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喀什噶尔

章节摘录

这位学院领导还告诉我，自从学院成立以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和支持该学院的工作，毛主席曾14次亲自接见学院代表，周总理也曾亲自视察过民族学院。华国锋主席也对学院的各项活动非常关心，在1977年6月，他接见了由2000名民族学院师生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北京的这所民族学院是中国不同地区另外10个类似的民族学院的中心。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新疆，新疆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有12个少数民族。其次是西藏，虽然境内有5个少数民族，但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他们居住地区的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50％一60％。北京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有30万。据说，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两个民族把汉语作为他们的母语，他们是满族和回族。我们参观了这个公园式的学院里的几座教学楼。许多学生正尽情地享受美丽的秋天的景色。我们先参观了一间教室，学生们正在上维吾尔语语法课，得到允许，我问了教师和学生的情况，讲课的老师是位汉族人，学生来自新疆各地，都是维吾尔族。这位教师显然精通维吾尔语，后来才知道她也参加了《维汉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当然，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也相当好。接着我们又走进了另一幢楼，一楼是少数民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少数民族的实物，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也有许多简单明了的宣传材料。大部分是表现旧社会地主剥削压迫的图片，许多图片的确使人惨不忍睹，特别是反映西藏情况的图片，更是如此。根据这些图片，西藏的“贵族”所使用的手段骇人听闻，那些被砍掉双臂、双腿，削去鼻子的人们的图片，把这些“贵族”残害人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我们还参观了学院的图书馆，我必须承认这个图书馆令我失望。因为图书馆里一书架又一书架的书，都是译成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毛的著作，我没看到几本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其他书籍。没有人指责“四人帮”与此有关。但我相信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书籍的稀缺与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少数民族置于对立位置有关。我们到教师阅览室转了一圈。那里非常宽敞，光线充足，参考书很完备，一本未缩略的《韦氏词典》摆放在一张单独的桌子上。参观结束后，我们一起座谈了这个学院的情况，也讨论了有关民族教育的问题。他们请我提出批评建议。我说我不够提出批评的资格，但是我将很高兴谈点个人的意见。比如说，我很想知道是否有一部新疆文献目录。日本已编辑出版了一本这样的文献目录，但它过时了。文献目录对任何研究工作都是基础，必不可少，再没有什么比为全新疆丝绸之路研究的所有出版物编一本完整的文献目录更为有用的了，这部目录涉及到所有的学科：历史、考古学、语言、民族学和民俗学等等。讨论中，瑞典拉普兰人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很明显，我们瑞典的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产生兴趣是为了进行比较。我告诉他们，在瑞典，对于拉普兰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是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拉普兰学者已做了许多研究，对拉普兰语语言标音工作已获得详细的记录资料，并对拉普兰人的地名、神话、传说、信仰等等，都已有详尽的资料汇编。我向他们提出了建议，说在新疆，类似的资料同样丰富，有待于整理研究。过去对维吾尔语方言研究得不多，对方言语言记录工作做得太少。新疆有极其丰富的民间传说、民俗文学、谜语、谚语、语言表达形式。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追溯到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时期。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让我提建议，那么我的建议是：抢救那些能够抢救的一切新疆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建筑在口头传承的传统方法之上，而不是靠书本和期刊而得到传承。找到那些年纪已50岁、60岁、70岁的老人们，他们可能还记着，并能讲那些民间故事。但时不待人，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会很快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要使民族文化和文学存活下去，就需要尽全力去工作。前往乌鲁木齐倾盆大雨可以使任何城市，甚至包括像巴黎这样的城市，看上去毫无生气，一派惨状。北京也不例外。9月6日，当我们——两位姓王的中国人和我——清晨离开北京饭店，驱车前往机场时，北京正下着瓢泼大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骑着自行车，披着灰绿色的雨衣，或头上顶着形状各异的塑料单子。灰绿色遮盖住了他们穿的衣服，颜色显得很单调，偶尔，一两件淡绿色或淡蓝色的雨衣打破了这种单调的色彩。公共车站上，人们撑着雨伞，冷丝丝地在等车。市区中心的大街上车辆拥挤，但过了一会儿，交通拥挤状况就好多了。