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出版社:志文
ISBN:9789575450298
作者:卡繆
内容概要
卡謬（1913～1960）與沙特並稱為20世紀法國文壇的雙壁。以＜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瘟疫＞等，作品飲譽世界文壇，並獲得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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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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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要是有你那看书的速度和体会 哎。。。。 -
鼠疫杆菌绝不会死去，也绝不会消失，它们能够在家具或者衣物里潜伏十年之久，在房间里，在地窖中，在行李里，在手帕上或者在废纸堆里，它们耐心地等待着，也许将来有一天，为了制造灾祸或是教训人类，疫神会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在某个幸福的城市里倒地死去。
不是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人总是要死的，那么上帝也许宁愿人们不要去相信他，宁可让我们自己尽力来和死亡作斗争，而不必抬头看着听不到上帝声音的苍天.。 -
加缪的语言总是这样，有一种“局外人”的沉静，笔触看似冷漠，看似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阐述事件，字里行间透露的情感，却是很容易进入人的内心，像柠檬味，长长的停留在心中，每当想起，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有种超脱凡事的瞬间。
鼠疫中每个人都很难说出于人类伟大情怀，无畏无私的面对鼠疫，为人类争取福祉，为鼠疫不断抗争。
医生说过，他没有多伟大的情怀，只是作为一位医生的职责。记者也曾想过逃脱。虔诚的布道者很难说完全没有私心。私底下喜爱写作而终究只是在重复开头的“作家”，大概也就是为了心底的固执。。。
大多数人面对鼠疫，并没有，或者说，期初并没有很纯粹的动机。但是幸好，最后，面对鼠疫，这些人尽管表现出人的很多劣根性，最后，都完成了堪称人性伟大光辉的种种举动，甚至为之献身。
人不是完美的，正如这个时代不是完美。甚至，作者大概对人和时间无法完美持有悲观的情绪，但是，作者心中也势必怀着对现实无法改变的无奈，而且谈得上坦然接受。
相信时时不一定都是晴天，但是阴天和雨天，云朵的边缘，一定有某个瞬间闪着人性的光辉。最后，也一定是晴天。
鼠疫，正如作者所说的，残留在街角，也残留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是，我们争取时时以理性加以克制，尽量去克制。 -
SISU,Je le vois "in your Douban page" n—n
Moi aussi ! en quatrième année!
Le français est ton deuxième langue étrangère,non?
En effet j'ai étudié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Beaucoup des écrivains que j'aime sont les français,donc j'ai choisi d'étudier cette langue.
Difficile pour moi de lire des romans en version originale...... -
但是有些（甚至是大多数）荒谬并不是外力造成的，而是别的人造成的，就如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这时候，加缪还能坚持人道主义的关怀吗？存在主义者这时的反抗可能就是要伤害他人的，这时的反抗就是个人面对世界和全部生活的孤独抗争。在这时候，加缪还能保持这样乐观主义的姿态吗？ ——他人造成的荒谬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每天要面对的事实，鼠疫只是一种不可以作为普遍性荒谬的一个特殊情境，所以如何在他人造成的荒谬面前作出选择，是现在的人应去思考的，是让自己被孤立于这种荒谬之外，还是直面这种荒谬而保持内心的桀骜，我在尝试着后者，你呢？ -
@浓睡微醺 3 ans, en effet ce texte est mon devoir…… -
……月底就走了 -
荒诞就是无缘由地来，无缘由地走。人们困在这一情景里，被孤立、丧失信仰、混沌。
非要与二战扯上关系去理解，那就是原子弹投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终止。这就是鼠疫的突然休止。《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冷静及对存在的咆哮，是反思；而《鼠疫》中，里厄是悲悯世人，是人道主义的最终表现。可以说《鼠疫》是《局外人》的延伸与发展，但容易回归了道德层面，又回到了平凡之中。
而我喜欢的加缪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思考“存在”，而非存在后如何发挥人道主义。我需要的是那个至高点，而非前，或后。
另对“鼠疫”的重新认识：满街老鼠跑并不是鼠疫，只有满街死老鼠，才是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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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與生命的遊戲中，人能贏得的也只有體驗與回憶。但生活中只有我們知道和記得的事情卻沒有希望，該有多麼辛苦！沒有幻想的人生何其貧乏，沒有希望就沒有內心的平和。塔盧認為人無權審判任何人，卻也知道誰都難免審判他人，即便是受害者有時候也是劊子手。--「鼠疫」卡謬
好久沒有看小說，去年看了《白鹿原》看到一點點中國近代的縮影，看到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優秀。正己而後才正人，不正己則無以去正人。中國人的悲愴在於，這樣的讀書人越來越少了。
看《鼠疫》會數度落淚，或許是自己淚點低，更真切的是因為被正直、樸素的人類品質感動。生活其實就是鼠疫，在小說最後，這個中心思想被明明白白地提點出來。在生活中，我們去審判別人，也被別人審判，擔當著被害與受害的角色。李厄說，正直就是做自己的本分。
小說中的幾個人物都有血有肉，在孤絕禁錮而束手無策的絕望情境中，他們為幸福做出最後一絲努力。書中批判著英雄主義，卻用樸質的行為和情感去宣揚愛的本質。
深受感動的作品，充滿哲理和對生命的思考，還有我們存在的意義。有幻想，有希望就活著。。。 -
le français est ma spécialité...mais franchement je n'aime pas la littérature. Tu maîtrises bien cette langue! -
重视="总是",，而且最后少个”。。。请作者引以为戒。 -
Oui je suis étudiante. D'accord. Tutoie ^ ^
Je fais mes études à Shanghai ,et toi? -
分析很到位。 -
《鼠疫》写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谈及罪恶的那段，大概意思是说，罪恶往往是出于愚昧无知，人的见识的高低形成了美德与邪恶的划分，而最盲目的罪恶就在于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于是就有权杀人。加缪说，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
故事发生在非洲奥兰的一个落后城镇，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只有抬头一望无垠的蓝天和脚下厚实的土地和背湖而建的房屋。这里的人们生活虽谈不上富足，但也不至于饥饿，夜晚市区的咖啡馆、饭馆总是热热闹闹的、挤满了前来阔谈消遣的人。
然而一场鼠疫“袭击”了这座小城，整整持续了约一年。城市被封、患者被隔离、所有公共场所全被改造为病房……随着病例的持续增多，人们的耐心逐渐被消耗，希望不断被吹灭，守在这座孤城里等待。
面对灾难，故事突出了一个斗争的主题。当然，斗争并不是盲目地拿起武器随便乱挥一气，而是有计划地实施方案与应对措施。医生里厄、记录者塔鲁、公务员格朗、记者朗贝尔等人，都是与里厄站在一边的斗争派代表。其实鼠疫的死亡病例之所以蔓延得如此之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广大群众的集体无意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鼠疫的并发症刚开始出现时，群众就不以为然；当感染范围扩大时，人们的脑海中思虑的不是如何采取措施更好地防御，而是被隔断在城外的亲人、情人。这里的人可以说是缺乏理性的感性的人。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是他们处于灾难中的一剂良药。
这里的人是幸运的，在里厄为代表的少部分人的不懈努力下，鼠疫奇迹般地被遏制了。但是尽管如此，说不定几十年后潜藏着的罪恶又会再度蔓延，威胁着欢乐的东西永远存在。那时少部分人的坚强抗争或许就救不了大众的无意识悲观行为。 -
人世间的罪恶几乎重视由愚昧造成...你确定里面真的是重视而不是总是？？？ -
用了三天时间，终于在惴惴不安的心境中将这本书看完，整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已经使我感到十分的紧张和恐惧。我想：当我们人类共同面临一场我们都无法控制的灾祸时，当我们无助的看着我们的亲人、朋友以及自己所爱的人因灾祸而离开我们时，我们又会怀着怎样的依依不舍的离愁和对灾难的敬畏，又会怎样在灾难中无力的叹息着，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感到：这个世界才是最孤独、最无助、最无奈，甚至是最无情的。
我永远祈祷这样的时刻不会到来，愿人类生生不息。 -
全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背景环境。本来是平淡无奇的一座城，却因一场鼠疫成为了一个封闭而割裂的异世界。与此同时，和外界的联系，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一样，扮演着未曾谋面的主角，是以奥兰这座城为背景的背景，它提供着无关痛痒但同时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困在城里，饱受恐惧和思念的煎熬，而外界，就像一个怎么也去不掉的背景噪音，提供着人们挣脱束缚和逃离的诱惑与动力。
就在这种奇特的背景设定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且不可忽视的变化。鼠疫之前，人时自成一体的独立个体，除了一个小小的名为“人际关系”的圈子外，他们不再发生联系。而鼠疫爆发了，所有人均一平等的受到死亡的胁迫，于是关系改变，人们的联系受外力的作用发生了怪异的变化。鼠疫病人被带到医院，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被强制隔离共同送到一个由运动场组成的隔离区排除受感染嫌疑。就像战争或是自然灾害一样，这种强制性的接触使人们身上任何优点或缺点无限放大。当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时，爱与真善美也在鼠疫的暗幕下熠熠生辉。
在统一的背景下，有人在狂欢，纵情声色，有人选择闭门不出，坐以待毙，有人选择否认事实，自我欺骗，有人投机取巧，牟取暴利，但里厄医生和像里厄医生一样的人，则选择了坚守，与自己在不可见未来里的死亡搏斗。
不得不说加缪确实擅长描绘在艰难时境中孤身奋战的主角们。奇怪的是，你很难用英雄一词来定义他们，因为他们太过寻常不过，几乎就是那种同住一个小区而下个转角就会遇见和你不大熟络但依然礼貌寒暄问候的一类人。就像矿石中的磷光体一般，如若不是置身于一个独立于日常世界的背景之下，这种根深在他们内心里的强大精神力量是绝不会显现出来的。加缪笔下的这些主角们，他们本身就是存在主义最好的代言人。去定义一个人，不是评价他是谁，而是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这便是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而和我坚信的一样，一部深刻的小说离不开讽刺和批判，悲悯与同情。全文中最大的讽刺，便是当鼠疫的帷帐已然将奥兰紧紧笼罩时，当局政府居然依旧采取鸵鸟政策坐视不管，而当人们接二连三的死去时，受到执政者管束的媒体行业还是口风紧闭，轻描淡写。人们在恐慌，在死亡，而迂腐的医生却在为是否使用“鼠疫”这个字眼而争论不休，因为恐惧而不敢承认，而躲避，人性中懦弱的一面再次揭露。
文中的高潮，便是里厄医生及他的同事们，目睹奥冬先生的儿子在注射疫苗后的死亡。
当死亡被拉长精确到每一一分一秒时，它的恐怖才真正体现出来。它不再是个模糊的，有关失去与不再回来的意象或是概念，它是一种以母亲分娩时每次粗粝的喘息和每次剧烈的宫缩的形式呈现，无论你是透过纸面而阅读还是真实目睹过死亡的阵痛，都将无一例外地被震撼，被刺痛，那种被死神的镰刀凌迟的场景，绝不会被轻易忘记。
是否加缪是想警醒世人，死亡永远与你同在。
如同“英雄永远是孤独的”这个颠不破的定理一般，小说的最后，加缪狠心地带走了里厄医生的妻子和他的同事塔鲁。当所有人都站在开阔的平台上欢庆鼠疫的离去时，他们“住在下一个转角”的邻居里厄医生默默地加入了热闹的人群。那个解放的夜晚，是礼花炮仗的喧嚣，是海面之外万家灯火。
所有漫长而纠缠的故事剥离讲完，但留一个叫做贝尔纳•里厄的痛苦挣扎和永垂不朽的战斗。
让我一下子分不清它悲喜的颜色。
最后的最后，加缪写道“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地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这才是至死不休的痼疾。 -
对格朗、塔鲁和科塔尔的印象最深
