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1-1
ISBN:SH11017-94
作者:[英] 格林堡
页数: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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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的作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是一位英国学者，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经济和历史。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政治立场一般是偏左翼的，这在《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部作品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不过，他的偏左翼的政治立场却曾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他就曾经被指控在1940年代向苏联间谍出售情报。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是格林堡的代表作品，原名是《不列颠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800-1834》（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34）。本书的中译者康成先生在1961年将该书翻译成中文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中心内容，我们改成现在这个书名——《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于是便有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个面貌。《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最初是作为格林堡的博士论文发表的。 格林堡在序言中说：“1939年夏季，在战争还没有迫使我少做学术研究工作以前，我的初稿就已经完成了。以后的修改不大。” 不过正是在该年，格林堡离开了剑桥大学，赴美来到了哈佛大学。不过，这手头上的工作一放就是多年，二战结束之后，格林堡才回到了剑桥大学，继续去完成他的这部作品，直到1947年，剑桥大学才将他的这部作品予以出版。 1948年，格林堡为该书增补了序言。 1951、1970年，剑桥大学对该书进行了再版， 而格林堡也在1951年版中，增补了一些内容，将该书的时间范围从1834年扩充到1842年。美国出版界迟至1979年才将该书出版，不过到2000年，又将该书收录于"China Trade : British Commerc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635-1842"八卷本系列当中。 关于本书的内容，格林堡在序言中定位道，“本书叙述南京条约（1842年）以前决定性年代里英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格林堡将“欧洲侵入者在经济上征服中国”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而他在本书中叙述的，是第一阶段，即“大约从1826年起，贸易差额变得有利于外国人，白银的流动改变了方向”。 不过，格林堡在书中，显然不是用力于所有“英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而是有所区别。可以看出，本书中，格林堡把着眼点置于英国散商上。格林堡留意到，在他之前，虽然也有出版过关于中英贸易史的相关著作，例如马士的《1635-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五卷， 但是，“这部书是文件和统计资料的摘要，所以它是资料性书籍，而不是完美的研究英国对华贸易的著作。而且，从东印度公司这一面来分析中国贸易，会在我们这个时期使人有所误解，其原因有二：第一，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实践在内容上、机构上和进取精神上和广州的英国散商是大不相同的；第二，散商的出现显然是1830年至1840年之间那些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的决定因素。” 由于格林堡本人对本书的定位，本书在材料的选择上也有其特色。不过，首先，格林堡也没有忽视马士的《编年史》的重要性。格林堡在创作本书时，不但参考了马士的《编年史》，还参考了马士的许多其他有关著作。 马士的《编年史》虽然讲述的主体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英国散商，而且还有很多纰漏；但是，里面毕竟还是有很多有关英国散商的材料：例如，《编年史》中关于中英贸易每季度的情况的列表中，有英国散商的情况；《编年史》会介绍除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外，当时在广州商馆区的外国人的姓名；《编年史》书中还有一些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散商交涉的重要事件的介绍。有学者评价道，虽然《编年史》“始终以东印度公司公司为主线，但也详细地叙述了散商在中英贸易中与东印度公司由早期的相互利用到矛盾冲突和再到关系破裂的特殊经历。它的时间下限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废除，是我们研究对华贸易中英国散商不可缺少的材料。” 此外，马士毕竟在中英关系史领域中研究了许多年。这些都可能是格林堡依然重视马士的工作的原因。不过，既然格林堡的这部著作将英国散商置于中心位置，他在材料使用上，与前人相比，就有特别之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仅存的一家‘条约以前的商行’——的旧档在一家香港货栈里被发现了。” 因此，该书“所用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怡和洋行的原稿集”。 本书的中译者也介绍到，“过去西方作者讲述早期的中英贸易，主要是使用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以及一些早期的殖民主义者的著作。他除了利用这些材料以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散商方面的材料。他将现在存留在英国的《查顿•孖地臣行》（怡和洋行）的全部档卷材料作过一番仔细的翻阅和整理工作。本书所记载的早期的中英通商关系主要就是取材于这些档卷材料。” 