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現歷史
出版社:稻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08/01
ISBN:9789579405447
作者:柯文
作者简介
此書較全面地介紹戰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成果與趨向。先後著重討論了近代中國在政治、思想、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每章附有註解，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本書帶有較農厚的思辨色彩，給處於深刻反思中的我國史學界提供了一定思考素材，具有啟發思路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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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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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心的中国中心观
——关于近代史研究立场、模式与方式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柯文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美国出版，此书在全面批判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他指出战后美国学者的著作“往往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注的问题”，并分析其源于思想上的偏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
柯文批评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持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他在书中前三章批判了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革命模式。这三种模式其实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社会自身的演进变化。在研究模式上，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现象的历史重要性。研究方式上，柯文主张将中国历史细分化，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最后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柯文作此书的目的本是从美国史家的立场检讨之前历史研究的弊端，他也担心由于中美史家的分歧导致中国读者误读此书含义，后又因看到中美之间的隔离渐少，了解增多而打消了顾虑。但是，正如罗志田指出，从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的学者还是中国的读者，对待历史问题所持的立场都不可能不受自我观念影响，必然无法做到抛开主观因素地“移情”作完全客观的历史解读。
历史研究的立场是由其研究目的决定的。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史家，研究历史必然无法脱离自我身份的束缚，研究目的也是为本国国民提供历史教训。历史研究只能做到尽量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减少个人主观经验的影响。
柯文在书中阐释了“中国史境”的概念，强调力图设身处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柯文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去“重建中国的过去”，这也是因为历史研究无法摆脱史家立场的局限。“历史事实”并非客观独立的存在，它是史家过滤掉历史当事人的经验体会，变成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史家面对的更多是文字材料而非古代实物，从文字材料出发显然无法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去重建历史。
对于历史研究的模式，柯文批判的三种模式都是从西方中心观出发研究中国近代史。限于自身的研究立场，美国学者更多地重视中国历史的外部因素，着眼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柯文在书中逐章批判了三种模式，其中也梳理出了战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对于“冲击—回应”，只是在一定的范围适用。这是早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会首先想到的理论框架。费正清等人采用冲击—回应模式，与其说是研究纯粹的中国近代史，不如说是为研究近代中西方关系史提供了理论框架。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着眼于中西方的互动，并不仅是关注中国近代历史自身的演变，它探讨的是西方工业化之后对东方的经济、文化乃至道德输出以及东方对西方的回应、抵抗，两者不可分而视之。柯文的批判中忽略了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侧重点。也正如罗志田所指出，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费正清等人的冲击—回应模式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这一章中例举了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方面。太平天国是一场叛乱运动，它并不是针对西方，但它影响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叛乱玷污了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叛乱产生了新的地方权力源泉，削弱了中央权力，使得中国无法对西方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清朝改革运动“同光中兴”，学习的是西方看似是对西方的回应，不过更多的也是为了镇压叛乱，挽救统治，富强国家。抗外运动“清议”作为思想现象显然是对西方的回应，从性质言，清议也只是阋墙之争，是向儒教的信奉者要求维护儒教的纯洁性。
第二章批判“传统—近代”模式，柯文揭示了传统、近代等概念语义背后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歧义性。柯文认为中国没有必要非像西方近代一样具有“变化”崇拜，“动态”与“变化”本身不一定是好事。传统与近代，本身就是模糊难以定论的，不符合概念必须符合客观的要求。他认为，传统—近代模式也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扩大，前者给后者提供了远为复杂的理论框架。
对于“帝国主义—革命”模式，一些美国学者是从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得到启发。毫无疑问，这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柯文也辩护称，帝国主义是意识形态的近代化理论。柯文认为，越战使得美国史家意识美国在政治、文化、道德等全方位领先是神话，从而放弃西方准绳，建立起一种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对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柯文也认为比较模糊不够全面。柯文不赞同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认为把它看成对历史环境发生作用的一种力量更具有解释能力。
最后一章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在附录《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一文中柯文写道：“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采取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 紧接着，柯文也阐明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他坦陈中国中心观“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有清楚定义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色的集合。”
但奇怪的是，柯文也发现“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近代史学者一方面赞赏“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始终不能脱离西方理论的解释体系。这是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方式上的缺憾。罗志田认为，这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任何重大事件都少不了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史学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制约甚大。