看到格朗在橱窗外泪流满面的时候很感动，有那么一瞬间竟然鼻子一酸，险些哭出来
“中午天气寒冷，里厄下了车，远远地看到格朗几乎是贴在橱窗上，橱窗里全是粗糙的木雕玩具。只见这位老公务员脸上不停地流着眼泪。……这是让娜清脆的声音，又从遥远时代回到了疫病肆虐时的格朗的耳边，肯定是这么回事。……这个世界没有爱情，就如同死亡的世界，……”
对于塔鲁的死觉得十分难过，他一生都在寻找，妄图从生活这场鼠疫之中寻找到片刻安宁，加缪给了他死亡的安祥，或许这才是他一生所反抗的西西弗神话似的人的存在的荒谬感的唯一方式
“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因此他没能看见塔鲁突然一翻身，面朝着墙壁，接着好像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根主弦绷断了似的，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
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
这种庄严的间隙，这种战斗后的平静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种吃了败仗后的寂静。但是，现在笼罩着他朋友周围的气氛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它跟街上以及这座已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气氛是多么协调！……
这是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失败，而这失败使这和平成为无法治愈的痛苦……
外边，夜晚仍然是那样的寒冷，星星在明朗而又冷峭的天空里闪耀着。在若明若暗的房间里，他们感到玻璃窗上寒气逼人，听到了严寒的夜晚里大风的凄厉的呼啸声。”
至于科塔尔，我对他的定位很模糊，但是又难以言明，觉得他的设定像是类似希腊古典悲剧中的那种角色
他的死，是整个故事荒诞而肃穆的悲怆收场
“是科塔尔，”格朗模糊不清地说，“他疯了。”
看《局外人》的时候，我一直埋怨加缪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想大概《鼠疫》已经是很好的答案了。如果真的发觉到了荒谬感，很好，这是你的不幸。生活的鼠疫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将你的生活摧毁了。如果你想要幸免于难，那么有两条路，或如塔鲁，或如里厄。死亡和遗忘，二选其一吧。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为了给人们带来灾难并教训人们，鼠疫会再次唤醒老鼠，并让他们死于一座幸福的城市。”
dy110428，2013年11月13日 -
——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
最原始的绝望似乎来自于一种对死亡的绝对预见性，当然，这种预见性的最有效载体便是疾病。人类历史的脚步的痕迹似乎就是一部同一切外来毁灭人的力量做斗争的发展史。在几千几万前的进化与演变中，疾病，瘟疫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时间的轮回，纵使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是疾病的面具也一同日新月异，它像是一杯香浓醇厚的闪着诱人光泽的美酒，随着时间的沉淀，而越发有着无可比拟的诱惑的致命。《鼠疫》即是一部展现在瘟疫横行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之歌。
小说的场景设在法国一个普通的海滨小城市，像所有现在的沾染着铜臭味的城镇一样，那里洋溢着生命的琉璃与虚无，充盈着时代的嘈杂与包容。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里厄的医生，他最先发现了鼠疫的征兆并且把其怀疑上报给政府，可是政府置之不理。可是越来越多老鼠的离奇死亡似乎是暴风雨来临时的风云际会，可怜的人们仍在做着灯红酒绿的美梦。最后，终于，鼠疫这一恶魔开始疯狂地肆虐和屠杀市民。省政府不得不下令封闭城镇。于是一曲抗击鼠疫的悲歌被唱响。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不同性格，不同阶级，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们在鼠疫中如何绽放或是凋零自己的生命。在鼠疫这一催化剂下，诞生出了人性最根本的一面，无论是上帝的使者也好，劫匪也罢，在共同的命运面前都有着一种无法脱离的生命的脆弱。一种清脆的人性的呼唤似乎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把不同的锁，而开启的钥匙却是有无数把。神甫帕纳鲁死于疾病的信念的双重折磨中，外来者塔鲁在最后的胜利到来前让病魔悄悄地夺去生命，记者朗贝尔由开始的疯狂出逃到留下来与瘟疫斗争，还有在瘟疫的血盆大口中侥幸捡回一条小命的公务员格朗，最后我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里厄医生……太多太多的生命在绝望与失望的大起大落间体会到天堂和地狱的两种极端，太长太长的时间在光明与黑暗的隧道口徘徊不前。最后，就如所有的故事的结尾都将会出现的结局一般，人们终于不再与病魔亲密接触了，迎来了生命的新阶段。
一种对里厄先生这样的生命的勇士抱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冷漠的崇敬。在整个故事中，他似乎从未有过普通人的情感的漩涡，支撑他的是一种内心坚定到冰冷的信念。就连妻子死去这一沉重悲伤的消息，在他的眼里似乎如落红终将凋零，春水必会东流一般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似乎从来就是一个裁定者，避讳任何的极端。冷静和睿智似乎就是他的皮囊，哪怕他想有一分一秒的时间暴露在鼠疫那充满病菌的空气间，他内在的驱动器都会使他远离这些病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纵使总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也从来没有被病魔侵入过。的确，一个英明的社会是需要向他这样的人，可是我对这个人物总有一种不敢接近的畏惧之情。他似乎更像是一只蜘蛛，细密地编织成自己的网，想要把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连接起来，诊断一个个病人，就像是为网一点点建造材料。不过这是一只奋起反抗的蜘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救助病人。可是他却也像蜘蛛一样，总是在自己的网的中心打转。所有的医生们，从来没有研究出一种可以有效防治疾病的血清或疫苗。而总是自欺欺人地把偶尔转好的偶然性当成必然性。的确，在书的结尾，他们最后发明的那种血清似乎起到了起死回生的效果，可是连里厄医生自己也提到的那样，这更像是鼠疫自己退却，是它自己厌倦了给人类制造的这些生命的交响曲，抑或是让人类先暂时喘息一下，等待这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再一次妖娆地展现自己的风姿。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医生们面对病人的无奈和对美丽幻想的一种无法自拔的期待。在一种病态的社会中，寄生出的绝大部分医生大概也就像是蛔虫一样，寄生在病体的温床上，一旦寄主崩塌，他们也会迎来生命的终点。里厄医生毕竟是人，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了庞大的海啸。庆幸的是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疾病残酷的无限性。
我倒是满欣赏朗贝尔这一角色，他真正地从鼠疫中学到了一种生命的责任和担当。他抛弃了和女友私奔的念头，更确切的说是把这股念头放在第二位，让位于献身抗战的第一线。有时候危难比成功更能感染人，让人焕发出一种动人的生命的活力。灾难是人性的催化剂，在它面前，你可以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或正或邪，而且有一种使之极端的趋势。就像文中神甫的第二次布道一样。那时候的疫情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上帝在他的心中不再是平衡万物的神祗，而是走向了生存与毁灭的极端。他认为要么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要么就彻底叛离它。信念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上帝在这个时候的人物是其终极目标：拯救人类。可是在面对一次次的不守信用之后，在上帝就连孩童都不放过而使其身受鼠疫折磨之时，又有几个人能再一次把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上帝。那是一种最悲哀的催眠曲，一种在现代的眼光看来自欺欺人的凯歌，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不由地对这些誓死不忘自己信仰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佩。
鼠疫是净化剂，让所有的人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没有阶级地位的差别，每个人都回到了生与死最根本的问题上。无论是炽热的爱情，温暖的亲情，动人的友情，抑或是仇恨，轻蔑，歧视，似乎都溶解在鼠疫那散步整个空间的一个个微小的粒子中。没有经历过这种绝望，不知道在绝望之中我的本能会让我选择什么，但是真的希望，能有哪怕一丁点微弱的生命之火能在我的心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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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我说，跨过去，跨过那个坎就好了，可是怎么跨，跨多大却不知道。生活有时太为难，自己的一个突发的错念头都可能毁了先前的一切。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补充正能量，总害怕自己坚持不了，想要放弃。之前我坚持下来了，很庆幸我坚持下来了，才获得我想要的。 -
2012-02-28 17:35:33 如来龙 重视="总是",，而且最后少个”。。。请作者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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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里厄） -
Vous étudiez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
Merci ! Mais je ne suis pas encore à l'aise avec cette langue donc je vais t'écrire en chinoise~
你有机会去法国留学的吧？？ -
我对有诚意的书都不排斥，毕竟，给你摊开另一个你没机会去窥探的世界，本就该珍惜。所以，我对书籍一般不是太差劲，我都是推荐的。
“过分重视高尚的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人世间的罪恶几乎重视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 -
读这本书，是一个不停让人思考的过程。是文字反映在脑袋中不自主就开始思考的过程。一场鼠疫让人看清了很多本性的东西。一种毁灭性的疾病使所有人产生出的一种惺惺相惜却又彼此自保的矛盾心理。不同的人物形象代表着社会上不同的人群。其中的转变让人会有讶异却很真实。
整本书所描述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城中的氛围很奇特。读的时候就好似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俯视这个事件。每个人的每个动作都很耐人寻味。 -
moi, à SISU(shangwai), en quatrième année, -
鼠疫真的好震撼 -
《鼠疫》里的人物都很可爱，比如格朗，这个老头儿白天上班，晚上从事一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工作”在不明真相的旁人看来非常神秘，因为他每回提起都羞羞答答，且有一种被“责任”驱使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仿佛家里有个婴儿正张开嘴巴等待哺育——其实，不过是“写一本书”罢了，而他每天晚上投入无限虔诚和满腔热情的折腾也是为了写出一个精彩的开头，精彩到什么程度——就是，当编辑拿到书稿刚看完开头就会忍不住站起来对身边的助手说：先生们，脱帽致敬！哈哈，这是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梦想吧，也是格朗想象中成功的一刻，不过那一刻始终没有来临。——世界上最后一位看到好文章就能“脱帽致敬”的编辑好像也去火星了吧？
《鼠疫》的另一个好玩人物数“老气喘病患者”。他很悲观，觉得走下坡路的后半生，日子不可能由自己主宰，所以到了五十岁索性就躺倒在床上不高兴再起来。他讨厌钟表，家里也找不出一块表，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用锅计算，是的，他睁开眼睛就开始数鹰嘴豆，把它们从一只锅中拿出来，又一粒粒放到另一只锅里。“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唉，可爱的“老气喘病患者”对生活多么没有信心啊，毫无欲念和盼望，不过，即便如此颓废，他仍然希望活得“越久越好”。