通往飞机场的路上，视野开阔，长长的林阴大道的两旁种满了高大的树木和灌木丛，公园和田野不断地从我们面前闪现而过。除开它的巨大面积和缺乏生气的一面，北京的绿化搞得相当不错。9点25分，到乌鲁木齐去的班机正点起飞，非常准时。这是一架英国造的三叉戟客机，飞机座无虚席。除了一对阿富汗夫妇和我之外，乘客中再没有外国人。我很少见到过这样的景象：乘客们把随身携带的物品装进形状各异的小包，许多人的行李超重了，但乘务员却对这种行为视而不见。我们3个人被安排在机舱后部的座位上，我请求调换一个靠近走道的座位，因为我的腿太长了。中国国内航线的飞机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座椅之间的距离设计得很小。身材矮小的中国人很容易坐进座位。飞行途中，飞机上的服务极佳，空中小姐用英语与我交谈，不时地给乘客送来口香糖、蜜饯、中国香烟，还有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扇子。在飞往兰州的两个半小时的航程中，飞机上的乘客互相传阅着用不同文字出版的一种期刊《中国建设》。兰州是班机飞往乌鲁木齐航程中的唯一的一个中途起降点。P015-017

前言

从喀什噶尔开始(代序)——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20世纪以来，瑞典学者对中国(特别是西部)的关注，成为时代特征。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是丝绸之路热的起点，贝格曼发现的居延汉简，曾与敦煌藏经洞并称为20世纪的两大考古奇迹。而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喜仁龙等，以他们的著作，对国际汉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前，初次见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多弼教授，我们谈起已故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当时我听到一则有关高本汉的逸事：高本汉晚年见到英国汉学家、《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李约瑟问：“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哪一年？”高本汉回答：“1928年。”“为什么近几十年都没回到中国去看看？”高本汉沉默了片刻，仿佛自语般地说：“我更喜欢古典的中国。”罗多弼教授又告诉我，1978年，中国政府曾拟邀请高本汉访华，遗憾的是，高本汉去世已经几个月了。听到这儿，我立即想到另一个同样著名的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雅林第一次来中国是1929年，那正是高本汉最后一次访华刚结束；而1978年，拨乱反正、极力摆脱“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中国，邀请了两位瑞典学者访华，高本汉的请柬已经无法送达了，但另外一位则欣然接受了邀请，于半个世纪之后，又回到魂牵梦绕的中国，重返作为治学生涯的起点喀什噶尔，他。就是雅林先生。贡纳尔•阿尔弗雷德•雅林1907年出生于瑞典南方的斯堪尼亚省，出生地是离海不远的小村镇威肯。2002年，以95岁高龄去世。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有8个儿子，雅林是长子。中学、大学，雅林都是在瑞典南方的大学城——隆德度过的。1928年，他毕业于隆德大学，并获得了日耳曼语及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学士学位。大学即将毕业时期，正处在“中亚大探险”的预热期，处在斯文•赫定和他的中外同伴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新疆的途中，雅林继续攻读博士课程，便选择了以维吾尔语为研究方向，并在瑞典第一代维吾尔语学者古斯塔夫•拉奎特直接指导与鼓舞下，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受父亲的支持与理解，念完了研究生课程，于193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习维吾尔语时，雅林深深爱上了这个被一些人看来相当艰难又前途渺茫的专业，并被同学们戏称为“维吾尔人”。他的老师拉奎特曾是在中国新疆工作过多年的传教士、医生，受老师影响，他选取了《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这个前人极少涉足的论文题目。为了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雅林于1928年春夏间专门到德国柏林参加了东方学讲习班，受教于著名东方学家班格教授。这个讲习班的同学，比如葛玛丽女士及门格斯等，后来都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在学术界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为了准备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他于1929～1930年，不远万里，穿过广袤的俄领中亚，随马帮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专门来到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以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实习。在喀什噶尔期间，雅林尽量撙节经费，深入到民间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出色地完成了修学考察。他还准备前往和田，去调查那儿的维吾尔语方言，但是一场几乎致命的伤寒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直到1992年我到他在威肯的别墅去拜访他时，谈起往事，他仍为未能亲自收集到维吾尔语的和田方言，深感遗憾。授予博士学位后，雅林留在隆德大学，担任突厥诸语言的助教。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苏联、印度、阿富汗、中东、土耳其等地，作广泛的调查研究。1939年的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雅林的生活道路。