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ISBN:9787214031082
作者:[美] 刘子健
页数:197页
作者简介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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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我們將對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們的現代繼承人身上，這就是今天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科學家、技術專家、官僚、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等等。現代國家體系接掌了那個政治﹣文化的混合體，組織嚴密；而他們存在於體系之外，分散而無組織，除了服務，別無選擇。在痛苦中，他們同樣應當受到同情。』（頁一四四）從政治角度關照思想（intellectual）演進，這不僅是劉子健同學的著陸點，同時更是劉同學的出發點。這個論題很有趣而且挑戰極大。思想演進本來就絕非循序漸進，想要梳理脈絡無異蜀道之難，而將思想演進坐實於政治事件，絕對是件出力不討好的事。劉同學可能出於自身經歷與研究旨趣，選擇了這樣一個研究課題。可能我學養不夠，天資又低，閱讀感受居然是：愕然。以上舉本書結尾爲例，拿新儒家與現代知識階層相類比，這個跨度似乎過大。最基本的，很多現代知識階層可能連繁體字都不一定認得全，遑論其牠古典修養了。現代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與新儒家時代，其間的變化不僅是量變，更早經歷了質變了。以學術標準來看，此處劉同學之同情延伸無異風馬牛矣。此一愕然。既然書名『內在』，那麼內在必定是關鍵詞之一，劉同學寫道：『這就引發了一個大問題：新儒家的學者們是否曾經試圖向其體系以外尋找可能改變其體系的方法？答案多半是「否」。因爲他們祗是努力在體系內部尋求改進和提高。從長遠上看，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們是內向的。』（頁一四二）『內向』作爲對此書意義如此非凡且重大的一個概念居然用四行文字從發問到解釋，如果這也算解釋的話，乾淨俐落地解決了。此一愕然。『相比之下，史學的發展主要依靠材料的積累。材料的增長會導致複雜性，但卻不必是多元化。儘管政治壓力或正統的確立也會帶來派性、爭論和限制，但牠們對史學的危害卻不像對經學那樣嚴重。史學有其自我保護的底線，而這一底線建立在無可爭辯的眞實材料基礎上。其次，是士大夫的學者﹣官僚雙重角色。作爲學者，他們研究經學，因爲牠是意識形態的來源，由此，他們很難迴避意識形態的正統這一議題。在儒教國家裡，意識形態塑造著權力。因此，作爲官僚，他們又很難迴避同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的政治權力。自古宦海多險惡風波，當士大夫不得不全力應付個人的宦海浮沉時，經學研究很自然地衰落了。』（頁卅一）史學有其自我保護的底線？而歷史正是不斷告訴我們史學並不總有自我保護機制。誠然宦海多浮沉，既然浮沉無時不在，那爲什麼彼時經學衰落？而且又是如何『自然地』呢？此一愕然。『但是，這種修正與眞正的恰如其分距離尚遠，牠仍然以新儒家爲主體，祗不過簡單地添加了一些不容忽視的材料。再者，牠缺乏具有啓發性的主題和富於創見的分析方法，而這正是徹底梳理宋代學術全貌所必須的』云云。（頁四〇）『恰如其分』、『不容忽視』、『啓發性的主題』、與『富於創見的分析方法』分別具體指代什麼？在劉同學沒有給出明確界定之前，我想我很難接受這一段觀點陳述。此一愕然。『新儒家將自己的教義樹立爲國家正統，但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他們卻飽嘗了這種得不償失的勝利所帶來的諸多矛盾。』（頁一三八﹣三九）作者接下來問了若干問題，都是很好的問題，但是囬答雖然斬釘截鐵卻毫無依據。作者甚至敢於斷言：『儘管在很久以前曾經是新生事物，但是，新儒家確實老了。新儒家教義如此完全地滲透了整個文化，以致失去了變革的力量。』（頁一三九）如此詩意的武斷，此一愕然。總之，在本書關鍵的敍述環節和闡釋鏈條上，劉同學往往訴諸主觀判斷。這種判斷有時可能聽上去很有趣很有力，但卻經不起推敲。其敍述與闡釋的前後演進也就成了風馬牛。作而不述，吾不之受。 -
美籍宋史学者刘子健（James T. C. Liu）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于2012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距离这部论著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十年，距离其在美国的出版时间1988年更是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几年中，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和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重读刘子健先生的这部论著还是不由得赞叹作者的宏观思维和对历史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书中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并深刻影响了二十年来国内外宋史学者的研究取径。本文从书中的几个宏观概念入手，梳理作者对两宋之际历史的解读和存在的偏差。