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九讲
出版日期:2015-9
ISBN:9787101111211
作者:张新颖
页数:344页
内容概要
张新颖，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
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
当代文学评论《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等；
随笔《读书这么好的事》、《迷恋记》、《此生》、《有情》等。
书籍目录
目 录
开 篇 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一、三个阶段，三种形象
二、重新认识他的文学
三、从文学到痛苦的思想
四、偏离时代却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个人实践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一、
为什么要写自传
二、
地方性
三、
小孩读大书
四、
看杀人
五、
无量快乐
六、
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七、
自传面向将来
第二讲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一、奇特的写作情景
二、没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的“看”
三、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五、在这条河上的过往生命经验和他的文学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第四讲 《长河》：“常”与“变”
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三、“来了”
四、“无边的恐怖”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与“信仰”
第六讲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六、文学
七、恢复，新生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一、简单的引言
二、声声入耳
三、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四、“有情”与“事功”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六、简单的结论
第八讲 文物研究：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一、另一条长河
二、“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
六、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第九讲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三、个人的实感经验，乡土衰败的趋势，没有写出来的部分
四、物的通观，文学和历史的通感，“抽象的抒情”
五、回响：小叩小鸣，大叩大鸣
简要参考书（篇）目
后记
作者简介
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重新理解他的文学，理解一个“得其自”的文学家，如何转变为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下成为处于时代边缘却深入历史文化深处的实践者。 本书开篇，以对话突破既有印象，为讨论沈从文打开空间；第一至九讲，则沿着沈从文的作品展开，透过字里行间，剖析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勾连成一条变化的、丰富的生命轨迹，并进而探讨他身后形成的绵延不绝的“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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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者，祭祀所用之草狗，用后即弃。古今文人学者之中，不论是标榜儒家经世济国的入世派，还是崇尚老庄清静无为的出世派，能够深切体会老子此言者寥寥，而沈从文，却用自己的作品，以及一生的经历在诠释。《边城》写的就是“天地不仁”。从翠翠父母的事讲到翠翠的事，小说中的人物全部良善，主人公翠翠不仅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具有“自然”的美和品格。环境也是那么宁静，触目青山绿水，都可以读到山水与天地的灵气，然而一个个读来似乎都是那么的悲凉，这种悲凉不仅仅在情节的演进之中体现，更隐藏在人物的气质之中。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自然”的人越显得悲凉，越能令人感受到“天地不仁”的分量。《湘行散记》之中，船夫、水手、妓女都是现实中的人物，这些人于平静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奔波，沈从文用似乎轻松的笔调，将他们的“善”与“恶”，“丑”和“美”淡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看似卑微民众的一生，生命平静地流逝，没有声响，没有浪花，甚至连波纹也看不见，无声无息。这似乎又是在另一个层面描绘“天地不仁”。既然世间只有天地和万物，那么一切人为设定的准则，也就不会存在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之中。《边城》里面的妓女，传统眼光看，属于被人看不起的角色，而在沈从文笔下，却毫无歧视之言，甚至还不乏对其品行的赞美：“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同样，《萧萧》中当地娶童养媳的习惯、《丈夫》中妇女出外卖淫谋生，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多少年形成的习俗，沈从文不但没有持简单的道德批判立场，甚至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从这种生存方式中看到人和人之间，那种富于人性的温厚一面。正如沈从文所言，这些人既重义轻财，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一切的生存皆为了生存，那些看似卑贱的人们，甚至比某些所谓的成功者更为高尚与真实。人活着，比人为什么而活着更重要，在任何真理面前，生命就是最简单的真理，也是最后的真理。尘世之中，你我的境遇，大抵都逃不过升斗小民、红尘芥子，人若自视高贵、多情自苦，回头再看天地不仁，圣人无情，都不免自觉略显执着。而先哲老子对于宇宙人生的洞悉，不仅在沈从文作品中得以体现，还贯穿于张新颖先生《沈从文九讲》对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中。 -
理解沈从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去世后，妻子张兆和着手整理他的生前文字。这本该是借由文字和丈夫的一次重逢，意外地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作被发掘，张兆和却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理解丈夫。她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坦言：“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 在沈从文去世前一年，沈虎雏将誊写好的《抽象的抒情》交给父亲审阅。沈从文读完后，却感叹“这才写得好呐”——显然，老人已经忘记了这篇文字。《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在青岛养病前后写成的。那一年，他已经开始准备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考古学界都意义重大的著作；而青岛，则是湘西之外，沈从文最为留念的地方，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写作了《从文自传》《八骏图》等作品，并开始酝酿代表作《边城》。