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出版社:允晨
出版日期:20040701
ISBN:9789570329780
作者: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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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ISBN:9789570329780,作者: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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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余先生2004年在台北出版的《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逾400页,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即是《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上篇的「绪说」部分共5章,《朱》书后附的3篇论战亦加以收录,此或是因为前一年同在台北允晨出版的《朱》书未能录入之故。因而与后来的三联等版本的《朱》书相比,本书超出的部分仅有一「自序」及「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共百多页的内容,颇觉有些糅冗(到了近年广西师大版的《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收录内容又有不同,但总归不脱摘取《朱》书章节为其主干)。在「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一节中,余先生认为明代的政治氛围与宋代相比极为肃杀,使得「得君行道」已为不可能,即「明代理学阻于政治生态,『外王』之路已断」,故成为了转向「觉民行道」的重要因素,甚至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也是在于认定了「得君行道」为终不可行。在论证明代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时,余先生特举「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及廷杖之折辱廷臣(并论及洪武廷杖实系太祖自创,而与隋唐金元之故事无关)加以佐证,与宋代对士大夫的礼遇相与对照。不过,如余先生所举范仲淹「三光」之事,「士大夫因论释不合而遭贬逐,不但不是耻辱而且往往引为无上的光荣」,实际上,在明代的实例比比皆是。王安石之「辞色俱厉」、朱子之直言无忌,在明代历史上更不胜枚举,即便太祖朝亦然。余先生提出「天下之是非一出自朝廷」一语,却不管是后代史家对政治生态的精辟总结还是只是当时君上无力的道德宣示,并认为相比王安石,「张居正已没有『内圣外王』、『得君行道』的意识」,却不问天下有欲得十岁君主之人乎。类似这样地,徒拈出二三特例,以田忌赛马的招数捏成结论,似难以服人,愈颇显荒唐。何况书中所举之例多出于洪武草创之际,能相类比者自是开宝、建隆;若必论绍熙,亦应以万历为孚。至于故意置东林参政之极而不论,或已经是有意为之了。退一步讲,即便认定这一「政治氛围」的差异确实存在且肯认朱子与阳明在所谓「得君」与「觉民」取向上亦有分歧,亦应首先认为其二人气质禀赋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如书中所拈出的阳明「归也吾道在沧浪」诗,径谓不向往孟子而向往颜回,实际上自是受制于时空环境与士大夫诗词的一般套路。余先生还拿如阳明晚岁论学多不「纵言及天下事」作为证据,也并不讨论其本体工夫之见解是否得为主因(此并非是作者专门言及的所谓「没有预设的哲学立场」)。何况,单就「外王」来讲,相比阳明,朱子似乎难望项背。在「觉民行道」部分,余先生认定其与两千年来的「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一则单就理论言说似已极为夸大,更揆诸中晚明的历史,其时士大夫于「得君行道」又何所减焉。当然,余先生说这一蕲向的发展使得到了晚明,儒者们开始将「决定『是非』的大权无可逆地落在每一个人的手上」,自是确论。然而,这洋洋洒洒数万字最终盖棺论定的则是「这条民间路线终于和『得君行道』一样,也证明是走不通的」,恐怕是余先生对中国历史至少是宋明两代理解与信仰的最佳注脚了。此篇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作成,难免自有为尊宋而必贬明的心态,抑或是余先生对明代政治本就抱有相当深的成见。余先生既已经斩宋明为截然的两段,伊师钱宾四先生之「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及「宋学重视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以议政,故继之以东林」在明代的历史的部分自然便找不到任何痕迹了。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前面是《朱熹的歷史世界》的前言,出版社想賺錢用的。但後面那篇講明代心學的文章則精彩萬分,特別是心學家「覺民行道」觀念的提出,和《朱熹的歷史世界》裡期望「得君行道」的理學家雙峰對峙,顯示出宋明理學富有活力、因應世局的變化能力,這也可以看出明代心學為何之後會走向民間的講會乃是「人人皆可為聖人」的概念的出現。本書此一概念極具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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