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1)》书评

无处安放，就搁这吧（火星文，慎入）

豆辨网被说成是一群失败者的集散地，因为上面发的贴子大都把把人性分析得太透彻，弥漫着悲观和厌世，对人性沦落的失望，对社会的抨击，对婚姻爱情的绝望，总之，一眼扫去，满目仓夷。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你害怕害怕孤独，你就不要结婚。老外拍的一个短片叫《鹰女》，说有个人头鹰身的秃头女人被遗弃在路边，男人看着可怜就把她带回家收养起来（婚姻的隐喻）。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只要男的吃东西，鹰女就会过来把吃的抢去，到最后没有东西可吃了，鹰女就把男的下半身吃掉（被剥夺性自由的隐喻）。男的忍无可忍，要把鹰女杀掉，正当要下手时，警察来了（社会规范）。 　　 　　一般婚后，女的先处于从属地位，但渐渐的女的会占上风。君不见，男的过了四十后越来越萎，女的则精神越发焕发起来整天东家长李家短的没完没了。男的都会早早死去，女的却活得很长。男的到老时还孤独会找老伴，女的却可以至死都可以一个人过下去。据科学研究，N年之后，男的会消失。老是说日本女人好，怎么顾家，不去工作云云，这其实与日本的法律有关。日本的夫妇，结婚时间越长，如果离婚的话，男方要赔偿女方的损失越多，并且不管错在哪一方，如果到老才离的话，无条件的女方要占一半的财产。据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社会里年龄大了反而会出现离婚的情况，女的有外遇了,另寻新欢去了。 　　 　　写得这么恐怖，因为几个结了婚的同学。先前还活泼自由的人，一旦结了婚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马上收敛起来，亦如驯服的野兽一样乖起来，美其名曰熟男或者宅男。也没什么的，个人选择的原因。结婚早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好不容易家里供着上完大学，终于可以自立门户了，赶紧找个对象在城市里安下家，为培养下一代打下基础。但这样的话，仍旧与动物遗传后代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人只是承担传宗接代的任务，那么与回复到动物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动物也会传宗接代，而且做得更好，都不求子女回报，人到老了还会求子女回报呢！ 　　 　　文艺家比较敏感，像张爱玲，那句经典的话，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不过不管怎么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家庭的稳定才会有社会的稳定，可一个社会一旦分健立了全民保障体系，使大家都后顾无忧时，仍宣扬结婚买房似乎不大合实际，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大家都结婚买房，那么城市的房价更会高得离普。钱一方面是政府赚了，另一方面则是开发商赚了。老百姓就为了一个房子忍气吞声，等房产权拿到手，也到时归西时了。人已经不是人了，更像动物园里被人圈养后的老虎，失去了捕食的能力。 　　 　　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就因为他看到治病救人,如果被解救的人还是麻木愚昧,那么活着痛苦不是死去都不用为其不幸。人在整个社会的驯服下已经不会思考了，失去自主的能力，异化了，就不成其为人了，这也是政治家愿意看到的最美好的景像，有利于统治。 　　 　　可搞文艺的敏感，首先站出来叫道这是不对的，以警醒人们，但政治家看着不顺眼，就要杀文艺家，并且还从各个方面造声势让大家反对文艺家。这个时侯老百姓已经不会思考了，所以随声咐和政治家的号召，所以就有了鲁迅写到的人血馒头，革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结果愚昧的人民还要吃革命家和肉，喝革命家的血。 　　 　　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扯远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丰富多样，所以生活才会五彩缤纷，但我们的学校没有教会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却又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能教我们。就像《立春》里的那位伪文艺青年四宝，在他眼里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是功利的实现而已，到时凡高还是会被丢弃。所以问题不是他上不上中央美院，而是他就算上了中央美院能为社会创造什么呢？不过美术界又多了个抢饭碗的人罢了。我们的大学，那些所谓的重点大学，整天伸手要钱的所谓名牌重点大学，他们为社会创造了什么呢？ 　　 　　据说北大的一个教授对上课时对学生说，北大对不起他们，因为不能给他们提供好的工作。晕倒，那其它大学的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是活该的？北大毕业既没有比尔盖次，也没有像袁隆平那样解决很多人的吃饭问题，那我们要北大干什么呀？作装饰？就像许多公司企业经常招人时写到的“形象气质佳”。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都没有把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放在首位，千校一面，都在用英语等级证书呀，什么优秀学习标兵呀，还有优秀XX呀在制造统一标准的产品，结果呢？有钱的都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到国外去消费，刺激他国的GDP增长，然后再回来抢国内同龄人的饭碗。不公平永远存在的，但政府要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使公平最大化。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无论婚姻是个什么东西，法律都要从公平出发把它规定下来，日本有日本国情的法律，那么中国有中国国情的法律，一切都要制度化，维护公平正义。

仰视直言

鲁迅!我不敢来评价他!一方面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曾经说了太多太多的话,无须多言;另一方面我认为要评价至少应该在水平和层次都比较接近的程度上来张嘴,不然也毫无意义了!我所做的只是仰视,仰视他的作品,仰视他的灵魂!如果你没有投入地,深入到读过他的作品,你会以为我很肉麻.其实不然,读作品是我倒认为不必带着任何的"心情"去读,你的所有心情是在接受后自然的产生的,这样才是真实的.快哉!

重读《鲁迅全集》记

1 鲁迅文章犀利深刻辣烈诙谐，但也因此缺少平和自然，多有强词夺理不近人情处，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好，神思巧妙，能将不足处悉数遮掩过去。鲁迅更像是辩者，而非纯粹的智者。鲁迅的读者必须有识见力与判断力，假如看到一点词句上的皮毛便自以为是，或一味盲从，将鲁迅文章作为语录，把鲁迅其人当成偶像，煞有介事地顶礼膜拜，就容易变成肤浅不通的蠢蛋。这种人实在为数不少。鲁迅文章不是饭菜，更不是香水，涂在读者身上就可以散发香气提高品位的，而是烈药（不过也并非可以御敌或用来糊弄人的“毒药”）。吃饭咽菜不妨大胆，服药却须谨慎，要先明药理。不通世事不足以知鲁迅，鲁迅的读者中以单纯的青年为多，而单纯的青年往往很难以了解人情练达的鲁迅；不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足以知鲁迅，只认识ABCD不认得文言文的人，也不能深入了解鲁迅的文章。只读鲁迅文章亦不足以知鲁迅，还需要知道他所在的时代，及他的生平、他身边的人。鲁迅文章并非清澈的湖水，而是奔腾的激流，要看到表面，也要知道水面下永远有礁石与漩涡，还有最深处的沉静与寂寞。　2鲁迅的“杂文”，尤其是跟那些被他贬为“正人君子”的人打仗的文章，现在看来已没多少兴趣了。我们不能单以鲁迅式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文化圈子，《鲁迅全集》注释中涉及的一些人物，也应重新评价才是。鲁迅对同时代文人的意见太过偏激，并不能看成是一种公允的评判。鲁迅文章中好的，在我看来，还是小说、专著、抒情散文和文化思想随笔。“匕首”“投枪”“符咒”似的文字，虽也可以从中看出鲁迅的敏感睿智老辣深沉，但文艺与思想上的价值并没有多少。要不是鲁迅的文字功底好，这些文章就会沦为末流了。后人学写鲁迅式的“杂文”，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要是因为没有鲁迅那样的文字水平与思想深度。“我有笔如刀”的自负，并非人人都可引以为傲的。打笔仗本身并无多大意思，但文字性情俱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可以例外。从鲁迅的“杂文”中，从鲁迅投向别人的“匕首”与“枪”里，我们不必去寻找胜负与结论，因为在鲁迅此类文字中，我们看得最多最清楚的，还是那个神采飞扬的鲁迅自己。鲁迅曾说，他的杂感并非面面顾到的，否则就成了无聊的东西，他自己也会变成无价值的人。从这句夫子自道的话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具有烈药的性质，这种并非补品的烈药，往往剂量很猛、毫不留情，其目的在于迅速而猛烈地振顽启愚，对于无病的躯体，它是并不顾及的，也许还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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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硬譯」與本雅明的「可譯性」

