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全两册）

章节摘录

书摘     章炳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云：“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木，舜居西城，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考华山，为汉儒所熟用。以此山代表吾国，其说当始于汉，犹之，以汉名吾种族也。《孟子》言“挟泰山以超北海”，《论语》谓“曾谓泰山不如林放”；秦以前人，以泰山自重；至汉都洛阳，其儒缀说《中庸》，始言“载华岳而不重”。可知以华山为号，汉以前未有此事。则就华山以定限者，未如就日月光华之义，以定吾种族之名也。    《经传摭余》(卷五)云：“《中庸》”，近人以为汉儒作。据‘载华岳’云云，子思胡不言载泰山?”(青照堂丛书本)叶庶山亦谓：“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托无疑。”(《秋雨庵随笔》卷上引)故不取章说。    盖以“华”自诩，犹以“夏”自称，犹以“中”自勉。国于大地，必有与立。中也，华也，夏也，亦吾先民所喷喷自诩，斤斤自号，黾黾自勉，而为文化之胚胎者。至于或称我为秦，或称我为汉，或称我为唐，穷本溯源，要皆人之称我，而非我所自字。故略而不论也。    然则以中华两字而言，吾民族固含有矜持其文化之义矣。    章炳麟言：“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一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是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大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盖就“中”就“华”，即知吾之文化，有其所以自诩及其所以自勉者也。    今考“文”之意义，盖有三解。就此三者以观，我国文化，果有可以自诩及自勉者耶?    文也者，犹曰“迹”也。《论语》(《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氏《正义》：“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检约，则不违道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吕氏春秋》亦谓：“仓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段注《说文解字》卷十五)此皆以文为迹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遗迹，有可观法者乎?    文也者，犹曰表也。文，《说文》作*。段玉裁云：“凡言文章，当作*彰。作文章者省也。”从彡，“以毛饰画，而成文章”。曹丕《与吴质书》云：“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魏志》二十一裴注)《左传》宣十五年《正义》：“文者，物象之本。”不曰物之本，而曰物象之本者，犹曰虎豹之文，盖取其外象耳。试问吾中华民族之象型，有可称道者乎?    文也者，犹曰敏也。《诗·大明》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叙曰：“文王有明德。”《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是则以文为明敏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明敏，果有足以当此“文”而不惭；立“文”垂制焕乎著明耶?    《论语》(《泰伯》篇)载孔子赞尧“焕，乎其有文章”，孔氏《正义》：“焕，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又《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颜渊喟然叹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处“文”字，皆合于上述三解者。又(《颜渊》篇)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则是以文为采饰，以质为本原，又具一义。    然文之意义，限于一平面上；至于“化”，则有“因袭其文”、“因时成化”之纵的意义矣。兹亦绎其三义，引伸于下。    一则曰：创化也。《易·系辞》云：“是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所谓“圣人”，即系创制之智者。如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如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由无而有，由隐而显，则化之意义一也。    二则曰，变化也。《论语》《为政》第三)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正义》曰：“此章明创制革命，因沿损益之礼。……子张问于孔子，夫国家文质礼变，若相承至于十世，世数既远，可得知其礼乎?夫子答以……虽多至百世，以其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皆可豫知也。”然则孔子所知之“百世”即在损益成变，即所谓因穷生变。变则能通，而又能久，此则化之意义二也。    《易·系辞》亦谓：“神农氏没，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孔氏《正义》云：“若黄帝已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变化，使民得宜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者，言易道若穷，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周易兼义》卷八)此释变化之起，基于穷：变化之致，致于通。所谓因沿损益，便是此意。    综上以观，则知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由此以征文化发生之景相，则更有三迹可寻。    其一，所谓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之说焉。《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之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然则冠裳之起，盖乃由于气候。如可文身，如可断发，则无需于衣服冠裳之造制也。    案如衣，于文从覆二人之形，段注以无贵贱均用之，故从两人。近人柳诒徵引其友顾惕森说，谓：“衣何以覆二人?