第三个人物……说说科塔尔。他是个悲剧人物。如果世界上的人只能简单分为光明和灰暗两类，他无疑属于后者。他一定是“以非黑即白作为判断标准”的孩子们嘴里的坏人。鼠疫来临前每天担心警察上门，紧张到上吊，后来鼠疫来了，警察自身难保，他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趁乱做点违法生意，还发了小财，可是，疫情刚平息，警察马上又活跃起来，科塔尔的好日子，甚至生命，终于被无情剥夺了。
记者朗贝尔代表了市民的大多数，是的，灾难来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何况，朗贝尔只是疫城的一个过客，是突袭的鼠疫把他和城外的亲人生生分隔。所以，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出城”更重要更值得“拼一把”呢？这个时候，所谓记者天职，政府的规范戒律，责任道义，统统显得“痴大而虚空”，他只是不小心走失的一个“孩子”啊，想做的就是快点回到家人身边。可是，等他想方设法，通过前面刚刚提及的悲剧人物科塔尔的帮助，可以说历尽艰辛，甚至冒着风险终于寻到一个机会可以摆脱“囚禁”生活的时候，忽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留下来做一名志愿者。
《鼠疫》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肯定是塔鲁。他简直是圣人。整个读小说的过程，我都在想象一双眼睛，里面闪烁着谦虚、纯净和无限的善意，让人忍不住流泪。塔鲁认为，即使在疫病不流行的美好岁月，每个人仍有可能成为“鼠疫”病人，因为稍不留意，他（她）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致人死亡。比如作恶的坏蛋，开枪的警察，宣判他人死刑的法官，甚至普通人……所以，人们啊，你们理应小心翼翼地生活，尽可能做到自律而“不冒犯”，尽可能阻止自己成为那个“祸害者”。所以，人们啊，若要保持内心的安宁，你必须学会同情，学会理解，让自己变得更善良更包容。塔鲁说，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所以，小说中，塔鲁，包括敬业的里厄医生，他们对记者朗贝尔先前的行为没有贬低对其后面的选择也没有加以颂扬，而是始终站在支持的一面，“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人，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理解，都必须给予尊重。所以，在某些方面，里厄医生和塔鲁有共通之处。
劳动模范奖我要颁给里厄医生。他既没有塔鲁的“英雄主义”，也不怀“圣人情结”，但绝对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不困惑，也不叹息，只是坚定地为自己的职业付出全部，他的行为看似崇高，但崇高是庸俗者习惯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对他而言，那不过是组成普通生活的一分子吧。呃，灾难面前，不急不躁，不喜不悲，始终保持冷静态度的唯有里厄医生了。小说最后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以客观的见证人的语气描述一切，正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据说，加缪从不承认属于这个流派。我呢，也觉得《鼠疫》不缺爱意，理解即是爱嘛。 -
这本书看起来极为平淡，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尽量客观地阐述，但其实这样的平淡也是主观的，因为里面有作者很强的意识，只不过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变化，而将自己的意识都隐藏于淡淡叙述中。
在鼠疫中认为“要么信仰，要么不信仰，没有中间状态”的神甫，在拒绝的挣扎中死于鼠疫；祸害与受害者中，拒绝祸害的塔鲁，在鼠疫结束前夕，在挣扎中死去，不知死是否是他内心的柔情和安宁；唯一对鼠疫幸灾乐祸的科塔尔，是一个怪诞的人，在鼠疫结束后也“疯狂”地走向死亡；而那个正直显得十分纯真至情的洛朗在与鼠疫的斗争中获得了自己的新生命，他还在构思自己那篇让人“脱帽致敬”的文章，但也是写给自己美丽的妻子；记者朗贝尔获得了自己的归属；医生，书中的主人公呢，作为正直的人，战胜了鼠疫，失去了妻子，最后又融入恢复中的城市中，在天台上看着这座城市时，内心的柔情让自己处于安宁。
鼠疫中，文字和叙述看起来就像书中这座城市奥兰一样平庸，但是故事的背后和意识总给人很多内心思考。
“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现在将由其他人来创造历史。我也知道，我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这些人。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这样当然不是一个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向我现在这样，我学会了谦虚。我这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这在你看来或许比较简单，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曾经听说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这才是我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讲着一种把人搞糊涂的话。于是，为了走上正道，我决定讲话和行动毫不含糊。因此，我说，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祸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您看，这不能算是奢望吧！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这是塔鲁在书中的一段话，最后他还说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是同情心。这是一种圣人的要求，但塔鲁自己最后的疑惑也正是：“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塔鲁最后的死并没有给出结果哈答案。在中国的话，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让自己认识所谓之圣人。鼠疫就像春秋战国之时，或者说鼠疫和春秋战国战乱之时都是人类中一面，一直存在，因为人性就像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沉睡并不代表不会醒来。瘟神驱赶人类的另一面醒来时，人类会因此葬身，但也会因此熠熠生辉。
很多人将加缪归于“存在主义”，文中有一段话很能体现：“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在这样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几只苍蝇那样，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否认我们经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行为，这种有预谋的疯狂举动，这种对一起原有社会道德置之不顾的囚禁生活；他们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事所有活着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我们中间每天有一部分人的尸体被投入焚尸炉的巨口，最后化成一股浓烟，而另一部分人则每天在无可奈何和惊恐万状的枷锁下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但是我觉得加缪更多是一个在解构“存在主义”的人，在“鼠疫”下存在的“存在主义”。 -
如果说他人即地狱，那自己是不是别人的地狱；如果他人造成的荒谬构建了一个荒谬的世界，那我们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荒谬。鼠疫是一种空气，社会的一个病态，但是我们怎么跳出这个社会去抵抗别人，同时忽略自己的病态？ -
Good . -
回归自己。接受不完美，成全完美。 -
“鼠疫，就是生活，僅此而已”。
當一個小城被突如其來的鼠疫壓迫的時候，所有人的最本質的人性就出來了，其中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有迎難而上的，也有臨陣退縮的。而鼠疫過後，城裡的人口數量和人的精神都無疑經受了一場酣暢淋漓的洗禮。
讀罷此書，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男主人公醫生里厄而是那個鼠疫之前就知道自己是鼠疫患者鼠疫之中竭力幫助醫生而最後卻患鼠疫而死在醫生家裡的塔魯，他跟醫生交心的時候說的那段話可以看作是此書最偉大和最精髓的所在“我試圖理解所有的人，試圖不成為任何人的死敵，從而找回我的安寧，現在我只知道必須做該做的事，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再成為鼠疫患者，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找回安寧，或者在找不到安寧時，平靜地死去”，“我深知我對這個世界本身已沒有價值，從我放棄殺人那一刻起，我已經自我宣判永遠被流放”，強烈的負罪感使他會永遠的站在受害人一邊。從而接近聖人。
這是我第一次讀加繆的書，給我的感覺是他的書裡面探討人性和社會的內容比較多，也就是說他對這兩者或者說這兩者之間關係有一定的思考。整本書讀完覺得作者借鼠疫之名對人類現代社會的一種全面的反思，書裡面出現的人物不多，有分量的也就四五個人：醫生里厄，記者朗貝爾，公務員格朗，塔魯，還有一個叫做柯塔爾的人。這幾個人身上都有自己很鮮明的特徵，身上都有著不一而論的缺陷。
鼠疫是如何產生的，書裡面一直沒有闡明。至於鼠疫的消散，也是莫名其妙。只是鼠疫之前和鼠疫之後人們的生活看似也並無多大的區別。戰勝“鼠疫”之後人們會張燈結彩，歡呼雀躍。但是“鼠疫”並沒有走遠，人類也只是鼠目寸光的動物而已。書中主人公們種種看似堅強實則盲目的個性其實對鼠疫的本身沒有絲毫的影響，也就是說人的所作所為是無用的。
我們都是鼠疫患者，因為人性就是病毒本身。 -
我们这一代人（我无法确定其他年代人是否也如此）在年轻的时候被灌输了太多的凛然正义。这种正义画面感极强，一般辅以悲壮的音乐和惨烈的画面，定会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就最后的升华。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背后也可能会埋藏着仇恨的种子。殉道者以自身的性命来启发别人他坚持的正义和真理，可是却很可能因曲高和寡而使人望而生畏。生活并不是时常如此的，这里没有硝烟和刺刀，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可是一开始我们是单纯的，我们愿意相信这一切。英雄在屏幕前轰然倒塌，伟人在书籍里溘然长逝，撒旦一次次地狞笑，而最后总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我想，多美好啊，废墟之上又盛开了鲜花。可随着长大，我们意识到年少时的正义感开始遭遇现实世界无情的挫败。当政客纷纷爬上道德的制高点振臂高呼时，我们终于呕吐不止；演员在镜头中默默垂泪时我们只当他为博观众的同情故而嗤之以鼻；演讲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我们并为其所动因为他是想要我们口袋里的钱，而最后当慈善家们挥霍着我们捐献的爱心以满足个人私欲时我们终于愤怒了。于是我们开始怀疑正义本身，终于明白正义不过是当初一个别有用心的伏笔。如此，正义便如绣在披风上的文字，飘在空中，却到不了人的心里。
正常生活中，似乎也不要来消费这个概念。一天24小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过也只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小圈子而已。它的组成部分很简单，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一个办公的地方，一个消遣的地方和联系这几个地方的街道。我们谈论一下新闻，品尝一口咖啡，寒暄一下天气，或者奢侈一点读几页书做一次爱，一天就已很完美了。这与绝大多数人无关的生活。我们固然知道死亡灾难带来的巨大哀痛，但似乎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除了人云亦云的关注，礼节性地同情，尽义务地做一些志愿活动，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然后慢慢遗忘。常说我们不是圣人，有时候我想这不过是冷漠的托辞，遗忘的狡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么想的，至少这一次我想坦诚地如实说。除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很少真正在乎和关心别人。
然而，一旦我们这么想了，我们却又是如此地孤独。“存在”这个概念与“主义”结合之后变得非常庞大。在这个概念之后是一长串的人名和著作，丹麦的克尔凯郭尔法国的萨特到现在的加缪，可如我等普通的凡人又怎么会穷尽所有只为一个明白呢？我们只顾自己的生活而对周围的事物冷眼旁观时，这里面含有一种悲哀和庆幸。悲哀是客观的，不与周围的事物发生联系，在避免了痛苦的同时也失去了精彩，正如不去旅行虽然可以避免车祸抢劫但总归还是遗憾了些。庆幸则是一种自我安慰，坐在自家沙发上面对着电视知道外面那些危险的事情时不禁告诉自家待在家里实在是太明智了。当你回避掉存在的事实，这确实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