在那之前，他曾在瑞典北部服兵役，并结识了一位军官。那年这位军官派人到隆德大学找到他，要他临时担任一个只会讲土耳其语的难民的翻译。正是这一契机，使瑞典外交部对雅林的语言才能、工作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雅林离开教育界，转入外交界，被派往瑞典驻安卡拉的公使馆。此后，他成为瑞典外交界的新星：1941～1945年，他担任驻德黑兰和巴格达的瑞典外交官。1946年，他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创建了瑞典大使馆。1948年，他出任瑞典驻印度的公使，后来又成为驻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公使。1951～1956年，回国调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以后，又担任了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并于1957～1958年间，出任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被任命为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调解人。1958～1964年，担任瑞典驻美国大使。1964～1973年，出任瑞典驻苏联大使，自1965年起，还兼任瑞典驻蒙古大使。1967年10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中东地区特别代表，承担起斡旋巴以冲突的重任。1971年，被提名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仅以3票之差，败给奥地利外交家瓦尔德海姆。1973年，从职业外交官的岗位上退休。自1933年出版博士论文《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到退休，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外交界，雅林一直从事着有关东方学的研究，并始终不懈地收集、刊布有关维吾尔语言、历史与文化的资料。退休后，开始整理导师拉奎特遗留下来的文稿。当然，他也写有不少有关外交政策、文化事物方面的文章。作为成功的外交家、享有盛誉的执著的学者，雅林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主要有：获乌普萨拉大学(1959年)、奥格斯塔纳学院(1960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1963年)等院校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获纽约名人奖(1971年)；获斯德哥尔摩卡尔•斯诺斯基奖(1973年)；获伦敦珀西•塞克斯爵士纪念奖(1974．年)。由于对查尔斯十二世时代的瑞典一土耳其关系的研究成果，被接纳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的成员(1968年)。他还是瑞典皇家文学协会会员(1965年)、皇家自然地理学会会员(1972年)、军事科学院成员(1970年)。他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聘为名誉会员。1994年4月，瑞典国王亲自授予他“人类学和地理学协会金奖”。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正是斯文•赫定。雅林以一个东方学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从外交官岗位上退下来，仍然保持着东方学家这一身份。他不但是瑞典最有影响的外交官之一，也是瑞典最知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治学态度，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重。1992年10月，中国与瑞典联合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会议在乌鲁木齐正式开幕。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过雅林先生的关注，开幕式一完，我与瑞典朋友及美国的包森教授用长途电话同雅林作了交谈，他对会议表示了由衷的祝愿。会后，我们赴南疆做学术考察。在沿和田河前行的艰难行程中，正值雅林的生日。抵达和田市，瑞典朋友又与我用电话向雅林表达了对他生日的问候，并简述了观感与行程。瑞典学者罗森教授告诉我：雅林是瑞典东方学承前启后的人物，对东方学的发展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对中国、对新疆、对维吾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抱着无法释怀的挚爱之情。当然，他也是中瑞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家间理解与关切的桥梁。雅林的东方学著述，较有影响的有：《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1933年，隆德)。《阿富汗斯坦的维吾尔人部落的分布及初步分类研究》(1939年)。《维吾尔语-英语方言辞典》(1964年，隆德)。《古斯塔夫•拉奎特与“卡西姆阿洪致卡米尔•阿凡提的信件”研究》(1975年，隆德)。《新疆南部瑞典传教士报告中的民族学资料》(1979年，隆德)。《重返喀什噶尔》(1979年，斯德哥尔摩；198眸，美国杜克大学)。《喀什噶尔文学文献》(1980年，隆德)。《关于维吾尔语“穆纳扎拉文学”的札记》(1981年，隆德)。《关于新疆丝绸之路上近年考古新发现的看法》(1983年)。《喀什噶尔手稿》(1987年，隆德)。《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1989年，隆德)。《喀什噶尔的印刷品——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印刷所：历史与印刷物概述》(1991年，斯德哥尔摩)。《中亚地区的文化碰撞——新疆穆斯林笔下的汉族戏剧》(1991年，隆德)。《瑞典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新疆的材料》(1991年，刊于《中亚学刊》总第35卷)。