对“宋代近世说”的挑战提到宋代近世说，就不得不论及日本学者。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于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唐宋在广义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的论点。其弟子宫崎市定先生又在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完善，并将宋代与欧洲进行了比较，形成具有系统性的“唐宋变革假说”，并得出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结论。此观点不仅影响到了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长期地争论，也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汉学界。张广达先生认为，“‘内藤假说’最早由宫川尚志介绍到美国，时间是1955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汉学界对宋代表示了密切的关注，受“内藤假说”的影响，美国汉学界把宋代看成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具有很多近世的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然而本书的作者刘子健先生却不同意日本学者和部分美国学者所提倡的“宋代近世说”，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宋代以后，中国的近世并没有出现”。“学者把宋代视为“近代初期”是东西方史学家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下，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的”。（序言，P2）胡适先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什么样的假说，什么样的架构和什么样的合理解释是本书所追求的。作者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不同的文化常常有不同的发展中心”。（序言，P2）作者不仅批判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南宋的政治与文化逐渐转向内在，这就引出了唐宋史研究中的新范式——“两宋变革说”。“两宋变革说”的提出及其影响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明确指出历史学家要关注南北宋之间的差异，“除了经济重心转移以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是本书的研究主题”。（P5）作者认为两宋之际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这在以前是被忽视的。“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P9-P10）。此外，作者还对传统的四种观点即政治地理观念、巨额的军费开支、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不进行经济再投资、皇帝个人的素质进行了辨析和批判。（P11-P12）作者关于两宋之际变革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作者的几篇论文：《南宋君主和言官》、《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强调研究者要关注南宋，关注南宋与北宋的不同，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去观察。 本书在讨论宋代学术时，作者对文学、经学、史学和哲学进行了融会贯通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11、12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北宋迥异的线索。（P21）12世纪的学术开始转向精致化、专业化，但与11世纪相比较却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味道。（P32）经学开始衰退、史学得到了大是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也就是说政治对宋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在提到宋代儒学时，认为南宋形成了一个“道德保守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主张弘扬儒家的正统道德原则，作者称这些人为新儒家，即道学或理学家。这些人与王安石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不同，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P46）但在南宋社会初期，道学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当政者的青睐，直到其代表赵鼎的出现才开始出现转机，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指出南宋的道德保守主义在经历了亡国之耻后，看到了种种道德沦丧的行为，极力要求道德重建。