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个人》书评

出版日期:2016-3
ISBN:9787020112307
作者:[意] 普里莫·莱维
页数:200页

(20/35)《这是不是个人》by 普里莫·莱维

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生还者回忆录,这么荒诞至极的事情,竟然真的存在过。然而,那些溃败的德国人最终还是“获胜”了,作者在获得自由40年之后死于“奥斯维辛”,选择了自杀。1. 与《神曲》的奇妙呼应作者与一个十七岁的小勤杂工(在集中营里属于高等职位)在去打菜汤的路上,为了多点时间不干活,故意绕远,开始了一段久违的愉快行程,久违地觉得“自己是这么带劲”,竟然想起了尤利西斯之歌:你们想想自己源自何等民族;父母生你们,不是要你们苟安,如禽兽,而是要你们德智是尚。—— 《地狱篇》26.118-120当作者无意识地回忆并吟诵起描述尤利西斯的这段诗文,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小勤杂工,都感觉到这些诗句与他们休戚相关,与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休戚相关。尽管与上学期对尤利西斯的解读关联不大,但是当久违的闲适到来,作者作为人类的灵性部分便开始觉醒,从已然泯灭人性的冻土层中萌发出人性的新芽。2. 关于人类局限性的讨论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会发现,完美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逆向思考:完全的不幸也是不存在的。阻碍实现完美的幸福和完全的不幸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状态的缘由,却有着相似的本质,都取决于我们人类的局限性,它乃是一切时空的无限之敌。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迷失自己的事情是不常发生的,因为通常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他的人生道路上的起伏是与其邻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某人无限地飞黄腾达,而某人持续的下滑一再失败,直到最后毁灭,都属于例外现象。另外,每个人一般都拥有精神、体力,以及金钱上的储备,面对一桩灾祸或生活中的极度困难的概率较小。再加上缓减灾祸和困难的另一个明显工具是法律,从道义上来看则是内心的法则。然而在集中营中,一切大为不同,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极度的孤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路加福音》 19:26)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特殊技能者,此外就是特别残忍的人,凶狠有没人性的人。“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3. 触动我的细节在集中营解放前夕党卫军对所有人进行了“筛选”:被选中的人继续活下去,保持原样;另外一批人送入炉子,最后的几天生命能和双倍菜汤。齐格勒属于后者,在他伸出饭盒领到正常分量的菜汤之后,然后还带在那里等着。分汤的人不知道他判处死亡,一把推开他。但是他还是卑微地坚持还要一份:他正是要进炉子的人,大家都看见了,他的确有领取双份的权利。当他领到双份的菜汤之后,就平静地走到铺位吃了起来。

撒旦也掷骰子吗?(《文汇读书周报》2016.9.12,有删节)

(文汇改题为《苦难与人性的坚持》)“奥斯维辛”这个词,在如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里都可能指向人类的野蛮本性,而其幸存者普利莫•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这部成名作中却说,他并不相信这样想当然的推论,即:“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在他看来,“唯一的结论是,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从进入集中营就开始了,最早的表现是语言的缺乏:在被剥光衣服、剃光头发、取消名字之后,“我们头一次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缺乏能用来表达所蒙受的这种侮辱的词语”。紧接着,社会性自我开始消弭,因为“没有和同类的亲密关系”,人就“忘却了尊严和判断能力”,“只剩下痛苦和需要”。与此同时,毫无道理的规定、暴力,日常的死亡和限循环的音乐协同合作“泯灭我们作为人的意识”。直至终于,在求生意志之下,新的道德律如菌丝滋长出来:偷窃,偷懒,欺骗,倒卖,而且“在被征服者中间,同样形成了一种对立和仇恨的局面”。但是,无所适从的习俗并没有因此绝迹,反而像雪花和寒风一样无孔不入:洗脸、洗澡明明是纯粹浪费体力,施泰因洛夫却用生命坚持这一行将灭绝的仪式,因为“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维护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很重要的”;在“已毫无意义说什么明天”的死亡营,克劳斯用手势比划着说“对不起”,“想为他那一锹泥巴向我道歉”,并为“我”几近戏弄的故事庄重地“发誓和祝福”;走在抬菜汤的路上,仅仅因为一个小时的“自由”,“我”忍不住吟诵起《尤利西斯之歌》,并且坚持要小勤杂工让听完,即使明天可能就会死;还有民工洛伦佐,他纯粹出于善良而不求回报的馈赠和帮助,让“我没有忘却我自己是个人”;……普利莫确实是个出色的叙述者,他以一种灵活的姿态穿梭在苦难和对苦难的反省之间,让读者既不至于因对苦难本身习惯而产生麻木,也不会因亲历者的咆哮而失去冷静的判断。作为他的处女作,这种写法可能部分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但更可能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责任感:“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许多人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敌人’……当未曾表达的教条成为一种推理的重要前提时,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极端,就是死亡集中营。”对苦难本身的叙述是值得致敬的,但更让人敬佩的是超越苦难本身,对人性底色上的普遍痼疾进行反省的力量。“奥斯维辛”之所以能够被纪念,被反省,是因为被迫害者是“化学家”、“企业家”、“官员”,是原本属于“人”的个体被突然投入“非人”地狱又奇迹生还后书写的苦难记录。那么,从未享受过“人”之待遇的个体,或者,如果苦难持续过久以至被当成理所当然,这些连“无所适从”都感觉不到的被迫害者,如何去书写他的苦难,或者从更根本上意识到自己所身处的苦难呢?黑奴的故事已讲到白烂,那非白种人和动物一起放在笼子里巡回展览的历史呢?一百年前关于“女性是否有人格”的大讨论呢?“他们是无名的普通群体,不断地被更新,又总是相同的非人的群体,他们默默地列队行走着,辛苦劳累着,他们身上神圣的生命火花熄灭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透支到无力真正忍受苦难了。很难称呼他们是活人,很难把他们的死称作是死。……如若沉默者没有故事,唯一宽阔的路就是沉沦之路”。这些没有故事的沉默者,有些正在被拯救,有些已经被淹没,还有一些在拯救和淹没的边缘徘徊。是谁决定了下一个受难者?又是谁决定了下一个获救者?难道,撒旦也掷骰子吗?