从上述并不完备的目录，可以看出雅林学术生涯的两大特点：第一，维吾尔学研究贯穿始终。其《维吾尔语一英语方言辞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首创之作，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其书编成出版时，雅林正出任瑞典驻美国大使，而上述著作中绝大部分，撰写出版于其退休之后。换句话说，不论是身为高级外交官还是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涯，他始终以东方学家自视，对中国新疆的热爱与关切从未减退，反而随年龄增长愈为浓烈。第二，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喀什噶尔，一直是他研究的中心。初到喀什噶尔时，雅林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此后，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了难以计数的荣誉与奖励，但终身从未冲淡喀什噶尔留下的强烈、深情的印象。1992年我去看望雅林先生时，他对我说：一想到喀什噶尔，他仿佛又回到了20岁出头的美好年华！这时，我为这位已85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感动，他是那么真诚，那么平易近人。在我身上，在我许多朋友的身上都存在着新疆情结，尽管我和雅林在年龄、身份、学养、民族、经历等方面都不相同，可新疆情结是我们的连接点，正是这种从未减淡、无法消磨的新疆情结，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事实上，雅林是新疆探险家之中，唯一跨越了1949年分野的一人。他的两次来到喀什噶尔，如同从两个侧面观察着同一件事，其间从不改变的是他对新疆历史文化的向往，对各族百姓的关切。在我与雅林结识的时候，作为拉奎特的学生、第二代东方学家的领军人物，雅林从外交官职位上退休已20多年，但他仍在瑞典南方威肯宁静的别墅中从事研究、写作，他无意、也不可能再从东方学家这个位置上退休。雅林先生生前，我几次到他家中拜访，并且一再通信。他的探险游记《重返喀什噶尔》出版英文本之后，以其巨大的历史跨越，产生了广泛的回应。我们谈到这本书，他希望能见到中文版，并且以其事郑重相托。三1989年的秋天，我与几个瑞典朋友来到喀什噶尔。在巴扎上，一位老人与瑞典朋友主动攀谈，问：“你们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我们是瑞典人。”精通中文的秦碧达女士说。她又补充道：“瑞典，Sweden！”“啊，Sweden，知道，知道！”老人活跃起来。“四五十年前，喀什有许多瑞典人。他们还给我看过病。”在夕阳返照下．老人眯缝起双眼，回忆着，“瑞典……那是个遥远的国家，要骑骆驼、骑马、乘火车走几个月呐……”喀什外办接待我们的一位维吾尔族干部热情地说：“1978年我接待过瑞典的雅林先生，你们认识他吗？他身体好吗？”雅林！当然，我的瑞典朋友们都认识他，来中国前还专门去看过他。而我，那时只是上中学时从报纸上得知作为中东特使的外交家雅林，后来应秦碧达之托，曾为他找过一些维吾尔文书籍。一年后，我才见到了雅林先生。我们在瑞典南部海边拜访了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驱车向北，沿海岸到达一个小城镇。瑞典朋友说：这里有个很好的旧书店，该去看看。果然，我买到了两种斯文•赫定的书，瑞典友人斯蒂格买了一本精装书，并对我说：“杨，我送给你一本书，这就是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我就拿着《重返喀什噶尔》来到雅林先生在威肯的别墅。两个多小时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我们只谈了新疆、喀什噶尔。一谈到巴扎、艾提尕、俄国领事馆、秦尼巴克、瑞典传教士们……雅林就像年轻了许多。我说：前不久我刚去瑞典档案馆看了新疆传教士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您对瑞典驻喀什传教团的研究。雅林说，是啊，我的老师就是那批传教士中的一员。1929年我是随传教士一起抵达喀什的，在喀什修学时我得了伤寒，又是传教士们救了我的命。这些内容，这(他拍了拍《重返喀什噶尔》)里面都写了。从威肯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瑞典友人秦碧达女士给我译述了《重返喀什噶尔》的主要内容。《重返喀什噶尔》记录了雅林先生两次来新疆——1929～1930年、1978年——的观感。这两个相隔近半世纪的年代，对于东方学、对于中国，都有特殊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外国学者对自己的修学之旅的回忆。《重返喀什噶尔》中文版出版，作为第一个读者，我曾一次次重读。每一次读，都觉得就仿佛坐在雅林先生家阳光充沛的书房，与这位前辈在作倾心交谈。他不但解答了我的一个个疑难，同时，还与我一同“回到”了喀什噶尔。他曾特意说起，尽管时过多年，色彩缤纷、人声鼎沸的喀什噶尔巴扎(集市)始终难以忘怀，只要你身在喀什噶尔，巴扎就随时在你身边，那是全托制的公共幼儿园、星级的老年公寓，是合众国际社的新闻中心。在那儿，讨价还价是交朋友的方式，吵架骂街是一种及时的宣泄：一切都摆在明处。如果出现小偷小摸，那他的代价远超出“成本”，他将不能在本地立足。说到喀什噶尔，我面对的便不再是资深的外交家，而是一个游学万里的青年。作为学习维吾尔语的博士研究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现代维吾尔语的成熟期，那时的维吾尔语语音学、方言学都相当典型，雅林在实地所做的调查、研究，对维吾尔语研究至为关键。然而，作为关注新疆历史文化的青年，他记录的喀什噶尔，是个人生活的一个不可复制的段落，是人生之旅的启程地。1978年的秋天，则正是打倒“四人帮”两周年，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正站在起跑线上，等待此后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响号令枪。“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改革开放、面对世界潮流的中国即将震惊世界。而《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这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全书是以经历了半个世纪再回到中国来展开其笔墨的。