可是在高宗统治初期，由于政权的不稳定，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被认为是北宋灭亡的根源之一，改革的大门被关闭。作者通过对宰相群体与个案的分析，指出南宋的君权达到空前的集中，宰相成为君主的代理人，宰相必须通过君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赵鼎的事例说明了道德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同，丧失了在国家层面上的话语权，远离了权力中心。本书的第三部分，综论了新儒家们的思想和所代表的文化如何从异端走向正统，这自然需要最高统治着的支持和利用，受到政治的控制，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一直阐述的核心思想，即君主独裁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此书的出版虽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但书中的观点却如前文所提到的形成于七十年代，这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诸多美国学者对南宋史的重新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始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关注南宋，而非传统的经济角度；二是探求北宋与南宋在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异，南宋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局面；三是从多个角度重视宋代士人群体，即北宋的“职业精英”转变为南宋的“地方精英”。在刘子健提出新启示的同时，美国“宾州学派”的开创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也提出了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和士人群体在唐宋之间变革的假说，并将明清社会所表现出的诸多现象反推到两宋，特别是强调南宋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与刘子健的研究不谋而合。包弼德（Peter Bol）也把刘子健和郝若贝共同定义为“明清主义者”，并进一步在思想文化转型上找到突破点。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总结近年来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时指出：郝若贝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Hymes）、韩森（Valerie Hansen）、柯胡（Hugh Clark）、Paul Smith等人分别探讨了从北宋向南宋转变的不同侧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子健只关注两宋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忽视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变化的缺憾。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学界逐渐接受了刘子健和郝若贝关于南宋开创了中华帝国晚期局面的观点，并从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和扩展，直至发展出 “宋元明过渡说”。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内在了么？作者在书中所指的“文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广义上的文化。作者在余论中将“文化”界定为新儒家的文化，也可称为理学家或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倾向，即新儒家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在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P150）作者认为这些新儒家们对诸如农民、乡村生活、市井细民、宗教活动、社会现状以至统治艺术之类的实际问题没有太多的关心。（P150）虽然作者也承认新儒家们在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同样的视野开阔、充满张力和外向，但作者同时强调这些观念和做法要受到政治的约束。从11世纪到12世纪，同专制权力相比，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开始下降。12世纪的皇帝除了他的代理人之外，几乎不和任何官员分享权力。（P152）政治决定了当时的一切。基于南宋君主独裁的强化，南宋政治中很难看到“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言论。