按語：因要重新整理自己的魯迅研究，從電腦的檔案夾裡把一篇一篇的舊作重新翻了出來。又遇見了這篇久違了的〈邁向純粹的語言：以魯迅的「硬譯」實踐重釋班雅明的翻譯論〉。回想起來，這可是自己第一篇發表的學術論文，寫作的時候（2001年）也恰好是自己直到目前為止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期。在那段日子裡，我開始明白學術是何等脆弱無力。面對野蠻和無理的外部力量，一切苦心經營的論證、一切東奔西跑辛苦搜集得來的引語和證據，都可以在轉瞬間被壓毁、被貶為一錢不值的廢話。這篇冗長瑣碎的文章正是在這種境況中完成的，發表的時候根本不曾奢望它會引起任何微弱的回響，心裡很清楚，古往今來有多少文字被淹沒於時間的長河裡。所以，每次讀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天職〉（“The Task of Translator”）中談及「上帝的紀念」（God’s remembrance）的句子時，都不禁潸然淚下：「譬如，某君可以談論難以忘懷的生活或時刻，儘管所有人都已經忘掉了它。如果這樣一種生活或時刻的本質要求它不能被忘卻，這種屬性所意味的便不是虛妄，而只是意味著一種人們沒有達成的要求，而這也明確地指向另一能達成這一要求的領域：上帝的紀念[……]。」某些時刻，儘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將之忘得一乾二淨，但「上帝」總會念紀。但「歷史」是狡黠的，它總會以自身的開展嘲弄一切個人的預想和意志。在文章發表後的這七年間，我陸陸續續、零零星星發現了對這篇舊作的回響。但無論是贊成還是指責，無論是具名的引用還是不具名的轉抄和化用，我都一一珍而重之。因為這些回響都見證著我這個「作者」的死亡，見證著這篇文章的「死後生命」（afterlife）的開展。因著這些褒貶不一的回響，我才得以確信，在那段黑暗的日子裡孕育的這個怪胎，還包含了某種等待開展的「真理內容」或「微弱的彌賽亞力量」。以下節選文章的第五節，立此存照。全文網上版見以下網頁：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4961.htm周氏兄弟以本字古義直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做法，無疑來自章太炎盡量以中國既有古語或「廢棄語」命名新事物和翻譯外來知識語詞的主張。若果說這是一種「潔癖」，那麼，這種「潔癖」便包含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它意味著對「正宗」、「原初」的執著；二、它意味著一種言語運用的精確要求。周作人說他與魯迅經過《域外小說集》的試驗後瞭解到「復古之無謂」和「不可能」。這無疑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正宗」、「原初」的執著，構成了他們轉向「文學革命」的基礎，也意味著他們把關注點從「過去」轉向「現在」的時間觀上的轉變。當然，我們也可以借用嚴復的術語將之理解為周氏兄弟放棄以雅言達恉這個翻譯原則的標誌。「雅」和「達」被放棄了，但「信」卻遺留了下來，亦即力求精確的「潔癖」最終沒有被清除。相反，這種「潔癖」在日後被提升為翻譯的最高原則，發展成魯迅極力提倡的「寧信而不順」的「硬譯」。一九三二年，魯迅在〈關於翻譯的通信〉中便詳細地闡述了語言運用的精確性與直譯的關係。他首先提出了自己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理解：「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他認為，這種「語法不精密」的現象對應著「思路不精密」或腦筋糊塗的病症。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治病的方案：「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魯迅1981: 4: 382）。「直譯」正是這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讀到這裡，我們都不免有點懷疑，會問：這是否可行？再讀一讀魯迅為說明「自己的譯法」所舉的例子，懷疑便更難消除：「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魯迅1981: 4: 383）。問題是：若我們在寫作和說話中堅持「這樣的區別」，其他人便更難明白我們的文字和說話，反過來被人罵作「糊塗」或「不知所云」。從常識的觀點看來，要使我們的說法和文句顯得不糊塗，容易讓人明白，我們的說話和文句便得條理分明。但達到「條理分明」的方法卻不是「精密」，而是「刪削」，亦即是說，要盡量刪去敘述或議論的枝節，使說話和文字的指向變得集中。而魯迅提倡的「精密」，其目的卻是要把各種「異樣的句法」「裝進」語言中，使語言成為一個可以容納和表達各種異質元素的混合體，讓各種不同的異質思想都能在語言中獲得「精密」的表達。根據常識的標準，這種做法不但不能產生「條理分明」的思想和表達，更會產生日常交流上的障礙。事實是魯迅極力批評的「不精密」才是日常交流的基本原則。我們不妨說，魯迅的翻譯方法和經驗，與他對翻譯任務的理解背道而馳。班雅明不滿於資產階級的語言觀將「傳達」（communication）僅僅理解為人類通過指代事物的詞語將事實的材料（factual subject matter）傳遞給其他人。他認為這種語言觀是空洞和不當的，因為它將「傳達」局限於人際交流（communication）的範圍中（本雅明1999b: 266；Benjamin 1996: 64-65）。事實上，當魯迅放棄「暢達」這一翻譯原則時，他也一併放棄了這種將眼光局限於人際交流的想法。因此，我們若要理解魯迅的翻譯實踐，便不得不借助班雅明對翻譯的獨特思考。在〈譯人的天職〉開端，[1]班雅明說道：「在欣賞一部藝術作品或一種藝術形式時，對接受者的考慮從來都證明不是有效的。」「任何一首詩都不是有意為讀者而寫的，任何一幅畫都不是有意為觀者畫的，任何一首交響樂都不是有意為聽眾而作的。」換言之，翻譯也不是為不懂原作的讀者而準備的，甚至原作也不是為讀者的緣故而存在。從一開始，班雅明便將讀者甚至人的存在和性質從翻譯和作品的領域放逐出來：「不僅僅是對某一特殊公眾或其代表的指涉是誤導的，甚至『理想的』接受者這一概念在對藝術的理論思考中也是有害的，因為它所設定的一切就是諸如此類的人的存在和本性」（本雅明1999b: 279；Benjamin 1996: 253）。[2]這種理解正好顯示了班雅明離開了人際交流的領域，以一種非資產階級的語言觀理解翻譯實踐。這一態度的結果是他對翻譯的傳遞信息功能的否定和排斥：文學作品「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告訴』理解它的人。它的本質屬性不是交流（communication）或傳授（imparting）什麼信息。而任何旨在發揮傳遞功能（a transmitting function）的譯文都不能傳遞什麼，卻只能交流――因此是非本質的。」因此，傳遞信息內容成了劣質翻譯的標誌（本雅明1999b: 279；Benjamin 1996: 253）。[3]班雅明這種對寫作和語言的觀點，使他在討論翻譯時將傳遞意義的價值降到最低，以致他把對交流和轉譯意思的迴避視為翻譯的任務（本雅明1999b: 287；Benjamin 1996: 260）。他主張一種逐字逐句的直譯。這是一種徹底的直譯，它要求譯作直接依據原作的句法轉譯作品。他說：「句法的直接轉譯使意義的再生產完全成為泡影，並有直接導致不可理解的危險。十九世紀認為荷爾德林（Hölderlin）翻譯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著作是這種字字精確（Wortlichkeit）的駭人聽聞的例子。最後，形式再生產方面的『忠實』（fidelity）如何極大地阻礙意義的轉譯就不言而喻了」（本雅明1999b: 287；Benjamin 1996: 260）。[4]魯迅的翻譯正是這種「字字精確（Wortlichkeit）的駭人聽聞的例子」，他「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魯迅1981: 10: 245）。因此，魯迅的「精密」翻譯便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林語堂便曾將之喻作「天書」：「……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得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艱澀，句法之繁複，簡直讀起來比讀天書還難。」他還說：「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李富根等1996: 590）。換句話說，他認為魯迅的譯作語言根本不是中國人能看懂的文字。對此，魯迅的回答是：「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人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人氣悶，憎恨，憤恨。」並說：「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魯迅1981: 4: 197，199）。亦即是說，魯迅的譯作並不假定任何固定的「理想讀者」或人的本性，而是指向一種語言和人的存在狀態的轉變。這種做法將「翻譯」引進到「歷史」的領域，使它負起變革語言和人的歷史任務。循此，我們可以反過來重讀班雅明對「可譯性」（translatability）的闡釋。他認為，「可譯性」是一件作品的本質特徵，這種特徵使作品提出被翻譯的要求（本雅明1999b: 280；Benjamin 1996: 254）。尼朗佳納（T. Niranjana）。指出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i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二節中的討論呼應著這一「可譯性」的定義（Niranjana 1992: 114-115），[5]「在過去的每一代人和現在的這一代人之間，都有一種秘密的協定。我們來到世上都是如期而至。如同先於我們的每一代人一樣，我們被賦予微弱的彌賽亞力量（a weak Messianic power）。這種力量是過去賦予我們的，因而對我們有所要求。這要求不可能輕易達到」（本雅明1999b: 404；Benjamin 1988: 254）。[6]同樣，翻譯是由原作的可譯性召喚出來的後代，它與原作有一種秘密協定，是原作的「死後生命」（afterlife）。由於翻譯只會在原作的後世出現，它「不管多麼優秀，與原文相比都不具有任何意味。」因此，翻譯與原作的現世生命無緣，而只能是原作的死後生命。它將原作的生命帶到另一個領域或階段，亦即「歷史的生命」（life of history）。這樣，「在譯文中，原作的生命獲得了最新的、繼續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開」（本雅明1999b: 281；Benjamin 1996: 255）。然而，翻譯又以甚麼方式將原作帶到「歷史生命」的領域？班雅明說：「翻譯與兩種語言的貧瘠等式相距如此之遠，以至於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它負有監督原文語言的成熟過程與其自身語言的分娩陣痛的特殊使命」（本雅明1999b: 283；Benjamin 1996: 256）。翻譯透過將原作語言引入譯者的母語，使原作的語言經歷了一次死後重生的過程，而翻譯則是出生過程的監督者。事實上，正是透過這一過程，翻譯把原作帶到另一語言環境中，原作語言與譯作語言在相遇的過程中雙雙獲得變革。這樣，原作語言便得以進入語言歷史的領域，獲得「歷史的生命」；而原作語言與譯作語言這兩種相異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kinship）亦因此被指示出來。班雅明曾舉例說明什麼是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他指出麵包德語作“Brot”，法語作“pain”。兩者的意指方式（the way of meaning it）並不等同，但它們的所指目標（what is meant）卻相同。兩種意指方式是相互排斥的，而且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全囊括所指目標。因此，不同的語言意指方式需要通過不斷的互補過程才能逐漸使所指目標展現出來。而這一互補過程便是翻譯。只有透過各種語言之間的交相翻譯過程，各種相衝突的意指方法才能相互補充。[7]這個過程最終會產生一種「純語言」（pure language），使所指目標獲得完全的展露（本雅明1999b: 282-283；Benjamin 1996: 256-257）。正如Carol Jacobs所指出的：「“Brot”和“pain”的所指目標是『同一者』（the same），但這不是說它們意指著同一物（the same thing）。同一者指的是『純語言』」（Jacobs 1999: 82）。[8]在「作品的永恆生命和語言」不斷朝向「純語言」的發展過程中，翻譯正是以其中止原作生命的功能將原作及其語言一次又一次地引向死後生命和歷史的生命，使原作及其語言在不斷中止生命的「陣痛」中一步一步接近「純語言」。因此，翻譯亦隨之獲得一種檢驗的功能，測度著原作及其語言在重生後與能夠呈現所指目標的「純語言」之間的距離（本雅明1999b: 284；Benjamin 1996: 257）。班雅明在〈譯人的天職〉中主要談到的都是原作語言的變革和歷史生命，但這並不表示他忽略了譯者語言變革的問題。他曾在文章中大力推許魯道夫．潘維茨（Rudolf Pannwitz）對翻譯的考察，並引述了一大段潘維茨的說話，其中便談道譯者語言的問題：「我們的翻譯，甚至優秀的翻譯，都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開始。它們想把印地語、希臘語、英語變成德語，而不是把德語變成印地語、希臘語、英語。……翻譯者的根本錯誤在於，他維獲了本族語言碰巧所處的狀態﹐而不是讓他的語言深受外國語言的影響。尤其是從距本族語言相當遙遠的一種語言翻譯時，他必須回溯語言本身的基本因素，滲透到作品、形象、格調趨同的那一點。他必須借助外語發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本雅明1999b: 289；Benjamin 1996: 261-262）。魯迅正是這種「借助外語發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的譯者。他實際上把翻譯看作本族語言發展的監督者。他曾經從「中國文法」的歷史變遷方面討論翻譯的作用。魯迅說：「中國的文法……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魯迅1981: 4: 200）。翻譯一方面既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或異樣的句法，使中國語言不斷增益各種異質的「意指方式」，一步步接近「精密」的「純語言」；另一方面也檢驗和監督中國語言的發展過程。魯迅的意願是要透過翻譯使「中國文」和中國人的思想更趨精密。但這種趨向精密的傾向卻並沒有使語言變得「清晰」。相反，魯迅的直譯實踐將中國語言一步一步推向溢滿著各種陌生意指方式的「純語言」。換句話說，接近「純語言」的方法是將各種異質的語言配件併合起來，使語言成為異質的混合體。Jacobs在闡釋班雅明引用的潘維茨的說話時曾指出，對於班雅明來說，翻譯不是將原作的外國語言轉變成我們的語言，而是更徹底地將我們以為是屬於自己的語言轉譯成陌生的外來語言（Jacobs 1999: 76）。要達到這種效果，「字字精確」的直譯是唯一的方法，而魯迅的翻譯也是這種語言的異質混合體――或說語言怪物――的最佳範例。在論戰中，梁實秋便曾形象地將魯迅的翻譯喻作「地圖」：「讀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李富根等1996: 2: 599）。對於這一比喻，魯迅無疑是贊同的，他一面駁斥梁氏的批評，一面卻又繼續引伸闡發這一比喻的含義：「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魯迅1981: 4: 198）。魯迅正是要構作出一幅要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翻譯地圖。這張翻譯地圖的語句極度精確，以致「意義」和「內容」被語句的碎片徹底淹沒。讀者閱讀魯迅的翻譯大概會有這樣的感覺：看到的明明是中國文字，讀下去卻又似乎是外語寫成的作品。我們可以在魯迅的翻譯中隨意挑出一兩段以作證明，譬如《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裡的一段：從古至今，自文學上的考究評論那樣的東西發生以來，現在尚未失其作為問題的意義的主要的文學論文的問題，還是很不少，然而其中，如這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者，恐怕是提出得最新的問題了。因此也就有著今後多時，還將作為豐富地含有文學論上的問題的興味和意義，作許多回論辯批判的對象的性質。……（魯迅1973: 17: 188-189）以上是論說文字的例子，我們再舉一個小說的例子，如《死魂靈》的開端：省會NN市的一家旅館的大門口，跑進了一輛講究的，軟墊子的小小的篷車，這是獨身的人們，例如退伍陸軍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著百來個農奴的貴族之類――一句話，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紳士這一類人所愛坐的車子。……（果戈理1999: 3）讀這樣的翻譯根本就是在讀地圖，初次閱讀只能感到一大堆文字或符號掠過眼前，然後再依據「句法的線索位置」仔細推敲才能依稀辨識出其中的文義。班雅明認為，翻譯之所以是接近「純語言」的重要途徑，主要緣於其減輕語言所背負的意義負荷這種功能，這種功能使「只與語言因素及其變化」相關的「純語言」得以在卸去意義重擔的語言中重新顯露。因為語言的質量和區別度越高，其作為信息傳遞的功能便越小（本雅明1999b: 288-289；Benjamin 1996: 261-262）。魯迅的翻譯「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魯迅1981: 10: 245），即使像「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和「日落山陰」這樣細微的語言區別亦要區分清楚（魯迅1981: 4: 383），以致「意義」和「信息」幾乎被語言完全淹沒。在這種譯文中，「語言」就像寬鬆和起皺的皇袍般包裹著「內容」，「語言」和「內容」的關係被打斷，「意義」成了多餘的贅物（本雅明1999b: 285；Benjamin 1996: 258）。魯迅的翻譯是班雅明所說的「真正的翻譯」（a real translation）：「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它並不掩蓋原文，並不阻擋它的光線，而是讓純語言猶如經過自身媒介強化般充分地照耀到原作。」「直譯」的原則是「句法的直接轉譯」，因此，譯文幾乎完全按照原文的字句排列展露人前。這樣的翻譯就像透明體般覆蓋在原作之上，它沒有阻擋原作的光線，反而讓來自「純語言」的光輝穿透己身而直接接觸原作。另一方面，由於譯文的字句排列次序幾乎與原文一致，譯文語言的句法被外來的句法打碎，譯文中不再存在完整統一的句子，語詞的碎片在這種狀況中成了矚目的珍品。因此，班雅明認為「句法的直接轉譯」「證明詞語而非句子才是翻譯者的基本因素。如果句子是擋在原文語言前面的那堵墻，那麼，字字精確就是拱廊」（本雅明1999b: 288；Benjamin 1996: 260）。[9]這樣，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班雅明說「譯文證明是不可譯的」（本雅明1999b: 289；Benjamin 1996: 262），因為根本沒有人能夠重譯這堆抽掉了一切「內容」和「意義」的語言碎片。正是這種不可譯的譯文反照出原作的「可譯性」。但必須指出的是，只有這種字字精確的直譯作品才無法被再度翻譯，而事實是世上大部分譯文都注重內容，而且能夠重譯。魯迅的大部分翻譯便是由那些作品的德語和日語譯本重譯成中文的。亦正是魯迅翻譯實踐的這個特點更進一步證明他確是班雅明說的「字字精確」的直譯高手，他即使在譯作中亦能感應到原作可譯性的召喚和要求。班雅明說：「一件容器的碎片若要重新拼在一起，就必須在極小的細節上相互吻合，儘管不必相互肖似。同樣，譯文不是要模仿原文意義，而是要週到細膩地融會原文的意指方式，從而使原文和譯文均成為一種更大語言的可辨認的破片，恰如碎片是容器的破片一樣」（本雅明1999b: 287；Benjamin 1996: 261；Jacobs 1999: 84）。[10]所謂「更大的語言」（the greater language）指的是「純語言」。這裡把「純語言」喻作破碎了的容器，正好指明「純語言」不是完整的整體，而是碎片的集合體。面對這一集合體，我們一般視作「起源」的原作也同翻譯一樣成了一塊碎片。因為「字字精確」的直譯便是要將原作砸成一堆語詞碎片。經歷了這種翻譯過程，我們再也難以將原作想像成完整的整體。另一方面，由各種異質的「意指方式」疊加而成的「純語言」也無法給人完整的感覺。因此，正如Jacobs所言，「純語言」並不指涉神化的「終極語言」（an ultimate language），而更多地指涉著純粹語言本身，即除了語言以外甚麼也不是（Jacobs 1999: 82）。因此，「純語言」所指涉的「贖救的終點」（the messianic end）不能被簡單地解釋作線性歷史或進化的單一終點，而是「贖救的標記」。這個「標記」並非任何單一的目標，而是任何引起語言變革的事物。而一切能引起語言變革的事物，總括而言，不過是異質語詞和陌生的語詞組合。這些語詞和語詞組合並非來自偉大的創造和未來的語言解放時刻，而是來自「現時」對原作的直譯實踐。因此，語言的贖救並非來自未來和創造，而是來自重新拼合「過去」的原作和譯作語言的翻譯「當下」。而這亦正是魯迅所說的意思，即只有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翻譯，將各種異質的句法不斷拼合進語言中，才能帶來真正的語言革命。註釋：[1] 不少學者都曾論及這篇文章的題目，其中以德．曼（Paul de Man）、尼朗佳納（T. Niranjana）和Carol Jacobs三位論者提出的說法較具代表性。德．曼（Paul de Man）在他逝世前的演講中討論了這篇文章，其中談道：「Aufgabe，任務，亦可意指某人必得放棄。」他藉此理解班雅明分派給『譯者』的角色：譯者根本無法重新尋獲置放在原作中的事物，因此，「譯者必得放棄」（De Man 1986: 80）。然而，尼朗佳納（T. Niranjana）卻反對德．曼這一理解，她認為：「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班雅明的『譯者』實際上不需要放棄，因為他恰恰沒有嘗試『重尋』原作的本質。」尼朗佳納主張把班雅明對翻譯的理解連接到他對歷史的思考，因此，她不同意德．曼單單把班雅明的文章視作對再現的批判。她拒絕把班雅明的批判局限於「語言」的層面，認為這樣做「只會忽略這篇翻譯論文最成問題的部分」（Niranjana 1992: 127-128）。班雅明在〈譯人的天職〉中，假定人的本性和存在不利於藝術作品的接受（Benjamin 1996: 253）。Jacobs據此指出，班雅明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排斥任何對於「人」的假定，因此“Aufgabe”指的應是放棄，但不是譯者放棄了他∕她的任務，而是作為「人」的譯者被拋棄掉（Jacobs 1999: 87-88）。[2] 引用者據英譯本修改了部分譯文。[3] 引用者據英譯本修改了部分譯文。[4] 引用者據英譯本修改了部分譯文。[5] Sigrid Weigel指出班雅明此文的原標題為“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用的是「概念」(concept)一詞，並非「哲學」(philosophy)，Harry Zohn的英譯根據的是阿多諾(Adorno)與霍克海默(Horkeimer)改擬的標題“Geschichts-philosophiche Thesen”，故譯作〈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Weigel認為由於涉及對班雅明文章意指的理解，應保留原標題，譯為“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可參閱Weigel 1996: 158-162, 189）。但由於中文譯界多從英譯本譯作〈歷史哲學論綱〉，故本文亦從此譯。[6] 引用者據英譯本修改了部分譯文。[7]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意指方式」的相互「補充」，建基於它們相互排斥的特性。因此，這裡所說的相互「補充」不能理解為併合為一的意思，而應理解為各種「意指方式」之間的異質性得以在翻譯所提供的語言連結空間中重新展露出來。而在各種不同語言之間最重要的異質性則莫過於作為物質媒介的「語言」本身，因此Jacobs把「純語言」（pure language）理解為純粹「語言」本身，亦即除了語言以外甚麼也不是（Jacobs 1999: 82）。[8] 換句話說，「所指目標」並不指涉任何語言以外的固定事物，它實際上就是「純語言」，亦即在翻譯中所展現出來的意指方式相互衝突所產生的意義滿溢或無意義狀態。「純語言」可以說只是一個引導語言透過翻譯走向無意義狀態的「指標」。[9] 引用者據英譯本修改了部分譯文。[10] 這段文字有三種不同的英譯（Benjamin 1996: 261；Jacobs 1999: 84； Niranjana 1992: 137）。本文的翻譯絕大部分依據Harry Zohn舊譯，惟最後兩句則參考了Jacobs的版本作了少許改動。

