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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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延滨随笔中二元结构的分析新一期的《江南》有叶延滨的随笔一束，总篇名曰《冷眼笑看——也说文坛》。经“浙江潮”栏目编辑忍痛删剪，全篇还剩下随笔七则，分别是《艺术天命》、《炒作》、《修改闪电》、《生活的痛点》、《艺术民主》、《艺术反抗》和《文坛也是坛》。七篇文章，大都由如今的“文坛”现象切入，一番嬉笑怒骂，确是古道热肠。只是这七篇文章我读过来，却都觉得大同小异，碎石泥土之下似乎藏着什么一以贯之的东西。不如再逐篇读来。《艺术天命》中，作者赞扬了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的文学道德，同时反对的是文坛上的争风吃醋，争名夺利。文章第一句便是“三分人事七分天”，告诫每一个艺术家对于名利莫贪心；接着，他便论证了“写得好”和“有影响”的辩证关系，写得最好未必影响最大，最有影响的也不一定写得最好；之后，作者又以走红的漂亮女歌手和丑陋男歌星为例，证明当今艺术消费的需求是感受和宣泄，于是劝文人墨客们千万得耐得住性子把冷板凳做下去，“知天命才能安分守业”；最后两段结论，人切不可违天命而妄为，而应尽职，尽了职，这人生也便不是悲剧了，纵使一生无名无闻。我的诘难并不首先在作者伪道德的观点上。作者立论，首先拈出“三分人事七分天”这题眼来，议论因此建筑在“人事”与“天命”的对立之上；而当事情具体落实到文坛上，“人事”与“天命”的对立其实就是“作品价值”与“文坛影响”的矛盾，或者说“实”与“名”的矛盾；风风光光的名誉和影响，那是理想，笔耕不辍的辛苦耕耘，才是现实，那一对矛盾，到最后就演绎成了“现实”之“实”与“理想”之“虚”的矛盾。 “务实”还是“务虚”？日常的情理和道义显然倒向前者，作者也不例外。叶延滨将作品价值与文坛影响的矛盾置换为抽象的“实”与“虚”的矛盾，然后假借务实主义的道德标准，判了文坛争名夺利者有罪。我们先立此存照，继续读下去。后边几篇文章状况如下：《炒作》。这篇是作者对媒体介入文学后的一点牢骚。作者在首段便苦大仇深地端出这样一个局面：“炒作不是今天才有的行为，媒体从来就是使文学的‘市场价值’偏离文学自身价值的操盘手… …现在，把赝品说成是珍品，把庸俗说成是高雅，把低级趣味说成是新… …当然是炒作，又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叫‘市场’。” 文学的市场价值与文学自身价值的分离、对峙是这一篇的中心议论，而这一对矛盾背后分明又是“名”与“实”的对立。那么，又是这个问题，务实还是务虚？问题咄咄逼人，选择毋庸考虑。《修改闪电》。文中解释，题目其实来自这样一个典故：一次“青春诗会”，有个年轻诗人对修改作品不感兴趣，说了这么一句：“闪电是不能修改的！”作者借题发挥，辩证了“灵感”和“勤奋”的关系，但并没有跳出他自己论述时所预设的“虚—实”对立这一先验结构。这篇文章里，作者再次扮演了务实主义的形象。虽然他仍然承认灵感的“闪电”的必要，但也难掩将“灵感”作为虚无而不可把握的一方至于“勤奋”这样务实态度对立面，从而构建起“实—虚”结构的用意。“实—虚”结构一旦建立，结论就是明确的了。《生活的痛点》。作者首先对立起“生活”与“艺术”这一组概念：只有当一个作家有伤口，有生活的痛点，才可能写出感人的作品“刺痛”别人。生活是艺术绝对的基础和前提，毫无异议地在道义上压倒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所以作者当然不是主张形式的苦心经营，而是主张在生活中多多赚取“痛点”。《艺术民主》。作者用了一套比喻，喻体层面是“人民”和“独裁者”的对立，对应于本体层面的“读者”和“作家”。显然，作者批判的是听不进观众“逆耳忠言”的文坛小皇帝。作者建构起的是“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的矛盾。这一次，作者做判决的依据是：独裁者当诛，人民当家作主。《艺术反抗》。作者对立起“权威”与“反抗者”，亦即文坛中的前辈与新秀。在一个坚信社会进化论的时代，新与旧的对立中，新事物显然占据了道德优势。作者的立场不言而喻。最后一篇《文坛也是坛》。这篇文章和第一篇论调极像。变化的只是作为勤勤恳恳者对立面的不是争风吃醋者，而是江湖作秀者。辛勤笔耕之“实”与沽名钓誉之“虚”的对抗，显然实力悬殊。作者众望所归地坚持着务实的立场。我认为作者在七篇随笔中，具体讨论了以下几组矛盾：文坛影响—作品价值（《艺术天命》、《炒作》、《文坛也是坛》），灵感—勤奋（《修改闪电》），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生活的痛点》），创作主体—批评主体（《艺术民主》），文学权威—反抗者（《艺术反抗》）。以择其一压倒其二的方法（亦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次要方面）解决二元矛盾，对于毛泽东语境下的中国人，这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方法，而且似乎也是唯一的方法。叶延滨在他的这七篇随笔中面对七组矛盾，便无一例外使用此法，在论述中轻而易举得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对次要方面大加挞伐。