《这是不是个人》:当幸存者耻于回忆

文/吴情关于大屠杀,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反抗平庸之“恶”》、《第三帝国的灭亡》以及著名的新闻报道《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等。不过,认识大屠杀,阐释大屠杀,远非仅仅通过学者的研究专著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不能遗漏幸存者的回忆录。幸存者的意义在于,他们是大屠杀暴行中的幸运儿,是奥斯维辛的见证人,是历史的眼睛;可如果没有这些眼睛,没有这些眼睛的凝视和注目,历史往往容易流于抽象与真空。《这是不是个人》,意大利当代著名化学家、文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第174517号囚犯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著。与其他集中营幸存者撰写回忆录讲求细节真实不同,莱维不注重描绘事情发生当时的各种情景和所思所想,而是从当下介入,思考行为背后的动机、倾向、逻辑和文化,比如在卡尔比车站被二等兵抽打,他不解道,“怎么能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呢?”犯规才被惩罚,严重犯规也不能殴打的信条被临时剥夺;人性服从于国家机器,此时,再怎么憎恶执行惩罚的个人终究无济于事。当理性被剥夺,人性被压抑,有无集中营,被小写的“人”其实都早已死亡。一九一九年,普里莫·莱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户家境殷实的犹太中产阶级家族,族人众多。有看似懒惰实则悠闲的祖父母,也有敢于突破门第观念疯狂爱恋的伯父,及威严待人的祖母。在《元素周期表》这本亦小说亦回忆录的书中,莱维细致地勾勒了大家族中族人的各式样貌,人与化学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对应,有种莫名的喜剧效果。然而,成年时,意大利政府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大肆对外扩张,后更是与德意志帝国结盟,颁布种族法案,掀起反犹主义浪潮。原本从事化学专业以谋得生存的计划被意外打乱,有序的生活自此开始在风波中撕裂崩解。逃离极权政治的日子里,莱维加入了游击队,正式“成为‘正义和自由’属下的一个分支”。尽管游击队中某些成员加入其中的原因并非常人想象的那么崇高,但这个集体仍较为团结,乐于为光明的事业前后奔忙。不幸的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莱维意外被捕,次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集中营的日子里,莱维被饥饿、寒冷、死亡、辱骂和鞭打牢牢包围,见识过高尚如天使的人,也领教过冷酷如恶魔的人。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强者方能生存,弱者面临淘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生存难题先于伦理道德时,一切道义和原则都被检验。关于奥斯维辛,关于大屠杀,我们这些未曾经验过的人,究竟能说些什么呢?阿多诺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其实,写回忆录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意味着再次经历,经历人间炼狱,经历心灵悲怆,经历对人性的质问和对制度的怀疑,经历身为人类的耻辱,因为,“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下来”。最后,索性一股脑否定自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饱受忧郁症困扰的莱维离开人世。他来过,他存在,他不是寓言。莱维以是人类一员为耻,也耻于回忆。他很少发怒,也很少控诉,他的声音却让世界动容。奥斯维辛之后,我们需要的仍是沟通、理解和反思,而非基于恐惧和战栗的排斥与敌对。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财新网】奥斯维辛幸存者莱维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出版

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4-11/100930472.html【财新网】(实习记者 刘爽爽)“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这是奥斯维辛幸存者、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的普里莫·莱维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中饱受争议的一句话。  2016年4月10日,《这是不是个人》中文版在单向空间举行首发式。本书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沈萼梅与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王炎围绕此书展开对谈。  对上述引文,王炎认为,从奥斯维辛活着走出来的要么是被纳粹成功转化、丧失了人性的人,要么就是极具创伤,像莱维这样要不断讲述、不断见证的人。  冷静、克制的集中营回忆录  普里莫·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原本是意大利化学家,1943年因为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1944年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1个月的折磨之后,莱维返回家中。1947年,莱维出版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卡尔维诺为他撰写书评,迄今为止这本书已被翻成四十多种语言。此后,他凭《再度觉醒》成为世界级作家,另著有《缓刑时刻》《其他人的悲剧》《元素周期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等。1987年,饱受抑郁症困扰的莱维在家中自杀。  莱维曾说:“我的书应该是从1944年就开始写了。”