加缪的高明之处就在他构架的城市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显得惊慌失措——人们没法以一种正常的状态与周围的环境相处，也没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与自己相处。后者才是最致命的。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加缪企图唤起人性中最坚实的那些情感力量，比如正义，比如责任。在道德缺失金钱至上的年代，若无重大的灾难来袭，是不需要这些看似廉价的玩意儿的。然而在这个疾病突然来袭的时候，评判标准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孤独的要义也变得开始模糊。于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是人性的光辉重新占领了高地，是孤独不在以一种矫情的方式被人接受。当死神的镰刀悬挂在城市每一个人头顶的时候，当这个城市被孤立成一个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岛屿时，当人们从原本的状态中走出并激发出某种求生力量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高呼人性的回归。如果说之前的人欲物欲肆虐横流，鲁莽地冲击了现代社会并留下一片废墟时，那么此刻，伴随着大灾大难的无情，这片废墟上又重新盛开了鲜花。
行文至此，本来可以结束了，并且也切合某种主题。可是我却惊恐地发现，这在废墟上盛开的花朵，却依然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到了。这是潘多拉魔盒里的希望，谁拥有了它，谁似乎便拥有了话语权，这是新一轮的循环开始，至于结果如何，我不能妄下断言。所以加缪在书的最后，又慢慢地描述了鼠疫过后的一切。似乎人们都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一切，哦所谓的人们当然是指那些活着的人。他们试图恢复过往的那些生活，仍旧以原先的标准来确定各种关系。而死去的绝大多数，是滋养那朵鲜花的养分，他们以另一种形式被这个世界继续利用着。加缪很努力，但终究敌不过人性中另外的那一部分。可虽然敌不过，仍然还是要如此。存在主义的要义，莫非也是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如此一想，人的一生要抗衡的事情真的很多，欺骗，自我，孤独，安逸种种都以各种形式麻痹着自己的内心，此时此刻，我亦分辨不清。尚且高昂的头颅，且战且寻思。 -
里厄：有着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行动者。
塔鲁：有着深刻悲悯情怀的思想者，憎恶并警惕着人类的所有非道德非人性的愚蠢恶行，始终追求不可寻获的内在“安宁”的人物。
里厄和塔鲁都是对人类怀着无限悲悯与博爱情怀的人，因此愿意在鼠疫中坚持抗争，并且为此献身的人，因此他们能成为彼此理解的患难之友，在平台上交流着自己最隐秘的情感与想法。但他们是迥异于那些怀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他们鄙夷这种高唱人类颂歌以及高捧人类偶像的行为，他们认为过度凸显一些品质习性只会带来罪恶，正如无知的善意甚至比故意的罪恶带来更坏的影响。
神父：一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认为人类的信仰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始终能拯救人类。当客观现实出现了使其思想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告诉世人：要么全信，要么不信。
科塔尔：科塔尔是一个让我深深同情并真正伤感的人物。他孤独，怯懦，一生都在缺乏安全感的极度恐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缺乏爱与关心，心中带着恐惧与怀疑看待身边的一切。他害怕人群但又渴望融入人群，没有价值感与存在感。当鼠疫来临之际，他才感到真正的只在，因为鼠疫是一层保护膜，让他在当中感到安全，鼠疫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的生活模式，鼠疫分散了公共机构的注意力，当身边的事物与环境对于常人是不可预料，变幻莫测之时，他便真正觉得自己安全了，因为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中，他这个原本非正常的人将会不再突兀，这让他更得心应手地从事鼠疫中让其大获毛利的走私活动。因此，当鼠疫结束，城门重开之际，他便显得措手不及，他深深恐惧鼠疫前东避西躲的生活，于是便疯了地射杀人群，成为切实的犯罪者。
患哮喘的老人：把自己的生活隔绝起来，甚至用自己的标准和方法计量时间，生活总是一套简单的模式，存活是其生活的唯一内容，因此时间的计量以自己的进食时间为单位，因而鼠疫对于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毫无影响。这让我想起古老的中国人。
朗贝尔：认为追求爱情，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类不可剥夺且最基本的权利，但在人类危难时仍然放弃了个人幸福帮助里厄医生对抗鼠疫。 -
借鼠疫之名，談的卻是人性裡面更深一層的東西。加繆確實很厲害 -
比起名著異鄉人，雖前者較為出色，但個人更喜歡這部作品，他有一種貼近心靈的親切感。讀到格蘭的瀕死和塔霍的死亡時簡直心皎痛，眼淚不停留。然而我認為塔霍的「瘟疫」得以痊癒，而瘟疫就向他襲來，推向他成為聖徒的道路 -
是巴黎，merci，国际政治方面的。不早了，睡觉喽 -
《鼠疫》不算是太长的长篇，但我却看了好久，原本打算在去北欧旅行的时候看完的，但只看了一个开头，就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这次回国特意把书带着，希望自己能利用这短暂的心平气和的时光，把小说看完。
《鼠疫》到底讲了什么，一篇讲城市受到鼠疫灾害的故事，为什么能让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和萨特并肩的存在主义大师？
小说本身没有跌但起伏的剧情，它的成功在于它的象征性。鼠疫象征了什么，我觉得有三个层次：
一是象征当时的法西斯，这是最符合时代背景，也是被加缪肯定的一种象征，加缪自己就曾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他用鼠疫来暗指法西斯在欧洲肆虐，而鼓励人民奋起反抗，这也是加缪的小说的一个特点：人道主义和历史情怀。加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剥离了现实，驰骋于自己精神世界的哲学家，他有自己的良心和道义，并且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中，从《局外人》到《鼠疫》，都是如此。
二是象征人类的人性之恶，或者由人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恶。正如加缪借小说中的人物塔鲁之口说出来的：“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呼气”，把灾祸传染给别人。只有那些精神高度集中的人，才会不让自己把心中的“鼠疫”释放出来。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情况似乎只是“当一个无辜的凶手”。应当说这是这部小说最重要也是最清晰的主旨，就是指明我们人类自身的过失，并且要同他斗争。
光是前面两个层次的象征就已经足够让加缪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但加缪的魅力还在于他的散文和小说就像是灵与肉的结合，他写的散文《西西弗神话》和《鼠疫》正好成为了这样一种组合，把那些晦涩的哲学命题，借由小说和小说中的人物进行鲜活的阐发。而这第三层的象征，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性。
而小说所象征的正是这种“人的呼声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冲突”。面对人为什么会存在，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哲学的终极命题，加缪给出了三种选择：一是生理上的自杀，即承认人之存在的荒诞性，正如加缪在《局外人》中说的“我们毫无疑问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既然被判了死刑，那就只能通过自信消灭来摆脱这种荒诞性和人生的无意义，这是在对荒诞本质的逃避和投降。二是所谓“哲学自杀”，即把自己的所有人生意义去寄托在一个虚妄的神上，或者一个死后的不存在的天堂，这是一种麻痹自我，窒息自己的理性的有神论，和宗教的世界观，它通过一个虚幻的上帝来回避世界的荒诞性问题，而依靠不断的灌输和麻醉来使自己放弃自我判断和解读，这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荒诞感所带来的存在危机。三就是加缪所提倡的所谓反抗，即承认世界和人之存在的荒诞性，但却必须坚持斗争。他把这种抗争比喻成西西弗神话中的那个惹怒众神的国王，众神令他推石上山，然后巨石滚落，如此反复，永无止境。而人生就像是这样的一种惩罚，周而复始，毫无意义，但却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承认并且接受世界荒诞的安排，但却用一种几乎朴实的思想来应对这样的荒诞，我们要抗争，即使不会有胜利的那一天，但抗争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鼠疫》的第三个境界，也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
加缪借由《鼠疫》中的那位神甫来象征宗教的局限性。神甫在鼠疫期间的两次布道，第一次是希望人们接受上帝的安排，听从上帝的旨意，鼠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上帝要惩罚，我们只有接受，第二次则是说基督徒应该从灾难中学到教益，人应当乐意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愿望。很显然，这两次布道都徒劳无功，最后神甫也终于放下圣经，投入到抵抗鼠疫的防疫队中去。加缪借由神甫这个人物，展现了宗教的某种局限性和非理性，宗教在灾难面前失去了他原有的活力，而变得苍白，人们更愿意相信迷信，而不是宗教，宗教使人麻痹自己的意志力和抵抗的愿望，而全盘接受上帝的安排，在有些时候，这比灾祸本身更可怕。
而对于这第三种人生态度的阐发，则是借由小说主人公里厄和塔鲁来完成的。里厄代表了某种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良心和本能，就是对待鼠疫，我们需要抗争，正是这种朴实的想法一直是他坚持了下去。应该说里厄是整部小说中，最简单直白，也最给人深刻印象的人，他没有那么多台词，甚至没有一次自我独白的戏码，所有的话语都融入到了行动中去，加缪通过这个人物，似乎要告诉我们，面对荒诞，我们不需要去争辩，讨论，唯有接受和接手之后绝不妥协的抗争。
小说中还有其他人物，我认为每个人物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或者说一种人生态度，比如朗贝尔，他其实象征着我们被抛于世的人生状态：他一个外城人来这里做考察，原本只是呆几天，没想到因为鼠疫而被困于此，他起初想逃脱，但却最终选择留下，和里厄塔鲁并肩战斗。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多大程度上需要负担责任，还是只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加缪通过这个人物给了我们深思：既然我们被抛弃流放在这个世界，那注定我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连。再比如柯塔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由于在和平时期犯过罪而要被起诉，险些自杀，但因为恰巧碰上鼠疫灾祸而不用在为自己过去的罪责受惩罚，鼠疫成为了他的避风港，他乐于见到鼠疫横行，但最终还是因为鼠疫平息而精神崩溃，选择报复社会。在鼠疫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抗争，就有人选择利用鼠疫大发横财，加缪在这里隐射纳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帮凶，他们利用鼠疫来中饱私囊，双手沾满鲜血。他们对鼠疫本身的灾祸不闻不问，只关注这背后的利益，他们在道德上既不信神，也不具有自我约束力，完全放任自己的利欲熏心。小说中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人物。格朗，他是最卑微的小职员，没有里厄这样的地位和重要性，深爱着自己的妻子，醉心于写作，但实在水平有限。可以说，格朗代表着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默默无闻，没有什么超凡的才干，但是有一个深爱的妻子，平平凡凡，但却又那么不可或缺。小说最后，格朗终于把他想了很久如何用词的那句话想好了：把所有形容词都去掉。加缪似乎是想说：平凡即真。事情应该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太多的修饰和推敲，反而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而艰涩。
面对鼠疫，我们不应该去掩盖，去逃避，而应该奋不顾身的去抗争，即使结果未料，但我们没有选择。“荒诞是在人类的需求和客观世界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而面对这荒诞的世界，这异己的世界，肉体的放弃，精神的放弃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反抗，正如加缪在《反抗者》中所阐释的，我反抗故我存在。我们被流放在这个世界，我们无法获得解救，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面对这个冷漠的，非理性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反抗。