由此，不难推知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岁的沈从文已经将生命中这一重要的片断遗忘了。 沈从文晚年有太多令人唏嘘的片段，许多片段伴随着老者的眼泪。整理家信时的眼泪，答记者问时的眼泪，听闻老友离世时的眼泪。然而，比眼泪更让人唏嘘的是遗忘。也正是这次遗忘提示了我们一条为许多人忽视的理解沈从文的道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抽象的抒情》题记）。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显然留意到了这次遗忘。在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九讲》一书中，他将这条路径概括成从沈从文理解沈从文。全书以此为基本方法，通过九个相对独立的章节，讲述了沈从文一生创作与实践及其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回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诸多篇幅也是张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沈从文精读”的课程讲稿的底稿。作者以另辟蹊径的方法、娓娓道来的讲述、亲近的文字，为普通读者铺就了一条“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道路。 《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加以理解。作者把沈从文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开始创作到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文学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是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1949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形象，而“贯穿起这三个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又如，作者在分析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时，没有止于这些作品，而是通过与同时期的书信、检讨、自白等“并非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的对照，得出后者“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字创作更多的文学性”的结论。张新颖教授认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比公开发表的作品和书信，“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可见，对沈从文而言，书信是一个特殊的私人写作空间，不能简单地说他的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彻底结束。 分析沈从文土改时期的一封家信时，张新颖教授甚至直接援引同时期其他的书信来解读信中夜读《史记》的内容。这封信中关于《史记》的内容只有一千多字，但引用其他书信的文字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并且全篇所有的征引文字都出于沈从文之手。筛选、剪裁、拼贴，无疑是简单到极致的文字处理法，但张新颖教授直言，“在理解沈从文的所有方式中，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是个基础，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好”。 “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虽说是“基础工作”，却对研究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张新颖教授的角色近乎于剪辑师。如何从五百多万字、三十二卷本的《沈从文全集》中“剪辑”出意味深长的生命片段，考验的不仅是对文献的熟悉程度，更是研究者的个人洞见。 张新颖教授敏锐地指出，许多读者认为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很“表面”，缺乏“深度”，但这种看似挑剔的“批评”其实道出了沈从文的“好”。他先从《湘行书简》选取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继而阐发出“‘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指沈从文）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而回溯《边城》从酝酿到落笔的过程，作者更是将《从文自传》中的渡筏，《新题记》《水云》《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中民国二十二年在青岛遇见的为家人“报庙”的女孩，《湘行散记·老伴》中绒线铺的女孩子等种种场景调度、连缀在三四页的篇幅中，还原了《边城》传奇背后的一些本事。而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纠缠正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敏感心性的写照。如此读者更加理解作品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奈与悲哀。 或许，我们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沈从文九讲》呈现了张新颖教授细心剪辑的九个生命片段，而这九个片段，连缀成作家一生的蒙太奇。将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与电影画面类比，似乎有些牵强。但耐人寻味的是，导演侯孝贤和贾樟柯都曾表示，自己的电影受益于沈从文的作品。这样说来，蒙太奇的类比是有些道理的。《聂隐娘》那些风吹影动的空镜头，《小武》里那些偶然进入镜头的路人，和《沈从文九讲》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的方法一样，都是读者对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的回应。（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2日） -
沈从文晚年写有一篇未完稿，《无从驯服的斑马》，是一种自况，固执己见的自况。沈从文之为沈从文，就在于这“乡下人”的性情，顽固地坚持自己所要坚持的，不依附，不阿世，即使逆着潮流触犯时忌，亦不改初衷，这是他频遭打击的缘由，也是其成就自己的根源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被既定框子规范的世界，如何阐释之，须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点上，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是好的尝试，因为他的“沈从文观”，是置于更为阔大的视域之上的，跳出“人的世界”，来到“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现代文学史的作家，能被视为思想家的，一是鲁迅，另一为周作人。而沈从文，多被看做营造“希腊小庙”的文体家，一个讲述湘西蛮野故事的人，一个风俗画卷的绘者，至于是否为有独到之处的思想者，似一直未被看重。张新颖之“沈从文观”，乃将其人生轨迹以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连带而起，后两者颇有“发明”之意，亦为九讲中最有价值的篇章，而沈的文学家一面，以往的理解或还是不充足的。沈从文之为思想者，承接着前文学家后实践者的形象，且影响着其整个后半生。若非思想者，他文学创作后期的作品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态；若非思想者，他不会招致“围剿”，不会四十年代末精神崩溃，不会决然放弃写作，走上文物研究的道路。