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史论》章节试读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105页

瑞士伏利堡大学米南克教授论文化构成的因素时说：“人类精神要想发展，达到最高峰顶，自当设法取得这五种完美：控制自然以运用物质一也；致力哲学与科学以有正确知识二也；借文艺与美术使情感高尚三也；不断致力社会事业，福利群众四也；借宗教与伦理以接近真理五也。这五种完美为形成文化之因素，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标准，也是构成人类进步的方式。”研究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文化衰落共守的原则，从这方面，可以确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第一，米南克所言构成文化的五种因素。如果有一两种特别发达，或特别落后，失掉平衡，即这种文化必然要衰落。
第二，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须以“人”为基础，适应人性的需要，否则，这种文化必然要衰落。
第三，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一有机体，系整个的。外型上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可以不同，但在实质上须有历史性，不能脱节；否则，这种文化必然衰落。
第四，为政者需要对时代有了解，有清醒的意识，使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生活相配合；否则，这种文化必然要衰落。
我们不敢说这是定律，但是，我们敢说这是文化发展的原则，因为人类的需要大致相同。
读于此，观我国之文化变迁，甚有感触。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228页

但是，赫梯民族興起，公元前1925年入巴比倫…至公元前1700年，喀瑞人南下，閃族優越地位動搖。喀瑞人據有加爾地亞，唯文化低落，不能建樹，總為亞述取而代之。（1948年《歐洲史稿》）
時間與現在一些相關書籍不大符合，大緻向後推移兩百年左右。（時間問題在作者後面的作品有改過來）
喀瑞人為何許人？從時間看，赫梯入巴比倫為公元前1925年（現大多作公元前1700年）得知，喀瑞人南下大抵是公元前1500年（現在書籍），同時“為亞述取而代之”，可以猜測喀瑞人為加喜特人（又做喀西特人Kassites）。於公元前十六世紀佔據巴比倫，建立加喜特王朝（巴比倫第三王朝），終被亞述所滅。
引閻宗臨1963年的未刊稿《世界古代史講稿》（《世界古代中世紀史》P104）
“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侵入巴比倫…赫梯人撤退後的局面，加喜特人奪取巴比倫的政權”
這又印證我的猜測，且從字音看感覺就像加喜特人
順，有個疑問，喀瑞人譯名來歷是？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227页

加爾地亞（Chaldea），亦作卡爾迪亞，聖經裡為迦勒底,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97页

可是，我们近百年的历史，其重要性是任何时代望尘莫及的。我们每天在那儿转变，时时刻刻在世界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因为变得太快，自然会有许多错误与幼稚的地方。欧洲的学者们，如洛朋之流，以为中华民族是无望的，将她列在三等民族，仅较强于非洲的黑人。我们固非天之骄子，但我们亦非昏庸腐溃。许多欧洲人误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认中华民族是低能，这实是一种侮辱。而我们多少忧国的志士，失掉了对自己民族的自信，一切都是欧洲好的，我们应当整个的学他们。他们并且举日本为例，佐证他们这种扣盘扪龠的理论。他们不知道猴子学人，任它千像万像，它仍然逃不脱是个猴子。我们并非刻薄他人，我们只说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志士一种方法与参考，而文化基本的实质，须要从自身来培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讲究中庸、讲究对事物的“性”，对“柔”的爱，固然，这种文化直接产生了偏隘的家庭与宗族文化，阻碍了对创新与对外界的“力”的体现，但恰恰是这种固化了的思想在内部开花结果，一旦外部的“力”与内部“柔”所开出的花产生果实，蕴含的巨大能量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难以抵挡的。
关键在于，如何保持住传统文化这种“柔”的精蕴，而非一味追求“力”反而只是流于表面的“柔”。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10页