狗的沉默。

黯淡的月光，乌蓝的天，火柴，油腻的灯，窸窸窣窣的响声，灰白的路…… 鲁迅作品《药》中的意象，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而在这些描写中，最让我感到蹊跷的要数一段关于狗的描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直也没有叫。这其中是否暗示了些什么。通常情况下，狗遇见陌生人必然会狂吠。因此，在黎明破晓前，狗的沉默也便为文章奠定了阴森恐怖的文字基调。其次，众所周知，犬吠是狗的本性。可是这些狗却没有叫，我想这应该是后天形成。也许，这些生活在刑场周围的狗，有一些曾经因为在刑场周边狂吠而引来了“杀身之祸”。经历了数次“杀鸡儆猴”之后，剩下的狗也都变得“聪明”了，尽量以沉默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狗尚且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面对不公正的杀戮，看客们只是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静静地驻足旁观，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也许，狗的沉默隐晦地暗示了民众的麻木不仁吧。

[转贴]鲁迅滚蛋皆因笔下人物复活

文/萧让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看起来，在近几年对鲁迅的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似乎该是时候了。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Ｄ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阿Ｑ们复活了。他们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抱着膀子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等等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如果是鲁迅赶上了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因此，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反思中国人

我们现在对中国人自身的反思，早在几十年前，鲁迅都已经反思过了。今天我们玩儿的，都是他老人家玩儿剩下的。

路过的说说

除了要做研究，其实读鲁迅，个人意见，初中以后诗词略看，杂文不得不看，散文就小学初中时看吧，推《野草》与《且介亭杂文》及其后续。看书嘛，看的是启发，看的是韵味。

你没时间读书，可以啊

总有时间听说鲁迅吧。有很多人说，我比较烦鲁迅，因为他人不怎么地。问，为什么人不怎么地？怎么才不烦？多有说，不喜欢还有理由么？是啊，确实可以不需要理由。那我建议：从明天起，你认真读一下鲁迅吧。没有时间，没有钱，你能看到我这里写的东西，总可以上网吧。你要连听我说鲁迅的好都不愿意，那就算了吧。周兄弟两人中，你读完鲁迅的文字，估计会知道，人这么过不容易。他不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他早看出了自己的世界了。

鲁迅是从小埋在心中的文学情结

哪位能比较下81年版和05年版的，虽然读过了鲁迅所有的小说散文和大部分的杂文集，而且也有了一部四卷的《鲁迅选集》，还是很想买一部《鲁迅全集》来翻读与收藏，书价不菲，所以想听听大家对两个版本的意见以便做出取舍，先在此谢过。

