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请听我说》章节试读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45页

像黄仁宇说的，历史很无情。你要是跳到仇恨里头，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永远无法从仇恨的漩涡中逃脱。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201页

政治是一时的，但社会和人的“依存”却是永远的。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08页 - 陈若曦：政治运动是一种催眠术

1966年，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台湾现代文学旗手陈若曦，在理想主义驱使下，跟随丈夫段世尧到了神州大陆，但七年后，失望而归。她亲历这个革命狂潮下“回归祖国”的经验，依“文革”见闻写出日后名震中外的《尹县长》。
她在日据时代的永和出生、长大，成年又经历了国民党及共产党两种政权，看尽政治运动的虚幻。她先对国民党失望，后对文化大革命丧失信心，又厌恶民进党政治操弄，深切体会到政治运动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最后无非是一场又一场是非不分的催眠术。
她分析台湾民心有三种特性：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当家做主的优势；更怕失掉现有的生活方式。面对日渐强大的大陆，这场民主对弈的赛局，能不能开出好的结果，靠的是尊重包容的文化“软实力”。
1995年，她选择回台定居，并参与妇女、佛教、环保运动，并为银发族争取福利，这些成为她超越政治之外的追寻。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41页

有北京的记者朋友写E-mail给我：我想赶快回到台北，因为在台北街上，你看到人这么热情、善良、世故而温暖，完全不像是一个中国的社会。如果他的中国社会是广州、上海、北京，那我们真的不一样。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18页 - 陈若曦：政治运动是一种催眠术

我觉得现在台湾民心有三种特性：台湾人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当家做主的优势，更怕失掉现有的生活方式。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31页

人民最大的意义，一定是“存活”。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05页 - 裂变开始，融合初期

就在“解严”前一个多月的母亲节，不少老兵到退辅会（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前，学着党外人士，和警卫冲撞、抗议，身上用大黑毛笔字写着“想家”。回家，对老兵或许是一种情怀、一种信念，让一个人不致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躯壳。“解严”后三个半月，当局以人道理由开放探亲。
当蒋经国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全台湾近四十万名外省老兵，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而两岸也在中断了近四十年之后，开始有了新的交流。
当然回家后，失望而返的也有。民初作家钟理和的《原乡人》里有一句名言：“原乡人的血液，只有回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但问题是，开放探亲，很多人回到“原乡”开始沸腾的，竟是台湾的乡愁。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36页 - 季级：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

P36
我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能为那段历史做一些见证。在书写那些往事的过程里，我才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曾经一边写，一边哭，心疼我年轻的生命受到怎样严酷的摧残。我凝视自己，好像看一个第三者，也为自己的一生流泪。
把这些往事倾吐之后，我觉得能活到今天，还能继续写作，是因为我拥抱我的伤痕，不断地在生命里消化它，咀嚼它，让它成为创作的养分。到最后，我想，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怨恨和痛苦；而且，对所有受过伤害的人，我的内心永远有着很深的怜悯。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43页 - 林怀民：“从容”的下一步

P134
台湾的河川都是从山上暴冲下来，哗啦哗啦带了很多东西就进入海了，很短促，很急，没有任何眷恋。台湾还有台风、地震等天灾，好像是一种大自然的宿命，循环反复不断发生。我们的社会也很难累积，累积到一定时候，某个东西一来，又把它毁掉了。
从天然环境、历史环境到政治力量，它不断、不断地摧毁我们建立的一切，逼我们得不断、不断地重新再来。……我们有这样的韧性跟活力，但就是很难累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却很可能一夜间被“任何形式”的台风或地震摧毁。
P138
社会大众因此只看到一个又一个新的议题，没哟累积知识；重大事件发生时，没有知识的纵深作为判断的依据，无法有客观的观照，变成凭感觉做事。岛屿的经验没有累积，新的事物都是突然地发作，事过境迁，才问怎么会变成这样。结果，我们一再错失机会，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
P143
“爱拼才会赢”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价值。台湾是移民社会，“拼命”不得不然。但，我们还要拼多久？“拼”是短线操作，拼过后是倦乏、威胁或危机临头再打起精神应对。“拼搏”无法沉淀、培养，长远来看可能输。
人生的挑战无止无尽，如果灾难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否可以从容面对，稳扎稳打？从容不一定会走到目的地，但，急躁拼搏无法培基固本，只能一再从头开始。
困难的是时代、势态都不可能为你慢下脚步，且战且走中只能反求诸己，调整呼吸，深思熟虑再行动。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40页