中国中心观无论对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史家而言，都并非具有明确内涵的研究模式。对美国学者而言，中国中心观是将历史研究立场尽量站在中国这边，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发现历史。对中国史家而言，是建立自身的历史理论解释体系，摆脱过分依赖西方“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局面。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从书中正文及附录的文章，都可看出并无明确的中心。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模式，而是在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模式的弊端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他认为，把研究重点放到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到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19世纪（西方初来中国之时），其中的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这正是他所倡导的将历史细分化的研究方式，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并跨学科综合研究。80年代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正好是沿着柯文所提出的研究路数展开，并且成为中西方史家研究的共同取向。
桑兵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绪论中说，“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 桑兵认识到中国史家过分依赖西方理论解释体系的窘境，但说“几乎无法读懂材料”实在言过其实。他进而分析到，产生这种怪相的原因之一，正是历史研究的细分化。“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竟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 学术是否需要分出高下尚有待别论，但桑兵教授批判历史研究细分化时，是否想过自己本身也花了十年之功研究区区一个保皇派？但凡在近代史界名气稍大的学者，所做研究无不是细分化的历史。茅海建从《戊戌变法史事考》到《从甲午到戊戌》，不也是花了十多年时间专注于一个历史问题吗？
历史研究细分化并无过错，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趋势。它虽与中国传统通史、断代式研究方式不同，专注于历史细节，但只要不是肢解历史，仍然上下求索前后贯通，细分化的历史研究也并非不可取。而细分化的研究，若只是为了求新出成果，专营于历史细枝末节，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表现出妇人似的懦弱和琐碎，便彻底丢掉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古训。
个人认为，历史学分为研究和表述两方面。整理史料、求索考证、明辨分析，这是历史必要的研究，高明的史家是善于在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未见之历史。而学术著作大多艰深晦涩，这就需要既通晓历史又善于表述的人将历史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然而困于体制的逼迫与学术的声誉，多数学者视历史通俗著作不入流，精于研究而荒于表述。专业的史家也并非不善表述，如茅海建所著《苦命天子》一书，此书面向普通读者，本意并非是写给历史专业学者看的，却反而获得他们的赞誉。杨奎松评说该书“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话到此处，无非希望历史研究能放低身段，专业史家能更多地写出通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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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中华书局2004版感觉还好啊，柯文的态度还是很平和的，不像LZ说的那么严重吧 -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與楊念群《 東西方思想交匯下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一文都是追溯半個多世紀里中國研究的某個領域的發展史。幾個基本的差異：前者之面世早於後者近二十年。前者的作者為美國人，所寫為美國人眼中的美國研究中國歷史，後者作者為中國人，所寫為中國人自己的社會史中“問題意識”的演變。前者為歷史學著作，後者為社會史學評論文章。
概而言之，柯文批評了在中國歷史研究中西方中心注意帶來的三種模式：衝擊反應，傳統現代，帝國主義；同時提出了中國中心的歷史研究方向，此中國中心以中國內在的問題為出發點，重區域研究，關注底層社會文化，強調跨學科研究。
楊念群分析了五四自由傳統之後，中國力求擺脫西方資本主義的控制，矯枉過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80年代重新反思，回歸五四傳統，於是韋伯熱興起（以余英時為代表），因其介於浪漫的觀念史與僵硬的馬克斯主義之間；同時研究重心從政治國家轉向社會，於是城市研究、民間宗教研究興起－－這些都可理解為針對馬主義的reductionism而生。另，楊指出後現代本應在批判現代性話語的權力結構中存在，在史學界表現為對民族國家概念的反思，但是在中國純然為文人傾軋的表演。最後，所謂“中層理論”是否前途所系呢？作者自稱所編之書也未形成方法論，僅為嘗試。
柯作更多地作為研究史陳述，並列陳述了幾種研究傾向，並未分析其內在邏輯。楊文則抓住了社會史研究背後的“問題意識”，或曰中國學者提問的出發點和背景文化。
作為歷史學作品，柯作並未試圖建構宏觀理論，故譯者批評其“integration”不足。作為社會學作品，楊文雖然也稱成體系的“新社會史”研究尚未成型，但是其把握宏觀脈絡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
柯文認為歷史本質上是人所經驗之歷史，故其研究強調在資料基礎上的“移情”解讀。然而移情究竟在多達程度上是可行的手段？兩個主體間的移情意味著甚麼？
柯文三章講述三個問題，但是三者之間的界限不明，行文中也較難把握邏輯脈絡。如衝擊回應問題與傳統現代問題糾結在一起，都是東西方碰撞帶來的問題。作者或許可以在敘述史史實敘述的基礎上再推進一步，指出其內在研究路數變化的動因。
柯文的呼籲今天亦然是學者努力的方向，楊文或可作為此書藍圖的一個演繹。 -
还是比较认真的看了这本书,感觉还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在审视中国近代那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将之归于西方的冲击,或者说是侵略.可是任何变化最终都是通由事物自身来展示的.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能够站在内在的视角观察可能更能有接近真实的体会. -
是该到了系统清理“西方汉学”的谱系的时候了。
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其实是美国开始从战略上将中国置于考虑的中心，而不是中国在全球史的地图上的位置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果说美国历史大大短于中国历史，美国从中国发现“历史”岂不可笑？美国有历史吗？只有“当代史”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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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统反思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书，作者在批评了冲击—回应模式、现代化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之后，提出应该改变这三种模式所共有的缺陷，就是西方中心观的中国史研究，而应该采取中国中心观。换言之，从“局外人”的视角向“局内人”转变。
先放下中国中心观的具体观点不谈，说一说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对“历史真实”的阐述。按照作者的观点，“真实的历史”仿佛某种渴望而不可及的终极目标，我们只能力争无限接近，很难真正看到历史的真实。而在史家这里，对历史材料的选取又往往受到其理论框架和视角的限制，将能够强化证明自己理论框架的材料视作“重要的”，而其他的材料则往往被忽视；在自己所采取的视角之内的材料被突显，那些处于“盲区”的材料被掩盖。这不是史家的道德问题，而是人的天性使然。
这里想起李康老师课上最爱用的那个图示：每个人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和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轨迹，而对这大量轨迹的一个横截面就是一个历史图景的呈现。那么看起来，不同史家由于观点和视角的不同，截取横截面的方式也就不同，因之也就出现了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图景的展示。
