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6册）
出版社:作家
出版日期:2010-12
ISBN:9787506360388
作者:作家出版社
页数:2193页
章节摘录
《紫青稞》节选：一和许多散落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小村庄一样，仅有三十几户人家的普村，严严实实地躲藏在大山的怀抱里，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嘎--嘎--”盘旋在山顶上的渡鸦，偶尔一声孤寂的叫唤，在山谷间迸裂出阵阵回声。这时，在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普村人，要习惯性地抬起头，寻找那个从远方飞来的鸟儿，生怕错过一丝大山外的信息。阿妈请你开恩，别将女儿嫁到山后，秃山荒水间叫我怎安心？一首在藏区广泛传唱的歌曲所唱的景象和现实中的普村别无二致，大山、小山、荒山、雪山，普村四面环山。群山环绕中的一块谷地养育着这里的人们，他们在春天辛劳地刨着那一小块的石砾地，等待着秋天时能收获几小袋紫青稞。普村是嘎东县各自然村中，离县城最远的村庄，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紫青稞这种极具生命力的植物，成为这里的主要农作物。紫青稞，因其产量较低，品质较差，在后藏各腹心县早已淘汰。“吃紫青稞的人”。外村人这样称呼普村人，说话时一脸都是不屑的表情。俗话说：“普村丰收了，全世界都丰收。”普村丰收的年景确实也很少，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再不然就是虫害、雹灾。普村很偏僻，可在藏区，它的名气很大，那是缘于它的歌舞。普村的男女老少没人不会弹扎年琴（ 藏族乐器 ），只要男人的扎年琴弹起来，女人们的歌声就会和起来，连足尖也会舞蹈起来。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没停过。晨光照射到横亘在普村前的山顶时，山上的积雪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把整个山体照得通亮，与山脚下的普村形成强烈的光线反差。普村的房舍很低，大山挡在前面，太阳迟迟才肯照射这块地方。这里原先只有十几户人家，是嘎东县最小的自然村。这些年来，嫁娶儿女的越来越多，有的把媳妇娶进了门，有的把女婿迎到了家，差不多户户之间都有一层关系，这一层层的关系又把整个普村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从山顶看普村，这里的房舍布局很有特点：东西两头各有一幢很特别很气派的房子。村子的东头是普村唯一有房名、也是普村最富有、身世最显赫的阿巴嘎布（ 居家密宗师 ）强苏家。强苏是房名，意思是强沛家族的一个分支。强苏一家要追根溯底的话，他们来自觉木乡森格村的强沛家族。这个家族，在很早以前出现了一个精通五明，佛学造诣很高，最终修炼成果的宁玛派活佛，宁玛教派可以娶妻生子的戒律，使得这个家族的后代们深得福荫，后代的男孩子们子承父业，成为世袭的阿巴嘎布，相传个个功力非凡，不仅能驱雹除灾，还精通藏医藏药，医术远近闻名，在觉木乡甚至在整个嘎东县，没人不知强沛家族。谁家要干个什么大事，都要到强沛家算卦占卜。除了敬称，没人敢直呼强沛家族人的名字。这个家族又在壮大中，不断地分化出多个子家族，就像一棵有着悠久年代的大树，不断被人修枝剪叶种植在别的地方，而这些小树蒙承大树的光耀，又棵棵长得壮实。普村的强苏家族就是其中很壮实的一棵。这家户主继承父辈的传统，能算卦占卜念经之外，还略知藏医藏药。村里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或需要占卜算卦的都要来找他。因为他为人善良，被村里人尊称为强苏啦（ 敬语 ）或强苏仁布钦，而他的真名已被人淡忘了。强苏家的房子原先在普村的正中间位置，后来因为洪灾在村子东头圈了一块很大的地方，盖起了现在的两层楼房。从山顶能把强苏家看得清清楚楚，房门大得有些夸张，门两边画着两个大大的蝎子，底楼圈着牲畜。上了楼梯就是一个天井，一间间房子沿着栏杆有序地排着，每间都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户。村子西头是铁匠扎西家。铁匠扎西早年卖艺来到普村，和普村的一个姑娘相好上了。很快村里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铁匠扎西的身世。那年头，阶级斗争没有遗忘普村，胆敢有人看不起像铁匠扎西之类贫农出身的阶级兄弟，就会拉出来批斗一番。村里人只有把鄙视藏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堆着笑脸，接受了这个不知来自何方，却弹得一手好扎年琴的流浪汉。村里为了奖励能够冲破封建思想的女方，出动全村劳力，在大家族强苏隔壁，给他俩盖了一间小房子，一大一小成鲜明对比，其中是否还有另外的意思，不得而知。前两年，普村很少有人到外面闯荡。铁匠扎西第一个走出了大山，凭着早年走南闯北的胆量，带着儿子，翻过一座座山，到藏北为牧民鞣皮子、盖房子、打铜铃，每次都赶着一群羊子大摇大摆地回来。没过两年，他也在西头圈了一块地，盖了间很气派的房子，风格和强苏家完全不相同。“强苏家看重的是高贵的血统，我们铁匠家毕竟比别人低一等，这房子与住户也有个配不配的问题，不能攀比。”盖房时，儿子旺久坚决要求盖得跟强苏家一模一样，铁匠扎西就用这样的理由说服。最终，看在儿子跟着自己在藏北受的那些苦，他在建房方案上又稍作了让步，村西头很快落成了一幢带两个院子的平房。外院圈牛羊，进了中门就是主人住的地方，墙头挂着很多东西，打制好的牲畜铜铃、火铲等等，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住着一户铁匠。除了这两个大户外，普村其他人家的房子大小规模都差不多，但细心观察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大多数较大的房子后面，总有一两个像小尾巴似的小房子。那是一些子女较多的家庭，孩子们大了，留在家里的只能是一两个，如果成不了别家的媳妇或是女婿，就在自家屋后又盖上几间小房，单独围成一个院子，让儿女另成一家。这些房舍的布局，就像是有些害怕、有些羞涩地躲在父母背后，又忍不住好奇地探出脑袋观望的孩子；还有一些没有院子的房子，像火柴盒孤零零地撇在一边。这些房子的主人都是些女人，都是些不幸的女人。嫁了出去又过不下去，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也没人再提亲，时间长了，跟家里的媳妇或女婿过不到一块。因为已经体体面面地嫁过一次，父母再也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体面地再次安排，就草草地盖个小屋，连围个小院都觉得有些奢侈，干脆免了；有的是没有结婚却大了肚子，说不出或根本不说孩子他爸是谁，也有的说了孩子他爸是谁，别人也不打算娶进门，伤心的父母对如此伤害父母的女儿，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赶紧给她盖个小屋，打发出去。没有院子的小房子像没有父母的孩子，和娘家保持着一段距离，也许是父母一看到不争气的女儿就难受，眼不见为净，干脆安排得远远的。从山顶看本书的主角--阿妈曲宗和她儿女们的家，有些费力，在高高低低的房舍中，阿妈曲宗的房子像烧化了的蜡烛，摊成一片，看不出有什么布局。阿妈曲宗的房子在村子中央的一块土坡上，门外有条水沟，像张着大嘴的猛兽。这条沟是前几年洪水袭来时冲刷成的，那时阿妈曲宗邻居家的房子都遭水淹了，凶猛的洪水为了让人们记住它的威力，特意留下了这条很深的沟。邻居们有意躲避那段记忆，都先后搬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没了左邻右舍，阿妈曲宗的房子显得孤零零，它的破败也像是放大了一般更加醒目。《老风口》节选：解放军进疆后，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改编原国民党和平起义部队。一个部队要接受改编，这当然是痛苦的，在改编的过程中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兵变。最后，就发生了在新疆影响深远的以乌斯满和尧尔博斯为代表的大叛乱。乌斯满在叛乱前是阿山地区专员，在哈萨克人中极有威望，尧尔博斯是哈密警备司令，人称“哈密之虎”，他们发动的叛乱席卷了阿尔泰到巴里坤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乌斯满生年没有准确记载，一般认为生于1900年前后。全名叫“乌斯满o斯拉木”，出生于新疆阿尔泰专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毛勒忽部落的头人，因骁勇善战被称为“巴图鲁”（英雄、勇士）。乌斯满全国成名是在1947年的“北塔山事件”，1947年外蒙军在飞机的掩护下连续向我境内北塔山发动进攻，乌斯满果断参战，率部在北塔山北麓山腰地带与外蒙军骑兵部队激战。当时的新疆警备司令是宋希濂，据宋希濂回忆录记载：战斗中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人匹马，风驰电掣般的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乌斯满骁勇善战可见一斑。后来，国军增援部队赶到，外蒙军始退。北塔山事件后，国内舆论哗然，中国外交部分别向苏联和蒙古提出严正抗议。国内外新闻记者也云集迪化报道此事，北塔山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当数乌斯满，一方面被媒体当作“守土抗战”的英雄，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新疆省国民政府的公开支持。于是，乌斯满成了国民政府在新疆能利用的重要力量。在新疆和平解放后，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十分注意争取这位在新疆哈萨克牧民中颇有影响的人物。