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人心》书评

敦煌民生宗教：逝去千年的日常神奇

敦煌文献包含主题丰富多样：佛道典籍、政府公文、交易契劵，变文小说、图籍历书、天文术数，不甚枚举。这些沉睡千年的文书为我们展现了史籍外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细节。然而，除了占绝大部分的佛教文献外，其余只能提供给我们碎片化的零散信息。一个世纪以来，它们被收集、拼接、解读，一方面用于辅证各种既有中古史研究， 另一方面也为学者总结出特定类别，从而开辟全新研究领域。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一书，显然属于第二种路数。不过，与以往冠名“敦煌”的类别型研究不同，本书并未局限文献本身性质，而是发明“民生宗教社会史”概念，以之为引领，重构各类文献实物材料，来阐释当时当地的信仰和社会。如导言中所言，现今敦煌学需要“从文献到历史”的升级，作者的关注点始终是历史，但非制度、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而是历史中动态的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信仰观念与国家政治、地域社会、 意识形态、社会变迁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结构和内容的设定来自于作者提出的“民生宗教”概念。所谓民生宗教，是“围绕个人或家庭那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包括思想与行为”（页2）。作者梳理了国内外社会史和民间宗教的各种理论，指出其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它们并不适合阐释零散的敦煌文献。作者受民俗宗教，尤其是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对此术语定义的启发，把视角转向生活和宗教的结合：“侧重点在民生宗教对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实际影响层面，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热衷于从文献中发掘人们又什么信仰，而是注重信仰如何融入生活并作用于生活，企图进入到信行者的历史情境和内心世界中去了解生活”（页20）。由此可见，民生宗教的概念即作者收集文献的准则：与生活相关的信仰。而这一概念的理论深度则对应作者要展现的历史：多面的中古生活。同时，借鉴宗教所具备的信仰、仪式、象征因素，作者列出了民生宗教在这三方面内容，如信仰上的鬼神观念，仪式中祭祀、节庆、礼仪、忌宜、巫术和占卜，及象征中的自然物、吉祥、驱邪物等等 （页21-23）。这些在本书中均或多多少有所涉及。但因作者目的是了解古时生活，故本书三篇集中考察的是日常祭祀的神灵，居住和出行的各种“迷信”。第一篇《众神赴会》意在勾勒敦煌的万神殿。敦煌神灵纷繁复杂，不过作者注意到展现“全景图”的两篇文献--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其中包罗众多神灵，排列有序。两篇愿文属密教适食法仪式，但结构内容已与佛教仪轨已大相径庭。对于融入其中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众多“杂神”，作者认为愿文中的神灵鬼怪是当时归义军政府糅合地方政治文化和本土信仰，以其政治理念整合神灵体系的结果。接下来，作者重点分析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几个“土偶”：灶神、土地、城隍、树神。这些在敦煌文献中屡有出现，作者收集相关文献，一一说明它们的源流和功用。第三章考证墓葬神煞，作者从《曹元深祭神文》着手，比对汉代镇墓文和宋代买地劵，说明该文献兼具醮墓愿文和卖地盟誓性质。在梳证五个墓葬神煞后，作者指出这些神的时空特征，并由魏晋南北朝的镇墓文推测这些神煞晚至唐初传入敦煌。本土的墓葬神煞经汉晋唐宋变化不大，表现了民生宗教的“凝固性”（页127）。第四章考察神灵变迁后的政治因素，作者举出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三个个案：三危山和金鞍山神分别为张氏和曹氏政权的宣传工具，其在不同时期祭祀地位变化，是地方政权变迁的反映；文献P 2943 中出现的瓜州官吏百姓为慕容归盈请求立庙一事，透露出曹元忠政权和瓜州地方社会间的斗争； 而乱时的祭祀祈祷活动，说明基于地域利益，糅杂诸种宗教的神衹崇拜成为各阶层共享信仰。总之，敦煌万神殿的纷杂表明民众崇拜并不关心神衹来源或信仰纯洁，而仅注重神的功能。神灵信仰也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权利网络交织在一起。第二篇和第三篇则直接关联到“民生宗教”的问题：信仰如何融入人们的居住和出行中？