然后说说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不是简单的将视角拉回中国，那样无非是回到了传统社会“天朝上国”的角度。中国中心观包含四个新的取向：用“局内人”的视角理解中国历史；从空间上将中国分成不同地域研究；从社会结构上将中国分成不同阶层研究；主张多学科交叉。其实都是些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在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被忽视了。甚至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采取西方中心的观点，这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关，过于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仿佛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全部灾难都是由于帝国主义造成的。一旦强调起内部因素，未免有替帝国主义翻案的嫌疑。然而强调帝国主义的人，往往也要说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言下颇有一丝惋惜之意，似乎觉得西方不入侵，中国也就产生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观点距离中国中心观只有一步之遥，却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自生的变革因素并非简单的被西方入侵所扼杀。
当然，西方中心观根源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地位造成的，仿佛世界各地的历史直到被西方征服后才变得有意义。而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继而美国霸权在70年代以后的衰落，西方世界自身也在反省西方中心观的误区。而在这之前，至少文化人类学家们已经开始了有意义的反思。说到底，中国中心观的新历史观也只是人类学家所提倡的多元共存格局中的一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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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读过Paul A. Cohen的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中译本。林同奇翻译的中文书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名的副标题并没有直译，直译的话应该是“美国对中国最近历史的叙述”，注意这儿的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不能翻译为中国近现代史，柯文反对“传统——现代”的历史二分法，故用the recent Chinese past 代替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一词，作者在书的开篇即有说明，林的翻译“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虽然点出了作者的主要观点，但是这并不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果书的内容就是“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那么这本书除了能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外并无多大价值，在美国学术界内部也得不到多大承认，以至于成为柯文的代表作了。说实话，当时看中译本看得云里雾里，觉得柯文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他跟老师唱反调，批评同行，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罢了，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不断地批评，却没有任何他自己真正有分量的东西，而且中译本有不少地方根本不通，看不懂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对此书的评价一直很低，还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推崇此书，也许是因为柯文提倡以中国为中心写历史迎合了我们而已，大家平心而论，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才推崇这本书呢？（当然，是否真的读懂或者只是读过，那就值得拷问了）最近有同学需要此书的读书报告，我借此机会就把英文版找来好好读了一遍，发现和我原来读中译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英文版中的柯文是娓娓道来，而不是像个刺猬似的随意刺人，柯文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彻底改变了我对此书的印象。
中译本把副标题翻译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我想应该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但是如果读一读英文版的，我们发现中国中心观在每一章中有提及，但是对中国中心观的阐述集中于最后一章，此书能启发人的地方不在于作者的中国中心观，而是作者对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反思的睿智和对历史学学科的哲学思考。
作者在此书中反复提及历史研究与过去的关系。作者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个人观念的囚犯，所以对历史的考察，无一例外都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所以得到只能是一种洞见，而不能窥其全豹，我们认为某些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对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假设，而恰恰是这些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假设使决定了我们在历史学中种种结论，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许多历史中存在的东西，我们就把历史简单地化约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所以后面的历史学家一旦改变了原有观念和假设，必将在历史中发现另外的东西，推翻前辈历史学家的结论。以此为思路，作者认真反省了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三种主要方法：冲击——反应理论（compact-response approach），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approach），帝国主义理论（imperialism approach）。冲击反应理论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冲击（武力征服），中国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作出回应，学习西方，因此近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中国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得出了传统与现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思路。帝国主义理论与前两种方法也是如影随形，这是西方的帝国主义使得中国不得不回应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完全否定这三种研究方法，而是一一指出这三种方法的局限。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像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一样，有一个适用范围，牛顿定律是物理学中研究宏观物体的主要力学定律，能解决很多力学问题，但是却不适用于微观的分子、原子，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作者认为对于冲击反应理论，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中国很多问题看似由于西方的冲击而引起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现象，只有从中国的传统中才能理解最近中国历史（the recent Chinese past）。比如戊戌维新变法，如果不从中国古代的改革传统中去理解，就很难明白康有为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又比如农民起义，表面上是受西方的影响，但是如果不从地理环境去研究中国区域史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集中于一些特定区域。这些问题都需要跨出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才能寻找到答案。