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

章节摘录

书摘    土司制度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思想。封建统治者的最高代表——皇帝，就是作为一国之家长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比照同样的思路，封建王朝便给予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酋长、部落首领以同样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土司与皇帝相比，除了头上那顶帽子不是自己或祖上打天下得来的，而是皇帝的恩赐以外，在行使权力、传承制度上，找不出太多的差别。皇帝是全国的大王，土司是自己领地的大王；皇帝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管理整个国家，同样土司也有自己的一套连皇帝也不干涉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管理自己的领地。同样的家族政治，同样的政体，也就必然造就他们共同的心态，自然也就有着共同的追求，致使土司制度从存在开始就已经铸就了的祸根，这就是在共同追求之下必然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封建王朝在“以土地换和平”式的笼络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始料不及的。其结果是土司势力的扩张使朝廷尾大不掉，最终是稍有时机，土司便自恃其力，恶性膨胀的欲望使其同中央王朝之间产生冲突，导致笼裂络崩。由此，也就逼迫封建王朝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可靠的统治方式来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改土归流，便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第一节  改i归流溯源    就像土司制度不是清王朝的发明一样，改土归流也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明代建立并完善了土司制度，同时也开创了改土归流的先河。    历史上最早的改土归流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越州土司(土知州)阿资举兵反叛朝廷，朝廷派兵弹压，前后数次征伐达七年之久，其间阿资三降三叛，“终不悛”，明廷乃下决心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擒获阿资并将其斩首①，从此废土知州，置越州卫，以流官统之②。自此之后的二百多年里，明王朝在西南各地先后对数十家土司改土归流。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至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司”③，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年，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流。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化龙叛乱，平定之后朝廷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贵州、四川……    察有明一代，在土司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之所以会出现改土归流，从其表象上看是土司作乱或者说是不甘于对朝廷、对皇帝臣服，牵动朝廷震怒的结果，甚或是说在土司作乱以后，朝廷从治国大局出发，如若不加约束，边疆不稳，则会有波及中原内地，唇亡则齿寒的忧虑。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缺乏远见卓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在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都是在全国一统的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大环境中，为保障领主阶级利益保留了一块飞地。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则是在比较先进的社会形态中，允许一种落后的社会生活方式合法地存在着。因此，在封建王朝的具体施政和国家机器的运转中，两种利益追求和两种社会形态的摩擦和冲突也就成为必然。    就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特征而言，土司制度与封建国家的总体制度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是以保障地主阶级利益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政治；而在土司统治地区，则是建立在保障领主阶级利益基础上的政治形态。这种同一统治框架内的不同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深刻的、必然要激化的社会深层次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源于各自的利益追求方面，而且还源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此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则往往成为激化矛盾的决定因子。因此，矛盾激化所表现出来的土司之间、土司与邻近流官管理地区之间的冲突，虽然直接的表象是具体的利益之争，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碰撞的必然结果。同样，土司反叛朝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朝廷、对皇帝不予认可、不予臣服的问题，而是对一种在价值观上无法接受并且直接损害切身利益的政治制度的反抗。    然而，明代的改土归流却忽视或是有意忽略了这一点。由于明王朝设置土司制度的初始目的是要控制和驾驭土司，加强对土司及土司领地内的有效管理，因此，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统治需要，而不是历史的必然逻辑或者国家制度所决定的逻辑框架基础上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实施改土归流的目的和对象，也就与土司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准确地说，封建王朝的改土归流并没有想从根本上废除土司制度，不是因为土司制度与整个国家制度的不相容而实施改土归流，而是因为个别土司不遵约束，为剥夺其特权而实行改土归流。从其本质意义上讲，改土归流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变革只是一种副产品，封建王朝真正追求的只是“罚”，即教训敢于反叛朝廷的土司，以警示其他不太安分的土司。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土司制度的存在仍是合理的。这样，改土归流受其初始目的限制，不可能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实现彻底的变革，甚至连土司制度的存在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触动。    第二节  清代的治藏政策    清王朝对西藏及藏区的统治，是在清政权统一天下之前清统治者与藏传佛教首领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为了巩固满蒙联盟，即从蒙古族流行喇嘛教的实际出发，有意地拉拢、扶植藏传佛教的发展，并因势利导，“兴黄教以安众蒙古”。而藏传佛教也从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主动地为后金政权争取蒙古的政治意图服务，充当缔造和巩固满蒙联盟的精神纽带。至清人进关入主中原以后，清政权又将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治目的定位在建立西藏地方政权上。    由于蒙古族在清王朝夺取天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清王朝得以得天下，离不开蒙古贵族的支持和蒙古骑兵力量的战功。即使清王朝在中原立下根基以后，也要依靠蒙古族在维护中央政权稳固和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重视蒙古族是清初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战略。