那时他已经被剥夺作为人的名字,成为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编号刺在左小臂上。偶然的一次机会,莱维脚受伤在医务室治疗。凌晨四点,其他囚犯照常去劳动,莱维听到囚犯们在被迫演奏的音乐中齐刷刷的脚步声,开始思考。“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当时的想法写下来。”他都是写在破纸上,如果被党卫军发现,很容易就会没命,但他还是小心保存着这些破纸,后来带了出去。  沈萼梅认为,是莱维的经历逼着他不得不成为一个作家,“他必须得说出来,否则无人知晓真相,历史重演,我还是个人吗?”  在这部处女作中,莱维记录了集中营对欧洲犹太人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残暴迫害,更深邃地描述了法西斯暴政的本质——法西斯用平庸、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完全抹杀“另一群人”的尊严和意志,让其仅剩下一副勉力求生的躯壳。  译者沈萼梅认为,莱维是从一个侧面讲一批意大利犹太人被押送到波兰奥斯维辛劳动营的遭遇。“这本书主要在探讨两个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会做出什么事?”  她对书名《这是不是个人》有三层理解: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这还是个人吗?能把人折腾成这样的人,是不是个人?同是囚犯但在集中营里为了活下去做起帮凶的人,是不是个人?  不同于其他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叙述,莱维的笔触克制而冷静,《这是不是个人》没有直接描写集中营里的杀戮,最为恐怖的焚尸炉也只是一带而过。“很多人觉得提起法西斯应该咬牙切齿地写,应该声嘶力竭地呐喊,用强烈控诉的语言。可莱维不是,他非常低调、非常淡定、非常理性,但越是这样的语言,越动人。”西方世界有评论认为有关集中营虐待、屠杀犹太人的所有文艺作品里,这本书是最好的,沈萼梅认为原因正在于此。  “奥斯维辛把人转化了,受害者成功吸纳了施暴者的逻辑”  莱维笔下的集中营是毁灭营,不光毁灭人的肉体,还毁灭人的灵魂。书中有这样一群处于“灰色地带”的人:他们本来也是囚犯,被虐待、侮辱,但为了活久一点,与纳粹合作。他们为了自己碗里能多一块土豆、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不那么劳累,讨好敌人,做起了更为残暴的工头,亲手把同胞送进焚尸炉。莱维在书中写:“纳粹你胜利了,你真的胜利了”。  “这是让我感觉最悲哀,也是最为触动的部分。”王炎说。他认为“纳粹胜利了”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希特勒口中的神圣帝国,而是奥斯维辛把人转化了,受害者成功吸纳了施暴者的逻辑,人不再是人,人没有了人性。他以以色列两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为例,他们都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贝京的回忆是“每天都有罪感”,他永远在想为什么我活着,而我的家人都死去了?“两位总理因为这种对逝者的亏欠感,不断地屠杀巴勒斯坦人。在这个意义上,莱维说‘纳粹胜利了’,因为‘你改造了你的囚徒,你使他们变得像你一样低劣’。”王炎认为,“由此,我们可以说德国你真的胜利了。”  沈萼梅则认为“德国人没有胜利。”她觉得集中营只是让一部分人丧失了人性,而不是全部。莱维在书中留有反抗和希望的微光:集中营里工作十分疲累,莱维不想去洗澡——水不干净、肥皂小小一块不够用而且明天劳动完又是一身脏臭。一位曾效力于奥匈帝国军队、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士施泰因洛夫,严厉地告诉莱维必须按时洗澡、擦鞋子、挺起腰杆走路。“正因为集中营是把人沦为畜牲的一部大机器,我们就不应该变成畜牲。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愿,目的是日后带着证据向世人讲述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个篇章的题目叫做“启示”。  沈萼梅还记得在“尤利西斯之歌”一章中,莱维用自己仅会的一点法语背诵但丁《神曲》里的诗句,他讲到“我们是源自何等优秀的民族。我们生来不是畜牲,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追求知识和美德。”以此激励法国的同伴。沈萼梅说,“在整个恐怖的画面里,这是浓重的一笔,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德国人没有胜利。”  王炎认为,对待这段历史,仅仅作为见证者书写毁灭的残酷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作者抽离出来在哲学层面进行反思。“虽然这本书没有一点概念和理论,但它是充满哲思的一本书。这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莱维没有局限在历史事件中,他更多想的是人性。”■

当真实成为一个名词

当真实成为一个名词——读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 东渔西班牙作家哈维尔的非虚构作品《骗子》塑造了一个人性复杂的角色,为了建立自身虚假的尊严,虚构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悲惨遭遇,不停用谎言构筑自己的英雄形象,以求得同情和膨胀的私欲。而《这是不是个人》是作者莱维被迫害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实遭遇,他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来,就像解开衣服给你看自己的疤痕那样,这种真实是对远去的苦难有力铭记,也是一种警示力量的攒集。莱维的真实跟哈维尔《骗子》里的马尔科骗局正好形成一个对比和反补。真实成为一个名词,是无畏的本质。《这是不是个人》通篇一直蔓延着抗争的精神,被囚禁的犹太人依然心怀活下去的信念,即便恐惧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缠绕。在浑浑噩噩中,被恶魔摧残的人性似乎到了极限,却又拼命抓住一丝丝生机往上爬,甚至有时候还会豁达乐观地顺服现状,去跟其他人换面包换刀片,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根本。