至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作者在书中说到，历史不是必然截然分为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分法本来就存在很大问题，把历史化分为传统与现代，就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来了，所以我们对过去很多与现在相同东西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是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比如印度，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占领是小部分的、短暂的，西方国家主要目的在于贸易，真正有心蚕食中国领土的是俄国和日本，因此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在物质层面是短暂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却是持久和深刻的，这一点可谓一针见血，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的整个学术局面就知道了，说现在中国的现代学术源头在西方毫不为过，中国人一波又一波留学海外足可说明此问题。作者在最后部分，提及了在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时代，由于越战打得艰难，美国人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自傲心态，于是在学术上也开始给予别国更多地位，中国史研究领域开始有不少学者批评前辈史学家的观点，兴起了史学新领域，比如中国区域史研究、市场体系研究、城市史研究，以及中国明清史研究（从古代史中探寻最近中国历史，这些进展表明美国中国史研究更趋深化和具体化，作者认为中国特点是多样性，层次性，所以不能笼统地研究中国，作者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就把中国分为沿海和内陆，而G。William Skinner又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北部，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作者还提醒说，其实中国区域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划分，而且要注意不要习以为常地以行政划分（省州县）为标准，而应该以地理文化的因素来决定哪些地方可以化在一起，哪些不行，因为行政划分是人为的划分，不是地理和文化的区分。作者还总结性地说到，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是根据历史家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偏见来看过去，如果要相对客观的话，我们必需从历史本身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所以研究中国史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中国史，这正是作者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history）的理论依据。
综观全书，柯文是在自己的思维脉络中展开的一次对美国中国最近历史研究的哲学思考，而不是胡斯乱咬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行和前辈，但是我读中译本时却有如此这般印象，看来中译本真是误人不浅，所以还是劝大家读国外学术著作，最好读外文原著，不要读中译本。对于费正清的观点，我们怎么看呢？我想还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只有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正如费正清自己所言：
How Can mankind move upward except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and fac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摘自该书开篇所引非正清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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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这本书之前，多次尝试读汉学家的著作，但是都没有一本是能读到其一半的。往往是书的名字和它的选题很吸引，但是我的思维有点转不过来，还有文字味如嚼蜡，实在是很难坚持。读这本书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推荐，而且老师还亲自把书借给我，我当然要认认真真的读啦！
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将其归类到史学理论的范围里，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几种在西方很流行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虽然书的副标题强调了中国中心观，但其实书中四分之三的边幅都不是讲中国中心观，而是批判其他的研究范式。它第一个批判的就是冲击—反应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外国的侵略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国在冲击中做出了反应，在冲击和反应反复作用之下中国举步前行。第二个被批判的范式就是现代化，研究近代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应该说是当下比较热的方向，大体的内容是西方的侵略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政治和文化思想，中国的思想先进的人物也在不断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事物。第三个受到批判的是反帝革命理论，所强调的西方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也就是常说的“两条道路”。说到底，这三个理论为什么会受到了作者的批判呢？原因其实很显然，因为这本书所要建立的理论是中国中心论，这三个受批判的理论就不是中国中心论，因为他们是西方中心论。
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自身来考察，这的确是非常正规的思维。中国在近代所表现出来的向近代社会走去的脚步，是否是西方刺激所造成的结果呢？作者的观点是否定，作者肯定了中国自身最起码在明清时期已经有了步向近代的意向了，这种似有若无的倾向就是中国发展方向的苗头。
读完这本书，正如我的老师所说的，他不仅告诉你什么是中国中心观，还详细的跟你归纳了西方中心论三个主要表现范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理论这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写出来，当然读起来也不是件轻松事。透过这本书你能理解西方是如何看中国近现代史，在我来讲，我对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理解，反而他对西方中心观的总结我还看得比较懂，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能从现今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中看出来吧！
总之，他是我第一本看完的汉学家的著作，加油吧！ -
近日读柯文的这本书（02年增订本），有很多并不成系统的想法，其中一些是强化了过去的看法，另外一些则是新的。该书系统批判总结了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史研究，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我无意在这重复归纳作者的观点，也没那个全面把握的能力，仅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
在转换的视角下
这本书总体是阐述过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之理论的错缪，并提出可能的修正方法，那就是把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之外转向其内部，当然，这种转换的前提是尽量的脱离自己的一套历史经验，不再使用西方这一把尺子来衡量，作者认为他所提到的三种以往模式，其相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有意无意的都将西方作为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作者提出的办法是脱掉自身西方的这张皮，钻进中国这张皮中去，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点，他们那种山外观山的优势还剩几许？当然，这点仅仅是出于研究层面的考虑。事实上他们只能部分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那套思考模式、概念词汇引入其中，从而削弱中国中心的取向。