我一直觉得，宗教是脆弱的，有时候甚至是伪善的，它的实质是让人停止进行理性的判断，我参加过基督教的团契，所以对此有所体会，这有点像催眠，有些人容易，有些人却不太容易被催眠，我属于后者，面对精神上的麻痹，我总是很警惕，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通过自己的理性而非精神的放逐而真切感受到耶稣的存在。我不是一个具有宗教体验的人，我觉得那些具备这种能力的信徒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真切体会到了耶稣对他们的爱，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然，不可否认，宗教中有不少深刻的哲学洞见，已经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但面对存在意义的本质问题，宗教无法回答，拒绝回答，这让我不免失望。或许我们只能终其一生做一个推石上山之人，找不到答案，但却乐此不疲，永不停歇。 -
卡繆這故事不僅寫的是他的當代，同時也是歷史，並且還是預言。 -
很赞！我也曾想过，只是没有机会。。巴黎吗？BON VOYAGE!
再多嘴一下。。你是去学什么专业？ -
两种不同程度的遗忘在人类发展的漫长河流中一直不断出现，人们把这两种遗忘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一便是用新事物将伤口掩盖，甚至掩埋，他们并不是忘记，而是希望寻找更大的欢乐，痛苦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但痛苦不可避免，只好将其束之高阁；而另外一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忘，他们对痛苦的根源了解的太过于透彻，以至于痛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荷，而这种艰巨的任务不可能被一群人完成，只好在时间的流淌下慢慢消融，淡忘得彻底，才能不再引起伤痛，但礼花在空中绽放的时刻，便是我们忘记以前所有痛苦，投入新时间怀抱的时刻。从这一刻开始，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我们都无从分辨，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的一生对于漫长的淡忘过程来说只不过是短暂而渺小的一霎，长长的思念和违背良心道德的忘记对一些人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他们把这种毫无心肝的策略当成心安理得的良药，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不值得任何吹嘘，人类的卑鄙在这里显露无疑，但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逃脱，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或者方式上的不同，当一个城市组成共同淡忘的群体时，灾难便发生。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淡忘，比失去信仰，或者在疾病灾难中接二连三倒下，哪一种来得彻底。因为如果在其间寻找所谓的意义是毫无作用的，我们不能在一堆废物里寻找包含真理的价值，如果那一堆废物是我们的遗弃，但，当一切依然失去作用的时候，人类又靠什么来重整旗鼓继续跋涉前行，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所以，如果一场瘟疫能够让我们没心没肺的死掉，更或一场灾难能让我们勉强维持不必要的挣扎，到底哪一个才算是人类的灾难？如果人类还能够存在并且继续前行的话。 -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avez-vous étudié le français？ -
précisément non... on se tutoie, ok? je cois qu'on est du même âge. ça semble bizarre, le vouvoiement... tu es étudiant(e)? -
用三天时间读完了《鼠疫》，书的前半部并没带来很多的触动，直到塔鲁的自述开始，从他的故事中，自己才渐渐明白“鼠疫”超出疾病的意象。可以说加缪在这样一部不算长的小说中精湛巧妙，饱含深意地融入了自己的历史反思与人生哲学，比如，对灾难命运的抗争，对荒诞绝望的反击，对尊严正义的坚守，甚至你可以把他所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引申，诠释这样一部诺奖份量的作品。
自己完全认同如上的评述，的确，这就是《鼠疫》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可内心深处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反抗色彩，展现人性伟大的故事始终有一种莫大的同情，这样的感情从何而来呢，也许，是因为自己始终认为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无关乎历史，社会，只属于个人。它是奋斗抗争的里厄医生，是追求爱情的朗贝尔记者，更是在胜利前夕倒下的塔鲁，那个不断挣扎寻求安宁的“圣人”。年少时与父亲的决裂，进入社会后为心中真理奋斗，他无时无刻不在致力于唤醒那些患上“鼠疫”的世人，却最终发现其实自己也是一位患者，也是这样沾满鲜血的社会的同谋。在陷落疫区的时间，他用自己的力量，善良勇敢与朋友们一同奋斗，直到倒在了最后时刻。
这些何尝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呢，只不过也许不会有那样的曲折传奇罢了。曾经用最纯粹的心灵看着世界，理想主义的济世情怀回荡在心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却让本就不够坚强的内心千疮百孔，不断提醒着向前看向前进，可天生的敏感怀疑着一切。这样处理事情可以不，我该继续坚持吗，错过后会不会后悔……太多太多的问题想不清楚，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
而更加悲哀的是，当你用尽全部力气不断远离着那些反感的厌恶的后，有一天，你恍然发现，自己其实不过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过是再平凡不过的人类一份子，惟多了一点悲天悯人，又怎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你也是鼠疫的患者，只是一个不自知的患者。
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总要伪装成那么坚强那么坚定那么无所畏惧呢，其实明明不堪一击，到头来得到的只是无尽的失落。自己该面对的本就应该是一个不完美，有私心，会犯错，有血有肉，平凡的一个人。其实，回归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开始。
我早该明白了。
奥兰城鼠疫肆虐依旧的一个夜晚，塔鲁在天台的暮色下讲着自己的故事，一字一句， “我早已患上鼠疫了”。身后十一月的星空比以往静寂许多，在远处，是海天一色、波光隐约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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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名言是哪句？？ -
看完《鼠疫》，诧异上一回竟会只读了一半儿就弃书而去。这一回越读越起兴，故事的发展不断掀起思绪的波澜，读后实有酣畅淋漓之感。加缪在书中论及大大小小的命题，包含的哲思范围甚广。
故事由一个隐藏的“笔者”讲述。加缪在起始即挑明该笔者为事件的亲历者。笔者以冷静客观的方式，描绘了因困于鼠疫而与世隔绝的集体悲欢。慎重的笔调，不乏情真意切。笔者贯穿全书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或许亦是暗示加缪在书中反复言及的困境：流放感。
人类在困境中对上帝的态度
集体灾难与个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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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论文，现在看看还是脱不开高中议论文的腔调，准备好接受群嘲。
另，所有表格、图表，自行脑补吧。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鼠疫》
纪念阿尔贝·加缪
引言：以显微镜来观测宇宙
本文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本文所要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而所要研究的对象则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巨擘，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使存在主义日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结构主义以它理性主义的旗帜和科学主义的口号，吸引了对人本思想厌倦而失去信心的人们。福柯曾颇为生动地描述过结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状况：“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 可以说，正是结构主义终结了存在主义，而驱使前者来研究与之不容的后者，这种尝试可说是大胆的；
从方法上来说，在《加缪全集》的序中，柳鸣九先生写道：“面对着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关照与审视？正如观察天象与星体时显微镜无用武之地一样，我们面对着加缪时，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事学、符号学、文体学、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而本文所做的正是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加缪的《鼠疫》，国内学界泰斗早已在前方写下“此路不通”，笔者依然“偏往虎山行”，本文的尝试因而是又大胆的；
从笔者自身来说，笔者学养尚浅，更是初次结识结构主义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对文本进行大量、繁杂的分析，并要求自己尽力运用初学的方法，这同样也是大胆的。担心因此并不多余，事实证明，在探究之初和整个过程中，笔者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探究结束之时，也不能确信此次努力是否真正得到了某些成果。困难重重，前路未知——虽如此，且让笔者做一次“不思未来”的尝试罢。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要明确笔者对结构主义方法的理解和认为本文使用方法是结构主义方法的理由。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是1950年代以后在人文科学的某些领域——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等学科中流行的一种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新倾向。它主张从事物的整体上、从构成事物整体的诸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把握事物。结构主义思潮发轫于索绪尔，而文学批评方向上的结构主义则援引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一些论点，途径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在短短不到20年时间里，经历了开端、鼎盛与衰落阶段，最终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所代替。
具体到文学批评上，结构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也受到许多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质疑，如缺乏人文自然因素的分析等。迄今人们普遍地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待，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模式特征的揭示确有其独到和深刻的地方，至少在方法论上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有一定的启发性。
结构主义认为，文艺研究和批评的任务是对文艺作品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引进了语言学概念和方法。例如：使用语言学方法中的“语句句法模型”来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把作品内部的各种构成关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对应于语句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运用语言模型，建构起由文学作品的规范和规则组合成的深层系统；根据话语手段的组合变化，提出叙事的多种类型等等。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试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因此，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内在秩序和结构模式进行研究。不论运用怎样的具体的方法，假如在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了二元对立等思想，从繁杂的文本表面来对潜在整个文本之下的叙事模式、深层结构进行探究，便是广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因此，可以认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