作者对两宋差异的观点集中于政治和文化，特别是关于政治对“精英文化”的巨大影响，这种对南宋文化和政治的理解有着某种局限性，可能给其他学者观察两宋及其以后的历史带来误导。要想弄清楚南宋的文化是否转向，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作者一直所强调的新儒家“精英文化”是否能代表整个南宋社会的文化？根据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社会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群体，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自然也分成了精英文化和普通大众文化。作者认为的精英文化就是特指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思想，而南宋精英文化还应该包括如心学、浙东学派等，代表人物诸如陆九渊、陈亮、吕祖谦等，不只是一个朱熹就能代表。且精英文化也只能代表士或者士大夫们的思想，而城市中的民众和乡村里的农民等普通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是怎么样的，作者没有给予论证。可能由于史料记载的原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大都是由南宋时期的士这个群体所记录的，这其中自然包括众多的理学家。他们的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对大众的文化涉及不多，所以关于大众文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很有限。但南宋文化的多元发展不应该被忽视，诸如市民文化、文学作品、文艺种类、宋人服饰等要给予关注。如王雪莉对宋代服饰的研究就得出了与作者不同的结论，其认为：“宋代由于外部环境与唐代大不相同，宋朝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宋人的‘中国’意识加强，其服饰风格更加接近传统汉人的服饰风格。所以没有所谓的唐人服饰开放，宋人服饰保守的绝对论。朱熹就曾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这说明了南宋服饰处于一种杂糅之中，与晚唐北宋以来并无大的转折。”其次，还要考虑新儒家所代表的文化是否贯穿整个南宋历史时期？新儒家本身的思想行动是否转向内在？理学被南宋官方所承认是在理宗时期，此前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作者在书中也有所论及，不能认为南宋后期才被奉为正统的理学就可以代表整个南宋的思想文化。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现象与欧美汉学界的观点相一致，即南宋时期，地方社会出现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精英只关注乡里、家族的事务，而对国家的政务缺乏兴趣。这种观点在学界已有所反思，如黄宽重先生认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黄先生作出此番结论是基于多年地方家族史研究的基础上，南宋的地方士人、家族“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乡。”包伟民先生也指出：“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生价值之所体现。”即使是被作者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代表的赵鼎，其在任职宰相期间对金的态度也不是保守退让，而是主动抗争，不仅劝说高宗亲征，还积极支持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持南宋的地位。第三，在南宋社会，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么？文化对政治不会产生反作用么？作者认为由于南宋君主权力的加强，文化受到君权的控制，士大夫也无法取得在北宋时同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作者没有注意到在每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会产生集权的一面，无论是南宋之前的北宋还是之后的元明清各代，在初期的集权过后是中期的震荡和后期的松弛。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南宋社会是一个君主独裁的特殊时期，北宋初期的集权是最好的说明。而作者所论述的南宋政治包容性也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提示，即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不得不促使南宋政府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具有一种无奈的意味。在南宋社会，依然会出现各种突破制度限制的行为，就如前文所说的服饰制度。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会对统治者产生影响。理学最终建立正统地位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来对抗北方元朝的文化影响。