二，作者批评了几种以西方为研究背景的取向，提出研究他国历史要以他国为背景的取向，这在加强局外人的尊重意识以及局内人的内部关照会有积极的作用，运用的好也可以更客观的把握历史，绘描出一幅和以往不同的历史面貌，可是，这样做的一个潜在隐忧是，把西方中心观剔除后，我们自身将成为自身最重要的准绳，参照系从横向为主变为纵向为主，那么，既然以往认为中国19th中叶后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力量才发生如此转变的观点势必被削弱，当其被边缘化了，是否会形成一种思维:对于我们而言，看来自己得对19th、20th的历史负主要责任，（西方的影响有，但不再是决定性的，以反殖民化为主线的调子不再是主旋律。）必须要考量的是既然西方因素缩小了，那么我们自身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又能否走出一种不同的道路？（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以及不同的历史前进步伐？（多半不会再是以近代化命名的那条路径）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奏？;对西方而言，似乎也不用再过多纠缠在过去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情绪里，不用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过于感到内疚、懊恼， 因为无论是费正清的大多数人认为的西方冲击促成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带来了苦难，还是墨子刻乐观取向的认为的中国人在近代自身正在渴望这样一个冲击来克服历史的桎梏，从而继续王安石变法以来被中断的可能道路，不管西方因素是积极还是消极，不管认为西方到来时中国是静止还是动态的，都在柯文的批评里变成了一个次要的因素，于是无疑可以卸下对中国19th、20th苦难历史的责任了，由此，可以问问，柯文的这套理论是否在推卸责任，多少有为西方人隐蔽洗罪的嫌疑（即便他本意未必如此）？
三，由第二点可以看到，如果接受柯文的看法，那么，我们的历史必须重构，且不管西方人如何来钻入我们这张皮来体验，来理解。我们要面对的是，毕竟本国的历史不能等着别人来书写，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解读。且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能不以西方史境来书写的历史，可是，我们能超越吗？如若这样，我们似乎要对每一个西方提出的概念、模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做出评判与界划，其中定有不合时宜的，比如“封建”等词的情况，那么，此类词汇是抛弃不用，还是重新注入内涵再推广？更有可能是像后现代史家一样，造出大量除了作者，几乎无人理解的新词汇、新概念、新模式或理论？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其承认与普及将是个麻烦。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援引西方理论为我所用，诸如区域研究（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从下而上的历史、学科交叉，尽量对历史提供精细化的描写，注重历史人物的随机作用和广大民众的确切需求，力求“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当然，这样做，仅仅是理论的借鉴，绝无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追随，也不是承认其一切都高人一等。
还原与书写的困境
如此多的疑问或多或少反映在每一代史家的著作中，柯文也是有了许多不同的著作，才有可能从中总结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再加以逐一评介，因而该书对历史撰述具有启示意义。上文说柯文认为造成三种模式缺陷的一个原因在于各个模式的研究者都拿西方为标尺，用各种理论（西方经济侵略、近代化、帝国主义等等）来为中国把脉，但其实在下意识里承认西方的优越方面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这里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即，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预设（西方是发展的唯一方向，不遵循这个方向的就是怪物，因而遵循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焦点所在），且这一预设自始至终伴随尔后的研究。不过先不要急于批评他们这种似乎狭隘的视角，因为任何一个史家都无法避免类似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通病，他是一个终极矛盾，即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和历史本身的客观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把他的影响减至最小，那样也就离历史本原最近。
其实，当你在做一篇论文时，已经在其中把这一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一开始，你其实就有一个预设，或者说是假设，假设了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准确点说是一个你需要的结论在那。接下来的事就是搜集资料、事实，当然，你会很自然的搜集那些对你有利的资料，千方百计找寻那些支持你的预设的材料，而对于那些对预设造成威胁的资料，就会去尽量避免，甚至视而不见。就如柯文说的：“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乙或丙，也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重要意义。”资料搜集后就是撰写了，这时，我们会看到三种情况：
一，一个有良心或是秉持客观理念的作者，当他利用搜集到的材料证明了他的假设，那么这一假设就是真，但很多时候他会去考虑那些不一致的材料，并可能为此修订其假设，甚至得出与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其假设现在是真假，不过却得到了另一个真，因而也不妨碍研究的进步，这是良史。
二，这种人采取逃避的办法，尽可能不去招惹那些对他的假设不利的材料、事实，也就是说他坚持己见，除非搜集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假设，否则一定会出一篇与假设一致的结论。但这样，至少在方法上无差错，可能只是观点偏颇，内中也还可能有正确的元素。
三，这一类是一定要证明其假设（御用史家大多如是），他的假设是真正的预设，为此，他可以无视其他事实，为达目的不惜胡乱系年，甚至篡改事实、材料，功底好他可以弄得像模像样，功底差就错漏百出了，不过，再怎么都是歪曲史实，离历史真实最远，是秽史。
从上，可以看到，预设最大的威胁是他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如果把预设限制在假设的范围还可以多少避免这一威胁，一但为了证明预设而证明，我们得到的可能就会是许多后设的结论。读一本史书，最怕的就是遇到证明预设所采用的诱导式推断，得到一个如此推论下必然的后设结论。一元的单线的历史。
故而，我才觉得，历史是真实，但一切皆有假。这个假就是指解构的文本的历史。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人说，每一代的史家几乎都会或多或少的把前代史家的书写的历史重新书写一遍。这样看来，似乎历史学是个很悲哀的学科，不断的追寻真实，给其他学科标榜客观，却是真正意义上从来不曾真实、不曾客观的。于是有人说，历史学是艺术。
历史可以被理解吗？
葛兆光说过，历史是移动的，对于这门和时空这个最奇妙的东西打交道的学科，它的无数理论，就和物理学上的理论一样，都有一个适用范围，只要把这个范围界划清楚，那么历史可以成其为科学（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定要抱着符合“科学”这个重担，因为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其出现也才数百年，它就一定能囊括所用现象，知识，信仰？），可以指导当下，就如，牛顿三定律无法应用于超宏观与微观世界，难道就该废弃吗？难道物理学就是骗子？显然，人们的欲望是造成这些非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人最大的欲望就是全知全能，因而一直就想有一个能解释和操控所有的万能理论，这从人们对大一统理论的野心可见一斑。在历史学科上，也同样想找到一个绝对可以扫除一切秘密，解释所有现象的“天眼”，可是，如果人真掌握这样的一种理论及其对应的力量，不就成上帝了吗？所以有人问，历史（此概念是二义合训：1，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2，人类参与了解过往并记录下的精神产品，本文中未作详细分别，请读者自己鉴别，此仅指有人参与的历史）的终极动力是什么？我只好说是人欲。
对历史理论及其文本抱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看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折中和比较稳妥的方式。面对变动不居的历史，无论是事实的历史本相还是后人解构的历史文本，有时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探究欲，太多的好奇心可能会使你窒息于历史中，要明白，你自己就在历史中，这是一个“永远就在此山中”的状态，毕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也许只有能做到“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之人才能颖悟其中真谛。可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无所向既是向。所以觉得还是列文森说的对：“无人能掌握众规范之规范。”