雅林在开卷即指明：写这本重游故地的书并没有什么秘不可宣的目的……我既不曾特意寻访任何含有争议的主题，更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下面记载的，一方面是我对旧新疆的回忆，另一方面是我对中国那一部分尚未对一般外国旅游者开放的现代新疆的观感。读了《重返喀什噶尔》，人们对雅林把握时代脉搏的准确，印象颇深。雅林笔下的1978年的北京、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与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完全一致。那时，图书市场基本上仍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政治读物，文艺创作尚未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缓过劲儿来。人们习惯把一切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无处寻觅。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设性意见：要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抢救民间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要把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作为落后的东西予以抛弃……《重返喀什噶尔》对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喀什噶尔和新疆，则满怀思念之情。在他的笔下，半个世纪仿佛只隔了一瞬间，喀什噶尔的色彩、喀什噶尔的气息、喀什噶尔的神秘诱人、喀什噶尔的古朴质直……就像抒情诗，就像民间歌谣，直接跨越了流失的岁月，从书本流向每一个读者的心间。实际上，他回忆的是自己的青春。即将结束故地重游时，雅林似略带伤感的笔触写道：我们行驶过的道路穿过几个维吾尔人的村子，村子里都是低矮的土房子，这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房屋。我真愿意再次获得青春，以便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住上几个月，这肯定会对研究维吾尔历史大有裨意，也会帮助我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这里表达的，不只是一个东方学家对中国的情感，一个退休老人对青春岁月的眷恋，其间深含着对维吾尔族历史命运的关注，对中国各族人民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的挚爱之情，贯穿《重返喀什噶尔》的始终。他对历史上破坏、拿走新疆文物的现象表达了学者的义愤。当自己被好奇群众围观时，他联想起这样一件往事：30年代后期，在隆德街头他碰到一个观光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也受到了瑞典青年的围观辱骂，把他叫做“脏膝盖”，雅林忍无可忍，怒斥了围观者。在这些描写中，推己及人的胸怀把历史长河中的杂音化解得一干二净。《重返喀什噶尔》之所以远胜于一般的考察游记，还在于作者对新疆土地与人民的深刻了解。正因为如此，书中的许多细节、插曲都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要认识20世纪前30年的喀什噶尔与维吾尔社会生活，就不能不读《重返喀什噶尔》，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我相信，凡认真读过本书的人，都会有同感。从总的描写方式来看，《重返喀什噶尔》是一部诗意盎然的回忆录。书中不但有难以复制的独家见闻，有超越世纪的视角，还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其中把华灯初放的长安街比做一个机场的巨大的极其宽阔而没有尽头的跑道，就是韵味深长的一例。那时他刚来到久已向往的中国首都，而他的心早已飞到新疆、飞到喀什，那时的中国，正是一个即将起飞的古老的国度。这个比喻可谓写尽了作者的心境与感受。在书中，雅林描写他从身染伤寒的绝境中摆脱死神的片断，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段落之一。他写到一只喀什噶尔的黑乌鸦总在上午8点整来与他做伴，当他身体复原后，那只乌鸦却再也不来。这个细节写出一个离家万里、负笈求学的欧洲青年的乡愁，也写出从重病垂危到彻底康复的放松感。实际上喀什噶尔在新疆探险家心目中，是永远不变的地平线。探险家、经行者们自从离去后，终生都在“重返”喀什噶尔的路途之中。

后记

我回到喀什噶尔忆旧和进行比较考察的旅行，距今已经过去七年了。在1929—1930年，我所看到的新疆——这个中国西部边远省份和最不开放的地区，最好把它看成是退回到中世纪的地方。49年后，我又重返这个地区，发现新疆仍然遭受着“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痛苦的折磨，这是30年代沉睡的伊斯兰社会的对立面。现在它已变成一个机械化了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地区，差别是巨大的。而且，七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已去世，虽然他的巨型塑像仍然屹立着，提醒人们对他的记忆是不可能轻易抹去的。在这篇后记里，我将努力简要地写出我对新疆在过去七年中所发生的我认为重要的事件的感受。这是一个进行任意比较的反思，我的第一个比较已超越了49年，这个新的比较的年代，是第一个比较跨越年代的七分之一。然而，这段时间在新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变革已经也很自然地影响了新疆，这种影响甚至比对中国内地的更大，因为新疆总是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更为落后，现在新疆已开始，但非常缓慢地对外部世界开放了。1984年1月，官方宣布，经过几十年的闭关自守后，外国人可以访问喀什噶尔。这意味着喀什噶尔会成为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唯一对外国访问者开放的城市。