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章节试读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100页 - 忘了，大概是100多页

这一切关乎良心。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386页 - 图书展览与图书盗窃

东德作家希尔毕西与西德某社签约出版诗集《缺席》。1979年5月，一熟人在旅馆将其诗稿烧毁，国安部立马以涉嫌纵火为由将其投入国安部监狱，恐吓其达两月之久。拒绝撤消出版后，好友及其自己遭莫名殴打。出版后被处以2000东德马克罚款。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249页 - “低俗之作”令人身不由己

「在东德读奥威尔」：巴德尔·哈泽失恋后，朋友寄来封面是灰色地带上飘落一张写着「I love you」的纸条的《一九八四》。失恋痛苦的哈泽认为这本「爱情小说」会是患难之交。他姐夫是国安走狗，举报他与西德文学青年保持不正当关系。而寄来的《一九八四》是国安部的圈套……1959年1月13日，他在莱比锡被捕，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床头的那本《一九八四》。九一年，他从法院以合法财产要回了这本《一九八四》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77页

对于公众进行监控的效应不仅仅在专制体制下体现在体制的决心和能力上，即摧毁公众任何形式的颠覆资源和任何对体制的统治合法性质疑。为了限制反对派公众活动的影响所采取的办法有其他可行的社会环境进行隔离，让社会讨论派对反对派公众话题获得免疫性，或者促使民众进行自我审查。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1页

东德图书审查名单：被封存的名单还有:霍克海默，尼采，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萨特，君特格拉斯，乔伊斯等等；某些作家的二手文献也被封存，包括歌德，海涅，卡夫卡，康德，席勒，彼得哈克斯，保罗策兰等；含有荣格，阿多诺，加缪的文集也被封存。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3页

不错的书哦~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1页

文化部的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作为图书审查的枢纽，扮演着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下国家行政机关的角色。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以最终授权的78家出版社为依托，批准各项出版计划，并向各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本书事先都要通过所谓的发行许可审查，这是一种经典的系统化预审查模式。--P003
定期参观书展会令读者很纠结，因为看到书展上有如此众多的书籍，大家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再街角的书店中买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几乎每个人有意或无意间都遭受过这份罪。大概每个参观过书展的读者都能回忆起当他或是她琢磨着如何才能至少搞到一两本认为特别重要的书时没就陷入了一些荒诞又经常十足令人绝望的思想迷途。--P034
论题1：由于法律从来没有禁止使用“不受欢迎”的媒介，所以避免来自道德上的压力或者防止经济损失，通常也只能“秘密”地使用这些媒介。--P049
谁在东德宣称存在图书审查，言论、新闻或是集会自由受到限制，那他就会吃官司进监狱。因为早在1949年的东德宪法第9条第2款就已写到：“不进行新闻审查。”1968年宪法第27条则称：“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东德公民均有权自由和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新闻、广播和电视自由受到保障。”国家监控和广义上的出版许可（审查实为预审查）的实施，让公众声音符合统治者需要以及令社会活跃分子习惯于社会公约的社会实践性训练，这些都在悄然进行，方式微妙，令人难以捉摸。在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新闻处（前身是信息主管局）以党组宣传部给记者们制定的《指导说明》为纲领监控大众。在艺术领域有“质量保证验收”，图书印刷受到文化部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的监控，其前身是图书与出版社事务局。此外在出版社，甚至在审查机构内部还有国家安全部通报和对作者的监控。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的真正目的是自我审查，把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科学工作者都变成自愿的政权“精神帮凶”（布莱希特语）。--P083
像许多私人艺术出版社一样，领头狼出版社没有统一的美学目标或政治目标，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艺术节和生活中的独断专行和外界干预。领头狼出版社的理念首先是对出版业现状强烈表示不满，继而也是对出版业现状的挑衅。“原则上讲那是开玩笑的。重新拥有一摞这种小册子，总是一种美好的经历。”--P106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笔记-第163页 - 外婆的卡尔·曼——图书走私商雷纳·埃克特

就连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破旧的大学生宿舍里，那些因为是自制所以歪歪斜斜的书架上也堆满了图书。见多识广的西德人来到东德，看到这里的人们开始如痴如醉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或者以行家的姿态对奥地利作家格奥尔格·特拉克儿的抒情诗谈论不已时，备感震撼而无言以对，现实社会主义中精神层面的分量在当时就已经不言而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在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 似乎书的开头一篇里就提及现代社会的信息审查是一种“繁文主义”，而某些历史时期的某些国家发生的事，只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对知识传播进行的扭曲和阻碍的极端化。因为事情发生得那么鲜明、突出而难以置信所以能让人看得更加清晰，当时的反抗也就极具鼓舞和激励的性质。而当时间与空间发生更替，历史记忆在不断消失，难道相似的问题不会换了一种形式再次困扰我们吗？问题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
这里的引文是文章作者引用的德国历史学家史蒂芬·沃勒的描述，特别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