故而有时，我以为，历史是混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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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直是西方中心论作祟西方学界，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所谓“新左派”猛烈抨击西方的价值观。极左和极右实际上殊途同归。关键是否客观研究非西方的文明如中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像毛主席说过“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应该清楚人家拿咱们做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策略，不要只是听到人家提到咱们就应声附和。
比较客观的研究中国的专著如王国斌（“加州学派”代表）《转变中国：历史转型和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大分流》等。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和中国实地情况来客观分析。 -
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很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第一套藏書來自於老佛爺慈禧的饋贈，這從側面表現出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熱情萌芽極早。至此書出版的一九九七年時，美國的漢學研究早經開枝散葉，無論是研究深度還是研究廣度都已經執世界漢學研究的牛耳了。在先秦與趙宋以後這兩個美國漢學界素所見重的歷史時期，研究成果尤其豐厚。
面對明清民國碩果累累生機勃勃的漢學研究成果，cohen同學不但沒有錦上添花地唱讚歌，反而抽絲剝繭言之鑿鑿地指出這些研究成果的謬誤與不足，僅此一點，其勇氣已足以讓慣於表揚與自我表揚的中國同行們無地自容。而cohen同學這種“蠹生於木還食其木”的求索精神也是美國漢學長盛不衰的要因之一罷。
更爲難能可貴的，是cohen同學不但有破而且有立，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十六年後的今天，二〇一三年，我們已經看得到美國漢學研究在他指出的研究向度上的進展與創獲，讓人對於這本書更生崇敬。
順便一提，école des annales對於histoire totale的追求在這本書裡得到了意外的囬應，我想，這一歷史的訴求終會再次得到人們的肯定與發揚。
全書文字極流暢，一氣呵成，閱讀體驗非常好。
具體內容我一如既往選擇三緘其口。想知道的還是去看書罷。 -
Paul A.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mainly reflects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recent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postwar, points out its primary problems, and indicates a new trend, namely the China-oriented approach,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nd. In this book, Cohen handles three different, yet interlaced, approaches, to wit impact-response one, tradition-modernity one, and imperialism one, which had dominated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very book. As for the reason, or motive, why Cohen intends to write such as book, one involves several intellectual problems forming during his career. Between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book (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63) and the second on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974), the outside environment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 (mainly the Vietnam War) which influenced the author greatl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uthor began to reflect his former thinking of China, gradually he doubte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a new idea ger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ive scarcity of self-critical 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 on the filed of recent Chinese history made the author feel discont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late 1960s, a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 had grown, from the author’s eyes, it was too imperfect to be satisfied. These concern and uneasiness impelled the author to initiate this book.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target Cohen intends to assail is “impact-response” approach. This very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s on two basic assumpti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vents in China”, the other one assumes that the role played by the West is active, while china took “a much more passive or reactive” one in this period.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s too general, its intellectual realm is not clearly defined and delimited.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West is not a definite notion, even the Westerns themselves couldn’t understand it very well. Two reasons may contribute to this phenomenon,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West itself experienced tremendous change during the modern times, the other is that the West is a relative concept, and it’s not a unite and unidimensional idea. Therefore, the “total west”, or west as a monolith, never exist, let alone its impact on China. In reality, the West China encountered was only “a part of a whole”, and even this part changed over time. Moreover, the West confronted by China was not pure, the West mentioned by Chinese wa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one created in Chinese minds, just as Cohen has described, it’s some kind of “hybridization”. The other trouble is that historians tend to discuss Chinese-response too abstractly. To illustrate his argument, Cohen reinterprets three sorts of Chinese historical events in recent times, rebellion, reform, and reaction. Under his narrative and analysis, these activities, rather than been regarded as responses to western impact by previous historians, mainly responded to Chinese own problems which had accumulated since eighteenth century or earlier.
