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化障碍》章节试读

《跨越文化障碍》的笔记-第1页 - 1

关于表达方式，利伯曼Liberman提出的“非理解”附和的概念。说到有时人们由于语言障碍无法理解对方，但为了使谈话继续下去，所以在哪怕并不确定含义的情况下，仍然附和对方并努力提供合适的答案。(K.B.Liberman: The Hermeneut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就是在对话过程中有些内容没太听懂，但我们会随声附和等着把前后意思连贯起来。但问题是在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环境下，我们往往前后连不起来。我们以为对方同意或理解自己的想法，可是后来才知道对方当时根本没有听懂却又不愿意问个没完，只好附和答应，其实根本不明白别人要自己做什么。
Sapir-Whorf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主张语言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语言的局限同时也成为认知世界的局限。（人类不可能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我认为不能称之为“局限”，“局限”是需要突破的，那如何能在某种语言内部进行突破呢？我以为没有这种必要。如果理解成不同的语言以其特有的方式看待世界会更好，所以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多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跨文化交流才显得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一种语言的发展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比如《独乡电视》中对独龙族语言的描述中提到，独龙语只有一个词汇来描述“车”，如果需要进一步的细分则不得不借助汉语，然而他们日常生活里关于“鼠”的词汇却比我们汉语丰富得多，主要还是因为这是他们经常接触的东西。我认为语言对思想的反作用不可忽视但不是决定因素。）
关于非言语交流中的实践问题。学者们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把世界各地对待时间的态度进行分类。包括单向和多向时间取向法。持有多向时间取向观点的文化把时间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容许同时处理多样事件，而且强调完成活动的时间顺其自然。那些倾向于单向时间取向的人则把实践看成线性的，强调按日程计划在单一时间处理单一事件，并且在日常活动中排除时间表。对时间的这些不同思维方式往往在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中成为产生误会的原因。（这一点深有体会，特别是在中国的乡村，基本缺乏所谓的“时间观念”，总是顺其自然，当人数众多时，一天基本只能做一件事情。当然，这种不守时的状况在城市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总体来说，越是传统、落后的地方越倾向于多向时间取向吧。）
关于成见的准确性，即成见描述他群体时所具有的准确度。社会型成见，也就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是很准确的。因为不同文化团体的人的确会有某些同样的习俗和同样的态度，所以从整体上做出关于别的方面的广义归纳有可能是非常确切的。当然总有一些例外，对个体的人来说，即使是个非常确切的成见也往往会起误导作用。然而许多宽泛而抽象的成见，比如“懒、麻烦、粗鲁”，具有不确定性，对我们理解世界的不同习惯和方式会产生误导作用。人类在世界上生存，需要归类，不可避免地变成成见。重要的是认识成见的本质，有效地对它进行梳理，而不是简单地清除它。要努力使成见更准确化，更具体化，而且承认个体差别的存在。成见从本质上讲不是坏东西，但它的确有危险性，我们必须对它采取谨慎的态度。（这点我想起了费孝通《乡土中国》里对中国农村“土”的剖析，理性的细化了“土”的根源，将农民与土地背后深层的关系揭示出来，让我不再将农民—土气—红花配绿叶式的土气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农民就是土，土不是坏事。）
回家：重新适应自身的文化氛围。“自我”与“他人”的改变、远离家乡团体的人们常常会对“回家”后的生活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缺少本文化团体的欣赏都给回家带来困难。（这个观点在海归留学生、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身上都有体现，没有想到这点也被纳入到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
不少跨文化传播的书籍都把“儒教”看成一种宗教，这一点我比较疑惑。究竟什么是宗教，儒教算是宗教吗？我不太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