此外，作者应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中去考虑文化的问题，而不仅仅立足于南宋。南宋文化确实有其特殊的一面，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毕竟只代表了一百多年的南方地域，在南宋之后的大一统社会，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也应该有所关注。特别是元代的历史几乎被史学家所忽视，成为研究的盲区，没有注意到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及明代对元代的延续和继承。学者们认为的北宋与南宋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固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但还是不应该忘记历史是在延续和继承中发展。 -
《中國轉向內在》縮寫中古史（下）作业文/May劉子健先生《中國轉向內在》一書將目光聚焦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變革，通過分析政治與文化發展的互動模式，特別是從道德保守主義到新儒家這一知識份子群體在政治體制中的發展和流變，闡述了這一文化轉向的性質、原因及其後果，暗示了中國的士大夫或曰知識份子群體在“政教”模式下的共同命運。宋代中國在官僚體制、市民生活、經濟轉型等方面都體現出了類似近代歐洲發展的特徵，因而被許多學者稱為中國的“early modern”。然而劉子健跳出唐宋變革和經濟轉型的視角，在歐洲近代化的經濟脈絡之外，關注中國歷史的內在邏輯，即以政治－學術為度量衡，由兩宋之間的差異找到了於十二世紀發生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重要變革這一全新圖景：11世紀的文化在精英中傳播，但樂觀而充滿開拓性；12世紀的精英文化則轉而關注自身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悲觀而內省。 由此奠定的傳統不僅沒有帶來開拓性的近代化，反而在此後的王朝不斷向內加深和延續，並深入到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於這一重要文化轉向的內在原因，作者首先對前人提出的線索作出了一番梳理：抗金戰爭下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導致了士大夫的狹窄視野，鉅額軍費或地主階級影響的經濟政策則事關當權派的政治派別和思想取向，這一點和傳統歷史觀導向作者所強調的線索：國家的權力結構。在皇權－官僚體系的模式下， “士大夫”既是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承擔著學術－政治二元身份，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扮演精英的主導角色。對應宏觀的政治與文化發展互動模式的研究焦點，作者從士大夫群體學術與政治活動的交織入手，結合兩宋之際的歷史背景，對學術活動在政治體制中何以發展變化以至於通過精英群體影響整個文化傳統，造成文化轉向，作出了一番假設。在劉子健的假設－即本書所證明的圖景中，這個大轉折時期經歷了三個不同主題的階段。第一階段女真入侵和亡國悲劇後士大夫們的失德行徑對儒家知識份子產生了震蕩和反應，他們意識到“儒家遺產亟需重建和加強。”第二階段定都杭州之前將北宋衰亡歸結於兩次變法的認識則使中興之主關閉了變革之門，形成了反感變法路徑強調道德方法的“道德保守主義者”。第三階段中興之主選擇退位之前朝廷愈發專制乃至獨裁，皇帝獨攬大權，對反對和談的保守主義者採取粗暴的壓制政策。禁令解除後新儒家崛起並被確定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然而對專制政體的附和依從則壓抑了其多元化的發展。在整個假設的圖景中，士大夫的政治態度或曰思想追求在政治體制中的發展變化是核心。為了瞭解作為士大夫──即作為學者的官僚，作為官僚的學者這一群體， 作者首先對兩宋之際的學術，包括文學、經學、史學、以及作為政治結構中意識形態角色的儒學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比較。儒家的意識形態是“對個人、社會和統治者進行管理、教育，使之向善。”而在現實的政治層面上，儒家存在著分化，主流的道德重建派反對功利主義，傾向政治保守；而制度改革派則強調道德價值觀和功利主義目的的結合。具體到宋代的儒學流派，作者反對對新儒家，或曰“道德先驗論者”一枝獨秀的認識。為了觀察儒學的核心——“政”“教”觀念在宋代的發展，作者以在改革情境下對既有儒家傳統的態度為分類基礎，梳理了各派別的特點及其之間的關係。 保守派，也就是“鼓吹為舊理想注入新生命的知識份子，其注意力集中於相對簡單的原則，缺乏複雜的理論”；“選擇性局部改革派”力圖引入關鍵性改革但不主張大規模全面改革；最後是徹底改革派，其中包括王安石和朱熹這看似對立的兩極。而在13世紀，新儒家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多元化走向盡頭，文化轉向內在。問題進一步具體。為了了解新儒家正統地位確立的具體歷史過程，作者回到轉折之前，著眼於新儒家的先驅——“道德保守主義者”，在通過史實論證了前文假設——儒家道德為士大夫破壞，而改革之舉又被視為亡國之因的情況後，道德保守主義者將鞏固帝國的希望寄託在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標準新觀念上面，然而他們大多在政治上無多建樹。在金朝占領中原從而獲得了政治合法性的情形之下，道德保守主義者以努力證明意識形態的正統來與之抗衡。