清廷在统一全国后，之所以安排和硕特蒙古首领统辖西藏地方，既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为边疆稳固计，让自元以来即涉足西藏统治的蒙古族管理地方，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治理经验，会更利于政治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需要，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交付和硕特部管理，具有一种厚赏优待，体现皇恩浩荡的味道。但这只是清王朝统治西藏地方的一个方面，清廷设置西藏地方政权还有另外的一手，就是让藏传佛教中的黄教首领涉足世俗权力。这同样也是出自两方面的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为回报黄教在巩固满蒙联盟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宗教对世俗权力的介入，给缔造清王朝有功的黄教以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蒙古贵族在边疆拥土自重，反生忧患，通过地方固有势力对政治的参与，使二者相互制衡，防生不测。于是，清初对西藏各方面势力便采取了“一揽子”封授的办法，既册封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为汗王，也确认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地位，以“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①。由此，便形成了清初西藏地方独特的政治格局。    事实证明，清王朝的这种制衡策略，虽然避免了某一势力专擅地方，乃至脱离朝廷控制的可能，却也埋下了不同势力之间权力争夺的祸根。自1644年清军人关以后的80多年里，蒙古族不同部落之间、蒙古贵族与西藏宗教首领之间权力纷争不断，导致藏内局势极为动荡。至1721年清廷“平准安藏”以后，便不得不改变治藏策略，蒙藏联合掌权的格局终以蒙古贵族退出西藏而告破，从此逐步建立起由驻藏大臣统协下的、以本地僧俗官员为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政治格局。这种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清王朝破封建、实行边疆与内地政制一体的一种探索性过渡措施。如果说，在此以前清王朝派遣蒙古贵族进藏施政是经验之治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清王朝便开始了对西藏施政的精心经营。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各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和相关法规的制定而形成的法规之治。    创设于雍正五年(1727年)的驻藏大臣，最初只作为钦差大臣监督藏政，并不介入地方政权的具体事务。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清廷才在废除郡王制度的基础上，责命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规定“西藏诸处事务均隶驻藏大臣核办”①。为了保证驻藏大臣职权的行使，清王朝先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分别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和《钦定西藏章程》两部治藏法典，作为统治西藏地方的基本制度，规范西藏地方政治。    在依法治理西藏的同时，清王朝针对藏区地广人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实际，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藏区采取了与西藏不同的行政体制，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基本上实行的是土司制度，青海藏区则按照管理蒙古族的办法进行管理。其宗旨则是“众建而分其势”②，“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揖边陲”③。    张荫棠倡言改革，但因在藏时短，诸策多未付诸实施。然离藏后，仍于1908年1月奏拟《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为西藏新政“立章定制”。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    政治方面：裁撤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行部大臣，总制全藏，达赖、班禅，优加封赏，专管宗教事务，均归节制。行部大臣之下设左右参赞、左右参议，分理内政、外交各局事务。行部大臣署内设立交涉、督练、巡警、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九局，统归行部大臣节制。江卡、察木多、拉里、三十九族、达木、哈喇乌苏、亚东、江孜、噶达克、工布、巴塘等处，先设巡警局、裁判局，暂用陆军、巡警、法律学堂毕业生署理，俟办有成效，再行分别改设道府同知州县等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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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有清以来，边疆经略一直是施政的重点。清代满人以若小民族统治中国，其力无以在保障中原安宁的同时，确保边疆安定。于是便因疆制宜，借助当地势力谋划边疆。然而，在拓疆扩土的初期，其仁治与怀柔的优势，确实使边疆地区经历了最初的稳定。之后，随着正常行政秩序的建立，各类矛盾不断出现，一时之偷安，最终导致边烽不断，结果筹边占据了其维护政权统一的主要精力。边疆用兵及边地改制几乎贯穿整个清廷统治三百多年的历史，为此，皇帝御驾亲征和御前安抚，时常成为筹边的极端手段。这种边制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清廷土崩瓦解之时。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是清朝灭亡之前经略边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努力。虽然它只是一次局部的事件，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改土归流”看似为川边一隅的个别事件，但从本质上讲。绝不是赵尔丰一人所为的简单、孤立的事件。历史地看，它既是大清帝国一贯边制政策的延续，是清廷极端衰落、腐败之末期仅能称道的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羁縻政策”伴随封建王朝统治之终结而终结的必然。    概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治边历史，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它在历朝边制政策的教训之中，实现了对“藩屏”制度的彻底否定。    一部中国历史，从政治体制和国家组织形态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不断追求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领域，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孜孜梦想。武力的扩张固然重要，但征服之后的有效统治却是根本，与征服所经历的短暂战争相比，它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更具策略性。因此，才有了“羁縻政策”的产生。这种以笼络、钳制为主要手段的政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从最早的先秦“五服”制度开始萌芽，到清灭亡时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与中国封建统治体制相统一，已经构成统治思想和秩序的当然部分。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确立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时，没有把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这段特殊的历史从一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进行近距离的解剖，而是将其作为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从更加宏观的层次，考证其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因此，也就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史实的考证上，而是将研究问题的视角集中在对这段历史的历史传承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性的总结和提炼上，以期能够有所收获。这也是本书在立题中强调一个“考”字的原因所在。