格林堡将本书的中心置于英国散商的选择，可谓是相当明智。在格林堡之前，西方学界系统性研究中英早期贸易的专门性著作，除了上述马士的《编年史》，以及马士的另一部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的第一卷的部分材料外，还有的就是普理查德（Earl H. Pritchard）所著的《早期中英关系的决定性年代，1750年-1800年》（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 1750-1800）。有学者评价这部作品“其特点是统计资料翔实。其资料除利用东印度公司贸易档案外，还利用国会档案、殖民地档案等。如果说马士的著作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则普理查德著作是一部研究性著作。” 这些作品，格林堡都注意到了。 不过，上述的这些著作都是“集中研究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而“格林堡的价值则在于论述了英国散商的对华贸易，而英国散商是广州制度最后20年的重要外商，从1835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到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中的中英贸易也主要是散商的贸易”。 可以说，格林堡的这部著作能够取得现在的学术地位的原因，很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对英国散商的开创性研究。中译者评价这部著作使“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散商（港脚商人）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重要，他们逐渐取得了中外通商关系中的领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他们不仅挣脱东印度公司的支配和羁绊，使东印度公司逐渐在经济上依赖他们，而且联络上了印度的殖民地资本和英国的产业资本，在政治上推翻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抢得了东印度公司在中英贸易上的地盘。此外，还取得了左右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力量。” 当今学界除了在英国散商的研究上会注意到格林堡这部著作的基础性地位之外，在另外一些与英国散商密切相关的课题上，对其也会有所注意。在英国洋行的相关研究中，该书被认为是“叙述了英国洋行在华的形成及初步的发展”。 而关于西方商人团体的研究中，有学者则将格林堡的这部著作奉于一个更高的地位，认为马士的《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只是对西方商人群体的“活动有较多的叙述”，而格林堡的这部作品“则是研究英国在华商人集团的杰出专著”。 不过，本书的最明显的缺陷，就连格林堡本人也注意到了。格林堡承认，“本书的范围显然是由可以得到的资料来源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一个限制因素是，所有这些资料都是英文的，或者至少是欧洲文字的”。不过，格林堡却认为这无可厚非，为此辩解道“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是住在中国，而不是中国人；极少有人会说即使是一知半解的中国话”。 虽然格林堡此话不虚，但是，就在格林堡开始着手该作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姚薇元所著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围绕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对比中西史料，对其所述鸦片战争前的许多重要事件进行考证，包括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中散商的相关史料”。 如果格林堡能够接触到有关中文史料的话，本书会更有说服力，而纰漏或许会有所减少，后来的论者也不会批评格林堡“始终没有接触到中文方面广大的原始材料，因此所记叙的事实带有片面性，以及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接着就列举各种纰漏。这可谓是本书的一大遗憾。另外，虽然格林堡的这部作品是“研究英国在华商人集团的杰出专著”，但还是缺乏“西方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体制建构的综合性分析”。 但是，当时即使是英国散商的研究，也还是处于草创性阶段，也不能过于苛责。格林堡的这部著作，比较为人所忽视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相对左翼的态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格林堡引用汤姆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oey）的《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对于以往所有关于鸦片问题的著作，下了一个评语——扯谎！”，并讽刺道，“在当时，那些指导英国政策的人们，并不比一般犬儒主义者高明多少。他们鉴于所涉物质利益之大，也就不禁见利而忘义了”。 虽然有论者还是批评格林堡“虽然暴露了一些事实，但是在说明这些事实的性质上是不深刻的，有些还是错误的”， 但在那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格林堡还是顶风将这些带有尖锐批评意见的作品出版了，也相当不容易。这也多少能够理解格林堡为何会被英国当局扣押护照多年却不返还， 以及美国出版界为何迟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将本书出版。不过，鉴于本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出版界在出版本书的30年后，又将本书再版；而本书所见的中译本至今仍是上世纪60年代的出版，与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另外，由于本书的翻译时代较为久远，繁简字相杂，可能也需要重新排版与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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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错的书，里面还提到了中国19世纪逆向工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