然而這一正統要求卻在自不量力的辯爭和高層的權力鬥爭中落空，並帶來了對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壓制和禁絕。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士大夫身份決定這一群體的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體制中進行的。作者以君相關係作為切入點，從梳理12世紀專制政體中皇帝與宰相關係的變化觀察專制權力的擴張對知識份子的影響：高宗在位前十年，由於頹敗的軍事形勢、個人因素、以及官僚政治的長期不穩定，宰相被頻繁更換。而之後由張鼎和張浚組成的宰相團隊合作可圈可點，但因為官僚政治的挑撥離間和儒家理論取向上的分歧，即道德重建派和制度改革派之間的分歧，宰相團隊最終解體。而此後上位的權相秦檜通過迎合皇帝的安全需要，使原本起制衡作用的相勸與皇權合流，奉行高壓政策，從而助長了專制君主權力的空前膨脹。高宗最終留下的是傾向於絕對獨裁的君主專制權力的遺產。官僚的失勢和極權主義使得皇帝的教育（在儒家看來是使之皈依儒家學說）成為了國家建設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專制權力的擴張最終使得道德保守主義者關注皇帝本身的道德修養，從而為後來通往道德先驗論的發展埋下了伏筆。為了深入分析君相關係，作者選擇道德保守主義者的榜樣——張鼎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張鼎通過指責王安石變法的言論嶄露頭角，在高宗沿海逃亡的過程中表現出色，而由於在政治鬥爭中激起眾怒曾被短期調離朝廷，和張浚形成的宰相團隊政績斐然，在南京期間他治理有方，後又撲滅了江西的匪患，重組了長江中下游的兵力。他建議皇帝對敵人的再度入侵進行親征，堅持和談中的原則底線。然而最後他卻遭到流放，一生的貢獻被遺忘，美德被扭曲成惡行，帶著巨大的遺憾和失望，最終自殺於他鄉。通過描述張鼎的官場沈浮，施政風格，價值追求以及和皇帝的關係，劉子健闡述了“道德保守主義者的國家理想被現實權力政治軋為齏粉的事實”。這一失敗讓知識份子看到“皇帝沒穿儒家的衣服”從而轉向內省和回顧，強調儒家理論中好的方面，它們是“作為基礎的形而上學、學以致知以及非精英主義的公眾教育，”致力於建設一個道德社會從而改變國家。參政的知識份子則試圖通過對皇帝的道德教化來克服專制主義的弊端。由此，道德保守主義者開始轉變為道德先驗主義者。對於道德先驗主義者，也就是新儒家如何從被壓制的“偽學”轉變為國家的正統劉子健提供了一個在儒家思想意識權威和國家權力兩大指導因素相互作用模式下的分析架構。在思想意識派別發生爭論乃至要求正統時，政府有三種選擇：一是接受某一派的正統地位，進行相應改革，代表是北宋的王安石變法。二是可能適得其反的壓制措施。其體現是南宋初期對道學的禁絕。而第三，是在接受和壓制之間的調和，將反對派的代表力量吸收進官僚體制的非關鍵領域，不進行任何改革與重組，其體現是新儒家成為正統。對於對待道學從壓制到調和之間的轉向，劉子健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對道學的壓制政策上，由於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領域不可忽視的影響以及正統性的要求，其反對派將學術上的追隨演繹成政治上的顛覆，由於壓制的政策基礎是虛構的，因而禁令很快得到解除。而“道學理論的內容、道德先驗論者傳播其理念的方式、以及士大夫對於魯莽滅裂的壓制手段及其後果的反彈”，更由於國際危機中同蒙古文化層面的政治競爭，肯定儒教帝國正統性的需要，道學學派成為國家正統。然而正如分析架構中所提示的，這種調和政策並沒有使得道德先驗主義者分享政治權力。政治文化此後趨向穩定並直至停滯，一方面由於新儒家本身轉向內在，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被內化進等級秩序的正統為政治所操控，就失去了它對政治的實際調整能力。作者將新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稱為“得不償失”的勝利，闡釋了這場文化轉向的矛盾後果。儘管不滿專制或獨裁，但意識形態的優越感促使新儒家習慣於壓制批評聲浪、政治見解不得推行時只能反躬自省或寄希望於未來、而當所有的希望幻滅時，他們也做不出任何選擇。滲透整個文化的正統地位使得新儒家失去了變革的力量，而以之為代表的文化也隨之轉向內在。作者最後高屋建瓴，重回本書分析中國歷史的“政治－文化”視角，強調“中國文化的命門存在於政府和意識形態當中，其混合體決定這其他一切”。由於國家權力對社會組織的壓制，也由於士大夫內部“才”“德”兩派的分離，以新儒家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無法重塑或改造政治－文化混合體——不僅僅在宋代。“中國轉向內在”後，“別無選擇”是知識份子面對這一混合體的共同命運。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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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转向都是有其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契机所引发的，此书可以做一家言看，角度新，很有启发。另，很多引文直译，而不用文献的原文，不知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 -
“决定皇帝意愿的，不是儒家教条，而是权力的算计”。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相当戳泪点。心疼高宗。(づ｡◕‿‿◕｡)づ -