王震曾派人携带亲笔信和礼物前往乌斯满的驻地，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王震在信中明确表示只要乌斯满接受人民政府领导仍可担任阿山专员或参加省政府工作。乌斯满给王震写了回信，还派了代表。王震接见了乌斯满的代表，并赠送乌斯满许多子弹。半个月后，乌斯满又派遣其弟到迪化商谈，也受到王震和解放军一兵团领导的招待。当时，是与解放军合作还是与解放军对抗，乌斯满犹豫不定。在这期间不但解放军和乌斯满有联系，还一个外国人也在和乌斯满接触，这个人就是美国驻迪化代理领事马克南。在陶峙岳宣布和平起义后，马克南携带电台，悄悄离开迪化与乌斯满会面。马克南与乌斯满会谈了三天，表示美国支持乌斯满反共反苏，希望乌斯满暴动，如果暴动失利，可率部南去印度避难，马克南保证美国将给乌斯满援助。送走马克南后，乌斯满召集自己手下主要干将开会，决定趁解放军立足未稳，联合当时还担任新疆哈密专区专员的尧乐博斯和骑七师，迅速发动叛乱。乌斯满的意图是以巴里坤为基地，东向哈密切断解放军与内地联系，西向迪化夺取新疆省会。尧尔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县的维吾尔族乡村，父亲当地的“水官”。他是父亲在路上捡来的弃婴，并为他起了个名字“尧尔达巴斯”，意思是“路上捡来的孩子”，他长大成人后，被顺口叫成“尧尔博斯”（意为老虎）。其人有智谋，深工心计，精通汉语。最早做过哈密王的骑兵军长，后为国民党哈密专员。手里握有万余人的部落武装。新疆和平解放后，尧尔博斯对新疆和平通电阳奉阴违，新疆临时政府仍留用其继续担任哈密专员、公署专员，但他却和乌斯满一直在策划叛乱活动，终于在１９５０年3月和乌斯满一起叛乱。1950年3月乌斯满公开反对新疆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台湾的蒋介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由此，乌斯满和尧尔博斯的被剿灭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乌斯满和尧尔博斯在新疆曾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在的老一辈人都认为他们是站错队了，坏就坏在他们身边的女人身上。如果没有身边的女人，他们根本不会和解放军对抗，民间的红颜祸水说影响深远。没想到马指导员给我讲到乌斯满和尧尔博斯土匪时，也提到了他们身边的女人。这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对乌斯满和尧尔博斯身边的女人进行了解。马指导员说在乌斯满和尧尔博斯身边都有一个女特务，通过有关资料，我发现在乌斯满和尧尔博斯身边确实有汉族的女人。尧尔博斯反共倒是老资格，他曾经在哈密和红军西路军对抗，不敌红军随撤出哈密，留部分亲信看家，自己去了重庆。尧尔博斯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一着重要棋子。特别是戴笠的军统系统，为了掌握新疆的情报，对尧尔博斯比较重视，戴笠认为尧尔博斯迟早要成事，于是，介绍军统女特务廖咏秋给尧尔博斯认识。尧尔博斯相貌英俊，一口流利汉语，廖咏秋年轻漂亮，是学报务的，两人相遇后一见钟情，随在重庆结婚。抗战胜利后尧尔博斯带廖咏秋回到哈密。乌斯满投靠国民党比较晚，但北塔山事情让他一举成名。为了加强对他的控制，国民党方面派保密局女特务徐媚（代号须眉）到了乌斯满身边，徐媚毕业于军统青浦训练班，能文能武，善于骑马征战，骑术枪法不在乌斯满之下，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概，所以代号须眉。须眉貌美性烈为乌斯满喜爱，她还是乌斯满的电台总报务员。在北塔山事件中，徐媚经常和乌斯满同时出阵，凶猛异常，有一次曾将落马的乌斯满提上马背，二人骑一马突出重围，让蒙古骑兵大惊失色。马指导员所说的乌斯满和尧尔博斯身边的女特务能文能武只说对了一半，乌斯满身边的女特务徐媚确实能文能武，因为她是军统青浦训练班的，而廖咏秋却只是个一般的报务员，根本不会骑马打枪，廖咏秋不会骑马居然随尧尔博斯出逃到了台湾，一路上是用匹白布将廖咏秋绑在马上，才突围成功的。在乌斯满叛乱中，却没有徐媚的线索。据传，乌斯满的大老婆是个醋坛子，她嫉妒徐媚与乌斯满关系太好，指使自己的儿子，打了徐媚的黑枪。能文能武的却死于非命，不善骑射的却逃到了台湾，真是造化弄人呀。乌斯满和尧尔博斯在新疆影响确实很大，马指导员肯定后来听到了不少传言，这些传言马指导员说成是他们在行军的路上得到的消息，这和时间不符合。解放军在1949年底到达了指定位置，乌斯满叛乱是在1950年3月。看来马指导员把后来听到的传言，都嫁接到了行军的路上了。《风和日丽》节选：第一章杨小翼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和忧郁。每次她问妈妈，妈妈要么沉默，要么淡淡地说：“你爸爸总有一天会来找我们的。”那时候，杨小翼和妈妈住在公园路的一间石库门里。那是一幢巨大的建筑，在公园路一带的传统木结构的中式房舍中，这幢带着欧式风格的建筑显得相当醒目，看上去既明亮又结实。它的二楼有一个小小的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沿街的一切。可以看到街头孩子们欢闹的情形，看到天空和云彩，看到附近公园里飞过的蝴蝶。六月的一个黄昏，杨小翼看到一只松鼠在阳台上，一会儿，它迅速蹿入天井里。天井里的夹竹桃开满了细小的白花。杨小翼和妈妈的生活非常简单。自她懂事起，就和妈妈生活在永城。妈妈在一家叫“慈恩”的教会医院工作，起先做护士，后来因为医院人手不够，被升任为内科医生。慈恩医院坐落在三江口的码头边，杨小翼则在教会学校上学，由学校的嬷嬷们照顾。学校叫慈恩学堂，在天主堂背后的一座法式小房子里。她没有爸爸。杨小翼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睁开眼，看看周围，邻居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有父母。这些事实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她的家庭存在的问题。有一天，邻居米艳艳突然对她说：“杨小翼，我妈妈说你是一个私生女。”杨小翼听了相当刺耳，她明白“私生女”的意思，这是个难听的词，这个词就像随意掷在街头的垃圾，有一种肮脏的气味。那天，杨小翼感到自己像一只丑陋的虫子，是讨人厌的。她满怀委屈地再次问妈妈，自己是不是一个“私生女”。妈妈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告诉她：“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男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一九四九年冬季的某天，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在杨家门口停了下来。那时，杨小翼正在和米艳艳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杨小翼看到吉普车上下来一位军官，站在妈妈面前，给妈妈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年杨小翼八岁，在某些方面她表现得惊人的早熟。她对眼前出现的场景表现出异常的敏感，一下子想到了妈妈口中那个“了不起的男人”。她停止了蹦跳，直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就好像她对这样的场景早有准备，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杨小翼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位军人。军官的脸黑黑的，眼睛细小有神，上面盖着厚厚的单眼皮，看上去很忠厚，嘴角有几条很深的皱纹，倒显出威严来。她把军官的形象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妈妈的手里拿着一把用来掸灰尘的鸡毛掸子，她僵立在那儿好一会儿，似乎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幕，好像军官的一个军礼把她弄懵了。慢慢地，她的脸上出现百感交集的表情，目光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悲伤。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已经涌出的泪水，妈妈进了房间。那个军官跟随着，也进了石库门。吉普车就停在外面。吉普车上那个司机是个中年军人，身体略有些发胖，非常和善。他在驾驶室里向杨小翼和米艳艳招了招手。米艳艳以为那司机找她有什么事，便跑了过去。杨小翼听到米艳艳和司机在说话，但她不关心他们聊天的内容，她关心的是妈妈和那个军官在屋子里干什么。一会儿，那军官出来了。妈妈跟在他的身后，已恢复了平静。杨小翼希望妈妈停下来解释一下，但妈妈好像并没有看见她。妈妈上吉普车时，那军官扶了她一把。杨小翼听到米艳艳在问：“杨阿姨，你要到哪里去？”妈妈微笑着摸了摸米艳艳的头。吉普车开走了。四周恢复了原貌，非常安静。杨小翼怀疑刚才是在做梦。她跑进石库门，来到自己的房间。她先是站在阳台向远处眺望，试图再看一眼那辆绿色的吉普车。可什么也没有看到。她的眼前晃动着那军人的脸。仿佛害怕这张脸在她的脑子里消失，她闭上了眼睛。她真想把这张脸用一把刀子一笔一画地刻在脑子里。后来，她想起镜子。她站在镜子前，试图找出自己和那张脸之间的联系。她失望地发现她和那张脸是多么的不同：那人的眼睛很小，她的眼睛却是大而明亮；那人的鼻子很大，但她的鼻子却又细又小；那人的眉毛十分粗黑，而她却淡如菊瓣（ 这是索菲娅嬷嬷对她的描述 ）。可慢慢地，杨小翼的脸和他的脸在想象里重叠在了一起，她终于找到了共同点：他和她一样，有一颗虎牙，只是她的在左边，而他的在右边。杨小翼每年都要和妈妈一起去上海探亲。杨小翼的外公是上海的一位名医，他拥有一家相当有名的医院，叫德仁医院，很多旅居上海的外国人都是他的病人。外公家在淮海路的一个弄堂里，弄堂里种植着高大的白杨树。白杨树的尽头，有一扇大大的铁门，铁门的花纹具有西洋繁复的特性。