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现代化之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3-8
ISBN:9787100100946
作者:李工真
页数:336页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欧洲大学的兴起
第一章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世纪大学的模式
第三节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活动与学生生活
第四节 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第五节 向现代大学的过渡
第二章 德意志大学的现代化
第一节 现代化大学的由来
第二节 “柏林大学模式”的特点
第三节 “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第四节 德意志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第五节 德意志大学的世界性成就与贡献
第二编 欧洲科学精英的流亡
第三章 德意志犹太科学家的流亡
第一节 德意志学者阶层内部的分化与斗争
第二节 “文化清洗运动”与犹太科学家的流亡
第三节 美国高校对欧洲流亡科学家的接收
第四章 欧洲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第一节 欧洲知识难民共同经历的“失语性”问题
第二节 流亡作家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第三节 流亡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第四节 流亡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的“失语性”问题
第三编 美国大学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第五章 美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英雄时代”
第一节 流亡物理学家与美国的物理学
第二节 流亡化学家与美国的化学
第三节 流亡数学家与美国的数学
第四节 流亡科学家与“曼哈顿工程”
第六章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发展
第一节 流亡艺术史专家与美国的艺术史学科
第二节 流亡音乐家与美国的音乐学
第三节 拉萨斯菲尔德与美国的社会学
第四节 德意志“经济改革派”与罗斯福“新政”
第五节 流亡法学家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
结束语 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

作者简介

《大学现代化》的内容主要基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工真从2005年起在武汉大学开设的一门全校公选的通识课。本书系统讲述了自12世纪以来的欧美大学史,尤其是自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以来的现代化大学发展史。书中详尽地讲述欧美大学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大学现代化的本质特点及其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大学现代化的真正内涵,吸取人类现代教育科学发展史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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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大学“进化”之路与现实镜鉴——读李工真的《大学现代化之路》■禾刀阅读这本书,先认识一下本书作者还是很有必要的。李工真是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1988-1990年留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师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Kurt Düwell)教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本书源头便是李工真从2005年起在武汉大学开设的一门全校公选的通识课。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囊括世界大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进化”路线图之作。作者系统讲述了自12世纪以来的欧美大学史,尤其是自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以来的现代化大学发展史。书中详尽地讲述欧美大学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大学现代化的本质特点及其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总体来看,大学的起源基于两大社会要素,一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专门训练越发重要,所以大学诞生之初,有着“行会”的雏形;二是原始功利化竞争的驱使。大学的表象是知识的传授,一开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倘若顺着李工真描绘的大学发展路线图,我们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所或一国的大学要想崭露头角,傲立世界教育潮头,大抵少不了这样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高度重视,二是教学方式的科学,三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铮铮。从标语看教育的时代地位即便在今天,那些偏远农村地区仍旧能看到许多关于教育的标语,比较常见的有这么两条,“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这样的口号质朴简单,极易拉近与村民间的距离。不过,如果真正要寻找这两句话的源头,其历史距离可能要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本书呈现这段历史钩沉:当时普鲁士政府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需要8个警察一天24小时地严密监视,才能保证这个人不犯罪”。“1763年8月2日,这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就在极为贫弱的普鲁士颁布。”1807年10月普鲁士国君威廉三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了、最后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也正是由于“领导”的高度重视,所以普鲁士乃至后来的德国,其大学教育迅速步入辉煌顶峰。当我们把标语当成一个矢志努力的目标时,别人在数百年前便已付诸行动。我们可以强调无数个客观原因,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偏远穷地区,学校并非当地最好的建筑,至今仍有的破烂不堪。日本东京海啸过后,许多人猛然发现,当地的学校抗震级别高,成为灾民的避难所。相较之下,我们还缺乏这样的“长远眼光”。其实不仅硬件设施,在读书有用还是无用问题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均有反复。有用是因为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走旺之时,而无用则出现在高校过度扩招、毕业生就业愈发困难之际。在就业率决定知识评价的现实语境下,读书是否有用,往往取决于未来就业的预期回报。读书越来越像是一桩赤裸的期货交易。爱因斯坦并不这么看,“为谋生而学习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为端正国人观点,梅贻琦亦曾撰文指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简单地讲,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树人”,塑立一个人完善而又健康的品格。反窥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业率已经成为一些高校学科能否正常生存的重要尺度,几乎每年总能看到一些高校逼学生签订就业协议的新闻。