丝绸之路南道另外两个城市：莎车和和田，仍然尚未列入开放城市名单。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已对外国旅游者开放多年。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或使用正式的称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很显然继续是未知的领域。然而已为未来制定出了宏伟的规划，在喀什噶尔，将要修建一座有300个床位的宾馆，而在吐鲁番，将要修建一座有500个床位的宾馆，在乌鲁木齐将建起一个旅游村。由于与苏联相邻，新疆曾一直乐于孤立。乐于孤立的另一个原因无疑可以从中国在罗布淖尔地区有一个原子研究基地这个事实中找到。肯定需要对此保密，而且做出限制性规定。无疑，新疆资源很丰富，有着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巨大潜力，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灌溉用水，制定合理的水源平均分配制度以及阻挡住沙漠对农田的吞食。新疆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待开采，虽然很大程度上尚未勘探清楚，但根据来自新疆的最新消息，在中国所蕴藏的已知的150种矿藏中，有118种可以在新疆找到，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已探明的矿藏种类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如果要利用新疆的宝藏，就应该优先发展交通和服务行业。近几年已制定了许多详细的发展规划，但能够实现这些规划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在哪里？所以，对教育的需求很强烈，特别是为居住在这个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教育的要求很强烈，如果他们要参与自己国家的发展的话，如果他们能与技术上先进的汉族站在同一起点上的话。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从中国内地到新疆的汉族人数很多，特别是在天山以北地区更是这样。现在那里的汉族人口已占多数。无疑，汉族人口的迁入包含了在人口数量上占优势的汉族人与新疆讲突厥语言的人口之间发生摩擦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人们会注意到目前的中国政府对广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人口采取的积极态度会努力抵消这种冲突。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达6800万，每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从1500万到几百人不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生活，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研究少数民族和为少数民族提供教育的机构和学院。而“文化大革命”则意味着这一类活动的倒退。我访问乌鲁木齐的大学时了解到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打倒“四人帮”则意味着对少数民族又采取了一个新的积极的态度。如果我可以再一次用这一阶段做比较的话，上述观察在过去七年中越来越明显，在新疆这一点尤为令人瞩目。那里人们会发现对维吾尔语言和文学的强烈兴趣。古突厥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的新版本已经面市，它们以我称之为豪华版本的形式出版发行了，而且在印刷上和装帧上都极为讲究。这里我只提及这一类出版物中的两种：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所著的著名的《突厥语词典》(公元1077年在喀什噶尔编成)已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由巴拉沙衮(Balasaghun)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1069-1070年在喀什噶尔写成的《福乐智慧》，印刷出版了精装本。为教育目的出版了数不清的、内容广泛的书籍。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对一个地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积极政策使她的纯文学勃兴繁荣，新作品数量和词汇都很令人震惊。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现代维吾尔文学已经开始形成，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出现了几位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看来诗歌对年轻一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我关于维吾尔文学的说法也适用于新疆另外两个主要使用突厥语言的民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中国政府正在尽全力保存和促进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提高他们普遍的教育水平。我曾经提到过拉丁文字母拼写维吾尔语的改革。1964年，它被引入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替代使用了几个世纪而又带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阿拉伯字母。现在新疆正在发生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变化。虽然新拉丁文字母是由官方采用和引进的，但他们却没有被人民完全接受。今天，绝大部分书籍仍然由老的阿拉伯文字母印刷，拉丁文字母似乎只用于官方出版物中，如果它逐步被废弃不用，我对此不会感到意外。阿拉伯文字母的重新使用，当然与对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教采取的更为宽容、自由的态度有关。