打开铁门，就是一幢精巧而明亮的西式住宅。外公家经常有客人。有一次，杨小翼还在外公家见到过宋庆龄，她是因为身体不适才来找外公就诊的。当时，杨小翼并没有认出她，只觉得这个人挺面熟。后来，妈妈告诉杨小翼，那女士就是宋庆龄，孙夫人。杨小翼这才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见到过她的照片。不过，杨小翼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惊奇。一九四八年春节，杨小翼和妈妈同往年一样去上海探亲。上海轮总是在每天清晨六点钟准时出发。它出发时，会发出压抑的汽笛声。杨小翼觉得这汽笛声里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东西。在她的感觉里，这声音甚至比教堂的钟声还要神圣，当然，也比嬷嬷们嘴里的经文来得神圣。这声音把她的灵魂带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飞翔的感觉，就像海鸥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滑翔，前方海天一色。那一年，上海似乎比永城更混乱。整个上海有一种漂泊、恍惚的气息。不知往何处去的迷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妈妈说，上海的物价涨得离谱，就算是外公这样殷实的人家也感到入不敷出。不过，外公看上去非常镇定，他照例每个星期天去徐家汇天主堂做弥撒。外婆像往常一样，除了在生活上照顾外公和舅舅外，几乎什么都不操心。舅舅的心思有点儿乱，他是学法律的，想随当时的出走潮去香港，但外公不同意。杨小翼也不想外公走。要是他们走了，那她就不能来上海了，也没有机会再乘坐上海轮了。“舅舅，你不要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舅舅没理睬她。他好像对外公的决定不甘心，他说：“爸，去香港是最现实的，我们可以先观察一阵子，还是可以回来的啊。”可是，外公不为所动。从上海回来，永城也变得像上海一样乱了。原来虽然也是乱世，但原来的乱并没有把生活秩序打乱，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可现在，很多人想要离开这个城市，一些人开始朝南方迁徙，一些人去了台湾，一些人则逃往云南和广西。索菲娅嬷嬷也要走了，她要回到她的法兰西去了。索菲娅嬷嬷走的时候，来到杨小翼家。她夸张地和妈妈拥抱，一边哭，一边说：“……亲爱的杨泸，我得走了。共产党要来了，共产党不喜欢外国人，我没办法留下来。真舍不得走，我舍不得你们，我会想你们的。”然后，她蹲下来，捧住了杨小翼的脸，说：“亲爱的宝贝，你知道吗？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是你的接生婆。你妈妈生你的时候难产，吃了好多苦。不过，你的命很大。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哭声很大，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我那时想，你会是个走得很远的人，像我这样。我都没有想过到中国来，可我来了，我走得那么远。认识你们真是高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再见……”说到这儿，索菲娅嬷嬷已泣不成声。妈妈开始安慰她。她却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杨小翼被分别的悲伤气氛感染了，她哭得比谁都响。毫无疑问，索菲娅嬷嬷的悲伤是真实的，看她的表情，仿佛经文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到了一样。杨小翼在悲伤的间隙，发现妈妈的表情非常平静，眼睛里有一种少见的笃定。索菲娅嬷嬷走后，妈妈每天晚上都听收音机。收音机是这次去上海时外公送给她的。收音机发出一些铿锵的声音，伴随着嗞嗞的干扰声。那些日子，杨小翼特别能睡，一次，她从睡梦中醒来时，妈妈还在听广播，她以为妈妈睡觉时忘了关收音机。杨小翼摸到妈妈房间，想把收音机关掉。但妈妈还没睡着，她的目光明亮而热烈，能把人灼伤。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她让杨小翼过去，然后抱住了杨小翼。“孩子，马上就要解放了，你爸爸要回来了。”那天晚上，杨小翼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一直以来，关于爸爸的形象就像变幻无穷的天边流云，但此刻，似乎固定了下来。她从未这样真实地感受到爸爸的存在。这种感受像浴室的蒸气包围了她，让她感到温暖。这天晚上，她做梦了。在梦里，爸爸的形象非常清晰，爸爸低头亲吻了她的脸。但醒来后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爸爸的样子。难道，爸爸终于从梦里来到现实中了吗？《凿空》节选：艾疆第一次在大巴扎上找驴，一眼望去，驴头人头一样多。驴和人站在一起不分高低，人胸脯在驴背位置，脖子在驴脖子位置，头和驴头平齐，驴头大，人头小，头和头挨挨挤挤，让人眼花缭乱。艾疆走累了就在街边蹲一阵，一蹲下眼前全是腿，驴腿比人腿多，驴比人多两条腿。一头驴在街上占三个人的位子，驴头占一个人的位子，肚子占一个，后腿和屁股占一个。龟兹桥下宽阔的河滩上，停满驴车，河水从岸边的一条水渠引走了，宽阔的河床空出来，每个周末被驴车人流挤满。这条从阿不旦村边流过的龟兹河，流到老城变成一个干河床，不知道他们把水弄哪去了。河滩是交易草料、农产品和停放驴车的地方，牲口市场在河滩东岸上，和皮具市场挨着，艾疆先在牲口巴扎转，又转到河滩上，都转完了。满眼毛驴，就是没看见自己的驴。贼娃子也许不敢把驴拉到大街上卖。艾疆想着，爬上河岸，拐进一条偏僻的木头巷子。木头巷子一里多长，两边竖着躺着成堆成摞白生生的白杨木，全刮了皮。就像羊宰了剥皮卖肉，树也一样，卖树的人把树皮剥在家，当烧柴，精光的木头拉来卖。艾疆去年在木头巷卖过木头，房子后面的一棵白杨树，长了十三年，他结婚那年春天栽的，他还记得他的洋岗子扶着树苗，他填土，一共栽了七棵，都长成材，他的洋岗子却跑了，嫌他没有把日子过好，跟别人过好日子去了，给他丢下三个孩子。她可能已经过上好日子，有时偷偷地托人给孩子带几件衣服，一点钱。砍树的时候艾疆又想起洋岗子的手，那时候她多美啊，和白杨树站在一起，手指就像刚发出的嫩芽一样。大中午，木头巷子停着好多拉木头的驴车，满巷子木头味道，除了驴叫、人讨价还价的声音，再就是木头的声音。木头的声音响成一片，大得吓人。所有木头在叫，剥了皮的木头，太阳一晒就张开口，开一个口子叫一声，口子大声音也大，口张到最大时就没声音了。艾疆去年把木头卖给巷子中间的乌普。那是个聋子，跟他说话太费劲。好在讨还价都袖子里摸手完成。乌普做了几十年木头买卖，他说自己的耳朵是被听不见的声音吵聋的。木头巷子的吵别人听不见。人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木头在裂口子，人的口比木头咧得大，听不见木头声音。等买木头卖木头的人走了，巷子空了，木头的声音全出来，那时候只有乌普的两只耳朵在听，多少万个木头的声音啊，往一个人的耳朵里灌。就像现在，巴扎上几万头毛驴，就艾疆一个人在中间找驴。木头巷子拐过来是粮食巷子。大米、苞米、豆子都堆在店外地上的布单上，盛在盆子桶子里。人轻脚走来慢脚走去。看到粮食人的脚步都轻缓了，驴的脚步也轻了。粮食巷子窄窄的，人走进去就挨近粮食。艾疆朝粮食巷子望了望，没有进去。再往前是剃头巷子，补鞋擦鞋巷子，钉铁皮做皮活的巷子，这些营生不跟着巴扎跑，但巴扎日生意会红火些。也有拉着一车沉重木头赶巴扎的，从一个巴扎拉到另一个巴扎。累坏了毛驴，木头还没卖掉。还有背着剃头箱子赶巴扎的，今天这个巴扎剃两个头，明天那个巴扎刮三张脸。河滩西岸是一溜鸽子巴扎，和斗鸡、斗羊巴扎连着。那里驴车和驴都挤不进去。西桥头是清真寺，每个周末都有来做祈祷的人，有时几个死者的灵床摆在一起，家人外人围在一起。似乎经常有人在周末死去。艾疆经常在礼拜六的大巴扎日看见清真寺前举行葬礼。要是几个死者同时被抬到清真寺，被认为是吉祥的好事，天堂路上有伴了。清真寺前的场地是马路又是买卖摊，还是从新县城开来的公共汽车终点站。卖瓜果小吃的地摊商贩，和来送别亲人的人挤在一起，祷告声和市场的喧闹还有汽车的喇叭声混杂一起。来的人和走的人，挤在一起。拐到桥东边的打铁巷子时已经中午过了，四五个铁匠铺排在巷子里，铁匠巷子是龟兹老城最热闹的地方，人和驴车挤成一堆。老城铁匠铺和阿不旦村的铁匠铺一样，这阵子都为坎土曼忙碌。传说了一年多的“西气东输”工程，就要开工了。那个几千公里的管道沟，听说全是坎土曼干的活。龟兹老城里补鞋的打馕的都每人买了把坎土曼，刃子磨开等着。街上没事的闲人就更不用说了，每人一把坎土曼握在手里等着。那个工程一旦开工，就是坎土曼捞钱的大好机会。用坎土曼捞钱谁不会啊。人们传言石油上财大气粗，挖管沟给的工钱高得很，一坎土曼挖下去，往回一搂，就是一块钱。艾疆也早在村里的铁匠铺打了一把新坎土曼，又把旧坎土曼回火翻新了一番，等着到时候大干一场。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驴子丢掉了，你说倒不倒霉。挖管沟虽然不用毛驴，但驴和驴车是交通工具，吃的喝的用的都在驴车上，毛驴没有了，只有自己扛着坎土曼背着水和馕去，挖沟的地方肯定不近，赶走过去人都累了，哪有劲干活呢。
前言