在这些时刻,他们充分认识到自由的重要性。自由是多么令人渴望的东西,又似乎遥不可及,因为每个人就站在地狱的门口。死去的人就这么消逝而去,活着的人不明所以,这种身不由己的精神压抑在文中尤为突出,作者对人类文明倒退、疯狂的一面做了有力控诉。很多控诉纳粹集中营罪恶的作品,都是在对自由和平的热切渴望中完成。《安娜·玛利亚》以日记形式记录集中营的悲惨遭遇,震耳发聩;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也是一位被迫害的犹太作家,他的作品反应了为人类尊严而斗争的不屈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描述到一种普遍现象:当一个人深陷于罪恶的泥潭,在极端的社会现形下,被迫一直承受着伤害,久而久之会有顺从的表现。这种现象好比跳蚤实验,那只跳蚤最后适应了罩子的高度,即便挪开罩子它仍然只能跳到已定的高度。在莱维的描述中,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苦难,当德军撤走之后,他们竟然表现出不适应的状态,人性的悲哀显露了极端压制所造成的恶果。《这是不是个人》就是一部残酷的纪录片。莱维用小说顺叙的手法,带领读者直接融入并紧跟苦难的演进。开篇叙述人物被火车带入地狱,而中间又想象火车可以带他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火车成了寓意美好与恶魔的矛盾体意象。在莱维的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披露纳粹德国这个主体境况,或战争的时局动态,他的叙述只局限在自己的惨痛遭遇和感官体验上,将实际的情形和盘托出,而不是借助抽象的学术数据分析结果。一个人的切身体会更能打动善良的人们,进而获得共鸣和醒悟。在罪恶的“地狱”里,他们只是拥有编号的畜生被圈养在棚屋里,垂死挣扎或等待着被宰杀,时而崩溃时而心存侥幸。其中有些段落剖析囚犯的人性,他们为了生存竭尽所能,甚至不惜代价使用各种黑手段。莱维的自我心理刻画也是斗争的体现,犹如亮出一把闪亮的匕首。而几处虚幻的梦境还原了美好的期许,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苦难的残酷:①第38页,他梦见自己无法抓住食物,遂在幻境中爬到车里,后来停下来走到外面沐浴阳光,幻化出一个女子走来与他交谈。②第57页,梦见火车,他同妹妹谈论着什么,象征对自由的渴望吧。③第69页,他梦见回到自己的家里,梦是解脱的渴求吗?④第145页,莱维向克劳斯虚构的那个梦,同时安慰了自己和别人。非虚构的惨痛事件像密织的黑网使人窒息,而莱维有一段如诗的控诉依然平静,暗潮涌动。“下雨时,人总是恨不得想哭。那是11月,已经下了十天雨了,大地如同沼泽地之底。一切木头制作的东西都散发出一股菌类的味道。”莱维因为有化学学识的缘故,被选入实验室,这是他侥幸存活的一个因素。化学拯救了他,他也曾写过《元素周期表》,这篇回忆录式的著名作品相较于《这是不是个人》在文学上更有技巧,结构布局更加机灵,借用化学元素,演化成生活的某一部分,不可或缺的那些物事,正是它们影响着莱维的精神和生命。《这是不是个人》记录的是民族的苦难史,也是饱蘸血泪的世界历史,一场人类共同的灾难。它也是莱维打造的一面镜子,呈现和刺疼了关注这一切的人们。当最基本的尊严被罪恶肆意践踏,血泪的控诉变得极为重要。莱维感激民工洛伦佐对他的相助,将其上升到精神的支撑,并且意识到“使我没有忘却我自己是个人”。这也算是主旨的由来,人的尊严还没有被最后湮灭,我们还要顽强的追问下去:“这是不是个人?”

普里莫•莱维之迷 by提姆•帕克斯 (《纽约书评》 2015年11月5日刊)

译=索马里普里莫莱维出生在都灵一栋“不起眼的”的公寓大楼的四楼,除却中间那场“非自愿的中断”,他一直和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87年他跃入楼梯井自杀。那段最长的中断,始于1943年9月,终止于1945年10月,为莱维的写作事业提供了核心的材料:涵盖了在战争快结束时加入法西斯抵抗组织,在一个法西斯俘虏营里被关了两个月,在奥斯维辛挺过十一个月,以及辗转于不同的俄国难民营的九个月。1946年,莱维二十七岁,尽管他有一份和化学相关的全职工作,但他还是完成了对集中营经历的记录。尽管《这是不是个人》在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本杰作,但当时娜塔莉•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还是代表都灵重要的艾诺迪(Einaudi)出版社拒绝了这本书,尽管金兹伯格同为犹太人,而且其丈夫也死于一间法西斯监狱。其他几家出版社也拒绝了这本书。原因为何呢?甚至在莱维最终返家之前,莱维已经迫切感受到需要讲述发生的一切的冲动。在奥斯维辛之前,他并没有觉得“犹太性”是他的身份的核心。和大多数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莱维家族早已被同化、和其他意大利人几无分别。1938年通过的种族法案,在公共教育领域歧视犹太人,并让他们无法正常被雇佣——让莱维陷入一种困境——这种困境超出获得化学学位、找到一份工作的层面。这一法案是对他的身份的威胁。如果他不是像他的同学那样的普通意大利人,那他是谁?“人是什么”这个疑问会一直贯穿他的全部作品,这个问题也不是抽象的,而带着个人化的紧迫。1943年9月之前,莱维还能带着“故意的盲视”生活、遵守法律、毕业、并且找到一份非正式的工作;但随着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德国占领意大利,这种生活无以为继。犹太人们被驱赶到一起。很多人逃往美国。莱维的不安全状态,加上他父亲在1942年的离世,驱使二十三岁的莱维要担负起照顾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的责任。而他父亲生性倜傥、背叛他们的母亲这一点,也人尽皆知。这里还有一个关于“男子气概”的问题:莱维拥有的只不过是“不流血的女性情谊”,他的同伴们认为他恐惧女性,莱维害怕自己“受罚做永远的单身汉”。他通过冒险性的化学实验和在都灵附近阿尔卑斯山区艰辛的登山运动来建立自己的自尊。也是在1943年9月,他躲进了山里,把母亲和妹妹带在身边。他们在一个靠近瑞士边境的度假村租了几个房间。他是流亡的犹太人,还是一个游击抵抗分子?瑞士边境被关闭了,德国军队正在逼近。那些莱维最终加入其中的未来的叛乱分子们,装备很糟糕,很快就被一个法西斯间谍渗透了。他们唯一一次在盛怒中射出去的子弹,是处决两个出去喝酒、疯狂劫掠的队员,因为他们让其他人身处险境。