伤逝，鲁迅对爱情的一种解读

我没有读过鲁迅先生的全集 。但是对一些单独成册的散片文章，读了一些。最早是50年代的版本，后来上学的课本中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关于鲁迅写的文章，语文老师也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重点介绍，当然这也是考试的重点。我发现，如果不是语文课的介绍，我不会读鲁迅，也不会了解鲁迅先生的事情。可只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当做一个范文来解读却又让我丧失读下去的兴趣，好像搁在语文书中的，就不是好的小说好的散文了，尽管那时我只懂得小说而不知什么是散文。后来的阅读兴趣扩展了，订阅了《连环画报》。里面就有鲁迅的文章以及配的画图，有时是彩色的，觉得生动极了。而《伤逝》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的，看过后只是觉得压抑得很。里面除了最终的悲剧，爱情的期待、爱情的焦灼都写得好极了，可能那时我也算情窦初开，很有一种知音似地感觉，发现原来鲁迅不仅是革命的还是蛮有情调的，爱情的悲怜让他无望，痛苦，最后又归咎于来自社会的黑暗压榨，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的评语。随着成长，阅历增加。再次回头阅读《伤逝》，我觉得，鲁迅除了压抑还写出了渴望。他的传记对此有很深的解释。鲁迅自己的婚事，也很压抑的，他离开周村走向开阔的世界后，他视野心态变得宽广起来。他需要窗外的明媚，需要桃花、蔷薇的开放，处在越是压抑的环境下，心中的期望就会开出渴望的花朵。鲁迅先生不是一个《伤逝》中的主角，虽然有他的影子，但是当他写出所有的悲剧后，除了抗争寻求新的出路，找寻爱情的决心，这净化了先生，提升了自己，他走出了阴霾，赢得了自己的追求。鲁迅先生不仅是一名斗士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践行者。这也是读者们的慰藉和对先生丰满人性的敬爱。爱屋及乌，所以，《鲁迅全集》总会有读者，因为那好似一面旗帜。

少不读鲁迅

　　韩石山先生说少不读鲁迅，极为赞成。　　在先生去世70年后，陈丹青先生在上海交大做了一篇“鲁迅与死”的演讲，读了十分受启发，而且真的是美文。　　当然，也看到了李敖的骂。李敖我也是佩服的，因为他代表了一种风格，且有基督山伯爵的行践，凭此足以让后辈尊敬。但尽管如此，李敖是与先生不能比的，不仅在骂的水平上无法比，在思想上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始终凭一腔热血在叫骂，而另一个则是拿着冷峻与深厚的刃首在实实在在地搏斗。先生曾说，让他们怨恨吧，一个都不宽恕，在这点上我也不宽恕李敖，不能因为推崇胡适而反对其对手，况且胡适在先生去世撰文赞扬先生；更不能用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对待伟人，这不是嬉笑怒骂地与敌斗争，这是尊与敬的大礼之事。　　曾经在20岁出头大学读书时看到一些关于鲁迅的研究，当时恰好也是各种思潮奔涌期，对于鲁迅的研究开始从出身、成长、留学等各个角度去展开，使我心中的鲁迅不再神化。但，鲁迅所经历的丧父、弟伤、无爱、友亡，睚眦必报必报的恶名，教育部谋职的无奈，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鲁迅的正义。正，是对社会的判断以及和而不同；义，来自对母、妻、弟、友的责任以及危难时的热肠和挺身而出。吾辈不应忘记，方志敏的遗书是通过谁发布于世的。　　藤野先生，内山书店，与售票员的一面，社戏，对范爱农之死与闰土苍老的哀。我也赞同，中学课本中鲁迅的作品太多了，可以去掉一些。但去掉并不意味着先生作品不好，而是的确中学的孩子可能会读不懂。当多少年过去，我们无法忘记这些作品，尤其是再来读先生作品时，我们感到的是文学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我不知还有什么作品能够让我如此二十年过后仍然能不忘。　　先生的确可能被神化了，但是先生的地位即便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抬高，凭先生的真实功底与等身作品也足以笑傲于近代文坛的。而且从人格角度看，先生是无愧于“民族魂”的，尽管先生也是普通人，有养母尽孝的为稻梁谋之举，有禁不住的后续之爱。这才是我心中的鲁迅，真实的鲁迅，一个君子。　　希望将来老了时，能够认真地来读这套书，或许更能感受其深邃与精妙吧，也希望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精髓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旧文一篇：鲁迅书单

旧文一篇：鲁迅书单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作品，最早读应是小时候的课本，回想当时感受，只剩枯燥与生硬，后来世风转变印象更坏。扭曲的东西要恢复本来面目，需要时间重新磨洗，物极必反必然付出代价，一直以来我们身处不断往复的颠覆过程，正常人也失去正常的判断，从我出生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直到八十年代末，自己开始有点“思想”的时候，才初次感觉鲁迅的好。从小喜欢买书又没什么钱，一次在路边旧书摊无甚可寻，两毛一本，捡了些七十年代初出版的鲁迅白皮小册，装祯整洁素雅也算文学名著，为打发无聊自闭的青春躲在家里翻看杂文，突然间体会到鲁迅的亲近，那文字仿佛就是说给现在，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接下来，买些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的单行本，《野草》《朝花夕拾》之类，是作为自己真正喜爱的书买的。后来开始工作挣钱，买了四卷本《鲁迅选集》，又过一段，干脆把十六卷全集提回家，记得是从地安门新华书店，勒得双手生疼，内心却很塌实，至此告一段落。后来发现，家中所藏最早的鲁迅文字，是父母的两本鲁迅言论选编，毛语录一样的小册子，红艳艳的塑料皮。觉出鲁迅的“好”，开始是其思想，理解虽然肤浅。慢慢体会到语言文字之美，与读些古文有关。终于有一天，明白了“文学”，形式与风格，内容和语言，二者融汇之不可剥离。对于鲁迅，包括其它一切文字书籍，这才有了个人的自信的判断。惭愧的是，至今不敢说，鲁迅哪本著作，我曾完整认真地一次通读下来，即如薄薄一册《野草》，也是东一则西一篇，当作闲书，睡前梦醒时分随意翻看。现在偶尔进中国书店，遇见那种七十年代的白皮小册子，若比家里的更加完好干净，依然会买，这书当年全国各省市分印无数版次，我总挑拣是否北京的一版一印。鲁迅已经很久没读了，今晚如想看，也只有那两厚本日记，跟着鲁迅，逛逛往日的琉璃厂和旧书店，陪他独自临碑或与朋友吃酒。合上书本，可以学习鲁迅，在电脑里录下书目，在网上晒晒书单。zy69 2004.09.10 清晨杂记

无题

读鲁迅的书 好像不会过时 那些文字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又何常不是呢那些文字让我们看见了赤裸裸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都将变的那么的那么清晰。

“历史文本”是这样构造出来的

“历史文本”是这样构造出来的——《鲁迅全集》注释献疑一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题记》，在"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一段著名的话中，对"文士们"加了一个注。其中说："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同样的引据，还出现在第2卷《故事新编·理水》的注释中。在该文第三部分禹回京都之后与水利局的大员们会商理水之法的场面中，一位大员说，"学者们"以为华夏人口太多了，藉洪水泛滥"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这里的"莎士比亚"之下，也有一个注。其中说到："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经常标榜只有他们懂得莎士比亚，如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中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别人‘不配插嘴'。稍后的‘第三种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艺风景》创刊号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也借评莎士比亚来诬蔑人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等等。本篇中这个大员从‘愚民'忽然拉扯到莎士比亚，是作者对陈、杜这类人的讽刺。"二这样的注释，为鲁迅的旁敲侧击提供一个言论背景，使读者注意到，在"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杂文中鲁迅固然是有感而发，而小说这样的虚构文学作品，也并非完全脱离作者的现实处境一味凌空蹈虚。这样的阅读提示，对于理解鲁迅当然是有帮助的。《鲁迅全集》的编纂作为"国家工程"，集举国"鲁研"领域的专门家之力，集腋成裘，在这类细节上体现出对鲁迅著述的微言大义的深入把握，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也正因为所阐发的是"微言大义"，直接引导着读者对鲁迅的言论方式、隐含语义、针对对象、乃至精神格局的理解和想象，这类注释的准确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有所偏失，其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就是灾难性的。我曾读过一篇论文，讨论的是同版《鲁迅全集》第1卷《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林语堂"的注释，开宗明义说："这条注释给读者留下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果真如此吗？"（杜运通：《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这个问题问得好。记得当年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到鲁迅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时，我所得到的"印象"就和这里总结的"三点"相去不远，以致后来进入大学中文系专门学习了中国现代文学，仍长期不能正视"林语堂"，或明或暗地以"鲁迅骂过的人，何足道哉？"的眼光去看他。其实鲁迅这篇文章又何尝是要针对林语堂？"费厄泼赖"之说出自周作人的《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林氏只不过一度附和，并且在附和的同时勇猛地跟随鲁迅扮演着对"正人君子者流""揭竿作乱"的"土匪傻子"的角色。鲁迅对此心知肚明（这方面杜先生的文章做出了清晰的梳理），而所以还要以林氏的附和文为由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乃是因为别有隐情：其时他已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相互严守着类似小孩子赌气的立场，别着劲"不和对方说话"，忍不住有话要说了，只好找个别的由头说开去。其实鲁迅的字里行间，无不是冲着周作人而去的。"打落水狗"、"打死老虎"等在鲁迅文章中反复提起的关键词汇，在林语堂的被拿来顶缸的文章《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是出自周作人申论"费厄泼赖"之说的《失题》一文。在这个例子中，一条注释在两个向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鲁迅的阅读。其一是杜运通先生所论述的"林语堂代人受过"，而且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于将鲁迅与他人的争论一概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过"一"代"就是几十年，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林氏的观感和对这场笔墨官司的解读。其实要说到"过"，林语堂、周作人在这场笔墨官司中即算有之，充其量也只能放在"进步阵营的内部争论"的范畴内来讨论，事实上"拨乱反正"之后的学术讨论在这一点上也已经不存异议，但习惯性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思路一经"国家工程"的文献注释固化，并广泛地主导着"国家阅读"时，每一位鲁迅读者的"印象"层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又谈何容易。所以，注释虽小，所关实巨。其二则是导致了对"失和"之后的周氏兄弟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失察。在这个问题上，记得有人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做过专门论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认识，但我把这些论述重翻一过，却没有见到对"费厄泼赖"官司的涉及。我想这样的疏失，在《鲁迅全集》似乎被视为鲁迅研究中理所当然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形下，责任恐怕不应当由研究者来承担，而只能归咎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失当吧。三回头再说前面引用的两条关于"莎士比亚"的注释。这两条注释所涉及的，是比"《语丝》派内部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更复杂的问题，即所谓"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近年随着对胡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古史辨派"的重新评价，如何认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渐有成为"鲁研界"的焦点问题的趋势。重新爬梳这一公案的来龙去脉的相关文献之多，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大概要数由此发端的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在我看来，鲁、顾冲突在"事实"层面的是非曲直，经章培恒（《灾枣集·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项义华（《人之子——鲁迅传·第十五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等的梳理，已经比较清楚；而在"学理"层面的认识，按历史学家的阐释，"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而顾颉刚有份参与创立的"新史学也的确开辟了一代风气。然而，由此而来的学术研究日益走向窄而偏的趋向，导致中国学术整体上陷入舍己从人的狭境，其流弊贻害匪浅"，所以，立足于今天的视野"深刻反省"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派与太炎派的异同消长"，确也非同小可。（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桑兵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读鲁迅"和"注鲁迅"远不止是"文学界"的事情，而是深深关系着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文脉的解读。除开他所指出的"学术史"层面的问题之外，"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所以广受关注，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鲁迅思路"与"胡适思路"的历史歧异在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得到弥合。这个问题关系太广，既超出这篇小文的论题范围，也可能不是我有能力做出解答的。但我想，要想解答这样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应该是做到不要曲解历史文献，不管这种曲解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但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都做不到准确适当，别的事情又何从谈起呢？四早就从媒体得知，新版《鲁迅全集》即将出版。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我写作这篇小文，最想知道的就是：文章开头所引用的两条旧版中的注，新版改掉了吗？为什么要改？理由很简单，这两条注释中对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的引用根本是断章取义。我相信，只要找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任何具备起码的阅读能力的人都会看出，出现在《鲁迅全集》注释引文中的那些话，徐氏是带着一种"反省"的态度说出来的，意在告诫像他自己这样的"留学生"身份的文化人不要自炫"高明新派"，不要落入"新儒林外史式的势利"的"危险"中去，因为"报仇的神永远在你的背后跟着，随你跑得多快。"鲁迅并没有直接指证或引用过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上举文例中提及"莎士比亚"的地方，是否真与徐氏的言论有关，顶多也只能说是在疑似之间。那么《鲁迅全集》的注释又何以会如此深文周纳地挖掘"潜台词"呢？考徐志摩在"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公案中，因负责《晨报副刊》版面的编辑组织工作，一度显得很活跃，他在编前、编后语中的言论立场也明显偏向于当时与鲁迅发生尖锐冲突的主要对手陈西滢，并曾因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的《有趣的消息》、《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等多篇直接针对他的驳斥，使他看起来像是这场冲突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实际上，他在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像《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诠释的那样大，因为他的言论和立场几乎都不构成冲突的原发性因素，而充其量只是像林语堂站在鲁迅方面那样，起到一方的协力作用。基于旧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意识形态化解读，鲁迅在他所参与的所有论战中，都被作为"先进阶级"、"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突出出来，他的对立面也都一概被描绘为群体化的存在，由此，才有诸如"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类的名目被构造出来，徐志摩作为一"派"中的一员，也就必须承载壮大该"派"的队伍和声势的义务了。"历史"和对"历史文本"的注释，就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吗？考虑到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的协同，这桩"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的公案为什么不能命名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考虑到徐志摩通过《晨报副刊》对这笔糊涂账的搅和，更恰当的命名似乎又应该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派'的冲突"？行文至此，我不禁有些悲哀，为我们的历史和历史解读；同时又有些怵然，为一条注释竟然牵连到这么巨大的疑窦。2004-11-7