张新颖做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比较，“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这指的是鲁迅所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沈从文不是一个理论中人，他不依附权威，不依附潮流，其所有思考均来自自己的经验及观察，所以我们看从《边城》《湘行散记》，演变到《长河》《湘西》，及《潜渊》《长庚》等，那种裂变是沈从文的痛切体尝，而非从理论图谱演绎。他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抗战无关论”等文坛论争，是情发于中，独立思考，脱口而出，却也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四十年代写下“七色魇”系列文章，缠绕错结，苦痛分裂，“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不能不说沈从文的敏感是惊人的，若干年后的现实恰和他的担心，“变相鬼神迷信”渗入真切的现实中，造成大劫难。有着这样的敏感，也就可以解释他四十年代末的精神分裂，外力（《斥反动文艺》等批判文章）固然难逃其责，其痛苦的思考面临时代大变局的裂变，更是内因。实践者的形象，是形格势禁下沈从文的自我选择，也是思想者的一个顺承结果。无思想者的角色，时代的裂变似还不会对沈从文施加如此的威迫，而若无前期的思考，他或也不会走上这样一条有太多无法预知坎坷的路。“这个代价不是一班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于此一时间阶段，张新颖拎出了“有情”二字，恰可阐释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何谓“有情”？“（《史记》）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沈从文哪里仅只在谈《史记》，他分明在为自己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寻觅出口而述说，“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由此看来，沈从文的“转业”，自文学创作改行历史文物研究，也就不是突兀不可解的了，因为这超越“事功”，而纳入了“有情”的传统中。关于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以往有过许多探讨，如汪曾祺就回忆过四十年代在云南时，老师对西南文物的浓厚兴趣，“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而张新颖寻到了更早的萌芽，是《从文自传》中对二十一岁之前生活的记述，“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这种转业在精神实质上并非判然两条道路，更似是两股支流，汇入一个“有情”的湖泊。如果说年轻时的沈从文，是以做苦工的劲头去写小说的话（有一标志，写了一夜，趴书桌上睡着，醒来发现稿纸上满是鼻血，怪吓人），那投入文物研究的他，又是如此的不计时间、不顾身体。而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排挤和压制，乏人支持，动乱时资料被查抄，甚至丧失工作机会；痛苦的缘由，是因为沈从文并不视其为“事功”，而只是源于“有情”，所以虽九死而犹未悔：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方印行，大量的研究文章，即使无法发表，仍继续写下去（从全集后五卷历史文物研究计两千多页的规模，可见一斑）。沈从文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持之时，若非“有情”，何必如此。其实揆诸沈从文的一生，“有情”二字一以贯之矣，并不局限于实践阶段。他向来不是一个趋时的人，对所谓“事功”隔膜得很，“乡下人”性格不改，碰壁是免不了的，而生不逢时，让他碰上了最大的“壁”，度过了后半生的近四十年。不过身处“有情”中的沈从文，坚忍地超越事功之上，将自己的目光放至更远，踏踏实实地实践之，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选择之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南都）附：即《沈从文精读》一书，多出一个章节。
精彩短评 (总计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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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开头和结尾，还算是不错的解读。 -
张新颖老师也算是沈从文专家了吧，亲民读物。 -
这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沈从文。 -
读了张新颖，才懂沈从文。 -
湘行散记，抽象的抒情。 -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畴内，确实存在一个沈从文传统。这个传统可能有人下意识地学习、回溯，但更有意思的则是在通过写作不自觉不刻意地关联契合这一传统。“事实性”联系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是魅力所在，比考究传记逸闻更见阐释和理解。 -
沈从文传统是一个曾被忽视，但历久弥新的存在。 -
与张新颖对话的刘志荣实在太过装逼，拉低了全书的水平，所以只好跳着读。 -
内容等于《沈从文精读》+最后一讲。最后一讲等于没讲。 -
沈从文身上的两种冲突：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古典与现代的冲突。我更喜欢的是，看到他如何重建自己以及重建自己的事业的过程。实属不易，钦佩。 -
最近读了很多沈从文相关。真是沉重沉重又沉重的转身。和前几天看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莫名地形成某种勾连，锐利地指示这我的现阶段人生。 -
“这个连接着生命的文学本源是一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他是从这个大世界的立场来反对文学的限制、缩小、扭曲和利用。” -
重读也是在与曾经的自己对话吧。没头没脑忙了一整年，这两天终于可以一点点慢下来，做些收尾的工作，应付在复旦的最后一场考试，却反而觉得疲惫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读因而也像是回到故事起点，提醒自己最初的动力是什么。 -
2016.28 不是很有状态下读的一本书，有机会会重读吧。 -
备注，需重读。 -
比较客观和全面 -
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沈从文形象是极其狭隘的——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张新颖老师把沈从文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考察，发现沈从文从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家，到逐渐遭遇痛苦的思考过程（文学思想者），终于在更大的遭遇来临时，找到了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存在方式（知识分子实践者）。（这时候的他应该是欣慰的。）联系到残酷的时代背景就会知道沈从文的可贵、睿智和不易。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晚年的沈从文，但是这与早年他文学思想和痛苦思考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可与张新颖老师《沈从文的后半生》对读。… … -
只把沈从文等同于《边城》，是大大的曲解和浪费。过去热衷于湘西的风土人情，现在反而对沈从文的经历和他之后的文物研究更感兴趣，他的癫狂与自救，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一个时代。 -
对沈从文的研究很全面，但在深度上总觉得还有挖掘的潜力。最后一章有些浮光掠影了。 -
对话之后的篇章并不如入读那么激动人心了。 -
对边城的审视，对服饰文物研究的理解。 -
不是学界最常见的路数，但要到这个境界真是不易得，对文字内在的把控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