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与巨贾》书评

女王大人如何勤俭持国

借用跟莎士比亚相关的一则名言，来描述他的主君，“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伊丽莎白”。正统史家看到的是一代贤帝，女王励精图治，为英国奠定霸权；文人骚客看到的是宫闱艳闻，探求伊丽莎白一世的童贞秘密；经济学家眼里自然是金钱关系，在《王室与巨贾》一书中，女王无异于寻常家庭主妇，开源节流，为油米酱醋发愁。表面上她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像个凶狠的老母鸡，孵育着英吉利民族”（一位传记作家的评语）。仔细深究，会发现所谓“凶狠的老母鸡”其实是个鸽派，女王从未主动挑起过战端，和西班牙断交后，伊丽莎白试图妥协；无敌舰队袭来时，还在与敌军统帅谈判。伊丽莎白之所以一再避战，不是因为她爱好和平，而是因为穷。前任君主留下烂摊子，外债高达22.7万英镑，英国是个经济弱国，财富仅为法兰西的四分之一。国家安全尤为珍贵，大臣塞西尔说：“和平时期的一年国库收入相当于战争时期的十年。”为了维持和平，伊丽莎白一世委曲求全，显得有些软弱。加莱是英国在欧陆的唯一一块领土，玛丽一世丢失该城后，主张收复失地的呼声一直高涨，伊丽莎白却听之任之，因为守卫加莱的费用占据王室拨款的三分之一。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抠门的机会，1587年秋，西班牙军队暂缓出征的消息传来后，英国政府立刻解除战备状态，从海军伙食费里省出2430英镑。次年无敌舰队之战结束后，朝廷偃武修文，海内承平，二十七年不闻干戈。相反的，鹰派大臣分外好战，甚至自掏腰包去打仗，莱斯特支援尼德兰起义时，抵押自己的地产来充作军费，女王拨款仅仅是他的一半。这也和宗教问题有关，伊丽莎白本人采取实用主义的中立态度，与天主教法国、西班牙的对峙是常规的帝国争霸，而她的新教徒臣民试图将其变为讨伐异端的宗教战争。伊丽莎白对上帝的事业不感兴趣，她给予法国、尼德兰教友的援助，总要附带高额的互惠条款。圣经说，你不可同时侍奉上帝和玛门（玛门是旧约时代的财神），女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玛丽一世曾复辟天主教，把什一税和首岁教捐（新到任的主教向上级缴纳第一年封地收入）交给罗马教廷。伊丽莎白重新收回国有，从中每年获得1.5-2.5万英镑收入。自亨利八世起，英国的宗教改革从来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打击天主教教会既是厘清政教关系的国策，也是一种创收手段。伊丽莎白时代内政上另一个重大议题则完全是经济方面。女王把专卖权作为犒赏功臣的奖品，特许他们垄断一个行业，“皇家海盗”德雷克、东印度公司也是特许国营的一部分，只不过海盗、殖民者属于高风险行业，普通人很少干这种营生，其他行当则不然。例如宠臣莱斯特获得葡萄酒的专卖权后，操控了整条生产链，损害相关从业者。以前种植葡萄的农民，生产葡萄酒的工人，各地营销的酒商都面临失业之虞。女王不断将商品的专卖权赐予宫廷亲信，皮革、别针和肥皂，大大小小的民生日用品成为私人禁脔。议会下院和伦敦市民强烈要求废除行政垄断，有议员反讽道：“陛下何不把面包也赏给他们?”在国会的压力下，伊丽莎白废除了十五个专卖承包商，但同时颁发了更多的特许状。因为要想获取专营，先得预支该类型商品的税收，这是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源头。而且女王不必花一分钱的成本，即便有人抗议，可以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宠臣，剥夺他的特权，以平息民怨。熟知中国历史，很容易联想到乾隆豢养贪官和珅的帝王术。为了套取现金，女王把自家能卖的东西尽可能卖掉，王室领地是能卖的，农田的售价折合该地20年的收入，城市用地大约是15年的收入，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把土地卖掉了52万英镑，尼尔·弗格森称之为国企私有化的原型；爵位也是能卖的，伊丽莎白增设878个爵位，专门向富裕地主和新兴中产阶级开放。当然最经典的敛财手段，放高利贷是少不了的。宫廷里一大批贵族向女王欠钱，债务人名单里还有她的情夫，埃塞克斯伯爵欠了3.2万英镑，莱斯特伯爵则是3.5万。中国有谚云“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这句话放在这个语境则成了“老情人也要明算账”。莱斯特死后，伊丽莎白没收他的家产以作偿还。吝啬的女王还创造了一种特殊方法，那就是巡游。伊丽莎白每年夏季率领一支庞大的旅行团，去外地避暑。跟普通人旅游不同，皇家出行不花钱，所有费用由对方承担。运送行李是征用贵族领地的民工，一次巡游至少需要400辆马车；女王住的地方要符合王族规格，为了迎接伊丽莎白，大臣专门修建了豪华别墅；向这位女士表达绅士风度，就要给她礼物，掌玺大臣帕克瑞恩曾送上价值400磅的钻石花束；最后陪她娱乐、打扑克牌，你总不能让女王输钱。除了伊丽莎白本人外，还有大群奴仆、警卫、马夫，打点这些人也需要钱。和女王打猎、供应礼品、举行招待会，全套旅程花费两、三千磅，相当于一个大庄园主的全年收入。在中世纪，国王出巡的本意是展示君主威仪，震慑诸侯，而伊丽莎白把它作为省钱的招数，将经济负担转嫁到臣属。当贵族一听到女王来访问，就胆战心惊。换成普通人，这叫蹭吃蹭喝，换成伊丽莎白，这叫天子巡幸，理应高兴还来不及。他们也无法抗议，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巡游之前赶紧逃出自己领地，简直就像躲瘟神。除了夏季出游外，女王平日里休闲活动尽可能去外场，虽然她喜欢跳舞，但很少在自己的宫廷举办舞会，都是去臣下的官邸。现代人通常所见的女王画像，背景多为娱乐社交场合，伊丽莎白穿着华贵衣裙，一派珠光宝气。然而跟她的父亲、姐姐比较，女王已经相当节俭，1560年王室每天的开支约100英镑，仅为玛丽·都铎的三分之一。这些钱是女王一分一分省出来的，可既有的财政措施均非长久之计：祖上家产总有卖光的时候，封爵太烂会造成爵位的贬值，收放专卖权则有些厚黑。当伊丽莎白一世黔驴技穷，托马斯·格雷欣登上舞台。或许格雷欣这个人不出名，但“格雷欣法则”众所周知，意即“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据作者考证，这个法则并非他本人所说，而是后人归纳）。他出身金融世家，四代为商，与欧洲长期经贸来往，从军火交易到谈判借债，各种业务无所不包。去世之前，托马斯成为当时世界最富有的20人之一。伊丽莎白对他委以重任，托马斯多次商谈贷款，协定利率，稳住了不列颠经济，同时英国王室的良好信誉在银行业传开。正如赖建诚之书的结论，无论是格雷欣家族，还是伊丽莎白政府，都无力挑战欧陆财团。但对于小小的岛国来说，新兴的金融工具至关重要。1560年格雷欣家族在伦敦市中心建起巨大的交易所，这个地方集交易、仓储、服务融于一体，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的经济大动脉。格雷欣之前，都铎王朝的财政依靠强征暴敛与帝王术；格雷欣之后，则依赖利息、汇率的计算运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格雷欣等一批专业理财人士缔造近代化收支体系，英伦金融城的第一块砖石就此砌成。文/柳展雄平成二十八年牧月发表于《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