莱维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处决,是加西亚•卢萨托(Sergio Luzzatto)标题误置的新书《普里莫•莱维的抵抗》(Primo Levi’s Resistance)最重要的主题。这里没有抵抗。让莱维沮丧的是,他妹妹在12月1日就已经带着他们的母亲离开旅馆、回皮埃蒙特寻求庇护。12月9日那天,两个毫无训练的游击队持枪被派遣到后方。当12月13日莱维被捕时,他已经十分低落、混乱了。有人警告他如果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就铁定意味着死亡,他就选择了较小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今天的读者们翻开《这是不是个人》时,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集中营的认识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和那场战争没有直接的私人牵连。而在1947年,都灵的读者们对集中营并没有这般多的认识,他们自身紧张的战争经历仍占据着他们的脑海。读者翻开这本书(《这是不是个人》),是第一人称叙述,带着一种冷静和不祥之兆。“我内心滋生着一种温和而又朦胧的叛逆感。”莱维这么评论自己,并且断言,因为自己作为游击队员的三心二意,导致他被捕的“发生的一些列事情”也是“合乎公道的”。当他讲述在俘虏营里,所有的犹太人被告知第二天就要集体被遣送去德国的共同经历时,叙述的语调遽然扭转——“夜晚来临,那是如此的一个夜晚,一个人们懂得人的肉眼不该看也不该存在的夜晚……当时我们之间都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事情;然而对于这些事情,最好别留下记忆。”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年轻的莱维在寻找一种声音、一种风格,能允许他在讲述自己的传奇同时又不被其吞噬、并能攫住读者。在研习化学之前,他在都灵一所显赫的文科公学接受了教育,他熟悉但丁和曼佐尼。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表达那些极端和深刻的情感,他会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两人的句子。但是经历了二十年的法西斯岁月,战后的都灵文坛容不下各种豪言壮语,他们认为那些夸大之词都是不真实的;在捍卫自身时,他们不得不说《这是不是个人》因其极度的直接而最有力。为已发生的一切寻找一种声音,和这段经历本身、以及生而为人的意义息息相关。莱维告诉我们,很多奥斯维辛的囚犯会做同样的梦:他们回到家,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饥饿、寒冷、鞭打、还有“淘汰”——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在听自己说话。“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仿佛我不存在似的。”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聆听?莱维告诉我们,集中营最坏的一面就在于它“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受害者们被系统性地降到和虐待者们同等的道德层面。囚犯们被鼓励彼此厮杀,为了一枚勺子,为了有足够的空间睡觉,为了能做些轻松的活计,为了可以不用清空便桶:“一个人必须……抹杀所有的尊严,泯灭一切良知之光,如同困兽犹斗,上场相互厮杀……我们挖空心思想出许许多多的路子,千方百计求得免于一死……所有的路子都蕴含着一种个体跟众人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放弃斗争就也意味着成为毒气室明显的候选人,成为“无名的普通群体……非人的群体,他们默默地列队行走着,辛苦劳累着,他们身上神圣的生命火花熄灭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透支到无力真正忍受苦难了。很难称呼他们是活人:很难把他们的死称作是死……”在对三卷本的莱维全集的导读中,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评论道,“人类身份及其价值对人类毁灭性的获胜,闪耀在莱维的字里行间。”这样的词句很鼓舞人,但它们并非正确。更确切地说,莱维告诉我们人类的身份被那无法形容的邪恶摧毁、腐蚀了;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正视了那种现实。“这些书页里的主角并不是人类”,他告诉我们;集中营的每个人,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是类似的,他们都“充满悖论地被一种共同的内在的孤绝联系在一起”。要讲述如此悲惨的故事,就得承认自己的降格(degradation)。这点毫不吸引人。这种痛苦可以解释《这是不是个人》中怪异的语气变化,尤其是莱维充满防御地以充满说教味的“我们”的口吻向我们说话:“现在我想请读者思考一下,我们所说的‘善’与‘恶’,‘对’与‘错’在集中营里能够意味着什么呢;请每个人评判一下……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在铁丝网的这一边有多少可以站得住脚。”他的书稿被拒绝,对莱维而言一定印证了他萦绕不去的噩梦。不过幸运的是,他同时获得了爱情。莱维在1946年初开始和露西亚•莫珀格约会。她比他小一岁,两个人都是处子之身。关键是,露西亚很乐意聆听莱维的故事,即使是那些最恐怖的细节。“我觉得自己重新变成一个男人。”他后来写道。1947年,在他和露西亚结婚后一个月,他的回忆录最终被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在被驱逐之前,莱维一直很谨小慎微、勤奋,有抑郁倾向;从集中营返家后,他仍旧维持着这样的个性。出于经济的窘迫,他很快就找到一份化学家的工作,并且暂时允许自己接受诱惑、和一个大胆的朋友业余开设了一家企业;1948年,在妻子怀孕后,他屈服于压力,开始了在SIVA长期的工作,那是一家专门生产油漆和化学材料的工厂。不管是出于纯粹的财务困难,还是他为母亲所支配,总之他没有搬出家里的房子,而是不顾妻子的反对带着她住在那里。争论、不解、怨恨接踵而至。另一方面,莱维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奥斯维辛侮辱、贬低了他,但也教会了他很多;他“更加成熟、强壮了”。