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章节试读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75页 - 卷七

[129条]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张荫麟、胡道静都据集中《张牧墓志》定沈括入昭文馆在熙宁元年之前。徐规《沈括事迹编年》又据《宋会要辑稿》考得受召入京在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而“详定浑天仪”一事诸家皆无考。按《宋史·孙思恭传》：“尝修天文院浑仪。”《玉海》卷五：“治平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天章待制孙思恭有历学，命看详翰林天文院浑仪。”应即沈括所预之事。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72页 - 卷七

[123条]曆亦出乎億而已。余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校证》及《补证稿》均无所证。按《奉元历序》虽佚，残本《长兴集》中的《奉敕撰奉元历序进表》云：“天雖信其難諶（典出《君奭》），億不免乎屡中。求䮞駁於迎日推策之際，消忽微於連珠合璧之間。薎希南正之工，僅免西流之失。”仍可与此条相发明。盖表亦概括序意而成。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63页 - 卷六

[114条]此引倪复《钟律通考》卷六“管色图”条，似应列为下条之证。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66页 - 卷7

[116条]象数部分的第一条，学者论沈括的“科学精神”，常见称引。但这一条所反映的《笔谈》中的夸饰、矛盾和不可尽信，却较少被人注意。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动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朔法”只能指月长。可是月长在大衍历之前早就稳定在了相当高的精度上，大衍历虽然影响很大，但在步朔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且为后来者所继承的特点。而且后面的“历已后天”已经在说崇天历了。所以开头先说大衍历完全是多余。之所以要指摘有”最为精密“之名的历法，大概意在反衬熙宁考历的精益求精。
在沈括之前，周琮的明天历的月长精度有了新的提高，显然是抛开了旧有的数据做了重新实测，而且也改正了崇天历的后天问题。熙宁奉元历以崇天、明天两历为改进对象，很可能从明天历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包括朔法。因为奉元历法数已佚，这一点无法证实。但无论如何，沈括并没有资格说自己解决了“前世历官皆不能知”的问题。
其次，后天绝不是朔法引起的。崇天历月长的微小误差不可能在短期内累积到五十余刻。真正的原因是历元误差过大。沈括的主要合作者卫朴就说崇天和明天两历“置元失当”（见《长编》卷二六三和《玉海·历法下》）；沈括自己的表述却是不明不白。卫朴又说奉元历”视明天历朔减二刻“，也是历元上的修改。
崇天历历元的误差主要在气而不在朔，本条后面讲调整冬至才说到了点上。闰月的改易也是由冬至前移引起的。天正“改用子时”或许说的也是冬至前移，但表述实在奇怪。不论天正是指合朔还是冬至，都必然岁岁时刻不同，不应该说“元用某时”；但如果是改动礼仪上规定的时刻，那会牵涉到很多问题，不应该别处没有记载。不管怎么样，冬至的调整并不涉及朔法。而沈括这里却似乎把朔法的问题和气至的问题混为一谈。
不但气至后天的问题早已被周琮明确指出（《律历志七》），而且以立冬、立春两气校正冬至的方法也是周琮在皇祐改制仪象时实践过的（《律历志九》）。此条实是暗以他人之功归诸于己。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43页 - 卷五

[90条]引《律吕正义后编》卷六八“管”条似应列为上条“拱辰管”之证。按《演繁露》以“拱宸乐府”为目引本条内容，津逮秘书本上条与本条相连属，并见《校证》；此引《律吕正义后编》论“拱辰管”而引本条之文，则所据本亦当连属。王、胡对《笔谈》条目都宁分毋合。既然分之，“拱辰管”之书证仍当归于上条。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的笔记-第375页 - 卷七

[128条]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澀，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未]朞，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已]朞，而日(已)[未]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肳合。引文据同书《新校证》58页，《校证》同。校记说未、已等字据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的意见而改，四处改了三处。张显然只注意了“行速”“行迟”，以为行速之时太阳自当先天运而过表，殊不知沈括说日行有迟疾，而以天运为恒速，如果恒速之天运尚未走完一周，日先过表，怎么会测出的时间反而更长（“百刻而有余”）？其实日行指的是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周年运动，而天运是恒星背景本身的周日运动，两者方向相反。这也就是《晋书·天文志》引“周髀家”所说的“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於蚁行于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迴焉。”日右行的速度越快，随天左转的速度反而减慢，这样才能解释“百刻而有余”。所以三处改字皆不应改，而未改的”日已过表“的”已“字应改作”未“字。
沈括的意思是说如以太阳两次经过正南的天空（过表）为一日，一日的长度相对于天运这个恒定的标尺，是会变的。这个恒定标尺的想法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平太阳日，所以很多学者说这是中国最早对平太阳日的表述。但李志超先生已经指出，细究起来，按沈括的想法去测恒星背景（需要加上太阳日均运行的距离，也就是一度）转一周的时间，其实跟平太阳日有不同。它跟太阳两次过表所规定的日长（真太阳日）的差距要更小，一天最多差8秒。累积到最大也就是四分多钟的差距。
这个差距反映在一米长的漏刻标杆上只有三毫米多（熙宁浮漏测量用的“建壶”深三尺五，标杆的刻度总长应该较之略短，假定是1米）。当时能排除所有其它干扰误差，准确测出这么小的差距吗？一般认为沈括的浮漏设计上是很先进的，但《补证稿》此处引张耒撰《欧阳伯和墓志》说到其水流速度不稳定，到了元丰时期又要重新做（此事亦见《玉海》卷四）。测量的精度很难说有保证。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允许对漏刻和恒星背景转动的时间分别做独立的测量。因为漏刻本身要长时间保持精度就必须时时和天象相校正，而恒星观测要得出一个时间值又只能用漏刻来计时。而沈括说”既得其数“，大概本来的意思也不是实测，而是估算了一个差值来拟合漏刻。至于算得对不对，到底有多吻合，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里最有意思的可能不是沈括提出了近似平太阳时的概念。他关于天运和日行比较的想法其实只是从最基本的天文知识出发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理。能想到这一点的人应该也不止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要拿这个想法来做什么——他用它来解释漏刻不能消除掉的误差，而他的解释是，那并不是误差，有误差的是通常定义的日长本身。“莫不肳合”意味着他最终认定漏刻已经达到了和天运相等的恒定性。这才是真正要紧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是通过测算得到的，其实没有实测基础，而是建立在很强的预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