全集

最近想要读鲁迅全集，当然只是挑些想读的部分。从中学开始就很想拥有一套契诃夫全集，原因已经忘了，时常在书店里看到，那么多本书用一个盒子装着，价格不菲，像是很难得到的东西，于是每次去书店都会望着它发发呆，向往一番，可是等长大后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了，对契诃夫的来处不明的热爱也早消失了。 自己花钱买的第一套全集是张爱玲的。最喜欢读的是老舍全集。杨绛全集家里也有，只读了洗澡和短短的几篇。三毛全集算是我们这 一代女生的必读，而且那时候是要来来回回读上好几遍的。有些喜欢过的作家，基本上也趁着喜欢时的热情读了他们所有的作品，比如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杜拉斯等等,可是因为是断续分开的阅读，并没有读全集的感觉。想来每个伟大的或只是有名气的作家，没有不出全集的吧。真正伟大的作家作品其实没有那么多，如果人们一见全集都去读上一读， 不知得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应该一辈子也读不完。有时在图书馆里看到一些名气很大的也算泰斗级人物的全集，放在书架上崭新的样子一看就没什么人看过。至于有些名气还不够大却也出了全集的人，更仿佛那全集只是出给他本人作纪念似的。一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人还活着就出全集了。如果他出了全集又继续写作继续出书，那已经存在的全集岂不是非常的不全。不全的全集也还是全集吗？

黑暗中的舞步·致鲁迅

　　那些追逐你的人，那些从 　　光明的另一面打探着你的 　　欣慰和诅咒，还有那些旗帜 　　那些马，那些洋溢着血的 　　祭坛……他们只是含糊不清 　　而那些光明还在燃烧 　　记起那时的野草，还有着 　　散淡的花，开在为异姓所 　　拥有的北方广袤的田园上 　　 　　农夫，从你那里一开始就 　　注定好了的，去剥光一切 　　去咀嚼一切，去回味一切 　　他们有着发育良好的犬齿 　　有着平坦的腹，在午后的村庄 　　里顺着风向聚餐。他们要么 　　谈论着粮食要么怎样拉扯着 　　女人的亵布，可我也曾有着 　　那样的猥亵和粗俗。我拖着鞋子 　　走过青石堆砌的街角，刚好 　　看着你沉着脸一言不发 　　不着声儿的沉默，一扇 　　半开的门，屋子里的狗开始 　　大声地叫，让我想起了 　　另一个还在疼痛的自己 　　 　　每一年的春天我决定面向 　　北方大声地吟哦，那些丰稔的 　　野草就从你冷峭的白骨里 　　蓬勃的长出，我拈起三月 　　那只注定不再微笑的花，打算 　　再在有些沮丧的夜里去收获一个 　　关于你的梦，所以我想你是 　　最终没有鬼魂的，有了也不过是 　　消逝在为光明所湮没的夜 　　所以我们注定不能交谈，但 　　在这里漫目生涩的苍白，仍像 　　春天一个孤零零的早晨 　　而我那时无助的泪水，就 　　随着黑暗肆无忌惮的抛出 　　 　　呵！你这寒夜的芒 　　霜雪磨砺着的矛和剑 　　混沌初开捏就的大斧 　　这里只有被盘剥的光明 　　这里只有被掠夺的早晨 　　这里有噤声的爱，我们就 　　在光明上行走，我们就在 　　烛光里歌唱或者跳舞 　　那时就刚好能够看见你的鬼魂儿 　　一扇半开的门，梦清醒着 　　还在梦那儿。即使是不再疼痛 　　不再压抑，都不再是自己所将 　　要寻找的那一声清醒的喊叫