这部分内容，以往多属敦煌术数文献研究，但作者目的既非梳理术数文献，也非以文献展现日常生活，而是考察信仰在人们生活、情感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第二篇《卜宅安居》，作者以《宅经》文献为中心，分门别类说明有关居住的信仰。首先是从建宅到入住过程：修宅有顺阴阳、辨五性的两大法则；住宅风水上，水渎方位、种树种类、规划布局和修造顺序都有特定忌宜；而入宅也有一定仪式，其中佩戴镜剑反映了道教的影响。 其次，宅中有众多鬼神，如宅神、伏龙、作祟的神怪人鬼等等。为了厌劾这些神怪， 又有石镇、解厌、符镇、丹药、诵经等各种镇宅法。可见，佛道教也是人们用来驱怪禳灾工具之一。另外，宅中的婚嫁需在特定位置完成相应仪节，是家庭伦理秩序的象征。宅中设斋，家内外建兰若或佛堂现象说明佛教的“民生化”，即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第三篇《游必有方》，作者以占卜文献为主，辅之以具注历、愿文、牒状及契约等材料，考察有关旅行的信仰。在敦煌文献中，有种种择日出行的占卜术，如周公八天出行、孔子马头占、周公孔子占、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七曜日占、摩醯首罗占等等，作者归纳出如上几种占法，指出其占法简单，操作性强的特点。出行还有日期和方位的忌宜，体现在专门的择日文书和具注历中。作者以秦简日书和唐时术数文献，笺释了其中一些重要术语，如四出火日、天陷、五穷日、大岁日、四绝、往亡、归忌等。路途中同样有各式鬼神，在唐宋敦煌，官民都崇奉专门的行神。而对于这些鬼怪和忌讳，人们又有各种法术应对，有进行道教禹步、佛教天王密扶两种出门仪式，又有如带金银、桃枝、符箓，或写经、赛神、厌胜、服药等趋吉避凶的方法。对于远行亲人，“施物疏”和“愿文”中体现了人们通过施舍佛寺道场、设斋燃灯为亲人祈福。在这两篇中，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书，为我们再现了唐宋时敦煌人们住行生活的种种细节。同时，通过对术数文献的考证，作者力图揭示这些文献在术数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及所折射的诸种宗教信仰混杂的背景。作为一本敦煌学领域的论著，本书体系了作者扎实的敦煌学功底，且不谈书中征引文献之广博，对大部分文献，作者均以专业态度处理，绝非简单引用了之。对一些文献，作者进行了有原创性的释读、分析、定性，如第一篇第一章所录S.2144V和S .3427 《结坛散食发愿文》 （页57-67），第三篇第二章中新出俄藏文献дx. 12829、дx.12830V《占出行择日吉凶法》（页278-280）。对已有前人释读文献，作者也不停留在前人成果上，如第一篇第三章中《曹元深祭神文》，作者通过对比汉墓劵、宋买地劵，指出其中神煞并非如前人所言归属道教，而是代表源远流长的本土观念（页107-113）。另外，书中所出现的众多术语考证，更是作者以“示范性”文献来解释敦煌文献的努力，使得生僻的神灵和术数在历史背景中找到定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将文献结合敦煌历史，索隐探迹，寻求文献内容中蕴藏的历史事件、权力争斗及信仰冲突。如第一篇第四章中，作者以P 2943 《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犯愿长等为慕容使君神座事牒》，分析出瓜州地方社会和曹元忠政权的斗争，最为精彩。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本书理论结构十分规整，但论证逻辑却不太严谨。有时写作中大段引用他人理论，如144-145页，谈宗教“自组织”功能，民众精英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扩散、仪式意义等等，不仅散乱，也不见作者如何用之说明三危山和金鞍山信仰意义。作者说明民生宗教的一些特点，亦有不恰当之处。如第二篇第三节中，作者举出若干变住宅为佛堂或兰若的例子，便得出“制度化宗教进一步脱离寺院和僧团，转变为民生宗教内容”的结论（页247-250），似引伸太过，未考虑到舍宅为寺是否普遍现象，制度化的寺庙力量多大，占多大比例等问题。又如第三篇第一章中，作者总结占卜文书简单易操作，指出专为庶民所用，便说到整个占卜的普及化和简易化，更断言唐代为庶民文化蓬勃兴起转折期（页276-277）。庶民所用之物当然较为简易，又何来占卜都变得普及简易，庶民中流行占卜便是文化勃兴？显然，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材料来说明。其实，观点需详细地证明、严密的推理，而非随意引申联想。与其列举许多不太具说服力的观点，还不如进一步思考列举的材料，归结一两个核心论点来。 总之，在敦煌学上，本书确为一部从“文献到历史” 突破性杰作。但对于作者想要说明的历史上的“民生宗教“，书中并无多少论证有力或颇具启发的观点。本书三篇内容中，第一篇说明敦煌的众神，这些神并不见得与民生生活有大多关联，至少作者没有提及它们中有多少、又怎样与生活关联。