读得时候觉得论述的非常精彩，可能是因为逻辑上特别完整？然后冷静下来想想部分内容很微妙，颇有拿着结论找佐证之嫌，因为观点过于清晰，仿佛是在做剪辑拼贴。讲故事讲得很好，因为是史料转译（成英文）再转译回中文（全都是白话文了！），所以非常便于阅读= =但因为要写读书报告，我现在对这本经典之作的好感度再创新低。 -
左手思想史，右手政治史。 -
差口气，刚到兴头上就余论了。 -
两宋变革 -
保守就一定意味着转向内在吗？ -
本书标题之价值几乎全在其题目之上，非常有启发性。然遗憾的是，刘子健先生更多只是勾勒北宋末－南宋初之事实，而未对"中国转向内在"这一深刻命题进行思想史－社会史的细密展开。翻译尚可，但引文全译作白话，有些别扭。 -
当历史常识看，却发现自己的知识量不够。不过作者的观点自以为还是有些许陈腐。 -
对宋朝在政治方面转向内敛的研究论文 -
介绍了两宋之际士大夫为代表的儒家的转变以及新儒家的形成，初涉之，读来稍显滞拙。 -
以两宋为界划分了中国思想文化由开放到趋于保守的变化脉络。将思想置于政治需要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很有启发意义。按照作者的解释路径，政治正确无疑是“正统”思想得以顺利延续的根基。读起来总感觉似有以古证今之意。 -
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关闭了改革的大门，靖康之难中士人无耻的行径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反思，国家到底怎么了，王朝到底应该向何处去？“道德保守主义者”们一直倡导着的道德重建这一内向化的道路，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推动之后终于被抬升为“正统”。 -
宏大的视野与精巧的叙事令人赞叹不已。 -
本书历来受学界所尊重，主要是选题好，它从政治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转向，有独得之见，只是思想的深度上略薄了些。 -
万历十五年 -
中国在南宋转向内在：①皇权膨胀，权相的出现实质上扩大了皇权；②士大夫精神的内向化（道德理想主义、功利主义）；③理学成为统治思想，限制了思想的多元化。 -
在劉子健這本書裡，他所謂的內向，所指涉是理學興起後對中國政治與文化形態的內向影響。這是對中國文化，一種細膩而且貼近歷史內在思路的反省，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的批鬥。劉子健的宋代以來內向說，也算是唐宋變遷的一個說法，在美國漢學的脈絡裡，可以接著看包弼德的《斯文》（有中譯本）。 -
基本不在业务范围……o(╯□╰)o -
由外转内，由宋开始。 -
两宋转向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刘先生提出“内转”（turning inward）的判断，两宋思想文化转型大致归为南宋政治高压政策下道德先验论的兴起与思想转向内省，从而忽视了外部的改革（王安石所代表的制度改革派消褪，道德改革派兴起），这也是之后儒家无力应对社会危机的滥觞。很明显，刘先生归根到底还是试图从政治与思想文化互动关系方面探讨新儒家的内圣外王问题。不过需要肯定的是，虽然他认为经历此一转型，儒学在外王方面力量衰颓，但是，他认可儒学试图从内圣方面改变社会的努力，即便此一路径最终失败，也不可转而将儒学归咎为专制制度的帮凶。这种观点从他有关宋高宗时期专制权力的膨胀以及金兵南下时期文官的失节体现出来（其中也能体现出刘先生对思想决定论的质疑）。所以，书生误国，此言差矣。 -
看不下去 -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主要我喜欢读薄书，谈一个小点。刘子健很厉害。 -
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 -
以論帶史？論證過簡，難盡信矣 -
历史 -
虽不同意，但有启发 -
这本小书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很有意思。人们往往说有宋一代是近代社会的初期，但作者却说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变开启了中国趋向内向和“保守”的先河。南宋人的心理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并直到近代西方的介入才使得传统中国崩溃了。ps:看着两宋的变化，不禁想到本朝当前的变化，呵呵 -
可读性非常强，两个小时一气呵成，提的观点深刻而发人深思。 -
为了上研究生课又将这本书读了一遍，原来第一遍自己并没有读懂。作者要处理的问题太宏大了，他试图解开近世中国的守成与维新之谜（虽然著者本人并不同意“近世观”的说法）。书中呈现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体制、社会风气间的互动关系，而权力又以无所不在的方式渗透、扭曲、吞并掉其他。可是话又说回来，思想与政治，终究还是两码事。甚而，思想正是针对政治而有所生发。 -
2017.7.R。对权力运作的深刻体察，流动清晰的历史脉络，简洁典雅的叙述。 -
政治交锋写的好。赵冬梅老师的译文真好。 -
问题意识引发深思。 -
大致看了下。不懂宋史，只是感觉书中理论过多了些。 -
故事很动听。 -