一、关于小说文本词汇的统计学分析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之前，笔者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即由于法语对于笔者来说实在是神秘未知的文字，而可靠的基于小说原文的此类分析数据也很难寻得，短期内也不可能对国内种种译本进行细致比较并选择最为忠实的一种进行分析，并且本节推论的形成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计算机，为了使研究能够进行下去，笔者不得不出此下策，使用从网络上下载的最常见的一种中文译本，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自然会使本文最初的结论也受到极大的质疑，但笔者相信，在这个总计十五万余汉字的“数据库”中，在最初的无视语义联系的词汇统计中，翻译上的误差是有理由被忽略的——读者会发现，这种误差无害于我们的推论。下面，笔者将努力展示统计学的魅力。
首先，笔者对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粗略的统计。[ 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在统计各类事物出现次数的时候并没有将“他”、“她”、“它”等代词囊括进去，也没有代入语境具体分析，而是忽略一切，直接进行名词的切割统计。但笔者依然认为此种统计是相当可靠的，这也是数量给予笔者的自信。我们真正需要的绝非确定无疑的数据，而是各组数据之间的比较。在下文中，这一点笔者将不再进行解释。同时，读者也将看到笔者是如何通过关联词汇来尽力减少误差的。] 以下是出现频数超过100的人物统计表：
（表1）
初步的统计让我们看到，在小说众多的人物当中，里厄与塔鲁无疑是很重要的角色，这也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是一致的。而朗贝尔、科塔尔、格朗、帕纳卢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出现的频数足以证明对于小说的情节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说中除了人物之外的其他重要名词的统计：
（表2）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占有绝对的主导位置，仅从字面上看，在重要的名词中，属于正常自然与非正常自然（灾难）的名词出现频数（648、603）几乎一致，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立平衡；而属于非自然的名词（573）与上述二者出现的频数也几乎一致，这也是一种对立平衡；在与表格1的对比中我们又发现，属于生命（人物）与非生命（其他名词）的名词出现频数（1950、1941）又一次几乎一致，这又是一种对立平衡。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重要形容词的统计：
（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小说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几类词，都在表现着一种负面的情绪：荒谬、孤立、绝望、困难、厌烦、痛苦……同时，在低迷的背景之下，也伴随着短暂的情绪高扬：我们看到，表达正面情绪的词语也并不算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冷”与“热”的对立中，我们发现“热”并没有处于下风。
接着，我们来考察小说中重要行为动词（或是行为概念）的统计：
（表4）
表4告知读者的最重要信息是：整本小说弥漫着加缪对生存与死亡的关注。“爱”被提及的频数也较高，这也是加缪所关注的。另外，抽象的行为概念要多于具体的行为动词，这也表明了小说的思辨性。
小说的“时间”也有着值得注意之处。如下表所示：
（表5）
在表5中，“夏”与“晚”出现的频数都远远高于其他同类词汇。这也透露了小说情节事件所发生的主要场景。夏天是鼠疫最肆无忌惮的时节，而夜晚则是人最脆弱又最敏感的时候。毫无疑问，这都被敏锐的加缪紧紧把握住了。
最后，对标点符号的统计也能看出一些问题：
（表6）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前引号出现的频数占句号出现频数的约1/4，而事实上，引号中的句子往往多于一句，因此可以认为小说的对话占有重要位置，加缪的思考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得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的频数。约每20句中就有一句问句，这更说明了小说内容上的思辨特点，处处都有加缪对各种问题的拷问。
最初的工作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表面上，从这些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它们的作用似乎仅至证实了我们阅读文本时模糊的感觉。然而这只是结构主义探索的准备工作，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些简单的结论将怎样飞扬起来。
二、小说的浅层与深层结构分析：反抗与人道
在小说的开始，或者说在瘟疫大面积爆发的前期，叙述者按照客观时间的顺序，真实地记录了事态的发展过程：“四月十六号早晨”……“五月二号”，这蕴含了一种人类的理性和自由；但自五月二日起，不管是小说人物，还是叙述者自己，似乎完全被卷入了瘟疫之中无暇它顾，忘了客观时间，而只本能地以瘟疫的势态为参照记录时间的流失：“第二天”……“发生后的一个月”；直到瘟疫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叙述者似乎才陡然醒悟，时间“已是八月底了”。从这种叙事方式中我们看到，小说将全部情节限定在一个时间段内，而在这段时间中，“鼠疫”对正常生活的入侵使理性人类制定的纪年法失效了，时间被强硬地从人类手中夺去，屈服于灾难脚下。一切发生与结束得都太突然，中间的等待又是极度漫长的，于是鼠疫中的奥兰城像是从时间中脱离出来，情节的历时性效果被驱逐，而共时性则被悬置在舞台幕布正中，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希望的：结构主义将在此大显身手。
小说以冷峻而饱含深情的语言叙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在这个失去时间维度的世界里，情节的推进更像是在绘制一幅众生相，正如无数的绘画和雕像以它们永恒的静止来讲述史诗与神话。命运、灾难、英雄等等神话原型在小说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再现，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鼠疫》都拥有神话的某些特征。这绝不是偶然——加缪一生的思考，从《西西弗神话》中对西西弗的原型追溯，再到《反抗者》中对普罗米修斯神话和涅墨西斯神话的征引，都是为了最终将其哲学推向“地中海思想”，那是他欲求的最终源头：希腊文明。在“思想的正午”，真正的光明从那里诞生，理性与非理性、哲学与神话都在同一天空飞舞，人的反抗不再背叛原本的善良愿望，自由将成为可能。
既然《鼠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神话的原型特点，我们便不妨尝试着重走列维-斯特劳斯之路。
列维-斯特劳斯虽然以结构人类学家的面孔出现，但是他开创的神话“深层结构”解读方法对纯文学文本批评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对20世纪的文本批评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故此，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神话批评实践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在“结构：形式：：深层意义：表层语法”[ 符号“：”表示“与”，“：：”表示“等于”。] 、“二项对立”及其转换逻辑等方法上。我们将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尝试。
首先，我们来分析它的表层叙事话语。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整体上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其随处可见的精辟哲思总让人试图一睹文本背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真容。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字里行间的隐秘透露，真正的读者并不用等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便能读出那个“上帝”便是里厄。[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加缪写道：“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看到，里厄事实上扮演了“窥视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构成叙事的一个“情节代码”，故事是通过里厄的眼睛投射给读者的，里厄正是一切苦难和矛盾的第一承受者，加之更多的非对话形式的议论都可以看做是里厄的思想过程，他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远远超出小说的其他人物。
可以说，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里厄而写的。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说里厄便是小说的主角呢？另外，从表层话语来看，笼罩着小说的是“死亡”的阴影与“反抗”的希望。人们在鼠疫中不断死去，而剩下的人们不断反抗，于是故事的主题便是“人类与鼠疫的搏斗”吗？
这正是通常人们对此小说的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结构主义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绝不是一部《伊利亚特》式小说，而更像是一本《神谱》。并且，小说的主题也比想象中更复杂些。想要厘清小说的主旨，判明人与鼠疫在小说中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的深层结构分析。
由本文第一部分对表1与表2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生命与非生命构成了第一组最基本的对立关系。在这组基本对立的平衡过程中，我们可以抽离出三组稍具体的对立：
人与灾难的对立。“灾难”在这里就是人最大的反对者：鼠疫。这组对立是包含于最初的基本对立关系中的，也即“人与非人”的对立；
反抗与逃避的对立。小说中不同的角色对于鼠疫所采取的做法也不同，他们分别代表着反抗的态度与逃避的态度；
清醒与非清醒的对立。这一对立包含了官方与非官方的对立、反抗的人与阻碍反抗的人的对立等等。城市、政府等是按照人的意志被理性建立起来的，本该为人的幸福出力，然而在小说中无论是省政府还是卫生委员会，却不断推延人的反抗，纵容鼠疫，这与真正追求幸福的非官方的个体形成对立。不断反抗鼠疫的人比起不反抗或阻碍反抗的人对于灾难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也更明白什么才是该做的。
在这三组对立背后，又可推出更深层的对立。无论是灾难、逃避还是非清醒者，都拥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对“人”的否定。他们造成人失去其生命，或对死亡无动于衷，是人的反对者。于是这组对立转换到了“肯定人与否定人”的对立上。而继续往深处发掘，这正是“人道与非人道”的表现。在这里，复杂的关系可以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浅层/深层”结构转换公式进行表达：
{人/灾难：：清醒/非清醒：：反抗/逃避}：：{肯定人/否定人：：人道/非人道}（符号“/”表示“对立”，“：：”表示“转换等于”）
我们看到，前项大括号内的三组“二元对立”可看作是小说的“表层话语对立结构”；后项大括号内的两组“二元对立”则是由前项推得的“深层对立结构”。浅层是文本话语中很容易读出的，深层则是需要借助抽象推理才能得到的。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坚持人道而肯定人才是文本潜藏的深层意义，而非简单的“人与鼠疫的搏斗”，或“团结和坚持战胜了困难”。
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我们已经准确把握了《鼠疫》的主旨。可是我们也发现了不足之处：复杂的小说被简化成了一句话，并且在这其中并没有具体的“人”的存在。为了探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并寻找其他有价值的信息，笔者决定求诸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
三、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分析：关注“敌手”的移位