在德国人丢弃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囚犯们足智多谋地幸存下来,直到俄国人到来。在漫长的返乡之旅中,他在很多难民营实践了自己新近学到的求生技能。因此,如果说这段经历最开始剥夺了他的男子气概,在最终却给了他一种新的自信。通过记录奥斯维辛的经历,他出版了一本书;谈论奥斯维辛,他得到了一位妻子。他的身份现在和奥斯维辛密不可分;在他的余生,他费尽周折去追踪他在集中营里的认识的那些人,最终和那些幸存者们联络上。他的孩子丽莎•洛伦佐(Lisa Lorenza)和伦佐(Renzo)都是以意大利民工洛伦佐•佩罗内(Lorenzo Perrone)的名字命名的,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洛伦佐会定期给莱维带食物,救了他一命。“那是我们最好的时光”,他这么总结集中营最后的日子。他将集中营称为自己的“大学”,一段经历(adventure),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仪式”(rite of passage)。 1961年, 正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中,以及因为第一本书受到的认同,莱维开始写一本续篇。《终战》(The Truce)的开篇是他在奥斯维辛最后的时光,然后讲述了波兰、乌克兰的难民营的混乱和活力,然后描述了回意大利的冗长、迂回的火车之旅。这本书的语调一开始就比《这是不是个人》要来得更加文学化:在彼时彼地……一阵疾风吹刮着地表: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回到了原始的“混沌”,挤满了畸形的、充满缺陷的、异常的人类样本;他们每个人或盲目或从容地翻来覆去,急切地寻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领地,正如古时的宇宙论充满诗意地形容的四种元素。《终战》让人愉快的部分是莱维记录自己恢复健康的过程、那些怪异的同伴们,还有被卷入所有诡计、骗局和困境的那些放纵的俄国士兵们。尤其是切萨雷(Cesare):太阳之子,世界的朋友。他不知道什么是敌意或是嘲讽,他像天空那样变化万千,充满欢喜,羞涩,天真,鲁莽又谨慎,非常愚昧,非常天真,又非常文明。极度的精明的切萨雷会买下、“修理”、转卖任何东西——折断的钢笔、破旧的衬衫、因注水而发胀的鱼——总能获利,他也会和见到的任何一个女人睡觉。但是,《终战》的口吻具有如此迷人的文学性,一些故事因为太过牵强,导致读者开始怀疑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纪实、多大程度上又是虚构的。事实上,虽然我们可以认出切萨雷这个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以莱洛•佩鲁贾(Lello Perugia)为原型的,但切萨雷的古怪滑稽是被夸大了、某些时候来自莱维的虚构。佩鲁贾很愤怒自己被这么描述。佩鲁贾抗议道:如果莱维“把(他的)事实弄清楚的话,这会是一本‘重要得多的’书。”莱维为何这么做?在《这是不是个人》里已经有一些古怪的事实扭曲。他的亲密的朋友阿尔贝托•达拉•沃尔特(Alberto Dalla Volta)被形容为不会说德语——这是奥斯维辛的生存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事实上,阿尔贝托的德语非常好,甚至超过莱维。在他细致严谨的传记中,伊恩•汤姆森(Ian Thomson)对此有句注释:“和大多数作家一样,莱维让生活显得比实际上更有趣。” 不管赞成与否,我们很难理解——把阿尔贝托形容成比自己的文化水平要低;抑或在后来的书中,莱维称另外一个已逝的朋友来自“农民”家庭、而对方其实不是——这样的手法如何能够刺激我们对这些作品的兴趣,而这些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的原因,正因为其纪实的性质?这里似乎有两种冲动在起作用。汤姆森注意到莱维倾向于和那些智力不如自己,但更无畏、更有活力、更外向的人建立友谊,这其中有某种交换:在他那些生气勃勃的同伴身边,胆怯的莱维可以享受登山的冒险和女性的陪伴,而反过来他们也从他的学识中获益。这本书中进行的很多“改动”导致被写到的那些关系转变成他倾向的这种模式,莱维的密友们立刻比他们实际所是的来得更有生机、文化程度也更低。《终战》一书从头到尾,莱维似乎是唯一那个在战后狂野的混乱前畏缩不前的角色,在某刻他拒绝了一次可以放任自己“和二十个大妞……她们金发,红扑扑的……有着平静、迟钝的面孔”纵欲的机会。莱维终身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由艰难的寻求,和对这些快乐、无拘无束的同伴的描述相关。在SIVA的工作很快变成牢笼。由于妻子和母亲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家也变得像座牢笼。《终战》的标题就来自于书末的沉思——即从离开奥斯维辛到回到需要他担负责任的都灵家中之间的插曲,是一场缓刑、一种自由,带着“无限的开放性”,此后他需要再度“投入战争,对抗我们身内身外未知的敌人”。这本回忆录的结尾是,莱维身在家中,却梦到自己回到了奥斯维辛,除了监禁的压迫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莱维以见证为己任,但是一生都和这可怕的故事牵缠是一种束缚。在后期的作品中,莱维提到一个男人用明显伪造的战时英雄事迹来纠缠他;但是莱维承认自己嫉妒那种“无穷的虚构的自由,那个人已经冲破了各种障碍,现在精于建构最能让自己开心的过去。”写完《终战》后,1966年,莱维让自己自由地完成了《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ies),这是一组轻松的科幻故事,但是却遭遇评论界冷遇。每一个故事都包含一个聪明的观念,带着讽刺,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一个受骗的社会相信人民必须喷上浓厚的香水,才能避免感染一种致命病毒;还有一种电话网络发展处了自身的智能,为图开心会打骚扰电话;一个国家的文学审查任务被交给了一群粗俗的母鸡。莱维所有的小说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尽管其中频繁出现性问题——一只母蜘蛛讨论自己享用过的公蜘蛛;一只聪明的半人马兽因自己的性渴望心力交瘁,他在附近体验的性行为都带着“紧张和战栗的不安”——我们无意渲染莱维家庭生活的真实情况,不管多么曲折、小心,也不准备去探索莱维现在惯于和女性们建立的亲密却无性的友谊。