第三章中权力对神灵的利用更无关所谓“民生宗教”。第二、三篇虽紧扣主题，但更多只是把术数文献“还原”到生活中。我们的确清楚了生活中哪些忌宜，但对于作者想说明的信仰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却没有明确答案。由于作者未加分析总结，看完后印象似乎是古人在如此多忌讳和鬼神笼罩下，生活定是充满了恐惧和不便。 至于作者论断的民生宗教特征，如兼容并包、信仰的功能性、涵盖所有阶层、关联政治社会变迁等，多是前人已发，无何创新。但不管怎样，作者理论尝试还是很有意义的：正是“民生宗教”这一概念，使得众多零散的敦煌文献得以形成本书清晰完整的体系，也得以为现代的我们展现了逝去千年日常生活中的神奇世界。

《神道人心》读后

“在中国乡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民间的信仰和祭祀习俗，乃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余欣先生著作《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后文简称《神道人心》），以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祭祀习俗、迷信习惯等为出发点，以相关敦煌文献为依据，吸纳欧美、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理清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独创性地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并以此为主线索，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其视野之广阔，思维之创新使观其书者无不称道。本文将对《神道人心》一书独到之处作出介绍，并提出笔者拙见。 一、 结构清晰《神道人心》一书行文脉络清晰，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可谓典范。导论部分先明确研究对象、简述资料来源以及运用方法、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继而提出本书的核心概念“民生宗教”。正文部分分为三篇，分别研究关于神、住与行的信仰，从而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对三个民生宗教领域的专题研究对敦煌民众民生宗教的内涵进行剖析。每一篇结构规范，每篇第一章先以敦煌出土文献为出发点，提出作者论点，而后通过后几章实例证明论点。书中每章底下分纲列目，举出例子，让读者信服。以第一篇《敦煌的万神殿》为例，这是关于敦煌的神灵信仰的专题研究。其第一章通过敦煌出土文献中散食文的内容以及结构揭示敦煌诸神系谱受到密教影响，力图通过民生宗教仪轨表现各种信仰在敦煌民众生活的交融，并且对以往强调中国官僚体制对神祗等级秩序的影响提出质疑。第二章为个案研究，举例竈神、土地、城隍、树神。不作过多溯源性研究，而是考察它们在敦煌百姓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位置和巨大影响力。第三章是对墓葬神煞研究，运用大量考古材料对一些重要神煞进行考证，以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为论据，说明民生宗教的固有特点不会受佛教外来、道教确立而产生极大改变。第四章考察世俗政治与民生宗教的关系，通过几个典例，观察敦煌地区政府与地方势力之争，集团利益如何相互争夺等，从中把握民生宗教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关系。不难看出，第二、三、四章内容都为支撑第一章的论点，表达敦煌民生宗教的特点：交融各种信仰，神灵多样繁杂；祭祀仪式动机出于现实生活诉求，而非终极幸福。 行文结构对于论点的表达以及论证过程有重要作用。余欣先生《神道人心》一书结构清晰，对于每个主要论点都先总结前人研究结果，后引出独到观点，再以典例以及各方考据论证之，令人信服、感到观点可靠。二、重视学术史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对学术史的掌握以及回顾是研究问题前必不可少的过程。余欣先生在《神道人心》一书中，处处不忘学术史，并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的同时提出自己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个人评判，从而提出自己观点。 在《导论：民生宗教社会史理论的初步构建》里，作者郑重其事用一节的篇幅回顾敦煌学学术史。并根据作者所涉猎的论著，对敦煌学学术史作出与《中国敦煌学史》阶段划分方法相异的学术史阶段划分。作者把敦煌学学术发展史分为古典时期、停滞时期、初步展开时期以及繁荣时期。