读鲁杂得：从鲁迅说开来

一、幽默的顽童鲁迅在中国，大致有两种面貌，一种是官方阐释范围内的也就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三家说”，另一种是精英式的五经注我的解读，左中右们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把鲁迅拉拢到自己这一边。但无论观者是接受哪种阐释鲁迅的方法，大多承认鲁迅是个金刚怒目的“战士”，这算是左中右们难得的共识；当然，战斗的对象为何，解释权是不由鲁迅说了算的。林语堂说：“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把鲁迅描绘成一个须发皆张的躁狂症患者，也符合不少人心中的想象。论者大多有意无意忽略了鲁迅的“顽童”一面，这个形象不仅可以从鲁迅文章里读出，在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里也可略窥一斑。战士和顽童并不排斥。陈丹青别有慧眼，说鲁迅“好看好玩”，的确如此。虽然是肩扛住黑暗的闸门，做的是千秋大业，但笔下那股历经沧桑的顽皮劲却是遮掩不住。鲁迅的幽默感之丰富辛辣，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做第二人想。钱钟书也是冷嘲的大家，但他总是忍不住要抖机灵劲，其笑话妙喻之密集，硬生生把一部长篇小说拉扯成了一部妙语词典。幽默感不能肆意宣泄，得讲究个适可而止。林语堂，“幽默”的口号倒是喊得震天响，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像个跛脚鸭，遗憾得很。这也正是鲁迅身上的吊诡之处，“幽默”对他而言只是技术手段，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气质，所以不愿多谈。但这个看起来不屑“幽默”的人却写出了《论他妈的》、《在钟楼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等妙趣横生的文章。我之所以喜欢鲁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鲁迅从不板着脸说道理，读他的文章常常让我忍俊不禁。看看那些回忆鲁迅生活的文章，但凡没有政治负担的，大多提到鲁迅的幽默心性，诙谐百出。如果鲁迅活在今天而不写文章，相信也可以成为阿城那样语惊四座的地道侃爷了。对于敌手，鲁迅的幽默中隐含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天上地下，似乎没有什么是鲁迅不敢拿来开玩笑的，写出《我看鲁迅》的王朔同志，其实自己文章也很有些鲁迅的味道，只不过王朔的语言更油滑一点，态度更玩世不恭而已。与鲁迅打笔仗的同时代诸位仁兄，那攻击鲁迅的文章拿出来一看，大多枯燥乏味，连最容易出彩的人身攻击都搞得无甚意思，和鲁迅不是一个重量级，难怪三招两式就被人挑下马来。二、绍兴城古今中外的作家里，像鲁迅这样明火执仗非议故乡的实在太少，瞧瞧他咬牙切齿的叙述：Ｓ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Ｓ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但在另外一些时刻，他又显得如此温情脉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童年和故乡，本是一个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童年生活对人未来发展的影响不容置疑，君不见美国的连环杀人狂们都是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里，在虐待与冷漠之中茁壮成长，欲不成为极端的反社会分子亦可得乎？细腻的心思决定了敏感的童年，鲁迅的家庭是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天天见到的就是那些喜欢在背后戳脊梁骨的邻居乡里，连带着整座城市都成为这位未来文豪的伤心地。这种对身边人的绝望与不屑，在往后的岁月中打磨得棱角分明，最终上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但回忆是有选择性的，鲁迅逝世前写下的几篇怀人文章，还有他计划要写的《母亲》等等随笔，仿佛是回到了《朝花夕拾》的年代，抛弃了一贯的讽刺与冷嘲，又开始在记忆的迷宫里寻找故乡，寻找过去。大限已到，兜兜转转之后还是要回到原点。绍兴城是鲁迅作品里的符号。这里带给鲁迅的悲哀与欢喜，在作品里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喜怒哀乐。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鲁迅功成名就以后，却与绍兴割袍断义，东奔西走也不愿回乡去享受一下幼年白眼相加同乡的前倨后恭，这是大爱折射出的大恨了。《朝花夕拾》是鲁迅给自己的交代，或者说是一次难得的妥协：时光流逝，留在记忆里的泪水渐渐淡漠，苦痛也慢慢消磨了，而与一般人无二的欢趣童稚场景却在记忆里复苏，于是在作品里挤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是鲁迅自己心甘情愿。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三、语文课本里的鲁迅鲁迅的文章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镇，论入选文章数量之多，稳居现当代作家一把手。在我的记忆里，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文章选篇似乎是“别有怀抱”的：《友邦惊诧论》和《拿来主义》阐释了鲁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自然是控诉国民党政权的，《狂人日记》和《药》是向封建社会开炮的，《一件小事》主题光明正大，教学生如何做人的同时，顺便宣传一下社会底层人民的善良无私，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则彰显出鲁迅的亲和人间气，如此安排真可谓是“详略得当”。从这些文章一路学下来，鲁迅是何党何派的同志，那也就不问可知了。其实入选文章的指向性强倒也罢了，毕竟那也是鲁迅的亲笔，要命一点的是课本上的阐释和老师们的解说。大多数学生，除非书香门第出身幼功深厚的，都是借语文课本这项窗口来窥向所谓“文学”的大门，而鲁迅的形象之为何，自然也是老师说了算--这是没有办法的，祖国的花朵们为了应付考试已经焦头烂额，管你鲁迅是哪根葱哪颗蒜？于是经过课本和官方阐释的合谋，鲁迅的形象在每一个学生心中树立起来：三家说、硬骨头、控诉了、揭露了、批判了、说明了、连胡子都要刺人……这些阐释成为学生们和鲁迅之间的一道屏障，这里面自主意识强一点、对文学有些兴趣的，也许在以后发现鲁迅并不是那么回事；叛逆心理强一点的，自然对这座神台上的权威不以为然，甚至逢鲁必批；另有一些人看着这些文章已经对偶像五体投地，自发的顶礼膜拜，偶尔把鲁迅当成武器使用，还蛮称手；而大多数人，则是感觉这位作家不太好亲近，文章似乎也很苦涩，还有一点落后于时代，但大伙儿都说他是文豪呢，于是敬而远之。对于鲁迅的误解，就从这里开始。借用安波托·艾柯喜欢用的一个概念，语文课本对鲁迅的解读可谓是彻头彻尾的“过度诠释”，而毫无创造性、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过度诠释”再往前跨上一步，就成了扭曲真相。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对鲁迅的误解通过最现代最平民化的传媒手段开始江河泛滥，究其根源，好像就藏在家中那本泛黄的语文课本里。四、一面模糊不清的旗帜文革十年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荒诞剧之一，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里面叙述的个人遭遇之千奇百怪，就算是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描绘。写下这出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戏剧的导师毛润之，在十年之内以《毛选》创下了世界图书销售记录，成为左派们的普世偶像。我们看贝托鲁奇的《巴黎恋人》，法国美女跳脱衣舞时媚眼如丝，不过她瞄的可不是男主人公，而是男人身边的毛主席石膏像，这是何其热忱忠贞的献身精神呐。文革里能够大行其道的作家除了老毛和少数几个政治明星写手，可以公开阅读的著作大概只剩下《鲁迅全集》了。鲁迅成为毛润之之外另一面飘扬在文革上空的旗帜，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八十年代出现了“否定鲁迅”的声音，一直到二十一世纪，谢泳还在唠叨鲁迅能够在文革里屹立不倒，乃是因为其人作品里的黑暗恣睢之思想，虽然是被利用的受害者，但与专制政权一拍即合却是摆脱不了的罪名。但是看看如今走过文革的一批人的回忆，似乎也有不少提出文革里阅读鲁迅曾给予他某种反专制的思想触动云云，如钱理群，这是否也能说明鲁迅著作本身即是一个可以自我阐释的完整系统呢？毛润之对鲁迅的评价是众所皆知的，他在多种场合提到鲁迅，“三家说”、“圣人说”且不提，去世前视力恶化，还特别让人文出版社单独印了一套大字版的《鲁迅文集》供他阅读，算是领袖的床头书。如果说毛仅仅是为了利用鲁迅而惺惺作态，那未免太低估了这位枭雄。毛和鲁都是看透中国人本质的人，只不过后者选择了以笔为旗，在无物之阵里孤独终老，喊声真正唤醒的不过是一些民族精英式的知识分子，自己倒是“荷戟独彷徨”；而前者却是“学以致用”，认知是其予智予雄的底气，人民是其纵横捭阖的筹码，落实到行动上就演变出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僵局。鲁迅怕的是死后有人谬托知己，但成为旗帜之后，就算有人不想和他成为知己，不欲和他心灵相通，恐怕在圈子里也是混不下去的。文革里，这个圈子围进了全国人民，而文革后，争先恐后往圈子里挤的人也不少，这当然就是鲁学界的先贤们了。李亚伟诗云：“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鲁迅是聚宝盆，一些人从里面挖出泥土，回家栽种自己的鲜花，一些人却从盆里挖出金钱挖出地位甚至挖出学识，最后还挖出了铁饭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收获》只不过办了一期不太激烈的商榷鲁迅成就的文章，就有那么多人出头“仗义执言”，还有位与时俱进的仁兄声称要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偶像，但雷声大雨点小，那位主席后来偃旗息鼓，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少了乐子。旗帜是扛在肩膀举过头顶的，久而久之，扛旗成了一种习惯，风吹日晒把旗帜的图案抹得模糊不清。零落成泥辗作尘，香不如故。五、先胡适后鲁迅鲁迅、胡适孰高孰低，是现在思想界很吸引眼球的论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共产党执政以后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的胡适一脉，在八十年代开始风生水起，如今赫然成为显学。中国人向来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传统，胡适麾下的自由主义者掌握了一定话语权之后，难免要跟鲁派的同志们擦枪走火。两位生前倒也相安无事的学爷，在徒子徒孙们的起哄下显得势不两立起来。胡适为人宽厚平和，这让不少胡适子弟们最为津津乐道--“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学术水准不是后生如我可以诟病的，但质疑的似乎不少，认为其失之浅薄，无论如何，普及的工作也总得要人做；胡适的思想主张算是清晰的，立场鲜明，言论自成系统，在目前的中国也颇有市场；胡适的文字明白晓畅，虽然换一个角度，可以说读起来平淡如白开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见仁见智了。鲁迅对胡适的性格颇有微词，鲁迅自己是推崇“诚”的，而要做到“诚”，内心的妖魔鬼怪也就不能抑制太过，时时要放一点出来，这也是鲁迅在许多人眼中不近人情的原因。胡适身上似乎只有“绅士鬼”而没有“流氓鬼”，多疑如鲁迅，自然要暗地里揣测一番的。胡适对鲁迅的文学才能则是衷心佩服，陈平原考证《尝试集》，发现周氏兄弟曾给胡适删诗，胡适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里最能看出胡适的态度--后来他对苏雪林的著名回信，倒没必要大书特书，以胡适的地位见识，那封信写得只算是中规中矩而已。有位日本学者认为鲁迅的文章已不适合当代普罗大众阅读，但可以供少数精英参考，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但睽诸中国现状，人民最需要的还是启蒙，鲁迅多疑世故面貌下隐藏的热血，识货的买家又有几个？所以我想，胡适和鲁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分歧，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胡适终生对平等、自由、宽容等人类美好情感不遗余力的鼓吹，对建立一个尽可能好的体制矢志不渝的追求，这种意识应该在中国大众之间普及开来；在此基础上，再来阅读鲁迅有些“鬼气”而较隐晦的作品，似乎是一个折中的好办法。六、鲁迅的幽灵套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幽灵，鲁迅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为了神话这个幽灵，思想界的一切势力，自由主义、新左派、极右们，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主义不认为鲁迅是自己阶级的代言人呢？又有哪一个主义不拿鲁迅对头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主义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鲁迅对于当代的意义为何？从文学角度出发，有“断裂”一代视之为“臭石头”，有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作家视之为精神领袖，有游戏风尘代表民间立场的作家对之嘲玩调侃，还有来自某些美女作家的青睐，不管是褒是贬，这个幽灵在他们笔下总是光彩夺目的，永远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可惜这个幽灵并不只是在文学层面里飘荡。鲁迅的幽灵笼罩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考察一下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接受史，相信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命运的变迁，甚至读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鲁迅在民众眼中的地位，也呈现出饶有意味的浮沉变化。二十一世纪国人视野里的鲁迅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无论是官方的指示、学院的解读或者是民间的声音，虽然着眼点和目的各各不同，但实质上进行的是一场默契的同谋。鲁迅的幽灵依然挥之不去。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当鲁迅文章里攻击的对象改头换面派上今日的时髦语词后，我们发现它们对当代生活的形容描绘还是那么切中肯綮，还是让我们坐立不安，还是让我们恍惚感觉文化传统里的时光并没有远去，不过是不同的演员一次次在我们周遭上演同样的戏码。这样的发现只会让人更伤感无力，我们总是被喊声唤醒，然后继续闷头大睡。能否离开这个幽灵，让他成为历史中沾满灰尘无人翻开的一页，如同他自己的心愿一般？遗憾的是，鲁迅注定不朽，我们也只能继续犬儒，除了动动嘴皮子发发牢骚，别无其它。* * * * *注：鲁迅，所有喜欢读书的中国人都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写鲁迅的想法由来已久，但限于才力，眼高手低，总是不敢动笔，怕贻笑方家。最近手痒，决定还是随便写写，闲话闲说，算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观后感，大伙儿看看热闹就是。手头没有参考书，文中涉及的不少资料依靠记忆，如果有错漏不实之处，我先给大伙儿作揖告罪了。本来计划至少要写十几节吧，这才进行到一半，接下去还想谈谈周作人、张爱玲、一个人的文学史、草创期的白话、到底是什么主义、鲁迅同时代的才子等等问题，但写到这里已经有点捉襟见肘，越看越觉得不登大雅之堂，没必要硬撑，就此罢笔。2005·10·13

鲁迅毕竟是鲁迅

祖国的文字有的人只能拼凑出一堆垃圾有的人可以盖就一座宫殿有的人变幻出鲜花爱情而鲁迅铸成的是一把把小李飞刀刀刀见血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他的一生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文字犀利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敖还是比不上)大热天酷暑光着膀子不开空调坐在地上细细品味鲁迅杂文看着那一柄柄飞刀如何插进对手的七寸直教我大汗淋漓恍若置身于几十年前无硝烟的战场怎一个爽字了得

放屁的鲁迅

每次看到有人痛骂鲁迅，我总是高兴得跟过节似得，恨不能买一二踢脚，把我的兴奋放到天上去。这你也不能怪我，我是一个逆反心挺强的死小孩，以至于对占据课本半壁江山的鲁同学，简直厌恶透了。这不，南方周末1月11号刊发夏志清专访，这位以《中国小说史》让中国现代文学走入西方高等院校的前哥伦比亚教授，谈起鲁说道：他晚年只写散文，别的事情不做，翻译《死灵魂》翻得一塌糊涂，长篇都没有--------还有就是李敖大陆行在复旦的演讲，第一排有个老教授站起来问，你说你是白话中文第一人，那鲁迅算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鲁迅。老教授气得满脸的皱纹都在抖，看得我可乐了，李敖回答什么，具体忘记了，大意就是“鲁迅？鲁迅是个屁”。哈哈哈哈，我看到老教授快昏过去的表情，简直爽呆了。让我背一段我喜欢的台词给你听：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崩到了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了这个屁，很不满意，找来科学家，研究分析，屁是人生之气，在人的肚子里窜来窜去......一不小心打开后门溜了出去。放屁的人，欢天喜地，闻屁的人，垂头丧气，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没屁硬挤，锻炼身体。屁放得响，能当校长，屁放得臭，能当教授，不响不臭，思想落后！当年看孟京辉同学的话剧小碟，多年之后，唯一还能背诵的就是这一段。鲁迅，鲁迅是个屁，他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鸟啊（当然，其实也是别人把他捧成一个鸟人的）想想鲁迅同学曾经说过，打开中国文字的陈年簿子，满纸都是歪歪扭扭的两个大字“吃人”。可是稍后他也沦落成杀人的凶手，且看有多少有志少年，用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去肢解他的文章，每一片，都在老师的指导下放在嘴里嚼了又嚼，最后囫囵吞下去。老师说，你们吃吃看，是不是有草莓味啊？百草园的草莓，是多么的香甜啊，带着绍兴水乡的思绪---。我们吃着，却是满嘴发霉的草纸，天晓得绍兴水乡都只有黑河浜了，结果嘴上又不敢说，直接导致这些同学们长大以后，再也不敢在早餐的面包上涂草莓酱——想起来就犯恶心。我童年是在四川渡过，那里人酷爱吃兔子，上学路上，常常看见有人把兔子倒挂在墙上，从脚上开始，一手用力往外撕，一手用刀子割开血筋脉络，只消三五分钟，一张完完整整的兔子皮就下来了，剩下的兔子，身上肌肉的纹路还很清晰，血淋淋的，甚至有时候腿还在抽动。现在想起来，是有点残忍的，小时候倒不觉得，看得多了，只视做平常。好似杀猪就没这么残忍，虽然放血的时候猪声惨然，但是死了之后，一块块砍，倒不觉得怎样似的。鲁迅的文章就是供我们这么一刀刀砍的，老师教会我们，该怎么举刀，该往哪里看，从段落，看到句子，最后肢解出一个词语出来。有时候还要想，是不是用别的拼装起来会更好，比如说，换个猪嘴里长条蛇信啊，猪头上竖对兔耳朵啊----，当然，最后，我们一直同意，还是鲁迅头上长鲁迅的耳朵比较合适。就这样，鲁迅被无数青春少年肢解，拼装，挂在老师规定的中堂上，猪头猪脑的，直到我们长大以后，自己偷偷把他拿了下来。结果，还是有那么多老教授同我们说，挂回去！谁让你们拿下来的？！你说，能不能怪我看见别人说鲁迅是个屁就高兴得像放了三个响屁？！龙应台曾经说，什么叫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不是要让妇女都工作到出人头地，妇女解放是让妇女能够有自由的选择，爱有一个加强连的性伙伴就有一个加强连的性伙伴，爱裹小脚就一辈子裹小脚，这才叫自由选择。如此说来，什么叫人性解放？人性解放是，我爱在我们家中厅挂猪头鲁迅就挂猪头鲁迅，爱放杀人犯通缉令就放杀人犯通缉令，我爱放屁就放屁，我放到意大利你也管不着。这就是我对鲁迅同学的一点浅见。又或者说，跟鲁迅无关，跟放屁无关，跟什么，都没太大关系。

鲁迅需要重读...