“近代欧人思想上，人文主义是一朵怒放的春花，好奇、探讨、分析、经验都是最可赞美的果实；它特别树立起一种风格， 与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文化截然不同。它既不像希腊狂爱肉体的完美，产生出文学和艺术；又不像罗马追求社会的完美，产生出法律与组织；更不像中世纪，寻觅 灵魂的完美，遗留下哲学与建筑。它的重心，几乎交集在所有的工具上，使之实用，同时又特别经济，其结果产生出‘机械’。……机械每天扩大它的伟力，逐渐支 配到人心。不特个体与群众无分别，便是生理和心理也搅成一团，法西斯的理论，苏联文化的特征，都十足地反映着这种现象。他们拼命争取本能的要求，但是却甩 不脱机械的压力，因为他们看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个人的情感都是一副机械，每天在那里规律地运动。……往深处着眼，在人文主义到极点时，便造成人与人的敌 视，互相戒惧，互相仇视，提心吊胆，时时都在防御中。因而个性为集体所淹没。这是人与人类的斗争，分外艰难，较之人与自然的斗争，更为激烈。”（《欧洲文 化史论》，页）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47页

彼得大帝不只有健强的体格，还有健强的一致，不怕困难，不休息，永远无昼夜的工作。这些都是构成他伟大事业的条件，但是最足称赞的——似乎很少人提到——是他敏锐的直觉，能够把握住俄国人民的灵魂。他明白俄国民族受了蒙古影响后，其特质乃在他们的流动性与团结力。但是，这种流动性，加入没有确定的中心或坚强的组织来维系，其结果必成为民族的一种弱点；蒙古帝国的崩溃，原因虽多，而这实是主要原因之一。反之，假如有一集权的势力，其性质又固定，组织成一种机动的军队，不只可以统治此种游牧民族，而且可以扩展领地，蒙古帝国的成功如此，俄国又何能例外？我们知道在火车为运用之前，俄国侵略最有效的方法，即在哥萨克流动性的军队。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7页

“当一个时代到崩溃时，有一种特性，使弱者变为更弱，强者变为更强。”这是陶宗临先生对欧洲黑暗时代即将结束时“死”文化的最精确注解。一个社会，无论它是什么意识形态、抑或是什么生活方式，其基本的处世态度毋脱于其文化，机械文明固然好，但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地基便如沙滩城堡，大水一冲便杳无踪影。而一个时代的精神则是传统文化映射在这一时间段上的一个缩影，一个人们对这一时间所持的态度，亦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人不是独立的人，他依托于周遭的环境，包括文化、言语、举止等很多因素。崩溃的时代使思想变得腐朽，使行为变得乖戾，使言语变得疯狂，人们努力求于脱开一切的自我发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时代的崩溃，思想的变态”。欧洲之于我们的教训就在于他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发现流于激烈的革命形式，社会、物产、民众俱受到无尽的摧残和痛苦。我们无意于此，但往往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不想来什么，这个社会便铺天盖地的把我们淹没。
有时候我们会努力逃避或者内心反抗，结果便是如米开朗琪罗般的不容于世或退隐山林，再不问世事，此谓之“犬儒精神”。时代崩溃时的社会总还会涌现几个智慧之心，他们是孤独、茫然的；大多数还是麻木于自身，表达于内里，此为平民之于政治。

《欧洲文化史论》的笔记-第200页

幻想是一种不安的表现。不安是内心与外物失掉了平衡，因为在剧烈转变的时代内，每个人感到过去是残酷的，现在是一男的，本来更是凄凉的。但是人不能不生，生必接受现实的赐与，而现实却又是那样无情，结果只想遗忘。遗忘吗？谈何容易！遗忘仍是一种希望的变形，希望在蒿草齐人的破瓦颓垣上，建立自己幻想的宫殿，那些平等、自由、和平等美妙的理想，仍然是一种空洞的希望。
我窃以为，古典主义之所以称为古典，正是与这种在重压下所产生的浪漫主义色彩相对应的。在浪漫的乌托邦映衬下，内心的无所寄托，外在的形单影只，更加凸显了重压的可怕。转变之社会的结果要不为人们所称道，要不流于暴力革命；每个人都希望是前者，由此便是幻想与乌托邦的诞生。不得不说这是欧洲当年转型必然带来的个人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