格雷马斯的成就主要是在符号学和结构语义学方面，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进行结构主义语义探讨及文本例证分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供人们实际操作的文本形式化叙事分析理论。他从探讨“意义的结构”入手，过渡到所谓的“行动元”类型研究，又结合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理论，建立起了一种更加抽象的“行动元模型”，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概括力更强、更加形式化的“符号学矩阵”。将其“行动元模型”与“符号学矩阵”结合起来，是本节想要探索《鼠疫》的方法。
上文已经论述过，在《鼠疫》中，最基本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在这里，由于各个人物都直接联系于里厄，我们不妨因此（而不是因为里厄是“主角”）将“人”具体到里厄，将“非人”具体到鼠疫，进行格雷马斯式的分析。
在《鼠疫》中，鼠疫是“非人”的，它让所有人面临“非人”（死亡）的威胁，而“反抗”（积极进行医疗、防疫工作）则是里厄选择的保持作为“人”的必由之路。在小说的开始阶段，塔鲁、格朗都在尽力协助里厄进行救护工作，是以“助手”的身份出现的；而朗贝尔、帕纳卢、科塔尔以及政府人员都没有协助，甚至拒绝，因此他们在此阶段是以“敌手”的身份出现的。通过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套用和改动，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结构图：
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符号矩阵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敌手”这一行动元在情节的发展中逐渐缺席了，在矛盾的历时性进程中，从前的“敌手”移位成为了“助手”，正像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使海德格尔、胡塞尔和克尔凯郭尔神奇统一起来，最终走向同一道路。而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朗贝尔认识到“如果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帕纳卢目睹了无辜孩童死亡的全过程，陷入深深的怀疑；政府则被动地对不断入侵的鼠疫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随着情节的发展，如奥东、卡斯特尔等人，都纷纷加入了里厄的阵营，科塔尔的反对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他更多的在利用鼠疫，而非帮助。
综合共时与历时的关系，将这些重要的行动元、叙事代码组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文本深层叙事结构。然而，分析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已然明白《鼠疫》叙事的一个关键在于敌手的移位，那么加缪通过这种移位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笔者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效交流的模式。
我们发现，造成敌手移位变成助手的动力，正是里厄。无论是朗贝尔、帕纳卢还是政府人员（卫生委员会），他们与里厄的交谈对他们后来的转变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笔者看来，加缪通过里厄的对话艺术所意图向读者展示的，是他对别人持有的理解与爱。理解要求谦卑（承认自己的局限性），而爱则要求肯定他者的个人幸福。例如，朗贝尔在与里厄的交谈中问道：“您为什么不阻止我走？”，里厄却“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孰好孰坏”。他认为朗贝尔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有理由的，在价值选择上，他无法决定何者更好，而出于对妻子的爱显然是合理的。里厄对朗贝尔表示理解，并愿意为促成别人的幸福出力。这种心平气和而理性的平等交流是促成朗贝尔最终抉择的基础。无辜的孩童病逝之后，里厄曾经盛怒，而又立刻平静下来。他拒绝了帕纳卢的上帝和“拯救人类”的信念，认为应当远离空泛的理念，实际一些，首先关注“健康”。而当帕纳卢神甫一直纠结于思辨与说服之时，里厄说：“我所憎恨的是死亡，是疾病，这一点您很清楚。无论您愿意与否，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为了忍受死亡和疾病，并且战胜它们”、“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他适度的交谈行为让帕纳卢神甫不得不审视自己：要具体的人还是要“人类”？要鲜活的生命还是要“上帝”？而当神甫罹患疫病时，里厄“温和地说：‘我留在您身边’。”
这种对他人的爱是里厄反抗的真正源泉，而理解与谦卑则为他的反抗划定了边界。他并没有要求别人的想法和做法与他保持一致，同时不背弃自己的原则和出发点。
笔者认为，这正是加缪试图为世人揭示的处世方法：交流。在他看来，抱有怎样的信仰并不重要，但至少不能以自己的理由妨害他人。这种类似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在他这里被赋予了浓浓的爱与温情。
然而至此，我们仍然没能回答前一节的疑问：里厄是通常意义上的“主角”吗？换而言之，加缪写《鼠疫》，是为了颂扬里厄的形象吗？
四、结构主义对小说的继续探索：人该如何生活
为了解答前文的疑问，我们必须将小说的情节继续抽象出来。小说结构复杂，千头万绪；但既然前文已经说过，这是一部“《神谱》式”的小说，笔者因此选择将情节依照人物进行梳理。
最先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结束时重要人物的生死。活着的是里厄、朗贝尔、格朗，死去的是塔鲁、帕纳卢，而科塔尔则被捕，生死未知。人物的生死代表着加缪对最终问题的回答，也即他在《西西弗神话》与《反抗者》中分别试图解答的问题：人要活着吗？人该如何活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则可以对人物进行各项对比了。首先，各位人物最明显的不同便是面对鼠疫时态度的不同。里厄、塔鲁、格朗都是积极的，而朗贝尔、帕纳卢则是开始时消极，后来变得积极，只有科塔尔是完全消极的。对比他们的最终归宿，显然，面对灾难是否反抗，这一态度问题并不是关键，它只能解释科塔尔的被捕，却不能解释塔鲁和帕纳卢的死亡。
不仅如此，小说还有几个着墨不多但其实十分值得研究的人物：数鹰嘴豆的老头和里厄老太太，他们在鼠疫结束后都平安活了下来。他们对于鼠疫的态度很平淡，而加缪对他们的态度似乎也是肯定的。那么剩下的人物之间还有怎样深层的区别呢？笔者将对他们的行为与思想特征进行对比：
（表7）
请允许笔者对此表进行适当的解读。当对面对鼠疫的态度问题探讨结束后，我们自然转向探讨反抗之人反抗的原因。无疑，表面上看，他们都是爱“人”的，但在剩余的五个人中，对“人”的爱并不相同。里厄、塔鲁、朗贝尔、格朗的爱都是从“人”出发的，只有帕纳卢神甫的爱是从“上帝”出发的。这一点让加缪无法认可。帕纳卢神甫的死代表着加缪对有非人道根源的思想的拒绝。
那么，塔鲁为何而死？他从一开始似乎就与里厄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始至终都在并肩作战，他不相信上帝，憎恨死亡，对人类始终怀有深沉的“爱”，为此舍生忘死。这样一位带有浓烈英雄主义气息的人物，为何最终还是为作者所摈弃？
笔者相信，这个问题的原因正是小说最深刻之处。在一次对话中，朗贝尔问塔鲁：
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
在朗贝尔看来，“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而塔鲁的回答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因为这正是塔鲁所追求和从事的。朗贝尔继续说：“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可是人“从他背离爱情的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在后文中，里厄对朗贝尔表示了赞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我们看到，塔鲁从始至终是个没有感情流露的人。他与里厄不同，后者也曾对着前者激动，也曾对着帕纳卢神甫盛怒。我们能看到塔鲁的唯一的感情，是在他十七岁时看到父亲判决他人死刑时的愤怒。从此之后，对于鲜活、具体的个体之爱走上了抽象之路。他的笔记记录之详细、客观，证明他对人的关注已然成为对物的观察，到了此时，塔鲁对人的爱，已经变为对“人类”的“爱”了，其反抗之路已然背叛了初衷。塔鲁甚至还舍弃了对自身的爱，这正是朗贝尔与里厄所不能接受的。塔鲁必须死去，这种为着一种堂而皇之的理念而行动的思想，在加缪看来是最需要警惕的。加缪这样澄清他对待英雄主义的态度：“问题不在于这个道理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问题在于二加二是否等于四。”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安排上，塔鲁的死是悲壮的，这也暗示了英雄主义应当得到他应得的崇敬，这是加缪最后要舍弃之物，是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生还的人们则代表了加缪的肯定。格朗应当是加缪最推崇的人物：他对生活保持高度的热情，不愤世嫉俗，而是勇敢快活地活着，活得善良而真诚。提到从前的妻子，他依旧会感到沮丧，但同时也证明着他对她深挚的爱。他能够直面现实：“发生了鼠疫，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 更为可贵的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对鼠疫的长久艰苦的反抗中，他并没有忘却自己，并没有让他的反抗失去根基，他仍然保持着自己小小的喜好，在稿纸上来回涂改着，回忆着他“最亲爱的让娜”，一遍一遍地写下“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
至于朗贝尔，稍加探究我们便明白，他对待反抗最初的消极态度完全是因为他不信任里厄，认为他的工作是一种没有真实感情的英雄主义。而当平和理性的交谈之后，他明白了，他的爱只有超越自我的范围，同时也不背叛自己之时，才真正值得称赞，他才不至于羞愧。改变后的朗贝尔与格朗相似，他们对生活具有强烈的热情，首先爱自己，同时对他人的幸福抱有关怀，对于恶的反抗毫不含糊。
剩下的小小疑问体现在里厄身上。从表7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反抗的过程中，里厄与塔鲁一样，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开始时，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对妻子的爱；而当鼠疫横行起来，我们很少得知他妻子的消息。直到鼠疫结束，里厄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去。里厄在此过程中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幸福，而只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最终活了下来，并没有像塔鲁一样死去，这应是加缪对英雄主义的最后一丝怀念：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应该是一种英雄主义，但与塔鲁不同的是，他仅是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在奋斗结束后，他有能力重拾起往昔的生活。塔鲁一直追寻的“安宁”则是难以寻觅的，这使他至死也无法回归温情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里厄也回不去了。深爱的妻子已经死去，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他只赢得了认识与记忆。加缪在最后也指出：“这些人像里厄本人一样犯了轻率的毛病，总想依靠时间解决问题，结果离别竟成了永别。”
在我们讨论的最后，笔者愿意着力关注那个常被忽略的数鹰嘴豆的老人。在整座城市惊心动魄的灾难与反抗过程中，他似乎是一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隐士。他对外边的世界不感兴趣，每天来回数着他的鹰嘴豆。他不认可世人眼中的“价值”，唯一重视的便是“活着”，是活得多，而不是活得“好”。塔鲁曾疑惑：“他难道是圣人？”至此，我们已经从他的身上看出了西西弗的影子：在《西西弗神话》第三部分“荒谬的创造”中的最后一个小节，加缪怀着深沉的爱、孤独与悲剧性的激情，写下他对“西西弗神话”的独到解读：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然而加缪以新的眼光看到，西西弗蔑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全身心投身于没有效果的事业之中。西西弗的命运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因此，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而这个数鹰嘴豆的老人无疑就是西西弗。步入中年的加缪在审视自己初年的著作时，认识到西西弗形象的不现实性：要人在生活中放弃“价值”太困难了。可他又不愿舍弃这一形象，因为“荒谬”——最清醒的理性告诉他，这虽然是不可实现的，但同时又是最该成为真实的生活。加缪在这里隐秘地表达了不再年轻的他对西西弗精神的认可仍未改变。
至此，最初的疑问已然得到解答：加缪写作《鼠疫》，绝非是为了颂扬里厄的形象。他在小说中建构了不同形式的生活，他们在不同层次上是各自对立的，同时借里厄的眼睛厘清了诸多事实。他并非要颂扬某个人，而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活下去必须反抗，为了使反抗具有意义必须时时回忆其根基。真正的读者自然会发现如下事实：这与《反抗者》所为人们揭示的是同一道理：