八零后的我读起鲁迅来 有时会感觉格格不如 与时代 与思想都如此...是风格变了还是鲁迅需要再重读.重新诠释..看鲁迅的东西会很矛盾...

先生的文集

大爱先生的文字，无论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价值观，先生的东西总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别样的收获。每每信手翻翻，豁然间的收获，有意无意留在心间。

再读鲁迅

高中读鲁迅的文章，大概理解了40%，如今再读鲁迅，也不过增加到60%-70%的理解。不过每每读之却也畅快淋漓，鲁迅的书适合珍藏，你经历的越多读起来越有味道~~

经典值得珍藏

有幸接触到出版日期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鲁迅全集》（16卷），倍感珍贵。在单位书架上尘封了许久我才拿来读，开始时考虑中学学过那么多鲁迅的文章，还需要读吗？后来又想对那种教科书式的作家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但本着以后要静心读书的原则，还是下定决心认真研究一番，毕竟他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同时还要感谢捐赠这套书的好人，这样珍贵的书用钱是买不到的，也许只有珍藏才能彰显它的价值吧！看到已经非常泛黄的文章，忍不住对编书者那每个细微处的索引注释表示钦佩，这么用心的出版者，恐怕现在很难有了。读完《野火集》，再读先生的文集（第一卷），思想一直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如果说龙女侠的野火像燎原之势蔓延开来，那么先生的文字则如熊熊大火烧遍整个世界，要烧掉的不只是一个旧时代，还有封建制度和人民的愚昧思想。先生的文章，从小到大，从身上的每个器官、生活用的每件物品，以及到人这个整体，处处都在批判，处处都有呐喊，那种精神已经渗透到血液和骨髓里。回想中学时代普遍学过的有：充满浓浓乡愁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社戏》，有笑中带泪的《阿Q正传》，有辛酸悲痛的《祝福》、《药》以及《孔乙己》，还有那时倍感生涩难懂的《拿来主义》、《论雷峰塔的倒掉》。现在读来却另有一番感受。如：“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贴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多么熟悉的背诵片段，如此清新的童年记忆，每个词语、每个语调和停顿，都浑然可见时代的印迹。记得当时觉得“铁的”和“兽脊”这个词组非常费解，而且拗口，但也生硬的记下来了。大学时再读依然没有觉得那么轻松的读懂。也许这就是鲁迅文章的精髓所在吧！“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的一句话，是无数代人永远的至理名言。觉得最搞笑的是先生表述“无赖精神”的韧性大可以令人佩服，忍不住想：他怎么可以观察的那么仔细。先生文章所要批判的和表达的深刻要义，我没有资历去评论，只是想把它对我内心的小小触动简述而已，也许再过多年，我依然读不懂那些杂文的深刻内涵，但我还是会一遍一遍的读下去，从那文字里找到一丝清醒，也提醒自己明白写作的不易。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然而,毛泽东却终生未曾见到过鲁迅。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推崇鲁迅的人是冯雪峰。早在 1934年初，毛泽东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冯雪峰在瑞金沙洲坝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冯雪峰在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时，郑重地介绍了鲁迅。冯说，有一个日本人认为，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其实当时毛不过是读过鲁迅的文章，犹如崇拜明星一样，毛只是鲁迅的一个粉丝。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说，鲁迅对于毛泽东了解不多，说鲁迅看了毛写的诗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后，认为有种"山大王"气。但毛并未介意，反而开怀大笑。据冯雪峰回忆，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他，多次询问过鲁迅的事情。有一次，毛还亲自找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可见鲁迅对毛泽东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

鲁迅的小说,读尽的寥寥无几.但大部分人也许都读过《呐喊》与《彷徨》.这两部小说集也正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从出现到成熟的标志,在文学领域之内,以一己之力将一种文学形式从确立到成熟,数千年以来确实也只有鲁迅一人而已.古之小说,主角无外乎勇将策士 侠盗脏官 妖怪神仙 以及才子佳人.晚清虽有梁启超首倡"小说革命",基本上仍是古之小说之异化,桐城派文章回光返照,畸生的鸳鸯蝴蝶派方兴未艾,就像民国初年一个个粉墨登场的军阀一样.似乎就是历史铜镜上模糊的镜象.虽然在现在,东西方文明的博弈,仍然胜负未分的等待着时间的裁决.但是在现代文学史开端的1917年,西方文明的号角似乎无处不在,五四青年的激情与抗争推翻了一座座斑驳的腐墙,奔向绿草殷殷的邻家花园,他们饥肠碌碌的想找些吃的,这座西方花园最高大的两颗树democracy,science给了他们无限希望.而在他们身后,鲁迅正站在断墙残垣边上,激愤的为反抗绝望摇旗呐喊.......他的小说无疑是恰逢其时的参与了这一场风云际会,而尤以其深刻性彰显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农民、知识分子成了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描写不注重外形，却经常深入内心进入灵魂的捕捉主要向内心开掘。这一点无疑与他很喜欢的妥思妥耶夫斯基很相似，在《白痴》中，梅思金公爵像堂吉诃德那样既崇高又滑稽,却常常一语道破平常人不敢讲的真心话,他的纯真与现实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深刻的反省中使整个作品回荡着作者的声音“把俄国每个普通的灵魂在上帝面前拷问.”鲁迅小说显示出的灵魂更是深刻的，而且通常还具有独特的题材与思想发现。两种常见的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前者如《示众》：抓了个犯人，要杀头，引来一堆看客，通篇不是故事，不是情节，而是一种氛围。被杀的被看客像看戏般被看，而看客的愚昧麻木又被读者发现。透过这层层关系，最后看到的是一种绝望。在绝望中，华老栓在刑场上蘸上犯人鲜血的馒头，在绝望中，孔乙己一身长衫靠窃书来“好喝懒做”，在绝望中，祥林嫂在众乡民的倦待白眼中继续讲述着悲惨的故事。。。。。。这种绝望，不仅仅是表现麻木愚昧，也是对“启蒙”无奈的质疑，正如鲁迅所说的“人只有两划，可是做起来极为困难”这便是先知先觉者的悲哀。“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却是表现的“反抗绝望”的主题。《故乡》中的“我”记忆中闰土的形象被醇化，在归来之后，月光下瓜地里的小英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未老先衰的“他”一脸麻木低眉顺眼，更使作者绝望的是，当他心满意足的挑走了我家的几套敬神的用具时才感觉得到内心的一点欢愉，这就预示了闰土或者说其他广大农村劳动者仿佛寒风中衰草般的命运:封建迷信与愚昧总是与农民如影随形.归来的结果是绝望，绝望之后只好再离开。但是《故乡》可贵之处，在于绝望却并不消沉，因为要“反抗绝望”结尾处明显的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水生和宏儿将我与闰土少年情谊的再现，读起来颇让人心暖。到这时绝望成了一种虚妄，小说最后走向一段高潮，引出“我”的深思：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探索，而且同时体现为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状态的观察与思索。“绝望”不只是对个体而言，而且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生活内容。因此，“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在小说里常常不是体现为个人的精神历程，而是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描绘与评价，但这种客观生活的背后，我们又总能体会到作家确实又并未超脱于画面之外。区别于表现的深切,鲁迅小说格式的特别历来为各大名家所称道.文学研究会的矛盾最早研究这一特点,他评论到"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思想深切，格式特别，小说更多体现是一种横向移植，而不是纵向继承。”就是指鲁迅小说完全是西方小说流派的拓展，而将古之小说“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陈旧的传统摈弃。于是他的小说可以将西方文化偏激，东方文化温和恭谦不饱和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现代小说在他手中从得以确立到成熟的原由。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历来被视为开山之作，首次显示了其格式的特别。“不标年月，一个疯子的十三篇日记胡乱收集，怪异的心理流动（却又有别于西方出现的意识流小说），多少有些逻辑，却又像是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表述”就已与古代小说严格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其“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我”的合二为一”就是在西方精神类小说也从未出现过。第一篇白话文的小说，小序竟然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小序内容也是颇为荒诞，我看到“狂人”的日记时，狂人已到某处候补。余所叙和小说中的叙述者是分离的，小说正文中的疯子从头到尾说的疯话，却又透露着本质的清醒和深刻。从头到尾的疯话，唯有“救救孩子”仿佛狂人是清醒的。小说文本中，正文和小序的分裂性，如同白话与文言，封建与进步的对立造成一种互相颠覆，互相消解，从而形成一种反讽的效果。这一点与海明威小说颇为相似，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模仿了海明威的小说创造，其实实际情况是那时的海明威还没开始写小说。所以鲁迅小说在形式方法方面的创造性与先锋性，在那个时代的东西方世界确实都是无与伦比的。