莱维曾对其中一个女性朋友、德国人海蒂•施密特-马斯(Hety Schmitt-Maas),坦诚自己对婚姻的沮丧、那种被诱捕的感觉,但这些在他的小说里都没有体现。他后来的那些更松散的作品中更好的故事,永远都在追溯二战和奥斯维辛的岁月。在完成《自然历史》之后,和他1975年再度完成的回忆录《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间,他出版了另一本故事集 《形式的缺陷》(Flaw of Form)。 《元素周期表》的一大突破就在于他自己作为化学家的经历和知识,既提供了叙述的框架,也代替了对早年关系的迷人探寻。每一章都回忆了一种化学元素的趣闻轶事,而这些元素的特性则静静地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他遇到一个淘金的男人,那个男人干这个营生不只是为了出售金子,更因为他喜欢刻锤金子,最重要的是“自由地活”;而接受一份从植物中提取有机磷的工作,让莱维得以和迷人的乔丽亚(Giulia)熟识,虽然乔丽亚大婚在即,她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情人的;而某种油漆因为德国供应商的问题原料而干不了的问题,让莱维和在奥斯维辛监督他工作的那个(德国)化学家重又联系上。《元素周期表》重要的一点在于,莱维对化学无所不知,而我们却知之甚少。很多情形像一个迷局,莱维可以解开它们,也可能束手无策,但他始终带着一种讽刺的神气。物质世界一再被用来高明地揭示秘密之物,它需要耐心、谨慎、实际和知识,但最终并不难对付。对比之下,人类关系则更加神秘,不会为莱维所呈现的那些特性影响。他无法挑战轻浮的乔丽亚、害怕遇到那位奥斯维辛的化学家,当那个人向莱维要求他尚未准备好的赦免(forgiveness)时,他变得心烦意乱。 莱维担心曾经担心自己的书被人赞美更多是因为它们是作为战争的见证、而不是其文学成就。《元素周期表》里的智慧打消了任何对他的文学能力的怀疑,尽管仍有对事实扭曲的批评。尤其是,莱维并非因为工作原因才和那位德国化学家联系上;他正是通过海蒂•施密特-马斯追踪到这个德国人的,海蒂为莱维在书中以那样的负面形象描述这个德国人不满,因为那个德国人是为数不多的在集中营(对犹太人)曾伸出援手的人。伴随《元素周期表》的成功,莱维终于足够有自信从SIVA辞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摆脱了公事的负累,他很快相继完成了《猴子的扳手》(The Wrench ,1978)和《若非此时,何时?》( If Not Now, When? 1982)。这两部作品都借助了作者的特殊知识来加增其权威,并且都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的,摆脱了“见证”的束缚。在短篇故事集《扳手》里,蒂诺•法森(Tino Faussone)是一个极度精力充沛、无可救药的放荡者,对塔桥、钻塔、锅炉非常了解,他向比自己更有文化的叙述者讲述了自己在全球的冒险,其中充斥着各种戏剧性的技术问题。虽然莱维曾抱怨自己过去的三十年里都是“被迫劳动”,但在此处莱维赞美了劳动,至少作为他典型的对立面的那些人——有着无尽的活力和自由,享受自己确定丰富的实践技能带来的欢乐——所经历的那种劳动。《若非此时,何时?》是莱维唯一的长篇小说,其涵盖的时间和地点和《终战》一样。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俄国犹太人加入了一个犹太抵抗组织、去对抗德国人;他们抵达了意大利,试图从那儿去巴勒斯坦和初创的以色列。在《普里莫•莱维的抵抗》中,加西亚•卢萨托观察到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莱维自己在抵抗组织并不愉快的经历,又将其转化成有效的、成功的经验。其中的英雄孟德尔(Mendel)是一个钟表匠,他能修好收音机,并且热衷哲学思考(“孟德尔就是我”,莱维在一次采访中说)。孟德尔大胆地加入抵抗组织,参加每一次战斗,给自己找个女人,然后又为另外一个女人背叛她(虽然他后来迅速被她围困、威胁),甚至还处决了一个间谍:尤里本(Ulybin)把来复枪递给门德尔,一言不发。“你想让我……?”门德尔结巴地说。“加油,年轻人(意第绪语),”尤里本说,“他走不了了。如果他们找到他,他会开口……”孟德尔感觉嘴里的口水泛着苦味。他退后几步,仔细瞄准,开火。莱维曾花费很长时间调查东欧的犹太人和犹太抵抗组织成员的丰功伟绩,他希望能赞颂这些人的努力。“犹太抵抗组织的存在很重要,”门德尔说,“只有我杀死一个德国人,我才能让其他德国人相信我是个男人。”但是,这本小说的对话给人的印象很呆板,其中的行为也不大可信,那些熟悉莱维之前作品的人无法不注意到幻想和妄念的成分。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以色列就入侵了黎巴嫩,莱维发现自己不停因为推动武装犹太复国主义而遭受褒扬或批判,虽然他对这种观念唯恐避之不及。-----------------------------------------------------------------------------------------------------------莱维一直恐惧自己会面临主题的枯竭,或者被阿兹海默症击倒,在他的晚年他的产出渐长。三千多页的《普里莫•莱维全集》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字是在他离开管理岗位后完成的。这些文字大部分是刊登在都灵的报纸《新闻报》上的文章,也有探究莱维阴郁情绪的诗歌:免除了提供叙事内容的义务,这些诗歌比故事读起来更为强烈。在他妻子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这首阴郁的小诗:“耐心,我焦躁的女士,被碾磨、浸软、去皮,每天剥去自己一点点……求你,接受这十四行诗句;这是我粗暴向你示爱的方式,如这世界没有你我也无法生存”一年后,他写了《阿拉克尼》(Arachne),叙述者是一只母蜘蛛,她用“一千只旋转的乳头”织出了一张网:“我将镇坐其中等待一位男人多疑又为欲望陶醉填补我的胸腔和子宫……”莱维从很小时候起就害怕蜘蛛,他做了一只巨大的铜蜘蛛,挂在自己的阳台上。那个犹太社区里,有人警告他外面谣传他和某个女记者的关系,他从此就不再见他。他去上百所学校演讲奥斯维辛的故事,但却反对自己被打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他一直渴望旅行,会抱怨他的女人们让他“哪儿也去不了”。1982年,他向一个记者吐露,他母亲从没有“亲过、关心过他”。 “我认识一些身为儿子的犹太人,“菲利普•罗斯在见过莱维之后这么评价,”但是莱维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孝顺和忠诚的。