In the end, the author provides a method to correct this approach, to contemplate and analyze China in three zones. The outermost zone, which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west; intermediate zone, which was activated or given direction, but was not actually brought into being, by the West; innermost zone, which stands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without been disturbed by the West. These zones were fluid, yet, and there w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which forces us to speculate on thi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In the second chapter, Cohen tackles the “tradition-modernity” approach. This paradigm, from Cohen’s perspective, receives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from nineteenth century’s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shared by the historians of this paradigm, such as Joseph R. Levenson and Mary Wright, is consistent with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view of China, regarding it as a “static, unchanging society, a society in a state of perpetual repose.” It was the modern West that activated static China, and its final fate would be a Western-styled modern society. In this sense, all kinds of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were influenced by the West, without West, it’s impossible for China to mak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during this period. Cohen, however,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sort of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unearths several severe problems involving in this very approach. One trouble is that there is no middle zone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 every historical event must be tilted by one or the other. In reality, yet, just as Schwartz claimed that some areas of human experience are not readily identifiable as either “traditional” or “modern”. Another lethal problem is the one described by J. H. Hexter, the “assump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energy”. From the “tradition-modernity” perspective, once the “modernity” wins a battle in certain area, then, the “tradition” must retreat from this very area proportionally, vice verse. It’s entirely possible, however, that both could make progress in certain period, since the “cake” they intend to divide might swell at the same time. A third problem with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employs concepts that neatly symmetrical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realities that are fundamentally asymmetrical”. In the end, to get rid of the burden and difficulty impos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Cohen recommends superseding it with another one, which is less Western-center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1960s, with the increasingly escalating of the Vietnam War, young American historians began to rethink the abovementioned two approaches which had dominated historiograph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is new trend, Cohen denominates as “imperialism” approach, asserted that imperial invasion was the bane of modern Chinese backwardness, poverty, and chaos. Compared with the foregoing two chapters, the third one is much more controversial and debatable. Just as A. Feuerwerker has pointed out, the length of this chapter is not proportionate to the figures or thoughts Cohen intends to handle. Compare to J. K. Fairbank and Levenson, James Peck (Feuerwerker describes him as one “who knew little about China and was concerned mainly with America’s failings in Vietnam”) and Frances Moulder (“lacking any intimate knowledge of either China or Japan” depicted by Feuerwerker) are far less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in Chinese history area.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this very approach, the primary one is that it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exogenous factor. The advocates of this approach, such as James Peck and Frances Moulder, strongly backed the argument that the Wes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ometimes the solo, element which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It also implies that China itself alone couldn’t make tremendous change, only under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 could such change took place in China. Moreover, this approach fails to separate imperial influence from other Chinese self factors, and combine them together under the name of imperial invasion.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dopting the entire China economy as the only unit of analysis. Cohen suggests subdividing the whole China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n analyzing exogenous influence on different regions respectively. The final problem involves the concept of imperialism. Chinese colonial framework, as Cohen has summarized, is “partial, multiple, and layered” , therefore the discussion of imperial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must be more precisely than before.
The three approaches-the “impact-response” one, “tradition-modernity” one, and “imperialism” one-are three different variants in the same tone, they all establish on the “Western-centeredness”, just as Cohen has concluded, it “robs China of its autonomy and makes of it, in the end, an intellectual possession of the West.” Contrast to these Western-oriented approaches, ultimately, Cohen points out a new trend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the 1970s, which he designates as “China-oriented” approach. In the final chapter, he mainly discusses its four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one is that it “begins with Chinese problems set in a Chinese context”, which means these problems must be experienced by Chinese themselves and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very problems must be Chinese, rather than Western. Another identifying feature is that this approach attempts to comprehend China by dividing it into “smaller, more manageable spatial units”. Since China is so vast and complicated, different regions have respective languages, customs, traditions, and other material conditions, the generalization which is popular among the foregoing approaches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differentiation, a more precise pi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should be depicted by American historians. Furthermore, this sort of differentiation is applicable to separating Chinese hierarchy into various levels as well. Not only should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gentry and the peasant, but among the peasant, i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much more detailed strata. The final facet of the China-oriented approa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with other disciplines, especially social sciences. By introducing the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of other disciplines, one could expand the field of history study and interpret history more precisely and closely.