但是我在阅读之中发现，叶延滨在解决这些二元矛盾时，不是就此矛盾的哪一方面是主要矛盾进行论述和证明，而是巧妙地将之置换为另一组更为普遍也更容易下结论的矛盾，譬如，文坛影响—作品价值、灵感—勤奋和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的矛盾全被置换为务虚—务实的矛盾，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的矛盾被置换为独裁—民主，文学权威—反抗者矛盾被置换为旧事物—新事物的矛盾。务虚—务实、独裁—民主、旧事物—新事物这三组矛盾在分割号后边的部分显然具有道义上或者习惯上的优势，那么作品价值、勤奋、为生活而艺术、批评主体、反抗者便随之具有了压倒矛盾对立面的力量和权力。事实上，在叶延滨的这篇文章里，二分法看上去是逻辑运转的需要，其实更多是出于某种价值陈列的焦虑。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圣感消失殆尽的时代，良知之士便惴惴不安，正如桑塔格提起过的那种生活在没有内容的虔诚之中的“宗教同路人”，他们“因神圣感的失落而怀旧，因一种不可承受的重负已被卸除而宽慰（虽然有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贫乏感，但坚信降临于古老信仰之上的东西不可避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2003）他们在一种莫名奇妙的责任感和焦虑感中试图将已失落的价值重新展出，从而唤起保存在那种传统中的严肃性，对待重大人类问题和道德问题时所表现的那种严肃性，虽然他们对传统本身并不感兴趣。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态，作者事先就已经虔诚地接受和承认了作品价值、勤奋、为生活而艺术、批评主体、反抗者这些环节所具有的价值，但他无论在学理上还是事实中都无法证明；为了陈列 / 展示 / 散播这些价值，作者便狡猾地将之置换到已被传统和大众习惯所接受的二元对立方程式（务虚—务实，务实胜出；独裁—民主，民主胜出；旧事物—新事物，新事物胜出）去。置换后得到的这些方程的似乎本身是合理的，其价值观念的陈列 / 展示 / 散播也因此完满结束——但是事实上，其合理性仅仅在于习惯上，仍然没有得到独立的证明或创造性阐述。也就是说作品价值、勤奋、为生活而艺术、批评主体、反抗者的合理性最终并没有得到证明。七篇文章所作的议论在逻辑上是无效的，那不过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将所有问题一分为二进行处理，这是人们逻辑思维的需要。对于务虚—务实、独裁—民主、旧事物—新事物，甚至理性—疯狂、真理—谬误、主人—奴隶、先进—落后、开明—蒙昧、西方—东方、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主体—他者，也许我们已在习惯上、常理上处理过了，但事实上，其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通过理性的思维，或者说逻辑之下的言语，去驯服复杂莫测、矛盾重重的世界，去消弭无知（有信仰、有神话）状态下的不安情绪，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多么必要，今天已被证明并不那么有效，甚至带来了更多的副作用——我们在驯服世界的同时，已经被理性驯服了。应该宣布：在这个多元时代，矛盾任何一方都不该是霸道的，以任何借口压制甚至取消另一方。而一个作家的职责，是对这些人们生活中长久存在的对峙进行最准确的描述，对因这种对峙引起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做最细致的分析，是凭自己独立之躯和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构建起持久的对峙，而不是含糊地弥合，搅混水，或者强词夺理；而之所以有这样含糊地弥合，搅混水，强词夺理，那是因为作者本人没有勇气直面这些矛盾，没有耐性完成见证和描述的使命。面对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二元矛盾，既不能给出独立的思考（这需要才华和学识），也不能表达应有的焦虑（这需要敏感），而是急于解释，急于分类、确定、归纳、简化、结算和下判断，也就是说太急于误解，想当然地自欺欺人地甚至另有所谋地给出伪答案伪真理，叶延滨这样的文章，是软弱的。如今的期刊文学，亦即浮出水面而非潜在的文学，大都是软弱的。在在《萌芽》为肇始的所谓的小资文学中，有人试图抹去物质的光泽和精神的凋落之间的矛盾，固执地相信执著于肤浅的欲望和某些情调便能够得到灵魂的修炼；在《九州》一类玄幻小说期刊中，有人试图弥合现实存在之艰难与理想之随心所的矛盾，仿佛冲破某个牢笼便能得到生命的升华；在《读者》那一类“感恩”文学中，有人试图以人间真情消弭恶与善的永恒对峙，使生活显得简单如纸、光滑似臀；再回头去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使是那些纵横欧陆的诸多文学流派，亦几乎都是要建立“新”对“旧”在价值上的全面胜利，从而打倒异己，解除自身生存的恐惧。这些试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毁掉矛盾镣铐的尝试是幼稚无力的，这些作品也并不能给困惑中的人群以任何有益的东西。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远离这些幼稚游戏，卡夫卡、鲁迅，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矛盾被解决的痛快和释然，而是梦魇一般的焦虑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