在对学术史进行分期过程中，余欣先生还对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学术史的回顾不仅便于读者按图索骥查找文献，也利于提高研究者对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度。 另外，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引言里也包含详尽的学术史回顾。对学术史有所总结才更能体现作者观点新颖，思维深度。在行文过程中也不乏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评判。例如第二篇第三章第一节《宅神》中，作者引用S.6094《祭宅文》并对比姜伯勤先生对同件文书的摘录。作者指出姜先生的摘录不完整且有误，把“土苻”抄录成“大苻”，而且添加了文书上并没出现的“镇宅”二字。此外，作者认为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提出“S.6094号文书中所云庚申日以大苻镇宅，则应与守庚申除三尸的道教习俗有关。”观点是真知卓见，但遊佐昇早有论及。这就显示出学术史的重要性。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的确有此论述 2，书中亦无提及遊佐昇及其观点。而余欣先生在此段描述为“姜伯勤先生……申论曰……庚申日祭宅神与道教庚申信仰有关，诚为卓见，但遊佐昇前揭文早有论及。”3 往前翻揭发现余欣先生所指的应为遊佐昇1981年于日本《东方宗教》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惜本人不谙日语，未能查证。若遊佐昇该文章有提出S.6094中选择庚申日祭宅神与道教的庚申信仰习俗有关，就时间先后顺序而言，的确是姜伯勤先生的卓见已“早有论及”。 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宗教”与“政治”涵义宽泛，可探讨的内容可谓浩如烟海。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第一篇第四章《权利幽灵：神祗盛衰的政治借读》里，余欣先生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力图展现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作者先在引言部分总体阐明民生宗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关系，即双方相互利用同时又相互冲突，然后通过敦煌归义军政权时期三个实例分三节内容说明之。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体现在作者用具体普通的事例展现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第二节《慕容使君座位之争》为例，作者以敦煌文书P.2943《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氾愿长等为设慕客使君神座事牒》4 为基础，先考证“慕容使君”、“座位”和“衙推”等词语，然后引出瓜州地方实力派氾愿长利用前瓜州刺史慕容归盈在敦煌当地百姓心中的威信，借为慕容归盈立庙一事对节度使曹元忠政权发动挑战。通过几个真实细致案例可知神祗信仰不仅是一种崇拜，更是展现和树立权威的政治艺术。就是依靠这种小处着手的工作，使得从政治角度讨论中古时代宗教信仰的研究，能够落实到史料研判过程中并加以诠解的个案分析。从而使有限时段、局部区域的微观剖析，成为对较长时段、整个国家的宏观变迁命题回应。大处着眼于长时段的全国宏观命题，小处着手于一件文书的研判和诠释，令人拜服。 余欣先生《神道人心》给予后来研究者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经验，除了广博的知识，独到的思维，更在于其学术规范，架构清晰，重视学术史以及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观念和方法。另外，余欣先生的文笔也使这部学术著作更加精彩和吸引，让人对此书爱不释手。1、郑振满 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 2、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311。 3、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页198。 4、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页146，题中将“慕容使君”写成“慕客使君”并非摘录出错，应为敦煌当时当地抄录者所写错别字，如该文书中多处出现“暮（慕）容”、“坐（座）位”等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