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just as Lloyd E. Eastman has asserted, “Every historian of China should read this book” , in this reflective work, he lays bare “the hidden assumptions that have informed and skewed much American research o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s a Chinese, I wonder that when could our historians write a book like this to reflect our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to demonstrate the assumptions taken by previous historians (one may be the model of peasant war). I believe this would be a painstaking work, yet, it would be tremendous meaningful, since the first step to get rid of bad habits is to know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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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部分析中国内部史观的书阅读者这么少……虽然科文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遍，但在几十年前能这样认清美国汉学存在的史观问题挺不容易的。不过海外汉学做不到内部观看，本土汉学也做不到隔岸观火，都是各有利弊了，感觉不能矫枉过正。 -
有些问题原书已经意识到并加以讨论了。 -
数年前读过Paul A. Cohen的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中译本。林同奇翻译的中文书名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名的副标题并没有直译，直译的话应该是“美国对中国最近历史的叙述”，注意这儿的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不能翻译为中国近现代史，柯文反对“传统——现代”的历史二分法，故用the recent Chinese past 代替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一词，作者在书的开篇即有说明，林的翻译“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虽然点出了作者的主要观点，但是这并不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果书的内容就是“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那么这本书除了能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外并无多大价值，在美国学术界内部也得不到多大承认，以至于成为柯文的代表作了。说实话，当时看中译本看得云里雾里，觉得柯文没什么，他只是为了他跟老师唱反调，批评同行，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罢了，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不断地批评，却没有任何他自己真正有分量的东西，而且中译本有不少地方根本不通，看不懂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对此书的评价一直很低，还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推崇此书，也许是因为柯文提倡以中国为中心写历史迎合了我们而已，大家平心而论，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才推崇这本书呢？（当然，是否真的读懂或者只是读过，那就值得拷问了）最近有同学需要此书的读书报告，我借此机会就把英文版找来好好读了一遍，发现和我原来读中译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英文版中的柯文是娓娓道来，而不是像个刺猬似的随意刺人，柯文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彻底改变了我对此书的印象。
中译本把副标题翻译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我想应该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但是如果读一读英文版的，我们发现中国中心观在每一章中有提及，但是对中国中心观的阐述集中于最后一章，此书能启发人的地方不在于作者的中国中心观，而是作者对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反思的睿智和对历史学学科的哲学思考。
作者在此书中反复提及历史研究与过去的关系。作者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个人观念的囚犯，所以对历史的考察，无一例外都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所以得到只能是一种洞见，而不能窥其全豹，我们认为某些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对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假设，而恰恰是这些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假设使决定了我们在历史学中种种结论，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许多历史中存在的东西，我们就把历史简单地化约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所以后面的历史学家一旦改变了原有观念和假设，必将在历史中发现另外的东西，推翻前辈历史学家的结论。以此为思路，作者认真反省了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三种主要方法：冲击——反应理论（compact-response approach），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approach），帝国主义理论（imperialism approach）。冲击反应理论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冲击（武力征服），中国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作出回应，学习西方，因此近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中国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得出了传统与现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思路。帝国主义理论与前两种方法也是如影随形，这是西方的帝国主义使得中国不得不回应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完全否定这三种研究方法，而是一一指出这三种方法的局限。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像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一样，有一个适用范围，牛顿定律是物理学中研究宏观物体的主要力学定律，能解决很多力学问题，但是却不适用于微观的分子、原子，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作者认为对于冲击反应理论，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中国很多问题看似由于西方的冲击而引起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现象，只有从中国的传统中才能理解最近中国历史（the recent Chinese past）。比如戊戌维新变法，如果不从中国古代的改革传统中去理解，就很难明白康有为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又比如农民起义，表面上是受西方的影响，但是如果不从地理环境去研究中国区域史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集中于一些特定区域。这些问题都需要跨出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才能寻找到答案。至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作者在书中说到，历史不是必然截然分为传统与现代，这种二分法本来就存在很大问题，把历史化分为传统与现代，就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来了，所以我们对过去很多与现在相同东西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是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比如印度，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占领是小部分的、短暂的，西方国家主要目的在于贸易，真正有心蚕食中国领土的是俄国和日本，因此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在物质层面是短暂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却是持久和深刻的，这一点可谓一针见血，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的整个学术局面就知道了，说现在中国的现代学术源头在西方毫不为过，中国人一波又一波留学海外足可说明此问题。作者在最后部分，提及了在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时代，由于越战打得艰难，美国人失去了原有的那种自傲心态，于是在学术上也开始给予别国更多地位，中国史研究领域开始有不少学者批评前辈史学家的观点，兴起了史学新领域，比如中国区域史研究、市场体系研究、城市史研究，以及中国明清史研究（从古代史中探寻最近中国历史，这些进展表明美国中国史研究更趋深化和具体化，作者认为中国特点是多样性，层次性，所以不能笼统地研究中国，作者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就把中国分为沿海和内陆，而G。William Skinner又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北部，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作者还提醒说，其实中国区域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划分，而且要注意不要习以为常地以行政划分（省州县）为标准，而应该以地理文化的因素来决定哪些地方可以化在一起，哪些不行，因为行政划分是人为的划分，不是地理和文化的区分。作者还总结性地说到，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是根据历史家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偏见来看过去，如果要相对客观的话，我们必需从历史本身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所以研究中国史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中国史，这正是作者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history）的理论依据。
综观全书，柯文是在自己的思维脉络中展开的一次对美国中国最近历史研究的哲学思考，而不是胡斯乱咬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行和前辈，但是我读中译本时却有如此这般印象，看来中译本真是误人不浅，所以还是劝大家读国外学术著作，最好读外文原著，不要读中译本。对于费正清的观点，我们怎么看呢？我想还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只有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正如费正清自己所言：
How Can mankind move upward except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and fac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摘自该书开篇所引费正清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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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读中译本时却有如此这般印象，看来中译本真是误人不浅”。不是幡动。是你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