《风和日丽》前言：我怀着对人性的信任--艾伟访谈周航周航：除了发表不少中短篇小说之外，自1999年以来，你相继创作与出版了三部长篇《越野赛跑》（2001）、《爱人同志》（2002）、《爱人有罪》（2006）。最近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风和日丽》是你的第四部长篇。从你文末标注的时间上看，是从《爱人有罪》一面世之后就开始创作的，历经三年而完成。这个创作时间大概与《爱人有罪》的创作时间相当。与之前的两部相比，即使你遇着了写作上的“障碍”，也是较快的写作（都只用一年左右时间），这是否说明，你之前创作喷发式的激情是否正趋于平稳而沉着的流淌？是否正从青春写作过渡到中年式写作？与前三部相比，能否谈谈《风和日丽》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艾伟：实际上，这四部作品真正的写作时间，大约一年左右。这几部作品，倒是《爱人有罪》写作比较艰难一点。因为有《爱人同志》这个参照体在，老是担心会在《爱人同志》的水准上掉下去。写这部作品所耗费的精力挺大的，有一度我没勇气写下去，中断了写作。这样一拖就拖了几年。两部《爱人》写作时都挺艰难的，也都很“重”。《风和日丽》是想另一种写法，一种轻与重结合的写法，构思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叙述方式，研究资料的时间也比较长，毕竟这部小说与我们的历史息息相关，时代氛围得准确，历史细节也不能有任何差错。这其间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键章节的片断--许多片断后来也并没有用到。当准备工作完成并找到叙述的调子及角度后，写作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初稿写作的时间大约前后一年吧。这几部长篇，《越野赛跑》写作确是非常快，那会儿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得肆意而激情，在写作以前几乎对写作的世界是混沌一片，很多情节及细节都是即兴的产物，所以有一种创世的快乐。现在，写作与我而言是一种工作状态，用你的话说就是“平稳而沉着”，长篇写作尤其如此。如此漫长的写作，很难想象可以用激情完成。《风和日丽》是我最新的作品，一定是我目前对小说艺术及人生思考的结晶，我当然珍视及喜爱这部作品。周航：从这几部长篇中的叙事所跨越的时间来说，《越野赛跑》是三十年，《爱人同志》大概是十多年，《爱人有罪》则只是“八年前”与之后的一段时间，而《风和日丽》的时间跨度则超过以往任何一部，是五十年。从中可看出你驾驭叙事时间跨度上的努力，创作过程中，有写作的障碍吗？现时正值建国六十周年，你考虑过这事吗？是否可以把你的《风和日丽》当作一种史诗性质的作品？艾伟：障碍是写作的常态。要结构五十年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又要和个人史发生关系，本身是一件复杂的工程。这部小说构思于四年前，我不可能想到建国六十周年这件事，在2009年完成纯粹是巧合。不过，这部小说确实有我的野心，我工作室的画板上一写着这么一句话：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写出波澜壮阔的诗史。这部小说首先是“个人史”，但后面是“大历史”。周航：与时间跨度相对应的，你以往长篇中的空间跨度一般不大，《风和日丽》中却有明显的改变。永城、北京、广安，甚至是法国的里昂，在时间风轮转动的同时，空间的变换也随之进行。这给人一种更广博的视域感、历史感、沧桑感，应该说这是你创作中的一次飞跃式的尝试。或者说，从以往更多的人性内心隐密世界的探寻，扩展到除人的内心微观世界之外的时空的宏观世界。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答：时间跨度和空间的宽度不是有意为之，事实上，这也算不上一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就叙事来说只是“个人史”，只是这“个人史”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而已。时间和空间完全是结构的需要。有一点你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以往的作品确实着眼于个人微观世界，这一部我放弃了在这个领域的纠缠，更着眼于人的“正常”情感。要是照我以往的写法，杨小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仇恨的，冲撞的，是可以回到我过去擅长的领域，挖掘她，撕裂她，可我为什么非得把人性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尽致呢？人性在很多时候不是“正常”的吗？如果我还那样写，那将是另一部《爱人同志》。这是我对自己写作设置的难度，我完全用一种宽容的淡定的方式处理，使人性始终保持善好、“正常”的状态，当然作为一个人偶尔会有“恶”，这也正常。周航：与以往几部长篇一样，虽然也有与众不同的男主人公出现，甚至可以说在作品不可缺少，比如《越野赛跑》中的步年、《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爱人有罪》中的鲁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些男主人公的出现，那作品的诞生几乎不可想象。可是，我认为你绝大部分作品中最出彩的还是女主人公，《越》中的小荷花、《同》中的张小影、《罪》中的俞智丽，如果没有这些鲜明而独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形象，你的小说绝对不会成功。《风和日丽》中，重要男性人物不只一个，已没有一个中心男主人公了，而女人公杨小翼在作品中则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所有的叙事都围绕她的命运而展开。能否谈谈你一直以来为何擅长塑造女性人物？这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艾伟：杨小翼是本书的视角。本书是她的“个人史”，她当然只好处在中心位置。如果用全知的角度，其实别人的故事一样是重要的。这是叙事决定的。你问我为何擅长塑造女性，我不知如何回答。可能我是男作家，更愿意在女性身上寄托我的美好想象。不过，我倒觉得我男性写的不错，在《爱人同志》中，刘亚军这个形象也很出彩啊。在《风和日丽》中，尹泽桂将军和伍思岷的复杂性甚至超过了杨小翼。将军这个人物在我们过往的人物谱系中是没有的，是全新的。我爱这个人物。周航：在你以往的作品中，中国当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总是作为叙事的大背景，在这些大背景之下你着力开掘人性内心的隐密精神世界，往往以一种寓言甚至是怪诞的想象方式来完成“关于公共想象问题”。而在《风和日丽》中，你前所未有地几乎综合了建国前后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所有大事，串珠式地融入你整个小说文本之中，这当然有一种全而不精的风险，很难在有限的文本篇幅中有效地表现那些重大事件，你意识到这种风险了吗？艾伟：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像你所说的几乎综合建国后所有大事件。对小说人物真正产生转折或者说产生结构性影响的事件其实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文革，一件是八十年代末的那次风波，当然还有小说的起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叠。如果你仔细分析，其余的事件只是三言两语，不对人物的命运产生多大的影响，只是一些时代氛围而已。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你所说的风险。你可以发现，小说的笔墨都是内心的，对外部世界的描述非常少，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少，你如果有兴趣统计一下，小说结构之外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加起来恐怕不会超过一千字。但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时刻存在那个“大历史”，这种感觉其实和人物的设置有关。父亲将军本身就是“革命和政治”，是历史的代表，他在小说是缺席，但无时不刻存在于文本中；丈夫伍思岷联系着“文革”，而儿子天一则联系着那场风波。大时代的气息是我刻意追求的，我认为个人在大时代的处境是迷人的。这部小说更多地在探讨大时代中人的精神处境，只是我不像过去那样潜入人的黑暗领域，不屈不挠地探索那些无可名状的情感，在《风和日丽中》，我更愿意关注人的“正常”人性，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尽管历史诡异，但人性总的来说是善好的，这部小说里，我怀着对人性的信任，探讨了爱、友谊及家庭的持久力量，所以即使在苦难中依旧有很多温暖时光。周航：确实如此，读这部小说时，我几处都流泪了。特别是杨小翼和刘世军的情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悲欣交集之感。人在苦难中，但却时时让你感到人性的温暖。杨小翼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她没有得到父亲相认，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一生充满了悲剧，但读完后，却并不绝望，相反，有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感恩和暖意，总之，令人百感交集。艾伟：谢谢你感性的阅读。这是我写作时想达到的目标。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非常喜欢刘世军这个人物。一个女性如果身边有刘世军这样的男人该是多么好！好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有好的情感故事，我在工作室画板上写的另一句话是：寻找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周航：在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可感可知，比如北原、舒畅等著名诗人，不看名字中隐含的实际人名，仅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中几乎不用多加考虑就可以将他们对号入座。这打破了你以往小说创作虚构人物的常规，你是如何考虑这一做法的？这构成了你叙事的一种禁忌与风险吗？是否考虑到读者的某种窥私欲的满足，从而实现一种文化消费的需要？艾伟：所有都是虚构，请不要对号入座。