内容概要

马菁林活跃在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位西藏青年学者，西藏外室局副局长。

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中国大历史中的土司制度
第一节 郡县与分封之争
第二节 中国“羁縻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节 元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考辨
第四节 明代的土司制度
第五节 清代的土司制度
第二章 清代改土归流总考
第一节 改土归流溯源
第二节 清代改土归流概况
第三节 清初的改土归流
第四节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
第五节 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
第三章 清王朝治藏政策及藏区土司制度概略
第一节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概略
第二节 清代的治藏政策
第三节 藏区土司制度概况
第四节 土司统治下的藏区社会
第四章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一：列强环伺下的边疆危机
第一节 列强环伺下的边疆危机
第二节 边疆危机中的西藏与川边
第三节 英国在西藏地区发动的两次侵华战争中的边疆危机
第四节 英俄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勾结与妥协
第五章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二：藏政糜乱与川边梗阻
第一节 驻藏大臣职权的削弱
第二节 清末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及对西藏政局的影响
第三节 几近失控的川边局势
第六章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三：清末新政的影响
第一节 清末新政概说
第二节 清末新政在新疆、蒙古地区的举措
第三节 张荫棠的西藏新政主张
第四节 联豫的西藏新政举措
第七章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溯源
第一节 鹿传霖在瞻对推行改土归流及其失败
第二节 清末锡良筹边
第三节 凤全的川边新政
第八章 赵尔丰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政治举措
第一节 赵尔丰其人其政：从平康三策到经边六事
第二节 固边图藏的具体筹划
第三节 筹建行省与改土归流
第四节 改土归流的主要政策措施
第五节 改土归流中的政权建设
第九章 赵尔丰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经济社会举措
第一节 核实户籍，征收赋税
第二节 招民屯垦，发展农业
第三节 发展工矿实业
第四节 统一币制与度量衡
第五节 利交通，速文告
第六节 兴学易俗，开化固边
第十章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历史评价
第一节 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赵尔丰川边改上归流“人亡政息”的原因分析改土归流大事记
后 记

作者简介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ISBN：9787806595480，作者：马菁林著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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