲”和“茶话”，是周作人文艺批评观具体应用的范例。两者虽然类似，但略微有点 区别，前者更接近于文艺批评，后者则类似于茶余饭后的谈天，有书话的味道，在具体的写法上则是多抄书，然后由此阐发开来。这种写法似乎可以看作是周作人“文抄公”写法的发轫，其中期散文创作的特点即由此而肇始也。　　 　　　　　　 　 《自己的园地》其实有两个版本，一是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出版社的“晨报丛书”之一种，二是1927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重新编订的本子。两者的区别是晨报本除了“自己的园地”、“绿洲”外，还包括二十篇杂文，即《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诗人席列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日本的讽刺诗》《希腊的小诗》《儿童的文学》《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送爱罗先珂君》《怀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页》《山中杂信》《夏夜梦》《娱园》；北新版则删去了这些杂文和旧序、代跋，新补入的“茶话”乃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8月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的系列文章。　　　 　　质而言之，《自己的园地》所呈现的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人，虽然周氏对这个身份并不太认同，在《雨天的书·元旦试笔》中就开始否认：“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然而实际上则不然，观其一生，周作人后来所创作的“看书偶记”之类的作品，仍属于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从《自己的园地》始，其所建立的“宽容”、“自由”的文艺批评观几乎整整伴随了周作人一生。 　　 　　12/20/2005 4:04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