北原和舒畅完全是虚构的产物，再说了，他们在书中的比例非常小，不到百分之一吧？写这两个人物，是涉及到七十年代思想涌动期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期，涉及到一个时代的转变，从叙述上讲是让后来杨小翼的反思有来源，有信服力。对这部涉及到如此高层级的小说，几乎想叙述一个国家的人心及思想演变的小说，你要讲到思想解放运动，你总得有几个思想文艺界代表人物，有些读者于是对号入座了。当年托尔斯泰写出《安娜卡列妮娜》时，因为涉及到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贵族，也有类似的考据者。一部小说，你写到高层，而高层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容易给有考据兴趣的读者以想象。《红楼梦》也是如此啊，总以为谁是谁谁谁之类--当然，我这里也不拿《风和日丽》攀比这些伟大作品。如果完全写底层百姓，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是说，这是题材决定的。当你想像一个国家时，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你想讲一个时代，并且如此直面它，这恐怕不可避免。不过，在中国写作，禁忌当然是有的，某些章节的写作真的像在走钢丝一样，得小心翼翼，但我必须通过去。规约就是艺术，禁忌或规约有时候反而会使艺术作品更动人。艺术某种程度上是规约的产物。周航：从你的每一部作品中，我都能感受到你的忧患意识，对民族国家，对社会生活与道德，对革命的正统想象，等等。特别在《风和日丽》中，你对革命者、对战争，对一些重要的文化前辈，你努力在启动某种解构性的力量。解构并不新鲜，但你在这部小说中解构的一些东西，几乎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大胆至极，你是如何看待你的这些“突破”的？艾伟：我写作时，想象他们是人，我试图在革命话语中发现人的本来面目。发现人的“正常”情感，发现人性的光辉灿烂，而不是革命塑造成的那种光辉灿烂。这部作品我心怀宽容，而不是解构。“那个世纪已经过去，是非对错也已沉淀。”这是杨小翼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不是八十年代的作家，要“伤痕”，要“控诉”，我试图探究即使在不讲人情的革命时期，人性依旧有它别样的通道和归途，而因为压抑，反而更为动人。要说突破，我只是恢复了“人”的本来面貌。作为作者，我非常喜欢将军，这个人物真是复杂，当写到将军把天安埋葬时，我觉得他真是孤独。在这部小说里，我是用一种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看待历史。将军是历史的胜利者，但同也是历史的牺牲者。人人如此。周航：在《风和日丽》中，你描写了文革之后当时文化界启蒙阶段的一些事情，比如某某油印刊物，一些现代派的艺术行为，包括某某诗人的杀妻事件，以及不少文化人的出国，等等，这些如果出现在你以前的作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你还通过人物之口对其中的角色进行了揶揄，你这样做既有还原本相的意图，又有重新认识的迹象。你是如何看待这些的？这些事件对这部作品有何意义？艾伟：我是怀着对他们美好的崇敬之心写的，他们是时代的先驱，在某种程度上我很羡慕他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部小说里，青春是一个关键词，青春的激情理想和变化无常，是我感受到的动人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要不要写舒畅杀妻这件事，我犹豫良久，初稿上是没有的。后来我决定写下来，因为这是青春激情的一部分，这同伍思岷用车撞人，尹南方跳楼，他们归根到底是一致的。我想时代总会过去，比我们年轻的读者不一定知道历史上曾有类似的事，而这件事除了残忍，真的非常艺术，有人性中不可名状的内容。另外，我觉得这种亦真亦假也是一种效果，让读者恍然觉得小说所叙写的一切确有其事，事事有出处，某种程度上应该会增加真实性。也许是因为这部分的“真实”性效果，读了这部小说的朋友，都问我，将军有原形吗？我说没有，完全虚构。周航：阅读完《风和日丽》后，我有个印象，觉得语言比你以前作品的语言更好读了，可以说十分成熟流畅，但你似乎变得平静了。你以前的小荷花、张小影、俞智丽等女性人物形象，灵魂的深层冲突十分强烈，以前你作品中最出彩的有关性、暴力、灵魂的游移不定与冲撞等等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有所冲谈，这是否是你写作姿态与心态的一种转变？一如小说的题目“风和日丽”，一切都在一种平和冲淡之中进行叙事，哪怕是起伏跌荡的历史风云，你也似乎很平静。假如我的理解与阅读感受有误，那你是否是将复杂的人性放在历史的复杂进程中，是将一些与人性相关的表述融入到不可捉摸的历史变化之中进行自足性的映照呢？艾伟：我前面说了，这部小说关注的不是人性中的黑暗面，而是人性中的光亮一面。事实上这部书中这么多人物，只有吕维宁有些坏，其余的都是好人，但他们人人都在受苦。我完全可以把杨小翼黑暗时期的内心写的很黑暗，但如果这样，这个人物不是杨小翼了，杨小翼不是这样的人，她的家庭背景及教养规定了她的善良本性。这同我过去小说是不一样的。说实在的，在日常的或“正常”的状态下要写出戏剧性，要让人感到跌荡起伏，从某种意义上难度更大，更要有想象力。说到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杨小翼经历的或看到、听到的，她是视角，而任何视角的人物，一定要像海绵那样柔软，要有一种“暧昧”性，这样才可以把整个故事讲述下来。如果主人公是一把刀子，那么所有在她视角中的人物都会成为一把刀子。所以，这部作品既然选定杨小翼为视角，那么杨小翼必须是有反思能力的，是有理性精神的，是内敛的。我告诉你一个写作中的秘密，这部作品在开始是全知式视角的，写了几万字感觉不对，推到重来。后来又用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写，也就是一个年华已老的人叙写自己的历史。但后来因为考虑到我是男性，用女性的第一人称总感到别扭就放弃了。最终选择了现在以杨小翼的视角叙事，但你依旧可以看到回忆录的痕迹。即这部小说是一部回望个人历史的小说，它已化解了历史在场式的激烈和冲撞，已化血泪于平静，充满了宽容和淡定。而杨小翼现在的形象就阅读效果而言也许并不是坏事，反而有普遍性，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在其身上找到共鸣，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杨小翼。周航：最后想与你讨论一下关于《风和日丽》的现实性与精神性的问题。你说过：“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结合的小说。它诚实、内省，它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你的几部长篇你都实践了这些话，在这部作品好像你回归了现实。你之前的作品，不仅“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充满了诡异的想象与实验的品质，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是一种文学的高度，也即文学的精神性。在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艾伟：我想文学精神性是多方面的，想象力，飞离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复杂性，都是。就这部作品而言，如前所述，它同我以前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我现在的小说观念有所改变，我认为文学不是用来分析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小说在《收获》发表后，我看到了很多读者写的文章，有人读时“数度哽咽”，读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其中有一个读者这么写道：“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无力以及内心的拯救。人性之美使悲剧又洋溢出暖意。我们是无力的，取舍并不取决于自身，但是我们一直在力求自身的问心无愧。杨小翼用一生的幸福赎回了对伍思岷的歉疚，她的此举引发我们不同体验层次的共鸣。这是我们的义。杨小翼最终在放弃中走向平静与释然，她放弃对血缘的执著，放弃对父亲的逼视；放弃相濡以沫的爱情，尊重和成全他人之爱--在这中间杨小翼与刘世军的几度分手显得如此动人；最终她甚至放弃对丈夫的追问。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我喜欢这位读者写的这几句话，就一个读者而言，其从这部作品里得到的人生感受既感性又形而上，是整体性的。刘小枫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现代小说承担的是类似教堂里的喃喃自语，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所以，判别小说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读完后百感交集，无以言说。我想小说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动人，然后再判断其别的价值。现代学理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绽百出的小说，依旧可以分析出伟大的意义。我这么说是想强调精神性并不表明只有那些尖锐的态度才得以呈现，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广阔中亦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说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情感。