这其中有某种令人悲哀的色彩。”莱维正在摄入抗抑郁剂。正是在这种不快乐的状态中,莱维决定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回到他的核心材料,这本书绝对是人类已有的道德观察中最有力、最令人不安的尝试。莱维在开头写,奥斯维辛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在其他的集中营回忆录里,莱维不遗余力地运用细节来思考其中那些充满复杂性、极度糟糕恐怖的事实。他评论道,特遣队(the Sonderkommandos)是”通敌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这些犹太人接受诱导、将其他犹太人引向毒气室、“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囚犯的头发。” 莱维通过受害者们受到的影响,来反复检视纳粹帝国离奇的集体性残暴;他们持续让被害者裸露,对铺床和点名的病态迷恋,强迫囚犯们在户外扎堆排便,等等。在各个方面,莱维的敌人是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否认”(denial)”。“这种人类状况内在的恐怖……都某种程度地限制了所有的证词。”他警告道。对立的两方都不想记住,他们以记忆的衰退为由,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舒适地带;艺术家们制造的画像或这段记忆审美化,或耽溺于慰藉性的虔诚。整本书旨在说明,让奥斯维辛邪恶的事实本身不至于衰竭,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1987年,莱维自杀后不久,人们就努力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死亡)区分开来,似乎仰慕者们害怕莱维自杀的事实会贬抑他的见证的积极的一面——这是贝雷尔•兰(Berel Lang)的著作《普里莫•莱维:生死攸关》(Primo Levi:The Matter of a Life)的主要命题,这本书细察了那些关于莱维的自杀动机更多是与奥斯维辛还是与其慢性的抑郁症相关的无止休的推测。不管真相如何,贝雷尔记录的那些观点向我们呈现的更多是推测者自身的焦虑,而非莱维本身的焦虑。莱维最好的作品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那些对自由和幸存的拷问,因此只要我们知道他的自杀,当我们每次阅读他的时候,这个问题总会不可避免出现。另一方面,很难理解(他自杀的)这一点为何会冲淡他杰出的成就,如果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我从未发现——他从来没有暗示生命会有一个美好的终结,也可以说,这些和他的自杀并不矛盾。甚至恰恰相反。

(20/35)《这是不是个人》by 普里莫·莱维

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生还者回忆录,这么荒诞至极的事情,竟然真的存在过。然而,那些溃败的德国人最终还是“获胜”了,作者在获得自由40年之后死于“奥斯维辛”,选择了自杀。1. 与《神曲》的奇妙呼应作者与一个十七岁的小勤杂工(在集中营里属于高等职位)在去打菜汤的路上,为了多点时间不干活,故意绕远,开始了一段久违的愉快行程,久违地觉得“自己是这么带劲”,竟然想起了尤利西斯之歌:你们想想自己源自何等民族;父母生你们,不是要你们苟安,如禽兽,而是要你们德智是尚。—— 《地狱篇》26.118-120当作者无意识地回忆并吟诵起描述尤利西斯的这段诗文,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小勤杂工,都感觉到这些诗句与他们休戚相关,与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休戚相关。尽管与上学期对尤利西斯的解读关联不大,但是当久违的闲适到来,作者作为人类的灵性部分便开始觉醒,从已然泯灭人性的冻土层中萌发出人性的新芽。2. 关于人类局限性的讨论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会发现,完美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逆向思考:完全的不幸也是不存在的。阻碍实现完美的幸福和完全的不幸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状态的缘由,却有着相似的本质,都取决于我们人类的局限性,它乃是一切时空的无限之敌。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迷失自己的事情是不常发生的,因为通常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且他的人生道路上的起伏是与其邻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某人无限地飞黄腾达,而某人持续的下滑一再失败,直到最后毁灭,都属于例外现象。另外,每个人一般都拥有精神、体力,以及金钱上的储备,面对一桩灾祸或生活中的极度困难的概率较小。再加上缓减灾祸和困难的另一个明显工具是法律,从道义上来看则是内心的法则。然而在集中营中,一切大为不同,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极度的孤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路加福音》 19:26)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特殊技能者,此外就是特别残忍的人,凶狠有没人性的人。“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3. 触动我的细节在集中营解放前夕党卫军对所有人进行了“筛选”:被选中的人继续活下去,保持原样;另外一批人送入炉子,最后的几天生命能和双倍菜汤。齐格勒属于后者,在他伸出饭盒领到正常分量的菜汤之后,然后还带在那里等着。分汤的人不知道他判处死亡,一把推开他。但是他还是卑微地坚持还要一份:他正是要进炉子的人,大家都看见了,他的确有领取双份的权利。当他领到双份的菜汤之后,就平静地走到铺位吃了起来。对于中国,《夹边沟记事》则是属于中国的“集中营”式故事,同样是对人性精神的高效率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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