超越的不只是一百年

封建社会并不会因为一位思想家的诞生而终结，思想家的任务是唤醒民众，如果鲁迅地下有知，必定无奈于现状。

这个要买的。

拖到现在没有买， 一个原因是没钱， 另一个原因是自己总是再辗转颠簸， 带着也不方便。 毕业前在图书馆里看了几本， 没来得及看完。 不过现在买的可不只是16卷了。

鲁先生，和你同殇国人

我很喜欢挑战自己，方方面面。有时甚至不在乎结果，只是为了挑战。于是我很喜欢户外：在雪山草地，在荒野丛林，在山涧河流中，挑战自己，实现自己。但，这仅是于外。于内呢？想来想去只有读书。其实自己很好读书，不过貌似很久没有看“正儿八经”的书了。在我心中，“正儿八经”的书必定是大部头的书，严肃的书，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书，高尚的书，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书，纯粹的书——诸如金庸小说之类的当然不在其中。决定看“正儿八经”的书。最先想到了《资治通鉴》，问藏书颇丰的外公，他回答：有啊，就在书柜里。我打开一看，倒吸一口凉气：民国时期的一套线装竖版繁体字《资治通鉴》。当然，那已经是正儿八经的文物了，当世也没剩多少部了。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珍惜，和自己对繁体字竖版书的惊骇，我决定暂时放弃。在诺大的几个书柜选来选去，看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典——《鲁迅全集》。我抽出第一本，看见了“呐喊”，看见了“坟”，看见了“热风”，仨赫然印于书脊。对于中国人，“呐喊”是永远少不了的，过去，现在，将来。我毕恭毕敬地翻开书，看了起来。《孔乙己》、《狂人日记》、《自序》、《社戏》、《明天》、《阿Q正传》、《药》.......一开始便没法停下来，一直看到凌晨4点。我合上书，脑子里翻滚着那些个醒世明言，翻滚着那些个鲜活的中国人形象。“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上下五千年，到如今，看客依旧，愚弱依旧，只不过因为镀上了暗淡的舶来金，让中国人显得“精神”了些。“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掸于前驱。”——那些个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猛士，当下还有多少？！绝大多数的人沉浸在无所休的西湖歌舞，沉浸在秦淮河畔商女的“后庭花”，轻歌曼舞，霓裳羽衣，纸醉金迷。“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吃了几千年，不一直都是在吃的么。只不过现在的手法更高明，更隐晦罢了！每年的清明，还有人会想起去给瑜儿上坟么？他旁边是小栓，满嘴的人血，哦，还有白花花的馒头。孔乙己仍然“排”出九文钱，两碗酒，一碟茴香豆——邓小平嘴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估计也不知道“多乎哉？不多矣”那句话的出处吧！或者压根就不知道那句话的存在。鲁镇的单四嫂子，还在想着宝儿么？其实和嫂子一样，我们一直在寂静里奔波，暗夜变为明天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哦，有个人，叫柏杨，他也死了。《丑陋的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伤，殇。

我珍藏的十一种书

序：书海浩瀚，非慧眼英雄，难于窥其门径。余天资驽钝，涉猎十余载，所藏渐丰，然所得甚微。略加拣择，推荐十一种文学作品。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愿与同好者共勉。一、《鲁迅全集》十六卷本 在我最寂寞的时候，是先生的书陪伴着我度过了难熬的漫漫长夜。多少年来，无数的流言污语溅在他身上，多少人想要撼动他的地位，他依然在风雨中屹立着。伟大的人，也许注定是孤独的。有缺点的战士，也终究是战士。每当夜深人静，仰头瞥见先生那黑瘦的面貌，便觉得有不竭的勇气，鼓舞着我奋然而前行。二、《红楼梦》曹雪芹著 一部未竟的书，牵动了后来人多少不尽的思绪。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曹氏的内心是痛苦的，历经繁华盛世，欢情散尽，剩下的是一曲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挽歌。曹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泪尽而逝。留下的手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一部血泪之书，一部哀悼之书，一部永远无法穷尽之书！三、《史记》 司马迁著太史公的一部书，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命是渺小的，文字铸成的长城，则永难磨灭。四、《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我文学启蒙期看过的最为激情澎湃的长篇小说，坚定了我的人生观与文艺观，也使我懂得了对创造者的尊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作家，对文学是如此的狂热，他用胸中的最后一滴鲜血，化作了天边永远无法抹去的霓虹。五、孙犁散文 影响我人生与写作的，除了鲁迅，就是孙犁。书衣文录，让我看到了书衣下那一颗爱书成痴的跳动的心，那个在灯下默默包着书衣，用墨汁题写着自己心情的老人，留给我的是恒久的感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让自己谨记：物质可以贫穷，精神决不可苍白。这个垂垂老者，历经劫难，九死一生，晚年写成了十种小书。避居陋巷之中，远离尘世烦嚣。为人为文，一片赤诚，清新隽永，余香不绝。六、《围城》 钱锺书著这是一部人生的大书。一部才华横溢之书，一部嬉笑冷嘲之书。古来圣贤皆寂寞，能如钱先生欣然独笑，自得其乐者，廖若晨星。七、《务虚笔记》 史铁生著 在阅读《务虚笔记》的心灵之旅中，让我有如沉浸在一片无涯的记忆之海。这个在二十岁上就注定要与轮椅终生陪伴的少年，这个不得不终日在废弃的古园中苦思冥想、质问人生的少年，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风霜，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沧桑浮沉。残疾与爱情是史铁生摆脱不了的永恒的人生命题，《务虚笔记》是作家试图破解人生密码的生命寓言。八、张承志散文 当代作家中，气质与鲁迅最近的，我认为是张承志。小说《西省暗杀考》，正如鲁迅的《铸剑》，是一篇反抗暴政的檄文。张承志如今已没写小说，只写散文随笔。张承志的散文随笔，有一种纵横捭阖的大家风范。他的平民信仰，注定其一生飘泊，游学四海的命运。这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作家。张承志嫉恶如仇的性格与铺张扬厉的文风，像是黑夜中的墨剑，无锋亦足以致命。九、川端康成小说集----《雪国》、《伊豆的舞女》这个代表日本之美的老人，一生好像灿烂的焰火，照亮了无尽的黑夜。那淡淡的哀愁，也在刹那间凝成永恒。十、《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著我无法掩饰自己对书中这个瘦小昏愦老头的喜爱，这个独斗风车的勇者，瘦弱的身躯骑着驽马，义无返顾地向世俗的不公作着决战。既使一败涂地，那过程也是美丽的。十一、博尔赫斯小说集博尔赫斯一生只作了两件事，读书与写作。他的小说如同一座记忆的迷宫，充满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和穿透力。博尔赫斯仿佛拥有“上帝之手”，不断翻动着智慧的魔方，改变了世界的小说与小说的世界。

籍此谈谈作文

那天看到小品文的排名，鲁迅排第三。忽然想起初中时有同学发“浩叹”：“为什么总让背鲁迅的文章啊？一点不觉得好！” 大概多数朋友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吧？——眼里只见得美丽的词藻。 其实这很正常。整个世界对少年的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每每都是“初体验”。于语言，亦是如此，那些或精巧或绚丽的词汇吸引了我们的绝对注意，我们本能地为种种“不平凡”所吸引，虽然其中不乏后来才知是陈词滥调的东西。 我也不例外。一度沉迷于经营华丽词藻，也因此输过作文竞赛。慢慢注重表达真情实感，及到个人思想成熟起来，才渐渐忽略形式，让内容作主导。 几年前做硕士论文时研究语言的感染力，看到有翻译大家为了保持文字的新鲜感故意把“海枯石烂心不变”处理成“纵使大海干枯水流尽/太阳把岩石烧作灰尘/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恍然有所悟。——是否，那些行文朴素一度为我们所质疑甚至嗤之以鼻的大家非但不是不擅用那些华丽的词藻，反而是在刻意避免使用成语呢？ 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近年来不断看到买弄的文字，尤其在网上。其中很多干脆就是为文造情。真情没品出来几分，文字造势却叫一个足。就说那比喻通感吧——能通的不能通的，统统拿一些模棱两可莫名其妙的词汇来“串通一气”，看得直让你觉得像有人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卯着劲儿拿锥子戳你。 当然，这也是文如其人。 还是说说我喜欢的文字吧。 开始喜欢鲁迅的文字，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高中二年级，一整套十六本从妈妈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鲁迅全集放在案头，夜里偷偷爬下床，开了台灯，整篇整篇地誊写野草集。 然后在大学学文学翻译，同时爱上老舍和海明威。 爱老舍笔下灵动的文字，跳跃的节奏。简洁，平实。 爱海明威站着写作的精神，删繁就简，愈见其中蕴含的力量。 毕业，留校任教。日子愈发像静静的流水。爱上汪曾祺。 那精炼朴实的文字啊，没有空泛的说教，也没有大人大事的异峰突起，可就是那么好滋味。至今每每回到爸妈家都要从书橱里拿出他全集的小说卷或散文卷，睡前读，好像就睡得格外恬适。

钢铁战士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的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前行。” 　　 　　 我玩耍似的并无知的走过我封闭式的童年，天真烂漫又大胆怯的少年，狂妄自大的青年。如今，我要以成人的姿态开始迈入这真实而漫长的艰难岁月。这是我以前不曾觉悟的，也是没有谁能告诉我的，这种感觉强烈并迅速的在我体内蔓延滋长，无法控制，难以自拔。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束手无策。彷徨的日子里我找生活其它的附属品来打发时间，来压制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麻痹自己。而现在我开始躲在黑暗里自我解剖与反思。 　　 　　 在回忆里，我在亲人合朋友面前肆无忌惮的玩世不恭，装腔作势的说话。任性无理的索求那些一文不值的物质合微不足道的尊严。我毫无付出却在那个时候得到那么多。这种恩惠是我与生俱来的福气。不可否认，这些回忆我一生都会珍藏。 　　 感谢你们任然容忍了我的缺点合过失，也没有抛弃我，远离我。可爱的你们定要快乐的生活，等待我尽心的报答。这份记忆也是我毕生的财富和努力奋斗的源泉。 　　 　　 即使是现在我也是个学生而已。我没有证明合凭据来为未来买单。我确实是为了我的一己私欲在努力着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是为我自己！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够，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即使有所成果，这个故事也不会经常，这段岁月也毫无价值。 　　 　　 人是要有大理想的。我生于社会，安于社会，死于社会。那么回馈社会就无不例外的成为社会人最大最高境界意义上的理想。记得青年时候我总是义愤填膺的指责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甚至谩骂。年轻犯下的错误一样是不可原谅的，我也受到了惩罚。面对过失，不单是勇于承认，而且要去尽力弥补，这便是责任的关键所在…… 　　 　　 这黑暗来的过于压抑，我已经进入梦乡，梦里清晰的听见麻雀明亮的叫声在楼道里回响。原来已经是清晨，一道柔光照进我床铺，脑子一片空白。当我起来，我才惊愕的发现床头分明写着： 　　 　　 我没有诀窍，我只有勤奋；我没有痛楚，我只有坚持； 　　 我没有依赖，我只有自强；我没有未来，我只有现在。 　　 　　 　　 在安静的夜下读完这血肉模糊又热血沸腾的精华之作，夹杂着记忆已经是泪流满面。

鲁迅的伟大

鲁迅的伟大完全不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所以这次新版教材压缩鲁迅的数量，丝毫不会影响他的伟大，甚至会加深他的伟大。可以让叛逆的青少年们摆脱教材的束缚，看看鲁迅真的文字。这么多年鲁迅文字的美都被语文教育抹黑了。那么多人抱怨他文字的半文半白和语法不通，殊不知文字的魅力就在于似通不通的长句和隐隐约约的语法错误上面，没有这些的文字只能是学术论文而不是文学。文学从来都不需要清晰的逻辑，无懈可击的语法，通顺的叙述和精准的引用。我是个执拗的喜欢拗口文字的读者，所以我写不出通顺的应用文，公文。我只喜欢文学，喜欢鲁迅文字中的拗口与别扭，因为他是美的。还有那些隐喻，不是语文参考书里那样的马列，充满了悲悯的情怀。我一向固执的认为赞美的文字都是虚假的，只有刻薄的文字才是悲悯的。文从来都不如其人，越是尖酸刻薄的文字后面越是一颗善良的心，越是华丽激昂的文字后面越是一个卑劣龌龊的人。鲁迅的文字的美，与鲁迅的文字的刻薄共同构成了鲁迅人格的伟大。无论是在文学的角度，还是为人的态度，都不是语文课本能够承受的重量。