（周航：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身体课》序：序诗雕塑家他创造过许多神圣的躯体伟人、野兽和美女。现在面对这块上好的石料他有些犹豫……太阳下山之前他照着自己的样子凿出嘴，但紧闭着生活就像石头保持着沉默的本性他不想多说什么。接着凿出圆睁的眼睛得好好看看自己，他想他凿出鼻子，为了完整凿出耳朵，但他怀疑这世界还会有什么惊人的消息月亮还没有升起天空似乎阴郁又暧昧对着这洁白的大理石身体他拿不定主意是造个男人还是女人……第二天早晨，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他知道自己再难起身于是，照着每天出门的样子凿出腿，让雕像离去《麦河》后记：很早就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书。大地上的万物，最普遍的就是河流，河流是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唐山冀东平原有一条大河叫滦河，古称濡水。河水从草原而来，最后流入渤海，它既有生命，也有使命。滦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又西向北流入沽源县，这一段称闪电河；流经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折向东，这一段称上都河；入多伦县后，至查干敖包东黑风河自北汇合，始称滦河。河流经小菜园出境复入丰宁县，经承德地区，经潘家口穿长城入唐山地区，又经迁西、迁安、卢龙、滦县、昌黎、滦南、乐亭七县，从老河口流入渤海。滦河较大的支流有羊肠子河、黑风河、蛇皮河、吐鲁根河等五百多条。滦河，是唐山最大过境河流，两岸盛产麦子，故老百姓也称其麦河。水源丰沛，泥土飘香，麦浪滚滚，麦子和土地在风中吟唱--这是我幼时难以忘怀的生命景象。麦河游走于大山、平原和滩涂，使命平凡而神秘。它滋养了生命，同时诞生了地域文化。除了我向往的小麦文化，还诞生了冀东民间艺术“三枝花”：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我的家乡在冀东平原一个叫谷庄子的小村。村头几条小河交汇，我常到河里游泳逮鱼。我记得小时候，有乐亭大鼓艺人来村里说书，有睁眼的，也有盲人。我们坐在村口老槐树下听书，是非常惬意的。我十岁那年，正在村里读小学，放学背着书包钻草棵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看见母亲领个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给我算了一卦，算的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瞎子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瞎子给了我一颗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母亲说麦穗儿能避邪，保佑我平安。我后来在作品里多次对小麦进行过描述，但当时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麦子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说到土地崇拜，我有很多的经历。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都叫“连安地神”。我的故乡管地神叫“连安”。地神在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神了。村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爷神小，可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我们村里的连安像是用枣树雕的，因为这棵枣树有一个树杈无法锯掉，工匠就给他雕了一根拐杖，连安手里多了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这根“麦穗儿”有非凡的魔力。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的“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我的眼前激起了种种幻象。传说中连安手里的“麦穗儿”，总是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才会找到力量的根基。我想起了那一年麦收二叔的死。二叔有点倔，喜欢种地，本来子女都到县城打工了，可以搬到城里去，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靠土地了，可他还是想种地。我的一个堂哥回村搞“土地流转”，几次给他做工作，他都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谁也说服不了他。说到土地流转，他有好多担忧和困惑。二叔耕种土地，一头牛，一架铁犁，牛拉着犁，二叔扶着犁，一点点翻动着土地，配合是那样默契。他家的粮和菜都能自给自足，过着与“市场”无关的小日子，自得其乐。二叔对我说：“别看你在城里住高楼，坐汽车，山珍海味吃着，我不眼热，哪如我这一亩三分地舒服？”可是，那年麦收，二叔赶着马车往麦场拉麦子，在河岸上与河南来的收割机相遇，不料马惊了，二叔从高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头朝地，后脊椎折了，当场就死了。这是咋样的交通事故？二叔尸体放在丰南县城医院，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后来二婶找到我，我托在乡政府当书记的同学给调节了。拖了二十天，二叔终于入土为安了。这件事情给我震动很大，二叔满可以离开土地的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农业生产者。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郭富九，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但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面对土地流转大势，他忧心、愤怒，成为农村变革的“钉子户”。这类农民身上，自私、狭隘、固执，把土地当作命根、没有长远眼光。从他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梁三老汉、许茂等勤劳而糊涂的影子。此外，对土地感情深厚、反对儿子曹双羊胡折腾的曹玉堂，不也是这样的农民吗？如果都是这样的农民，现代农业从何谈起？那年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我给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纸。那是二叔下葬的第二年，我顺便也到二叔墓地烧点纸。二叔的坟头上，有金黄的麦穗儿铺着，二婶说二叔死在麦收，坟头要铺满麦穗儿。坟前还摆着酒菜、水果。二婶和堂弟用土把坟堆填高，用铁锨挖一个园形土块儿，做一个坟帽儿放在坟尖上，压了几张黄纸。二婶跟我说，她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过来给二叔说说话。我愣了一下，真的能说话？二叔能回话吗？二婶说她能听到二叔的答话。我淡淡一笑，也许是二婶的幻觉吧？这是我写瞎子白立国与鬼魂对话的一个启发。小时候，我对乡村坟地非常恐惧。可是，这些人都是在这块土地生活过的人。他们曾经有血有肉，有叹息，有歌声。有一次，我陪同朋友到滦河畔的白羊峪村捡石头，那里河床的石头很有特点。听说到这样一个风俗，村里有点德性的人死了，就给捏一个泥塑立在坟头，这个泥塑就有墓碑的功能，比墓碑更形象传神。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说法，让我对乡村的生与死有了新的理解，甚至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小小的泥塑都活了，他们打着呼噜，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为后人祈祷，饶恕一切，超越了时空。他们矗立在刺眼的光芒中，那是历史的复活，也是人性的复活。我被这个秘密感动着、鼓舞着。这个小小民俗，一下子让我找到了“诉说历史”的视点。因此，在《麦河》中，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既增加了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但是，这种尝试也让我惶恐不安，读者会接受吗？农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没有啥娱乐生活。天一黑就搂着老婆睡觉。偶尔会听鼓书，特别是乐亭大鼓，听一段评剧，耍一耍驴皮影，日子缓慢而枯燥。但是，只要他们一走到田野里，看见了广袤的土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土地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让人感奋、自信、自尊，给心灵世界注入力量和勇气。正是这方土地、这条河水滋养，才有了民间生活的深切回应。瞎子白立国与桃儿，与曹双羊，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鹰嘴里叼着一根麦穗儿飞翔。苍鹰是麦河的精灵，麦穗儿是土地的精灵。这让我很兴奋，最初，瞎子只是书中的人物，我本来想用鹰的视角来叙述全篇。