“中国转向内在”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出于政治与学术斗争，内省的程朱理学由边缘、异端变为帝国中心、正统；2.在程朱学政教意识主导下，士大夫倾向道德保守主义，不敢轻言改革。刘教授大笔一挥，拈出两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向脉络。但若要论证这么宏大的主题，还是要做更多的实证。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士大夫除了关心形上的思辨、内省的修身，也积极参与到乡治，推动地方事务改革。如果刘教授的“转向”说成立，如何解释在理学影响下的中晚明王朝，出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此书出版于1988年，1989年朱鸿林教授发表论文“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论证思路相似（土木堡之变动摇程朱理学信仰），均具卓识，可资参考。 -
译者根本就没上心。作者抛出了一个立场鲜明地观点，但并未系统全面的加以论述。说南宋相对于北宋是内敛的，但北宋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外向呢？如果南宋相对于北宋内敛，那么北宋相对于唐朝否也内敛呢？作者并未申论。第一部分从北宋到南宋，作者更多的是在写“两宋”而未凸显出“到”。第二部分重点写高宗朝君相决策集团权力的扩张，相对于北宋，高宗朝确实有加强集权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如何被后世继承，明清集权专制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高宗朝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而剑桥宋史倒是用大篇幅讲了孝宗朝的集权，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而本书作者丝毫未论及孝宗朝。第三部分写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对过程的描述似乎过于简略，只是断言内敛的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因而此后的中国更加内化。 -
全书最后一段：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
这书是海外汉学的名作，我遗憾自己读得有些迟了。文笔畅快，翻译也极为出色。赵鼎的悲剧是旧框架下每个士大夫都可能重蹈的悲剧，是所谓体制性的悲剧。而今天的中国，同样在一条“转向内在”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让人极为忧虑。君王这种东西，连道理都不会讲，还会和士大夫讲道德？ -
劉子健把史料譯成英文，翻譯又把英文譯成大白話中文（然後把文言原文括號附在後頭），這意思是覺得他老人家理解有誤所以特地對照？好像第一次看到這種增量式譯法……（一般有所懷疑不是會放在註或譯者按裡嗎？） -
毕竟是八十年代写的书，所以有时代学术的局限。但视角还是很让人感佩。拿南宋的专制来看现世，不无感触。 -
隐隐有范式意义。刘子健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在美国写了这本书。赵鼎和赵汝愚在南宋政治史中位置都十分显要。 -
翻译是个什么鬼，类似于“社区”之类的现代词汇到处都是，不可能信达雅我懂，但是稍微翻译的接近史实一点好不好啦 -
君相结构之影响，金元北侵之压力，朝堂江湖之分划，于是那帮人转向了内在，于是中国转向了内在。。。作者全书最后一段实在。。。哈哈~~~~~~ -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痛苦中，值得同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写到近代之后，就以一篇《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草草煞尾，对从李贽到黄宗羲、王夫之一脉视而不见。这部书参校着看，算补了一刀。作者从政治角度阐述中国思想史的变化，以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命运的脉络入手，讨论了“理学”从产生、被排斥到被接受，树立为国教的历史，很有意思，很说服力。作者思维周延，解释了没有从思想史内部去探讨的原因，确实不免有欠缺。从“开口揽时事，议论何惶惶”，到对君权俯首帖耳，走向内省的功夫去，北宋到南宋士大夫心理变化是由专制皇权和士人党争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当然这其中还是有思想史自身发展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在这样的篇幅内说清这个变化，不应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为难他，而应在历史关怀上向他致敬。 -
昨天看到有人说欧洲其实是一个怪物。其实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是一个怪物，不管是什么志在改革的思想，都会被吸纳，因为没有思想，只有政治，或者说只有高高在上的权力。 -
若转向内在，那内在又在哪里呢？ -
保守内敛导致凝聚迟滞，进步外向导致无序活力，治国应以动态平衡为要务，高宗为人无错，为君可鄙 -
刘子健交代了很多现象，但提供的解释以及观察的视角太注重君臣关系而没有考虑到更大的社会经济变动。这本书要和包弼得的斯文一书合起来读，就会突然变得豁然开朗。 -
草草读过，收获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