不管政治或艺术，文化的累积必须不断整理、诠释、延伸、再创造，最后变成社会的集体认同。这是凝聚人心，尊重公共领域的基础。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3页 - 压抑年代的追寻与幻灭

1949年前后，
数百万的中国大陆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
绝大多数这些人，
只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过程里，
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
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头语
1949年底，国共内战局势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居台湾。
当时，国际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外汇储备将近枯竭，濒临破产；美国也看衰台湾，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远东地区相关外交人员，台湾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应提早因应。
1949年底一场古宁头战役，暂时撑出两岸对峙局面，让原本要下台的蒋介石，得以在1950年3月“复行视事”，就任“总统”。此时台海局势岌岌可危，眼看解放军就要跨海打过来了，没想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情势陡变，美国迅速改变对台政策，将台湾编入东亚反共防线之中，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维持了两岸隔海对峙的基本局势。
1951年，美国开始对台经济援助，前后15年，总金额达14.8亿美元，对台湾战后复苏帮助甚大。也就是在美国的护翼之下，台湾当局成为太平洋西岸坚定的亲美反共的右派政团。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17页 - 压抑年代的追寻与幻灭

有一句话说：“没有冲突，就没有认同。”差异强化了对自己的认识。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3页 - 卷首语：逆行者的凝视

因为勇敢凝视，这个世界对他们袒露得最多。他们回顾得愈多，我们愈发现在历史的忠奸、善恶、黑白等等两极之间，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这也是对话可以产生的开始。不同族群、阶级的困难固然无法论斤论两地比较，但置放在共同的人性面前，我们深信，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223页 - 顾玉玲：以善意的容器，包容对待异己的外来者

记得那时早上我们各自匆忙出门，他白天担任行政事务，下午回家休息，等傍晚我回家时，他多半出门到夜校教书了。有一天我回家较早，在门口意外和爸爸碰面了，竟有几许尴尬，我才知道他每天傍晚都提早一个钟头出门，为的是绕远路从后山慢慢骑车到学校，沿途景致美好。
父亲过世多年之后，我和姊姊千里迢迢到江西广丰探亲，一句家乡话都听不懂。走蜿蜒的山路去祭拜未曾谋面的爷爷、奶奶的坟，远山近水，举目尽是和台湾南部乡间几无二致的水稻、山色、林相，我一时泪如雨下。这是他习惯提早出门，走山路、看远方的心事吗？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216页 - 第三部 新的再生、新的梦想

我们对另一个人会有反感，往往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也有的讨人厌的部分。
……
我们总是喜欢把手指着别人，这样就不必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伤口，我们也很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中：喝酒、吸毒、买名牌、盲目地追求成功，但都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才该为这些事情负责。
……
我曾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腐烂发臭，甚至得抑郁症。但我终究回转成今天这样的我，是因为我往内找，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方法，因此才可以跟这个世界相处。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旅程，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变得有反省能力，充满慈悲。我不是星云大师，我仍然有欲望，有想要追求的，也还是会为负面情绪所苦，但我已找到跟生命相处的态度。对未来我并不悲观，人惟有慈悲地对待自己，才可能慈悲地对待这个世界。
——钮承泽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48页

想到台湾的未来，我希望台湾人能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这是多少台湾人经过几十年的牺牲，才这么坚苦地一路争取换来的。

《台湾，请听我说》的笔记-第213页 - 钮承泽：“外省人”这三个字曾令我非常伤感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想要做什么的冲力，这里面有青春期的焦虑、革命的英雄主义，好像为了背后很大的目标，可以怎样怎样。其实后来才知道，献身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可能只是找到一面理想的旗帜，可以追随、依附，然后可以满足，或是治疗他自己。在这背后的可能是盲动，是他自己焦虑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