尝试写了一些文字后，因为我把握不好鹰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就重新启用瞎子来叙述，让老鹰虎子充当瞎子的“眼线”，替瞎子洞察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熟悉鹰，也熟悉很多艺人，包括乐亭大鼓艺人，我还熟悉一些算命的盲人。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用工业思维改造农业的时候，一切都在瓦解，乡村变得更加冷漠，最糟糕的是，过去相依相帮的民间情分衰落了，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土地陷入普遍的哀伤之中，瞎子白立国呼唤乡间真情，抚慰受伤的灵魂。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瞎子白立国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寄托着我的一些道德理想，他永远与弱者站在一起，让那些被欺凌被侮辱的失地农民得到安慰，找回属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我想他的力量来源于土地。我的心情与农民种地一样，是在惶惑、绝望、希望中交替运行的。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土地问题怎样解决？有人说，搞现代农业，应该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怎样解决却众说纷纭。2002年，我国颁发了《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都作出了规定。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继包产到户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如今全国好多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流转。“流转”中的农民更加自由，也不断增加着收入，但是，也是问题重重。过去对乡村约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经失效。不尊重生活的这种复杂性，就会犯一些幼稚错误，甚至会帮倒忙。其实，今天的复杂局面，就与过去靠行政命令，长期照搬照套有关。比如，有人说要搞市场化，我们一试就十几年，还是有问题；有人又说，市场无效；有人说，要想社会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继续束缚在土地上，这一小块土地可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土地基本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土地成为防止农民流动的稳定剂。可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推给个人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又有谁有资格让一个群体为另一个群体必须作出牺牲？我们觉得，今天已经不存在一个整体的农民，农民的个体身份在分化，每个农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有权力迁徙到大城市，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留在乡村。农民只想通过自己卑微的劳动改变自己和子女的命运，任何人都不能扼杀他们的选择，凡是剥夺和扼杀，都是不义的。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他们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需要城市，喜欢现代化，也喜欢美丽家园，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地享受生活。农村问题急迫而严峻。乡土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让我们困惑，我无法面对这样巨大的农村变化。一个小村庄，既拥有几十亿的富翁，也有中产户、一般户，还有很穷的农民。怎样概括它？这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的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在这之前，土地流转不是一个问题，现在看越来越是个“问题”了，是谁的问题？如果是农民的问题，农民应该如何应对？如果土地不是农民的问题，那又怎样实行“自愿”的原则？一切都具备了不确定性。我要提醒的是，资本都是贪婪的，民营之本来到土地上，巧取豪夺的现象已经存在。民营资本在土地上与公权力较量早已开始。根据我的了解，土地流转带有股份合作制度特征。对农民传统习惯进行着挑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天然地适合了中国农民小农生产者的传统习惯，而土地流转或股份合作制则要求农民有合作能力。这正是农民欠缺的。“土地流转”这种探索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印证。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所以就以我们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关于农民的未来，我们让老鹰虎子做了一些预见。大量农民会一步一步走进城市，乡村也会变好的。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我们富足了，都是土地付出的代价，一切物质的狂欢都会过去，我们最终不得不认真、不得不严肃地直面脚下的土地，直面我们的灵魂。我们说土地不朽，人的精神就会不朽。所以，我们有理由重塑今天的土地崇拜！所以说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土地，这是一部土地之书。有人说我是写作快手，但是，这部书却耗去了我三四年的时间，真正沦落成一个愚笨的人，这对于我是从没有过的。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出版长篇《白纸门》以后，我就开始了《麦河》的写作。为了创作这部书，我到故乡唐山农村体验生活，得到了地方领导和乡亲们的帮助。麦收的时候，我到还乡河女过庄采风，看到了机械化收割场面。这次写作与以往不一样，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到农村里去，每次去都大有收获。回到书房写作的时候，内心像土地一样踏实、宽厚和从容。第二遍书稿完成的时候，作家出版社领导和责编提出让评论家看一看初稿。评论家何镇邦老师顶着酷暑，读完了我的拙作，并提出宝贵意见，他说土地流转部分是新生事物，应该大大增加笔墨，小麦文化还要深入开掘。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读过拙作，对文体和人物塑造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李敬泽先生、胡平先生、孟繁华先生、梁鸿鹰先生、段崇轩先生也都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并在此书出版之前写出了推荐语或评论。我的亲戚赵晓声先生是人体符号学专家，他在百忙中通读初稿，并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我进行了近三个月的修改润色。《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o米吉提先生，拿出极大的篇幅连载拙作，让我心存感动。我非常喜欢著名画家铁扬老师的画作，铁老为此书提供了精美的画作，在这里一并深深致谢，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只是我的才气不够，笔力不足，使全书还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期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改进。2010年9月22日于石家庄
媒体关注与评论
《紫青稞》推荐语：一部真实反映西藏农民生活状态的原生态小说。《老风口》推荐语：《老风口》把宏大叙事和个人叙述，把个人诗史和主旋律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挑战，张者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已经解决，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很好的作品了--雷达（评论家）《老风口》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题材上都有创新。《老风口》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小说，也不是城市小说，写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方位写这个领域的作品是一个空白，没有样本，写这样的作品是要考验一个作家能力的，张者在新疆生活过十年，对生活非常熟悉，故事也好，具有传奇性，好看，看得出张者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么一部作品，在技术上张者也行进了很好的尝试。--胡平（评论家）从《老风口》中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张者，这部作品让我对他刮目相看，这是张者最好的作品，超越他之前的《桃李》、《桃花》、《零炮楼》。整个作品写得沉着，用力，用心，语言也好，很充盈。