真正的反抗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
事实上，《反抗者》的很多细节几乎都能从《鼠疫》中找到其的原型。萨德与科塔尔，卡拉马佐夫、圣茹斯特与塔鲁，尼采与数鹰嘴豆的老头，南方思想与朗贝尔、格朗……证实这些猜想并非难事，却是项十分费力的浩大工程。笔者的这篇文稿并无继续深入的野心，说到底，笔者在进行一次“结构主义的尝试”，旨在在结构主义方法所能探索的边界范围之内对小说进行探索，而转向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然高估了本文方法的能力。
五、结语：“世界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本文从对纯粹文本的关注开始，运用广义的结构主义方法，最终探得了如下几条结论：《鼠疫》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人道、对人本身之肯定的重要性；提出达成其目的的基本方法：和平而理性的交流；在比较中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肯定了出于爱而不背叛爱的反抗行为。
采取何种方法，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对于一个读者却显得无关紧要。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希望能够秉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对《鼠疫》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一次总结，并说一些多余的话。
在《阿尔贝·加缪》中，萨特对加缪的一生评判如是：“他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他做了一切——一个完整的事业”。加缪一生讨论的是人面对荒谬该如何活下去，即在欲求的精神与令人失望的世界发生不可弥合的裂缝时人该怎样活。《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阐明了这个问题，《鼠疫》与《反抗者》则对其解决方案进行了最艰苦的尝试。加缪的一切思考都源于他对人的爱，是具体、鲜活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他深深知晓生活之不易，每个人所选择的道路都有着各自的苦衷与不得已。谁敢说自己从心所欲？社会从各个层面上建构着每个个人，就连反叛的思想也鲜有独创。同样，一切罪恶都绝不仅是某个人的过错。加缪最后并没有让科塔尔死去，一方面是因为他绝不赞成“理性的罪恶”，同时也表达其最后的同情：科塔尔不是无辜的，但也不是有罪的。他代替罪恶的社会接受惩罚。人所欲想之物与所受羁绊都太多了，罪恶无时无处不在人类左右。可这是生活的常态，正像数鹰嘴豆的老头对里厄说：“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英勇如加缪也不得不承认。于是我们看到了，在《鼠疫》中他是如何地经历了各种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行动原则，如何在各种价值体系不断碰撞时保持严谨的谦卑，小心翼翼地进行表态，又是如何艰苦卓绝地驾驭他最清醒的理性与罪恶的一切殊死搏斗。
在每部著作中，他怀念“人类的故乡”，那里是他的终极关怀。这同样也是《鼠疫》不能抛却的：“他们必须重返自己真正的故乡。而他们的真正故乡全都在被封锁的疫城城墙之外，在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山岗上，在大海岸边，在自由的过度里，在有分量的温柔之乡。”无疑，《反抗者》在最后更明晰地阐明了故乡的含义，那便是“南方”：“在思想的正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怀着反抗的精神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而舍弃疯狂之后的人们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数鹰嘴豆的老头对里厄说：“样样都有才成为世界。”经历过这一切的里厄最终觉得，“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却并没有指明“不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到底该做些什么，相信本文已经给出了答案——从前，这是个古老而神圣的字眼，世代的变迁使它不断受到讥讽或被滥用，渐渐蒙了灰尘。笔者绝不羞于在论文的最后提及它，甚至不惜受到“不严肃”的质疑，因为加缪早已勇敢地将它重新捡起，并告诉人们，它远比想象得要更严肃、沉重、实在、真诚：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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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阅一下我的书架，会发现那些经典名著很少，尤其是国外的作品，更少。一直以来，我都对它们有抗拒心理，一方面久仰大名一方面又觉得看不进去或者看完了毫无感觉。现在我明白了，时机未到。
我想，对于任何人或事，时机都是相当重要的。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知识储备和个人思考，那些名著又怎么能给人强烈的震撼和影响？读得过早，也许只是记住了情节，而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与读者的现实生活产生联系的，真理，是经久不衰的。
中文图书馆里的这本《鼠疫》卷首，印了周国平的书评《非典期间读‘鼠疫’》，那是2003年，而现在十年又过去，2013年，我读《鼠疫》。
有些句子和段落，现在读来，让人不禁联想到历史和现实。一切都是相似的，而人，可以做出改变，可以让一切都变得不同。
“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
“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从现在起，他们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到来。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既不愿意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入形式主义者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做出决定；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的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的多得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都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
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找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
“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一切的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惟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
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
“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
“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最精良的武器并不是塔鲁的熊腰虎背，而是他的血液，更确切的说，是他血液里内在的那种比灵魂还要难以捉摸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无法做出解释的。”
“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了’的含义！”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宣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
不得不说，我的结论是和你一样的。尽管，真的很想成为圣人。 -
Sur Tarrou.
Au début, je crois que c’est un personnage moyen, conforme, qui s’efforce de travailler avec Rieux. Il n’y a pas de grand événement qui lui arrive. Mais c’est à la fin du livre que Tarrou confie enfin ses histoires intimes à Rieux, et que je connais finalement les souffrances, ou bien le dilemme spirituel de cet homme.
Il s’attendrit sur les accusés condamnés à mort, mais en même temps, il sait qu’ils ont été meurtriers. Il choisit de s’exiler, puis il se trouve à Oran, en tant qu’étranger. Il est toujours seul, psychologiquement. Pendant sa lutte contre la peste, petit à petit, il se croit atteint de la peste, il se croit la complicité de la peste qui torture, qui assassine.
À ma vue, il est atteint de la peste spirituellement. Parce que Tarrou a honte d’avoir été un meurtrier, ce qui s’explique par le fait, selon ma propre compréhension, qu’il a cru la vérité que certains morts étaient, je cite « nécessaires pour amener un monde où l’on ne tuerait plus personne ». Pour s’enfuir du monde de tuerie où il existe, il se décide à retrouver la paix intérieure déjà perdue. Mais comment la retrouver? La solution consiste à se placer au côté de la victime, c’est d’avoir la sympathie. Donc, poussé par la sympathie, par la volonté d’arriver à la paix, par la détermination de ne plus être un meurtrier, il se jette dans la lutte contre la peste et enfin arrive à la paix infinie, mais qui lui sert à rien, c’est la mort.
Je pense que la confidence de Tarrou évoque la grandeur de l’humanité. Dans une ville pestiférée, bloquée, il n’y existe plus le sort personnel, il n’y a que le sort collectif. Tout le monde ne peut être sauvé que par la sympathie les uns pour les autres. Quelque soit la gravité de l’épidémie, elle n’éteint jamais la sympathie que manifestent Tarrou, Rieux, Castel et d’autres qui s’enhardissent à faire face à la maladie.
« La Peste » est publié en 1947, 2 ans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lors ce roman est aussi une description de la mentalité des Français pendant l’Occupation. Mais la sympathie, nous avons besoin d’elle toujours et par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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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塔鲁与里厄交心那段是个升华点。当我意识到鼠疫不单单指一种疾病，而是可以普遍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时，佩服作者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