义亦不可解。衣字之下半，当印北字。古代北方开化之人，知有冠服。南方则专治文身，故衣宇象北方之人戴冠者。”(《上古文化史》第七章)案北作爪，从二人相背，与衣字同在人部(《说文解字》卷八上)。解衣宇之从北，即文化由于环境说也。    其二，所谓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易·系辞》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谓由结绳以趋文字之化，完全由于圣人之作为。然按清张庆祥《黎岐纪闻》(页二)谓：“生黎地不属官，亦各有主。间有卖买授受者，以竹片为券。盖黎内无文字，用竹批为三，计丘段价值，划文其上。两家及中人，各执之以为信，无敢欺者。近日狡黠辈，颇纷纷以诈伪生争矣。”由是以观，则求治求察，结绳削木，所以进而为文字者，殆有诈伪等之困难，有以驱策之焉。    《论语》(十六)《季氏》章：“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注云：“困，谓有所不通。”不通者，固所以求通者乎?此亦因变求通之意。    其三，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北宋徐积云：“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盖尽中道者，圣人也；而中道不足以尽圣人。故必观于变，盖变则纵横反复，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贤人之所能。”(《宋元学案》卷一引仲车语录)《易·系辞》亦言：“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曲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曲，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斯皆释变化之期，期于通久；使文物进步，成为曲线形的进展焉。    然则所谓中国文化者，盖指吾民族创变穷通之事。而所以记载此创变穷通之迹者，则舍变安归?《说文》(卷三下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盖以记事包之。夫以“中正”而论，则所谓史者，诚有去取与舍，褒贬赋夺之义耶?以史为持中正者，虽为后起之义。要亦治文化史者所可准则者也。    王国维云：“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则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持筒形。’然中与筒形，殊不类。江氏永《周札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得其说。案《周礼》太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算。……是‘中’者，盛算之器也。……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观堂集林》卷六《释史》)由是观之，则“史”字之起原，乃系手持盛简之器，初无所谓“中正”。以史为持正，虽含删繁取要，博收约取，鉴别是非，审正美丑之意，顾其解乃起于汉人也。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叙登原作《中国文化史》，既成其上古卷，爰拨余渖，略敍其意。    夫史事烦重，调度不易；自古已然，于今更甚。若夫端临著书，虽有“鬼已先知”之誉；而《通考》自敍，尚生“何所发明”之憾!今以萤末之光，妄烛前古：斯则其难一也。        温公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处纂成。积稿洛阳，盈于两屋。“到洛八年”，始了六代；修史分属，各尽专材。今以乡曲末学，无师友为之扶助；妄谈往昔，斯则其难二也。    欧阳修以一代文人，烧烛拥髻之余，勒成五代之史。而后贤之论兵书也，犹谓其徒有笔墨驰骋之习，而无剪裁润色之功(详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三《五代史记提要》)，并恨其“取材未当”，“书法未审”，“掌故未备”。今以愚拙之材，欲于繁称博引之间，为体大思精之作，斯则其难三也。    虽然，属稿仅及乎一载，蓄志则实已有年：适得其下，而取法亦于其上，仅象于犬，而立意固希于画虎。略区其意，亦可列而为三：一则曰，有所不取也；二则曰，有所必取也；三则曰，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如近贤著史，动用《周礼》。燕石盈箱，赝鼎列座。订其工拙，何异抄胥?吾则耻而有所不取也(本书用《周礼》处，亦无非《考信录》“备览”之意，不依为定论云）。又加封建之制，近贤好缕述《王制》、《周礼》、《孟子》之异同。然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既不得闻详，吾人自不妨稍略。而以纵的封建而言，则俞理初之解君子，师服之记本末。所谓阶级社会，其确存于古代，固可谓考前史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吾则信而必取之也。又如井田之制，本属行之一区一时之制；而商君之任治地，明系节制贵族，奖励平民之法。旧史舍此不道，殊为失实。吾则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此登原属稿时区区之意也。    登原自十五岁以前，备受祖父容卿公之爱，不欲其远离膝下。即以此故，经史之义、象算之书，胥大人日训督之。其后大人菲饮节食，资送之以求学于四方。略能自立，而祖父墓木已拱(祖讳治裕，卒于民国二年，年六十)。幸大人健在，教导不废。即草此书时，凡经传之所记，诗书之所载，卷页翻寻，纲领提挈，犹大人之教导是赖。——然则此书之为书也，如有所短，固自惭于不学。苟有所长，惟私感于祖德。适值大人六十悬弧之时，而吾书亦成，因以附记之云。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余姚陈登原述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

自叙

上篇

卷首 叙意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之意义

一 国名诠释

二 文化诠解

三 史之解释

第二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四 中国史料之纷繁

五 主料与副料

六 推理与校雠

第三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七 因果的见解

八 进步的见解

作者简介

书摘*处左右结构字左边为“文”右边为“彡”。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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