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李敬泽（评论家）我已经读过了张者的《桃李》和《零炮楼》，张者确实是一个举重若轻的高手，这是张者最擅长的，把轻和重结合在一起了。张者要把握好轻和重的关系，把握和“轻”和“轻佻”的分寸，作品就更好了。--阎晶明（评论家）整部小说用两种叙述，一位是个老兵团人，一位是第二代兵团人，两种叙述相互相承，第二代兵团人对第一个兵团人的叙述进行历史的考证，从而达到正史和野史的结合，这种方式很巧妙。木弓（评论家）这种叙述称之为文学叙述的“双声道”，整个作品的场面大气磅礴，画面感十分强烈，给人震撼。这就像听立体声交响曲，细腻的和宏大的都糅杂在一起了。--何向阳（评论家）《风和日丽》推荐语：《风和日丽》用质朴洗练的文字，娓娓道来了一个女孩隐秘的身世，它似传奇又似史诗，在惊天动地的绝响中融合了平缓舒和的含泪的微笑。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杨小翼碾过蒺藜丛生的孤僻小道，终于走出尘外。《凿空》推荐语：“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历时数年、倾心创作的一部描写遥远新疆生活的长篇小说。《身体课》推荐语：三口气读完。结论：可予（作者）颁发生理科、心理科、讲理科三料博士。--邹定国今天上午收到近期《花城》后，就被长篇《身体课》吸引住了，中午也没休息直到现在在会场一直把它读完了。牛啊！鄙人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最好的长篇。我已给文友们发了信息，不读这样的长篇，就不要玩文学了。--红日《花城》第四期，头条是秦巴子长篇《身体课》，是一个融哲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花城》杂志（《花城》2010年第4期已经出版了，还没收到样刊，不过在网上看到了目录。我最关注的是秦巴子的长篇小说，又一个诗人小说家出现了。--刘春《麦河》推荐语：关仁山的新作《麦河》显然经过精心构思，深入开掘，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麦河》的叙述极独特，均以白立国为叙述视角，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白立国竟是个瞎子。瞎子讲述了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上世纪初至今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物极其众多，然而所有人和事都以白立国和一只充满神性的苍鹰“虎子”为线索贯穿在一起。小说的章节也由月相之变化而命名：由逆月到上弦新月、望之圆月、下弦残月，最后又回到朔之逆月，可谓浑然天成。善庆姑娘变鹦鹉，百岁神鹰虎子两次蜕变获新生、人与死者通过泥塑对话等等，都使《麦河》展示出一种魔幻般的迷人气息，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风格。---------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原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麦河》是一曲献给土地的深情颂歌。它故事的核虽然是近些年来农村出现的土地流转问题，写的是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搞土地流转的民营企业家曹双羊的故事，但小说的时空背景却无比广阔。从历史纵向地写百年土地史，塑造了崭新的农民形象，写出了小麦文化，甚至写出了“重建人们的土地崇拜”。于是小说就有了一种让人震撼的、未曾有过的思想深度。我以为，既要有思想的深度、又要有生活的厚度，这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必备的两个方面。《麦河》在这两方面都具备了。--------何镇邦（著名评论家）小说是写命运的。《麦河》在描绘冀东平原风俗风情的同时，主要书写了鹦鹉村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曹双羊和白立国两人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概括了时代。曹双羊是一个“能人”，这是一个患了“现代病”的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土地。瞎子三哥白立国是乐亭大鼓的传人，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典型的冀东风情风物，还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应该说，就是这个乐亭大鼓将《麦河》搅动得上下翻飞，风情万种。--------孟繁华（著名评论家）《麦河》最突出的文学实绩，是塑造了现代农民形象----曹双羊。曹双羊终于从为了财富打拼天下的传统农民，蜕变为一个为了乡民、创造大业的现代农民。曹双羊无疑是一位独具思想艺术个性的新农民形象，他来源于农村改革中的真实人物，他又高于生活，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填补了人物画廊中的“空缺”，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段崇轩（著名评论家）
内容概要
尼玛潘多，藏族 ，1971年生。毕业与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言专业，现供职《西藏日报》社。系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有散文、小说等作品散见与报刊杂志，有作品曾被收入《西藏行吟》等。张者，本名张波，男，新疆兵团人的后代，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律学硕士学位。曾任律师、记者，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作品被各种选刊多次转载。出版长篇小说《桃李》，《桃花》，《零炮楼》，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或者张者》，文化散文集《文化自白书》等，曾被媒体评为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曾获得重庆文学奖，重庆文艺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艾伟，生于1966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爱人同志》、《爱人有罪》，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水中花》、《小姐们》等。曾获《当代》文学奖。多部作品曾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刘亮程，新疆沙湾县人，著名作家，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库车行》及长篇小说《虚土》等。曾获冯牧散文奖等多种奖项，有多篇散文收入中学、大学语文课本。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凿空》是作者历时数年、倾心创作的一部描写遥远新疆生活的长篇小说。秦巴子，诗人，作家。1960年生于西安。发表诗歌、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评论等三百多万字，曾多次获奖，在国内二十多家报刊开设过随笔专栏，诗歌作品被翻译成英、日等语言。著有诗集《立体交叉》、《理智之年》、《纪念》；散文随笔集《时尚杂志》、《西北偏东》、《我们热爱女明星》；文化批评随笔集《有话不必好好说》等；主编有《被遗忘的经典小说》（三卷本）等。关仁山，男，满族，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与作家何申、谈歌被文坛并称为 “三驾马车”。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或出版长篇小说《麦河》《天高地厚》《白纸门》《风暴潮》等，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等，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落魂天》《红旱船》等，短篇小说《苦雪》《醉鼓》等，达800余万字。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搬上荧屏及被翻译到海外。
书籍目录
《凿空》《风和日丽》《老风口》《麦河》《身体课》《紫青稞》
编辑推荐
《作家出版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套装共6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作家出版社入围第8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套装共6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最高的文学奖项，自1982年以来，已为中国读者评选出包括《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近30部长篇小说。这些获奖小说代表了不同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成果，是构成当代文学殿堂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
图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