这一点在过去几年中尤为引入注目。得到允许去麦加朝圣的人数不断增加，清真寺开放供人们做礼拜，中央政府慷慨地对伊斯兰教圣地的维修进行资助，例如对阿帕克•霍加陵和喀什噶尔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维修。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物进行保护是一种普遍的趋势。新疆是一个边境省区，它邻近苏联。在一段长时间里，中国与其西边和北边的邻居的关系一直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始于60年代，这不可能不对新疆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它比任何时期都孤立于苏联。在以前，曾存在过活跃的边境贸易，但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边境贸易就完全停止了。几年前，中苏关系有开始解冻的种种迹象，新疆逐步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1983年11月，距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几十公里的霍尔果斯边境口岸开放了，后来与喀什噶尔相邻的一个边境点(按：指吐尔尕特口岸)也为双方车辆开放了，现在为新疆南部与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贸易往来服务。新的举措还包括对基础性产业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正在修筑新的公路。从中国内地通向乌鲁木齐的铁路正在一步步延伸到新疆南部。最近修筑的一段是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下一步是把新疆南部城市，如喀什噶尔、莎车和和田，用铁路通过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的铁路系统，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提到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公路从新疆喀什噶尔城出发，越过世界上最高的也是最荒凉的地区，到达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这是工程科学的杰作，一年四季为重型卡车运输开放。这条公路经过高原和高寒草原地带，经过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无人居住区，穿过还顾不上起名的地区。它沿着到印度次大陆的驮队曾使用过的古丝绸之路的分支道路，这是第一批西域探险家走过的道路。今天它已由卡车司机们所“接管”。到过这一片广阔地区的探险家们记下的地名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名。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曾称它们为“完整句子的地名”ffuU sentence placenames)，有的地名或是叫“tiva oldi”，意为“这里骆驼死了”，或是叫“at tushti”，即“这里马掉到绝壁下面去了”。这是过去商队的人们用来辨认和记住这个荒无入烟地区的地名的唯一方法。我不知道今天的卡车司机们是否还继续用这种方法起地名。他们会把那些无法辨认的地方叫做“这里卡车抛锚了”吗？新疆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在走向现代化的省区，“现代化”是今天的关键词。但是，我希望这种用完整句子做地名的、充满浪漫情调的方法也能够保存下去。贡纳尔•阿尔弗雷德•雅林 1985年5月于斯德哥尔摩

内容概要

作者：（瑞典）贡纳尔•雅林 译者：崔延虎 郭颖杰 编者：杨镰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从喀什噶尔开始(代序)杨镰——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第一卷 重返喀什噶尔——对中亚的回忆与思考  追溯光阴  第一部 1978    到北京的路    图书与少数民族    前往乌鲁木齐    对历史的一种新解释    乡村旅行    飞往喀什噶尔  第二部 1929～1930    为什么选择喀什噶尔    骑马到喀什噶尔    中世纪风格的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的外国人    书商肉孜·阿洪    去沙漠朝圣    伤寒病    再次朝圣  第三部 1978    回到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的官方接待    喀什噶尔的教育    农业    工业    现代喀什噶尔的医疗保健    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    文化和文学    返回乌鲁木齐    在海平面之下    当代的文物考古工作    归途第二卷 新疆的语言、历史与文化  喀什噶尔的印刷品  瑞典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新疆的材料  《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  中亚地区的文化碰撞  关于中亚维吾尔语地名的几个问题  新疆南部麻扎中的奥达姆王麻扎群  瑞典与中亚的关系及瑞典的中亚研究  18世纪初叶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位瑞典女士附录 隆德大学图书馆雅林维吾尔文和其他东方手稿文书收藏部及收藏品简介后记编译说明

作者简介

《重返喀什噶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喀什噶尔和新疆，满怀思念之情，在雅林的笔下，半个世纪仿佛只隔了一瞬间，喀什噶尔的色彩、喀什噶尔的气息、喀什噶尔的神秘诱人、喀什噶尔的古朴质直……就像抒情诗，就像民间歌谣，直接跨越了流失的岁月。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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