这倒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件事:季羡林先生当年就读哥延根大学时,曾是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来特教授的唯一听课者。两相对比,感慨万千。日积月累的大学文化“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人尽皆知的“钱学森之问”。现阶段我们很难回答这一命题,但顺应国际知名大学日积月累形成的文化,这一点应无疑问。俗话讲,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意思自然是强调个人的勤奋自学,但自古以来,我们的教育机制习惯于臣服式灌输,容不下学生的任何质疑之言,更别奢谈有什么反驳挑战。鲁迅先生曾在《三味书屋》中描绘了一个手拿戒尺的威严师爷,现如今虽有变迁,但“师尊”一词仍具足够权威,不容挑战。作为“老牌大学强国”的德国,其大学老师的授课仅此一条便足以令人耳目一新——“老师所讲的应是他目前正研究的新东西,而不是他已出版著作中的内容”。至于其它知识,则要靠学生自己在阅读中增补。老师虽然在学生成绩评价方面掌握绝对权力,但在授课方面,更像是一位主持人,其所做的,只不过是开展“课堂讨论”。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授课方式就是在我们自认为相对更为灵活的大学课堂,亦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做得最多的,不是努力去启发学生创新的思维智慧,而是丰富灌输的方式,以此吸引学生的兴趣。在这方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曾树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范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为应合《月赋》的特殊意境,特地选择在月夜下的校园授课。此举并非简单的教学场所变换,因为月夜下授课,要求讲授者脱离备课本,甚至也无法以余光浏览课本,这反过来要求讲授者必须拥有极其渊博的学识。谁知,刘文典的“月下授课”甫一开头,便赢得好评如潮。“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种为迎合意境的授课,为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留下了美好回忆。但如果我们将此与德国高校推崇的创新激励式授课加以对比不难发现,我们的授课模式仍有极大改革空间。不过,今天的授课别说是激励创新,与西南联大的“月下授课”差距亦甚明显。读一本书,少不了结合现实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大学内的物化现象极其严重,许多教授已经“老板化”,学生成了教授麾下的廉价打工仔。而德国“绝不允许大学教授办公司、‘搞创收’”,为弥补教授科研经费的不足,德国的经济立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企业家凡资助一位教授的科研课题,并持有这位教授与该校校长联名签字的文本,便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教授享受极为宽松的商业环境,创业司空见惯。但美国大学“严”在教授选聘环节,这与国内高校一“聘”定终身制度有着根本区别。知识分子的执着与坚韧本书用很大一部分篇幅,着重介绍了德国高校知识分子的出走,其中以受迫害的犹太学者为最。这种出走是被动的,带有强烈政治迫害色彩,本身没有学术发展规律可循。不过,从这些流浪漂泊到国外学者的经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知识分子受到打压后可能面临的苦境,社会可能遭受的灾难,还能看到他们身上特有的执着与坚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逃离纳粹恐怖铁掌的知识分子,一边携手互助,努力熬过难关,另一方面竭尽努力,致力于原来的那些研究。原本是社会话语中坚的他们,由于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困扰,顿时成了“失语”者。也尽管学识渊博,他们还是受到美国一些人员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他们的到来,必定夺去别人的饭碗,至少会增加他人拥有工作乃至晋升的难度。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这也是知识界的“鲶鱼效应”。没有人能够否认,美国后来经济科学的全面腾飞,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些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尽管生存是他们头等大事,但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们依然头脑清醒,特别是努力捍卫学者应当秉持的人类和平之念。当预感到原子核裂变有可能导致原子武器制造危险并为纳粹所用时,匈牙利裔犹太学者莱奥•西拉德便自发开始四处奔走。西拉德一方面思考如何接近比利时政府,警告其不要将铀卖给德国。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找到爱因斯坦,通过后者去影响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然而,当他通过信息研判,得出纳粹不可能研制原子弹时,“这位原子武器的创始人开始认为,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了”。在原子弹未试爆前,一度加入“曼哈顿工程”的西拉德再次通过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写了封长信,这次他坚决反对继续从事原子弹研究。1945年6月,在西拉德的串连下,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组织了“反对使用原子弹委员会”。再后来,他退出了“曼哈顿工程”,全身心地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西拉德与爱因斯坦对原子弹认识态度的转变,其原则只有一个,即为了人类和平。开始是为了防止希特勒拥有这样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生灵涂炭的二战基础上,再度给人类造成更加深重的灾难。后来在得知希特勒无此“高瞻远瞩”后,意识到如果继续开展这一研究,必定促使其它国家效仿,展开“核武竞赛”。科学家们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上世纪中下叶,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间展开的“核武大赛”,虽然后来两国签订销毁条约,但以目前全世界仅知的核武库存,毁灭人类也只需轻轻摁一下按钮。执着与坚韧,这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如果把这两种精神放大到国际知名大学,我们看到许多科学家、学者、教授,长期反复探索。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探索从不孤独,因为他们在执着与坚韧的同时,始终与学生们保持着一种“参与”、“讨论”的友好气氛,所以学术精神得以传承,事业也从不缺少接班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关于诺贝尔奖的纠结心态。虽然千盼万盼之后,总算有莫言改写了零的记录,但也仅此而已。而在自然科学奖项方面,似乎始终与国内学者无缘。费解的是,尽管现实不尽人意,一些颟顸的学者动辄发出国内学者斩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指日可待地豪言壮语。事实上,尽管诺贝尔奖历史上有过一些小意外,但绝大多数获奖案例表明,获奖只不过是学者乃至整个高校教育环境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依然只是两眼盯着“终端产出”,不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教育理念的打造,高校教学文化的改造,学术精神塑造等层面,我们将很难摆脱一直以来跟在别人后面,努力“缩短差距”的尴尬。书名:大学现代化之路作者: 李工真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2013年8月定价: 45.00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大半部德国大学的历史,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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